<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林蕭（姬恒林）</p><p class="ql-block"> 父親半臥在病床上，枯瘦的右手緩緩撫摸著掛在胸前的金色紀念章，在我的示意下顫抖地舉起帶著輸液針管的右手臂，沖著我的鏡頭敬了一個軍禮。我摁下快門，剎那間就想好了，這張照片就叫“百歲軍醫(yī)的軍禮?！? 可惜很快我就醒了——這是前兩天我做的一個夢。 轉眼父親走了整整一年了。</p> <p class="ql-block"> 去年7月初，當我從父親所在的遼寧省軍區(qū)第8干休所領導手里，取回父親獲得“光榮在黨50年紀念章”后，腦海中便時常會想：若老爸還能堅持兩個多月，在慶祝建黨百年之際戴上這枚紀念章，那將是他進入百歲之年的最好的禮物??！就像2020年紀念抗美援朝出國作戰(zhàn)70周年的時候給他戴上紀念章的時候一樣！</p> <p class="ql-block">干休所工作人員給病榻上的父親帶上紀念抗美援朝出國作戰(zhàn)70周年紀念章。</p> <p class="ql-block"> 2021年3月末干休所在統(tǒng)計黨齡50年以上健在老黨員時，1921年9月出生的父親不僅是所里而且還是院里最年長的一位。雖然他從來都沒有想過活到百歲，但我們都由衷祈愿他衰弱的心肺還能支撐他的軀體迎來他生命中的“雙百”。一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政黨的百歲，一個是渺小的個體的百歲，雖反差很大，但對這個生前十年就立遺囑又要捐遺體，又要給失學兒童再捐5000元錢（己資助22名貧困學生），并有著60 多年黨齡的個體來說是多么富有意義?。∵z憾的是父親沒能挺到7月1日這一天就回到他百年前來世前的世界。</p> <p class="ql-block"> 那天夜里，雖然父親處于病危昏迷之中，醫(yī)護人員也在竭力采取措施，但因他生前立下過遺囑，在臨終前勿用過度性搶救。所以我和二位姐姐也都達成共識。父親住院這幾年N次病危，醫(yī)生征求我們意見，我們都簽字不同意進行創(chuàng)傷性的搶救。那夜守在病床旁，當病床邊監(jiān)護儀已經呈現直線，搶救的醫(yī)護人員將父親的氧氣面罩摘下，父親的身體漸漸涼了下來。雖我和倆位姐姐早有心理準備，父親畢竟是高壽了，病危也多次了，但當這一刻真真到來，我們再無法喚醒血脈相連的老爸，內心仍有太多悲傷與不舍！我們含淚給他擦身，穿好衣服，送他回到生命誕生前的另一個遙遠未知的虛空之境，想象著那里是一個無法形容的天堂，也許那還有母親在等待他。</p> <p class="ql-block"> 百歲年輪最后一筆沒有完美畫圓恰恰顯出生命的真實。人世間本來就沒有完美。父親能活到這個年歲，我們已心懷感恩。李白詩云“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比诉@一生，無論是百年還是十年，是輝煌還是平庸，在天地輪回之間都只不過是一個匆匆過客，一粒渺小的塵埃，一顆倏忽的流星，來過，漂過，閃過，隕落，終歸土地。其意義就在于，在這短暫的生命中是否給了這人世間留下了愛與溫暖，留下令后人回味的有益的痕跡。</p> <p class="ql-block">早在父親90壽辰的時候，我曾經幫父親將他發(fā)表的論文，在媒體上發(fā)過的科普文章，以及他各時期的圖片、簡歷、榮譽、人生感悟編輯出了一本《醫(yī)者仁心》，但其中他的個人經歷只是個簡歷。父親走后幾個月里，他的身影時常走入我的夢里。當我和姐姐打開父親封塵已久的箱子，看到他以前的發(fā)黃的日記、信件和文稿，過往的歲月不禁一點點在我的腦海中立體地呈現出來。