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37, 35, 8);">毛澤東親自傳授對敵斗爭藝術，是謝爽秋革命生涯的高光時刻</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22px;">謝爽秋</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22px;">原《掃蕩報》副總編輯</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謝爽秋（1913~1993）男，漢族，江西省贛州市興國縣良村鄉(xiāng)中洲村人。早年在上海復旦大學讀書。中共黨員。從事地下革命活動。后受黨組織秘密派至國民黨《掃蕩報》工作，曾任該報副總編輯。建國后從事外事工作，曾于1954年隨同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參加日內(nèi)瓦會議。繼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越南大使館政務參贊。“文化大革命”后，曾任國家外交部顧問。已離休。</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37, 35, 8);">謝爽秋革命生涯令人欽佩的高光時刻</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1945年8月，毛澤東為重慶談判來到桂園，《掃蕩報》社長黃少谷聞訊馬上派采訪部主任謝爽秋去訪問毛澤東，黃少谷想利用謝一年前去延安見過毛的條件去提前摸底：一是了解共方帶來的和談方案，二是了解共方在整編軍隊方面可以接受的程度，黃少谷想借摸底信息搶先向蔣介石匯報邀功。</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毛澤東在桂園客廳單獨接見謝爽秋，一見面就說：“你參加訪問團到延安，恩來向我談過你，知道你是黨員?！辈⒂H切詢問謝爽秋的工作和身體情況，對他進行鼓勵。</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當知道此次訪問的意圖后，毛澤東笑了，他隨手拿起一支鉛筆，在謝爽秋的筆記本上寫了幾句話，大意是重申和談誠意，希望大家都要本著和平精神才好解決問題。囑咐謝爽秋用這些話寫一條新聞給黃，并風趣的對謝爽秋說：“給黃少谷講，毛澤東只講了這個話。這個話發(fā)表時，不要有改變，改變了他就要否認?！?lt;/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深諳新聞工作原理和技巧的毛澤東并沒有向謝爽秋透露更多信息，毛澤東親筆給謝爽秋寫下幾句話，讓他拿給上司看，巧妙的避免《掃蕩報》借機制造另一個采訪報道。此舉讓黃少谷碰了一個軟釘子，黃急于 “立功”的想法落了空。而身居中間角色的謝爽秋不僅得以當面聆聽毛澤東對其敵后工作的指示，還不動聲色的“完成”了上司交給的任務。這就是毛澤東親自向謝爽秋傳授的對敵斗爭藝術</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毛澤東第一次接見謝爽秋是1944年5月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時。</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當時謝爽秋接受周恩來指示，以《掃蕩報》記者身份加入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謝爽秋通過國民黨軍報記者的的特殊身份，及時掌握國民黨當局關于西北參觀團的所有策劃和安排，以及有目的的路線設置，使延安在接待中外記者團時，能采取有針對性的悉心安排和應對處置，從而保證這場輿論宣傳戰(zhàn)線上“封鎖與反封鎖”斗爭取得重大勝利。</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謝爽秋在這場中外記者輿論宣傳的斗爭中，是一個關鍵人物，作為國民黨軍報記者的身份，他不能公開發(fā)表稱頌延安的報道，但他在團內(nèi)暗中做了大量工作。</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謝爽秋和《新民報》記者趙超構白天一起活動，晚上同住一個窯洞，給了趙超構不少幫助?；氐街貞c后，趙超構寫出十幾萬字的《延安一月》，在成都和重慶的《新民報》上連載，并結集成書，1946年，謝爽秋將《延安一月》帶到日本，翻譯日文《延安一月》出版。日本讀者推崇它是繼《西行漫記》后，又一本介紹中國共產(chǎn)黨的書籍。