父親仿佛并沒有走。他生命的血脈和基因還在我身上延續(xù)，他總是在我靈魂的時空隧道中徜徉，梳理他生命的歷程也好似在回溯我的童年、青年、中年，我感受到一粒南方的種子如何被送到了東北扎根，輪回。</p> <p class="ql-block"> 出 生</p><p class="ql-block"> 去年7月前后，我曾想象100年前的7月23日至月末，那個風雨如磐的年代，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8號那棟石窟門里，13位來自各地的共產黨的代表正在秘密醞釀著開天辟地的偉大組織的誕生；</p> <p class="ql-block">而那時另一個幼小生命正在離此不遠的浙江湖州一個小腳婦女的子宮中不時躁動。一個多月之后，他便迫不及待地來到了這個混亂的世界。當時這個嬰兒的啼哭聲，應該是深秋太湖南岸那個重男輕女的姬姓家族里最美的聲音！</p> <p class="ql-block"> 姬子卿——祖父姬鴻生向教書先生請教后起的名子，在秉承軒轅皇族姓氏后又寄托著怎樣美好的希望！通過爺爺在1968年給父親寫的信中了解到，爺爺的童年雖然父母早亡，但因為祖上留下來的房產多，父親童年時期的家境應該還是比較殷實的。看著父親在七歲讀書期間和他的母親及姐姐拍的照片，他竟還騎著三輪自行車，應該能看出他還是比較得寵的。</p> <p class="ql-block">父親兒時與祖母陳愛生、大姑媽姬志華合影。</p> <p class="ql-block"> 姬家中女孩子都念書不多，但父親卻從小學念到大學，無論怎樣艱難，斷斷續(xù)續(xù)，一直讀到27歲。他那飽滿的天庭和眉宇下秀氣的雙眼，高隆的鼻梁上架著一副近視眼鏡無不透著讀書人的斯文，也透著爹娘的希冀！ 不過那個時候他的父母不可能知道這個小兒子的生命會與比他大一個多月的那個組織有什么聯系。更不可能預知這個孩子的生命經歷了中國近代史上最黑暗，最動蕩，又最輝煌的時代，跨越了整整一個世紀?。呐f民國到新中國，從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再到新中國政府，再到新世紀的今天。</p><p class="ql-block"> 事實上，父親漫長的人生旅程中，大時代的浪潮深深地席卷著他這個渺小的個體，影響了他的命運。而在關鍵的歷史節(jié)點上，他生命中的貴人與他明智的自我抉擇又成就了他后來的人生。他經歷的人生磨難和家庭的不幸，（少年逃難，青年喪母，中年喪妻，老年喪子，右眼失明，腸癌）壓彎了他的脊背，但也鑄就了他的堅韌。</p> <p class="ql-block">1937年11月，日寇第10軍第6師團從江蘇震澤出發(fā)，在半路亭兵分水陸兩路進犯湖州南潯。19日湖州東大門南潯鎮(zhèn)淪陷。</p> <p class="ql-block">江南水鄉(xiāng)無限美，可惜被一群野獸鐵蹄糟蹋。</p> <p class="ql-block"> 逃 難</p><p class="ql-block"> 多年前父親住院期間我曾詢問過他早年的一些經歷。 他曾向我介紹：1937年8一11月，日軍進攻上海，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日軍占領浙江期間，正在老家浙江湖州讀中學的他曾在孝豐參加過一個抗日宣傳隊，后來又逃到了杭州，又從杭州坐船逃到上海，找到在一家絲綢莊做掮客（中間商）生意的爺爺。當時兵荒馬亂，眼看日本人就打進來了。當爹的不能讓16歲的兒子在此久留。