</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謝爽秋對其他記者的身份信息進行認真了解，把《商務日報》金東平是軍統(tǒng)特務，假稱為方便記者拍發(fā)電報，路過西安時還叫來一名中統(tǒng)特務偽裝工人帶電臺隨團行動；所謂中央社記者楊家勇，從來沒在新聞界露過面，是臨時從中統(tǒng)調(diào)來冒充記者的職業(yè)特務；以及《中央日報》張文伯是CC的骨干等情況提前向中央報告。對記者團的臨時發(fā)生的參觀動向和國民黨的反共宣傳言論和措施，也及時向中央?yún)R報，使中央在這場斗爭中能夠應對自如。</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有了謝爽秋的特殊貢獻，延安得以在重要時機掌握到關鍵信息，有助中央決策層做出正確應對。毛澤東對謝爽秋的工作是滿意的。</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周恩來在延安接見《掃蕩報》記者謝爽秋時，也是作出特別的安排，把接見時間放在接見《大公報》和《中央日報》記者后的第三個晚上，周恩來接見其他記者是在窯洞旁邊的辦公室，而接見謝爽秋是在周恩來的窯洞寢室內(nèi)，還有鄧穎超作陪，接見完畢鄧穎超讓謝爽秋吃了宵夜餃子才準走。告別時周恩來還特別向謝爽秋通報與其他記者談話的大概內(nèi)容，并讓謝爽秋去看辦公室的擺設情況，以防謝被別人詢問時出差錯。這足以體現(xiàn)周恩來考慮問題的周密和對謝爽秋關愛保護之情。</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抗戰(zhàn)勝利后，謝爽秋受黨的派遣，以《掃蕩報》記者身份去臺灣做采訪和接收工作，后經(jīng)周恩來批準，以協(xié)助林子畏辦《大明報》的名義進行活動，因報紙報道的新聞得罪臺灣警備司令部而被捕，經(jīng)友人營救才獲釋放。在此期間謝爽秋設法接通地下臺灣共產(chǎn)黨與黨中央中斷多年的聯(lián)系，鄧穎超托人向謝爽秋傳達中央給他記功的表彰。</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謝爽秋又以上海《新聞報》記者名義常駐日本，直到全國解放才回上海。1949年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參事兼參事室秘書主任，1950年任外交部亞洲司專員，1954年任駐越南使館參贊，1956年任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謝爽秋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工資級別行政十一級的高級領導干部。</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以上都是謝爽秋革命生涯的高光時刻。</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37, 35, 8);">傳奇的隱蔽戰(zhàn)線斗士，優(yōu)秀的政治傳播報人</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謝爽秋（1913—1993） 江西興國縣人，父親是國民黨左派成員，大革命失敗后被國民黨右派追殺客死他鄉(xiāng)。受父親影響，謝爽秋從小就投身政治運動。 936年7月，年輕的謝爽秋也象周恩來一樣負笈東渡尋求真理，在日本大學高等專攻科攻讀社會學。讀書期間參加了黨領導的學生進步左翼組織文化座談會，學習馬列主義理論，謝爽秋還被選為文化座談會的一屆干事會總干事。1937年6月暑期文化座談會在日本房州海濱進行大組學習討論，其間知曉發(fā)生七七盧溝橋事變，大家決定回國參加抗戰(zhàn)。</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謝爽秋在“八一三”淞滬戰(zhàn)役爆發(fā)后，才等到一張大阪駛往上海的“加拿大皇后”號船票回國。留日學生歸國后，在上海成立了“留日學生抗日救亡會”，開展抗日救亡活動。有五六百人轉(zhuǎn)移到南京，參加國民政府舉辦的“中央政治學校留日學生訓練班”，接受短期軍事訓練后分配抗戰(zhàn)工作。謝爽秋1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被周恩來派到《掃蕩報》當記者。歷任記者、采訪部主任、副主編。</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謝爽秋打入國民黨軍方報紙《掃蕩報》擔任采訪和領導工作,是戰(zhàn)爭年代共產(chǎn)黨人深入國民黨政治傳媒內(nèi)部的成功案例。謝爽秋也沒有辜負黨組織對他的期望，在隱蔽戰(zhàn)線為黨做出突出的貢獻。</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謝爽秋不但是一位出色的情報工作者，也是一位優(yōu)秀的新聞記者，從他從普通記者很快晉升為采訪部主任，副主編就可看出報社對他業(yè)務能力的認可。