</p><p class="ql-block"> 父親曾對我說：“當年你爺從長袍里掏出四塊大洋用一塊布包上給我，讓我趕緊坐火車逃往長沙，那大概有流亡學生登記，或者去貴州，聽說銅仁高中不錯，總之到哪都要想辦法繼續(xù)念書?！?lt;/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祖父姬鴻生年輕時照片。</p> <p class="ql-block">父親只好辭別爺爺，在上海的大伯送父親隨著一批青年學生到了火車站，在一片混亂中父親慌忙爬上了上黑色的貨車車皮。車皮頂上全是人，他在擁擠的車廂上面坐了三天三夜，白天頂著烈日，夜里頂著山谷中呼呼的風，忍受著饑渴，睡覺都怕從車皮上掉下來，連夢都是顫抖的。車到了一個大站后就要趕緊下車找水，然后趕緊再爬上車。連撒尿都心驚膽戰(zhàn)地在車廂上面撒。他們先到了長沙，幾天后又從長沙坐火車到了貴州銅仁。</p> <p class="ql-block">然而，前一段在整理父親生前的筆記文稿時，我發(fā)現了在他寫于1968年8月（可能是給組織上的）一個匯報材料與他前些年和我的交流有較大的出入。</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37年冬離開家鄉(xiāng)赴貴州讀書的情況匯報</p><p class="ql-block">“1937年初冬，日本鬼子從金山登陸，進攻浙江。家鄉(xiāng)告急。我那時是初中二年級，學校遷至孝豐。但不久鬼子又趕來了，國民黨軍不抵抗一直在撤退。家鄉(xiāng)已經淪陷，學校就在孝豐解散了，我不愿意做亡國奴。剛巧那時，縣政府民政科在梅溪鎮(zhèn)舉辦了一個宣傳抗日、組織群眾參加的抗日訓練班，有幾個高班同學如馮壽灝、鄔文伯等參加了。我那時無家可歸，聽說宣傳抗日也就參加了。班上大概有七八個人，還有幾個不是我們學校的，我那時年齡最小剛十六歲。初次離開家還是有一點害怕，在這個訓練班大概學習了十七八天，內容主要是如何向群眾宣傳抗日，組織群眾參加抗日。這些地方那時也有新四軍的地下工作者。我們訓練結束前還領了十幾元（紙幣）的伙食費。以后出發(fā)來到一個鄉(xiāng)村，先開始調查研究，隨即動員宣傳群眾起來抗日，但工作不到幾天，日本鬼子又進來了，我們在槍炮聲和火光下撤退到另一個鄉(xiāng)村。第二天半夜，鬼子又打來了，我們十幾個人連夜撤離，在四處槍炮聲中徒步跑了一天，之后到了杭州。</p><p class="ql-block"> 那時，杭州的國民黨軍隊也不抵抗就退走了，杭州市一片混亂，很多人都在逃難。就在這晚，國民黨軍隊炸斷了錢塘江大橋，我們只能雇了一只小船渡過了錢塘江。到了蕭山還有最后一班火車，還是黑色的閉罐車廂，我們都擠了上去，坐了兩天兩夜到達金華，在金華留了一天，聽說南昌和長沙偽教育部有流亡學生登記，我們又徒步到了衢州，那時我開始有些孤獨感，我走路又趕不上人家，路不好走，摔了好幾跤，還暗暗哭了兩次。到了衢州火車站，我爬在火車頂上行，橫睡在車頂上。車廂里早就擠不進去了，就這樣乘火車又到了南昌，那時就聽說我們這批同學中有一個叫卜明的和其他幾個同學準備到漢口之后轉到陜北延安去。而我及其他幾個同學都想繼續(xù)上中學。</p><p class="ql-block"> 到了南昌后，又聽說流亡學生登記處在長沙，我們便又乘難民火車到了長沙。到后我們借住在一所中學，睡在地上，我去了長沙第一師范也曾聽過一次郭沫若同志的報告，那時已是1938年的一月。也去過偽教育廳辦理登記上學事宜。在長沙，我大概又住了十天左右，后來我們就得知消息，要出發(fā)去貴州銅仁中學念書，由偽教育部給我們編隊坐小民船離開長沙，先到常德，由于前面有土匪活動，在常德留了兩三天，再坐船到桃源，經過芷江到晃縣，（今新晃），從長沙到晃縣大概坐了十天的小民船，從晃縣再徒步一天之后到了貴州銅仁，結束了這段艱難之旅。