</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在抗戰(zhàn)期間，謝爽秋為多種期刊撰寫日本研究和分析的稿件，包括國際評論和譯文等文章類型。謝爽秋的期刊文章多集中在1940年、1941年和1946年三個年份。其中有譯文3篇，其他評論文字都與日本有關。能寫出這么多和日本有關的評論文字，還與謝爽秋本人對于抗日戰(zhàn)爭形勢的認真觀察和分析有密切關系。謝爽秋的大部分外交評論文章，也歸屬媒體外交范圍。此類文章能夠幫助廣大中國讀者了解到各國對于戰(zhàn)爭認識的基本狀況。</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以《美日關系的蠡測》一文為例，謝爽秋主要分析了美日關系，認為日本的南進是美日關系的測量表，指出美日關系的實質(zhì)，在多方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結論，認為美日戰(zhàn)爭不可避免。</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譯文《吉田首相和日本人的戰(zhàn)爭認識》，摘譯自日本《時論》雜志上日本政論家松本慎一的時評文章，文章以東京審判和日本國民為題，極力斥責吉田首相關于某議員“這次戰(zhàn)爭首相是否認為是侵略戰(zhàn)爭”這一問題的答復內(nèi)容，認為其答復為暴言，同時作者還論及日本一般國民缺乏對此次戰(zhàn)爭性質(zhì)的認識。松本慎一認為：“民主日本的建設，必須徹底否定侵略戰(zhàn)爭，而且舍此無他。深刻認識過去戰(zhàn)爭的侵略性質(zhì)，是建設民主主義日本的根本前提?！弊g文發(fā)表離原文刊載時間只隔三月，在當時條件下已算迅捷。</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謝爽秋在《掃蕩報》工作期間，還在重慶兩所大學兼教經(jīng)濟學，他是進步學生朱鐵英認識的第一個地下黨員，她向他請教經(jīng)濟學、哲學、文學和新聞報道等方面知識，他也關心她學習和生活問題，送她一些列寧選集等書籍。幫助她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堅定革命信念。1944年5月，謝爽秋告訴朱鐵英：“最近醞釀成立中外記者團采訪延安，我可能參加。如果此去我的身份暴露，我可能回不來了?！?謝爽秋帶朱鐵英去《新華日報》營業(yè)部去找中共南方局的青年工作部的部長劉光，讓朱鐵英以后有事找他。謝爽秋向劉光介紹朱鐵英情況，謝爽秋和劉光都鼓勵朱鐵英多寫一些關于當前學生狀況的文章，朱鐵英就以羅江為筆名，寫了一篇短文《王夫子》在《新華日報》上發(fā)表，以后又寫了好幾篇詩歌、短文在《新華日報》和《新蜀報》的副刊上發(fā)表。朱鐵英與謝爽秋同事李亞子（李哲愚，地下黨員）也成為好朋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謝爽秋順利從延安回來，他告訴朱鐵英，他在延安見周恩來副主席時，曾向周恩來講了她父親朱鶴琴在重慶的情況，周恩來很肯定的說朱鶴琴這個人不錯的。因為周恩來大革命時期在上海領導工人運動，對曾為工人運動骨干的朱鶴琴是了解的。1945年抗戰(zhàn)勝利，謝爽秋被派臺灣，謝爽秋曾建議朱鐵英與他一同去臺灣讀書，朱鐵英不愿去臺灣，謝爽秋就鼓勵朱鐵英報考中國鄉(xiāng)村建設學院社會學系，畢業(yè)以后一樣可以從事新聞報道工作。</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謝爽秋革命生涯令人唏噓不已的至暗時刻</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毛澤東在1945年4月24日七大政治報告中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共產(chǎn)黨將其作為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以達到黨內(nèi)外團結的原則。</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然而，1957年，已成長為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的謝爽秋，卻因言獲罪，僅因在整風運動中向部領導提了一些批評意見和建議，就被劃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從革命生涯的高光時刻一下步入至暗時刻。</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1957年4月中共中央下發(fā)《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提出這次整風運動的內(nèi)容是：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 謝爽秋在外交部亞洲司整風會議上發(fā)言，就部領導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作風提出誠懇的批評，就工作方法問題提了幾條意見和建議，沒想就被劃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離劃成右派只一步之遙。