這一旅程的同行者就是馮壽灝，鄔文柏。 1968年8月22日 姬子卿”</p> <p class="ql-block"> 仔細看完父親寫的這一段詳細經歷我長長出了口氣，感到一絲壓抑、艱難，同時又有一種新奇感。這與1995年他湖州初中同學郎云麟給他的來信講到的當年參加抗日宣傳和逃難經歷相比照，證明他當年的敘述是真實的。</p> <p class="ql-block"> 而父親在“文化Da革命”期間寫的這一段情況匯報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這與他于90多歲高齡在醫(yī)院里跟我回憶的經歷有較大的出入。為什么這個匯報里沒提及到上海見到爺爺？我仔細看了在那一段特殊時間他讓爺爺寫的家庭出身情況介紹及他自己的思想匯報之后，覺得父親晚年跟我說的也應該是實話，只是由于高齡記憶力減退，并有輕微阿爾茨海默癥，當年的一些詳細經歷可能已經淡忘；而“文革”期間匯報未提及去上海，一方面是擔心自己一旦有事兒為了不牽扯家人，另一方面那個年月，如某個人家庭出生不好或父母有嚴重錯誤，很多人都被要求跟家人劃清界限。 由于父親認為爺爺是小資產階級有剝削階級思想，為淡化與爺爺的關系，便刻意不提這段經歷。而人的歷史，其實不僅寫在紙上，也刻在人的心里。</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熬到了貴州銅仁，父親和幾個同學到了銅仁中學。住在一個山坡上。幾個人住在一個黑暗的屋里，喝水都很困難，要從山下去挑。無數個黑暗而饑餓的夜晚不知道是怎么熬過來的。父親在銅仁高中又念了三年書，為了生存, 他曾經做過印刷廠的徒工。畢業(yè)后又繼續(xù)做了一段時間工。這期間（不知具體時間），他曾接到湖州老家的一封來信，打開一看竟然是母親（即我祖母）因病去世了，意外的打擊攫著他的心。哀傷，思念，又無助—因為他根本沒法回家。暗夜到來，他驀然感到無邊的苦痛、思念和孤獨。漸漸地他萌生了想做一名醫(yī)生的愿望。</p> <p class="ql-block"> 上大學</p><p class="ql-block"> 抗戰(zhàn)初期，上海、南京等地相繼失守，淪陷區(qū)學生紛紛失學，流離失所。其中相當一部分流亡至戰(zhàn)略后方西南地區(qū)。當時民國教育部為奠定西南地區(qū)醫(yī)學教育基礎，決定在貴州省貴陽市建立國立貴陽醫(yī)學院。那是貴州省的唯一一所本科制的大學，當時也是全國為數不多的幾所高等專業(yè)醫(yī)學院之一。</p><p class="ql-block"> 1942年，父親考上了國立貴陽醫(yī)學院?！氨緛砦铱嫉倪€差一分，”他告訴我：“但戰(zhàn)爭年代兵荒馬亂的, 能考上大學的年輕人很不容易，所以也錄取了?！?lt;/p><p class="ql-block"> 當父親來到學校之后，眼前的情景卻令人失望。這就是堂堂國立大學嗎？泥濘的馬路上兩個木頭桿子和一塊木板居然就撐起了學校臨時院舍的大門。</p> <p class="ql-block">當父親來到學院的男生宿舍，他看到這里就是一棟茅草房，女生宿舍也是茅草房。一個房間里要住好多人，都是上下鋪。條件極其艱苦，甚至下雨的時候，屋內都會漏雨。連教室、實驗室和尸體房也是草木房，只不過比宿舍蓋得堅固一些，較少漏雨罷了。特別難以啟齒的是，男女浴室蓋在一棟茅草木房中。</p> <p class="ql-block">父親的同學、著名神經病學專家盧亮在回憶文章中寫道：“說來實在是有傷風化，男女浴室蓋在一棟茅草房內。其隔墻還穿著孔孔洞洞，如果有人故意窺視對方淋浴的話，那也顧不得這些罷了。好在那時同學之間，舊的禮教風氣還相當嚴重。