行政降職二級，調(diào)離領導崗位。在接下來的年代里，因謝爽秋不斷申訴又被定為右傾翻案風代表而被開除黨籍。繼而在文革中，一開始被打成“牛鬼蛇神”，殘酷批斗，并以“國民黨特務”“歷史反革命”等莫須有罪名，被造反派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監(jiān)獄關押，時間長達六年八個月之久。謝爽秋1957年及以后政治運動都遭受不公正對待，身心遭受極大摧殘，親屬子女都受株連。其經(jīng)歷的苦難，令人唏噓不已。</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中國共產(chǎn)黨由于受蘇共斯大林時期把黨史描述為路線斗爭歷史的影響，在六屆七中全會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后，也開始用路線斗爭來構筑黨史體系，以 “階級斗爭”為綱要，以“政治路線”分敵我，這種缺乏實事求是的的理念，極容易被利用來進行黨內(nèi)不同意見的權利斗爭。同時在組織上強調(diào)黨的一元化領導，也出現(xiàn)以黨代政的偏向，各級黨委自上而下無一不以第一把手說了算，集體領導徒有虛名，對出現(xiàn)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現(xiàn)象，不同意見無人敢提，看顏色、摸氣候、說假話成了風氣。這種狀況在文革期間達到頂峰。與人奮斗，其樂無窮，動輒上綱上線，把人往死里整。連國家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都慘遭批斗，象謝爽秋這樣優(yōu)秀的高級干部挨整也只能感嘆“天妒英才，在劫難逃”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值得慶幸的是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走上改革開放的正路，對以前的錯誤進行撥亂返正。</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1979年4月，外交部黨組終于對謝爽秋的問題做出徹底平反的決定。</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中共外交部黨組《撤銷關于謝爽秋同志所受處分的決定》中說：“謝爽秋同志政治歷史清楚無問題。文化大革命中沒有現(xiàn)行反革命行為，不是右派，也不存在翻案問題?，F(xiàn)決定給謝爽秋同志完全平反，恢復名譽。并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亞洲司整風領導小組關于謝爽秋同志所犯錯誤的結論》、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日《外交部機關黨委關于謝爽秋同志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決定》、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九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關于關于謝爽秋同志行政處分的決定》、《中共國際關系研究所第二支部關于開除謝爽秋同志黨籍的決定》和上述“決定”、“結論”的有關批件，以及一九七四年北京市公安局《對謝爽秋的處理決定》一并撤銷，恢復謝爽秋同志的黨籍，黨齡和工齡均連續(xù)計算，補發(fā)自一九六八年二月拘留審查以來所有扣發(fā)的工資，并自一九七八年十月起恢復原行政十一級工資級別?！?lt;/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為國效勞一如既往</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謝爽秋徹底平反后擔任國家進出口委研究室主任，此時已是六十六歲年齡，仍拖著不健康的身體，到處奔波，盡力做好工作，直至1982年辦理離休，擔任國家外交部顧問。</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謝爽秋的革命生涯中竟有二十二年處在至暗時刻，在年富力強的黃金時段不能為黨為國作出更大貢獻，這不僅是謝爽秋個人的損失，更是黨和國家的損失。</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雖然謝爽秋已于1993年逝世，但作為一名傳奇的隱蔽戰(zhàn)線斗士、優(yōu)秀的新聞工作者、出色的外交家和忠誠的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他永遠活在我們心里。</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附件：因言獲罪的所謂“證據(jù)”，赤子之心的歷史見證</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整風簡報第108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外交部整風辦公室編</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1957年6月17日</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謝爽秋副司長在亞洲時整風會議上的發(fā)言</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先談一下對部領導的意見，我是1950年來部的，算是比較久的了，但是我對干部的了解是不多的。我主要感覺到部領導缺乏發(fā)揮集體領導的作用和民主作風不夠，當然形式上也有各種會議。但是，會議缺乏貫徹集體領導的精神。</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部辦公會議是討論研究一些個別案子，部務會議應是討論研究整個部的全面的事情和一些重大問題。從記錄上看，這種討論不多。我參加過幾次回憶，我感覺到部務會議研究全面的問題，貫徹集體領導精神不夠，比如部務會議。曾經(jīng)討論節(jié)約的問題，總務司提出了一個方案。當時有些同志提出節(jié)約應該多從大的方面考慮，一般干部的福利本來不多，應適當照顧，不要一陣風，認為這個方案節(jié)約到一般干部的頭上的多了一些，但是當時張聞天副部長并沒有重視這些同志的意見，會議沒有對此問題展開討論。事實證明，外交部大多數(shù)干部對總務司提出的“節(jié)約計劃”是有意見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再如，部務會議曾經(jīng)討論外交部曾經(jīng)攜帶夫人出國的問題，當時也是意見紛紛，但是沒有展開討論。會議對原則性的問題傾聽意見少，側(cè)重貫徹領導已定精神多，使大家很難積極提出意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姬副部長做了關于節(jié)約的報告，批評了平均主義。大家對此很不滿，（問題是當時全部的主要思想情況，是否有平均主義的傾向而需要提出來？）這個報告沒有走群眾路線，沒有在部務會議展開討論，只是執(zhí)行了張聞天同志的精神。黨組有沒有好好討論過有關干部的提級問題我不知道。各單位在整風簡報上。一再提出對駐蘇使館干部提拔問題，據(jù)說當時黨組也有同志提出過不同意見，認為需要全面考慮一下，但是也沒有展開討論。劉英同志在會議中的插話也確實多了一些，往往使會議不能好好展開討論，這是值得注意改進的。陳家康同志當亞洲司司長的時候，曾經(jīng)說過下級干部要善于摸領導意圖，使人覺得專摸領導意圖確不好辦事，提倡摸領導意圖，就會妨礙發(fā)揚下級的積極性和獨立思考，應當提倡領導明確交代領導意圖，不要讓人去瞎摸。我有這樣的感覺，各級都有點不大敢對工作積極提出意見，怕不和領導意圖打回來。部領導在外交業(yè)務上事事依賴總理，主動對重大問題向中央和總理提出意見不多。外交工作固然有他高度集中的一面，但是我認為不應該因此而忽視鼓勵積極提出各種意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張聞天同志來部后，情況是有些改變的，但是改變不多。過去由于沒有經(jīng)驗，對外工作一出錯誤，影響太大。事事請示總理是有必要的。但現(xiàn)在有了七、八年的經(jīng)驗，總理那里可以下放一些，部的批發(fā)權也可以放寬些。一方面加強副部長的職責，一方面也減少總理的事務性工作。部領導對一些重大政策問題和有關全部性的工作問題也應該討論，以便多向總理和中央提出意見。但是要做到這一點，部領導就必須發(fā)揚民主，把同志們的意見集中起來，改變過去的作風。</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整風簡報上揭露了許多有關部在干部問題上有沒有宗派主義的問題。我認為首先要搞清楚宗派主義的定義是什么？如果輕易地給張聞天和劉英同志扣上宗派主義的帽子，是不利于團結的，對那些有關的干部也不好。如果說宗派主義解釋為：為了什么個人政治目的，搞什么小集團，扣這樣的帽子是不合適的，因為不符合事實情況。最近我翻閱了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整頓三風的報告中給宗派主義下的定義（宗派主義是主觀主義在組織問題上的一種表現(xiàn)）及其精神，我初步認為（如果所揭發(fā)的那些事情是屬實的話），張聞天、劉英同志的確有些宗派主義的傾向或宗派情緒。