學校的管理相當嚴格。男女同學談戀愛可以。但不準在畢業(yè)之前結婚?！备赣H另外一位同班同學，我國著名燒傷外科專家劉伍生回憶“我們的宿舍在幾里路遠的打兒洞山坡上，晚上偶爾可以聽到狼的嚎叫聲;伙食很差，飯里有砂子，菜是清湯寡水，豆芽、菠菜。在這種環(huán)境里，一些新同學悶悶不樂，愁眉苦臉。然而大家也常自我安慰:抗戰(zhàn)時期，青年學子不流浪街頭，有飯吃有書讀，夠幸福的啦！”（摘《貴陽醫(yī)學院報》一《貴醫(yī)記憶》1998年9月15日）</p> <p class="ql-block"> 上了大學后不久，學校有一個訓導主任要求所有的新生在高中沒有加入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團的必須參加三青團。盡管大家都有些討厭他，但也很無奈，何況三青團也是主張抗戰(zhàn)的，所以父親也隨大溜參加了。</p><p class="ql-block"> 當年學校條件雖然艱苦，但教師隊伍云集了許多名師名家！父親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所以嚴于律己。他曾說：“那時我身上己沒有錢了，幸虧得到時任貴州省衛(wèi)生廳姚克芳廳長的資助。后來你爺在上海也給了他家人一些錢。他甚至還把家里的英文打字機都借給了我。那在當時的我們來說是很稀罕的！” 父親并非是什么特殊人物？姚克芳為什么要資助他呢？我特意在網上查找了一下資料：姚克芳當時還是中華醫(yī)學會代理事長，湘雅醫(yī)學院寄生蟲學科和貴陽醫(yī)學院公共衛(wèi)生學科教授。兼貴州省立貴陽高級醫(yī)事職業(yè)學校校長。他早年考入湖南湘雅醫(yī)學院，讀書期間，曾經參加過毛澤東領導的驅逐軍閥張敬堯的運動，是一位思想進步的知識分子。</p> <p class="ql-block"> 我不知道父親是怎么認識姚克芳的，抑或是爺爺認識他？只知道他與父親和爺爺是同鄉(xiāng)湖州人。在中國，老鄉(xiāng)的意義是如此之大，甚至相當于有血緣的親戚。父親的人生選擇參加革命都深受姚克芳的影響。我二姐姬旭紅今年2月暫無疫情期間曾赴貴陽醫(yī)科大學參觀并看望現年已過百歲的父親同學貴州醫(yī)科大學附屬一院燒傷外科主任、外科專家劉伍生。</p> <p class="ql-block">據劉老先生回憶：“姬子卿上大學的費用都是姚克芳出的，他隔一段時間就去姚克芳家取一點錢，而且還能蹭一頓飯，改善一下伙食，回宿舍的時候還帶十幾塊糖給我們同學吃。那時姚克芳的家人往在上海，姬子卿家也是上海，他的父親過一段時間就會到姚克芳的家中送些錢去。有一次，他還從姚克芳家里借來了一臺英文打字機，在當時那是很貴重的東西，我的英文打字就是用它來練習的，大學畢業(yè)以后參加病理科的考試，人家問我會不會英文打字？我說會。我就用英文打了一份病理報告?！?父親在大學期間一直樂于助人，所以人緣兒也很好！1998年貴醫(yī)校慶期間，父親還將自己1943年在學校六廣門上組胚課時在顯微鏡下做的筆記捐贈給學校校史陳列館珍藏。</p> <p class="ql-block">父親同學百歲老人劉伍生教授寫下當年五位同學的名字。前排左一為父親。后排中間為劉伍生。當年風華正茂的同學，如今唯劉伍生健在。</p> <p class="ql-block"> 1944年，父親緣何跟隨學校師生遷移到重慶？后來又如何被學校組織面聽蔣介石講話？畢業(yè)分到南京中央醫(yī)院之后，在解放軍占領南京之前父親又面臨著怎樣的人生抉擇？ 敬請看第二部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