也就是說在干部問題上，考慮不全面，有主觀主義，比如對駐蘇使館干部提拔問題和和人事司專員以上（一種說科長以上）的干部幾乎都被提拔了一級。如果就具體人來說，有些同志是可以提拔的，但作為部領導是否需要從整個部（包括使館）來全面考慮呢？我想這是可以研究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另外從整風簡報看，聞天同志因自己工作調(diào)動把駐蘇使館的一些熟悉業(yè)務的干部帶去又帶回，影響了駐蘇使館的工作，也是缺乏全面考慮的，是否有本位主義傾向？有些說話也是缺乏原則的。比如對李匯川同志的提級問題，據(jù)說部務會議曾經(jīng)討論過，當時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幾個月前李調(diào)部時已經(jīng)提了職和級，可以考慮不提。聽說劉英同志都提出某某過去是跟著李匯川在一起，現(xiàn)在已是什么級了，因此李再提一級是應該的。據(jù)說還有些同志自己要求調(diào)整級別，沒有受到批評，這些現(xiàn)象也是缺乏原則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部在處理干部問題上令人有是非不明之感，地位高的好像總是受到袒護。外交部成立以來。駐外使館干部之間鬧不團結的事情很多，據(jù)說現(xiàn)在也還是不少，但是卻沒有見到做過什么很好的處理。在大使和參贊間鬧不團結，往往是把參贊調(diào)回了事，對問題本身卻不處理。我在駐越南使館關于工作問題和大使存在不同意見，部長期沒有明確應該如何做，結果被調(diào)回來，回部后，我曾經(jīng)立即跟張聞天同志談談這些問題和報告工作，有些問題，我認為張是應該親自聽聽的，才能了解事實真相和考慮今后的工作。張答應過幾天再說，但是一直到現(xiàn)在也沒有找我談過。我知道羅貴波大使是曾經(jīng)跟張聞天同志談過好幾次的。又，駐緬甸大使姚大使跟參贊鬧不團結也是很厲害的。駐亞非國家使節(jié)會議時，駐緬甸使館有兩個工作總結，一個是姚大使自己帶回的，一個是參贊帶回的，這個問題應該說是嚴重了吧，但是也沒有聽說部里曾做過什么處理。這樣就自然使得大家都不愿意多就工作提出意見。是非不明，是不好工作的，不利于搞好團結的。聽說現(xiàn)在駐越使館羅大使和參贊之間也存在不團結問題。</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對于生活福利問題，大家意見是很多的。建筑大使安家樓，我不知道當時部領導是如何考慮的，我覺得問題的嚴重性在于“指導思想”。如果不好好批判的話，干部福利問題是不能很好解決的，我認為這個問題不能單歸咎于總務司，主要應檢查部領導的指導思想。聽說大使買房子時公家出錢買的，理由是大使回來后需要接見外賓，這是沒有理由的。東郊招待所不是已經(jīng)很好了嗎？大使安家樓規(guī)格（如計劃設置大小鋼絲床等）之不當令人吃驚，這跟目前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一般干部的生活水平太不適應。據(jù)說，總務司有人解釋蓋大使安家樓是為了解決內(nèi)部的宿舍問題，是借外事名義打埋伏的，說是蓋干部宿舍國務院是不會批準的，說是蓋大使安家樓便可以獲得批準。這是一種對國家制度缺乏尊重的表現(xiàn)。</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整風簡報上揭露國鷹同志為一些部長們的家用電，私自轉(zhuǎn)移度數(shù)歸入一般用戶或公賬?？倓账就驹赋霾划敚哉J為沒有什么不可。如確為事實，和總務司對一般干部生活缺乏關心的現(xiàn)象對照起來看，國鷹同志的媚上思想是很厲害的。不適當?shù)恼疹櫳厦?，上下都會覺感到不舒服。如果用這些思想來指導總務司的工作，應該深刻的檢查一番。</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此外，我認為部里的官僚主義作風和部的組織體制是有關系的，職責分工不夠明確，層次太多，公文團團轉(zhuǎn)，既費時間又誤事。關于組織體制，我們要好好研究一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聞天同志在肅反時所做的“十大反動思想報告”，我未親自聽過，只聽過曹桂生同志的簡單傳達。同志們反映這個報告是有錯誤的，使人不容易把反動思想和反革命的界限劃清，連對領導有意見和有關國際法學習資料收費問題，都概括地被列為反動思想，這個報告是否會助長部里一些同志在肅反工作中的主觀主義？不知道當時部里作這種帶原則性的報告是否曾經(jīng)做過慎重的討論？聞天同志看問題是比較主觀的，多從一般原則出發(fā)，具體分析不夠。今天就談到這里為止。</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