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i> 筆者盡量不去指摘一百三十三年前《沾化縣志》的編纂者們，但他們確實錯了。</i></h5>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文/孟曉峰</h3> <p class="ql-block"> 2020年左右，一次偶然的機會，在鳳凰城街道黨工委宣傳委員于向陽那里，聽說了丁坊古墓，再次聽到，是五年后的文物普查季，在GPS與無人機加持的科技光影里，這段沉睡的家族記憶被現(xiàn)代考古的探鏟叩響。</p><p class="ql-block"> 為什么對丁坊古墓感興趣？因為明代，古墓所屬的丁氏家族出了一個丁汝夔，丁汝夔官至兵部尚書，正二品，利津歷史上已知品銜最高的是趙長齡，其做為山西巡撫為從二品，加兵部侍郎銜才為正二品，不過，這個“兵部侍郎”只是一個加銜、虛銜，并不涉及具體事務(wù)，當(dāng)然，趙長齡還兼山西提督，這個官銜為從一品，否則，丁汝夔就是利津（包括始祖為利津）歷史上品銜最高的官員了。</p><p class="ql-block"> 丁坊古墓位于鳳凰城街道丁坊村，具體位置在村莊東南約500米處。丁坊古墓是個墓群，有墓3座，各有墓碑，三墓均坐北朝南，正中為丁子誠墓，西側(cè)為丁子誠長子丁伯能墓，東側(cè)為次子丁伯源墓。</p><p class="ql-block"> 縣文物辦崔志敏主任帶隊過去的時候，三座古墓，<span style="font-size:18px;">仿佛時光刻意為利津保存下的三枚歷史琥珀，</span>靜靜臥在丁坊村東南的葦叢里。</p> 1 <p class="ql-block"> 對于始祖，墓碑碑文與《丁氏族譜》的記載有所不同，碑文上明確尊丁子誠為始祖，丁子誠的父親丁帖為太祖，而《丁氏族譜》上則尊丁帖為始祖、丁子誠為一世祖。</p><p class="ql-block"> 有時候，一些碑文、族譜上，會有“始祖”與“一世祖”并存的情況出現(xiàn)，這種情況下，“始祖”可能是血緣世系的第一代，也可能是象征性的、被尊為源頭的祖先，相對于“始祖”，“一世祖”則更加明確和具體，除了家族世系要明確可考外，還往往是最初遷徙到某地的那一位。</p><p class="ql-block"> 丁氏家族碑文與族譜上的稱謂上的不同，筆者認為，不是對錯，而是分歧，兩者之間，筆者更傾向于族譜，因為族譜上的稱謂，對血脈起點與遷徙坐標的表達更為明確，而且同時兼顧到了中國古代宗法制度下“血脈世系”與“遷徙世系”兩個維度。</p><p class="ql-block"> 碑文上，稱丁子誠為始祖當(dāng)然也沒什么問題，但稱丁帖為“太祖”就顯得不那么嚴謹，因為“太祖”這個稱謂通常為王朝廟號，既然稱丁子誠為始祖，完全可以稱丁帖為“世祖”，為什么要去用一個很可能逾制的稱謂呢？</p> 2 <p class="ql-block"> 三塊墓碑，丁子誠的墓碑，原來的碑身早已斷裂，后人用混凝土框嵌的辦法進行了拼接，拼接后的墓碑，上有混凝土制簡易碑帽，下有簡易底座，碑芯高154cm，寬48cm，碑前有石香爐，高60cm，寬70cm、石供桌，長、寬均為77cm。</p><p class="ql-block"> 墓碑正面楷書碑文：</p><p class="ql-block"> 中一行；明贈通奉大夫山西右布政使始祖丁公之墓。</p> <p class="ql-block"> 先說這個官職，既然是“贈”，因何而“贈”？因為丁汝夔。</p><p class="ql-block"> 丁子誠有兩個兒子，即另外兩座墓的主人：長子伯能、次子伯源，伯源之子名福，福有五子：文、忠、信、仁、義，其中，次子忠的長子便是官至兵部尚書的丁汝夔。</p><p class="ql-block"> 這就有問題了。</p><p class="ql-block"> 問題一：丁子誠是丁汝夔的高祖，在明代，根據(jù)《明會典》及吏部封贈條例，封贈代數(shù)與官員品級是有嚴格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的，最多的是一品官員，可以封贈三代，即：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二品至三品官員只能封贈二代。丁汝夔是正二品，按明制，封贈的上限是祖父母，即便他有重大功勛，皇帝特旨加贈，也只能到曾祖父母，到不了高祖丁子誠這里。</p><p class="ql-block"> 為此，筆者查閱了光緒十七年版《沾化縣志》，根據(jù)卷六封贈記載，受到封贈的只有丁汝夔的父親丁忠，封布政使，祖父丁福，贈布政使，曾祖父丁伯源，贈布政使，結(jié)合《沾化縣志》的記載，我們基本可以判定，丁汝夔的高祖丁子誠并未受贈。</p><p class="ql-block"> 這一錯誤，是丁氏后人記載之誤，還是基于家族榮耀的情感訴求有意為之？今已無從考證。</p><p class="ql-block"> 問題二：在明代，封贈制度的原則是“對品封贈”，贈官品級與子孫官職的品級是對應(yīng)的，如果子孫有重大功勛，皇帝可能通過特旨提升贈官品級，但不會出現(xiàn)降級封贈的情況。丁汝夔官至正二品，即使高祖丁子誠受贈，對應(yīng)的也應(yīng)該是正二品的資政大夫，怎么會是從二品的通奉大夫與右布政使呢？</p><p class="ql-block"> 解決問題二是關(guān)鍵是封贈的時間。據(jù)筆者考證，丁汝夔的祖父丁福、曾祖父丁伯源受贈發(fā)生在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丁汝夔升任山西右布政使時，右布政使為從二品，贈官品級對應(yīng)也就是從二品了。丁汝夔父親丁忠的封贈分為兩次，第一次發(fā)生在丁忠生前，明嘉靖七年（1528年）丁汝夔升任山西按察司副使時，敕封文林郎，正四品，第二次發(fā)生在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丁汝夔升任兵部尚書時，此時丁忠已經(jīng)去世，追贈資政大夫，正二品。拋開是否受贈不談，碑文上記載丁子誠贈從二品的通奉大夫、山西右布政使，按的應(yīng)該是丁汝夔升任山西右布政使這個時間節(jié)點。</p><p class="ql-block"> 筆者查閱《丁氏族譜》，上載“福公以孫汝夔初官，誥贈通奉大夫，山西右布政使司布政使”“伯源公以曾孫汝夔初官，誥贈通奉大夫，山西右布政使司布政使”，佐證了筆者的考證，但同時，筆者也發(fā)現(xiàn)了新的問題：</p><p class="ql-block"> 不光碑文，縣志與族譜的記載也出現(xiàn)了錯誤——看問題三。</p><p class="ql-block"> 問題三：封贈的本質(zhì)是“推恩”，不是“授職”，丁汝夔的先人受到封贈，須遵守明代的封贈制度，只授虛銜（散階），不授實職。碑文記載丁子誠贈“山西右布政使”，縣志記載丁忠、丁福、丁伯源贈“布政使”，族譜記載丁福、丁伯源贈“山西右布政使司布政使”，布政使是一省行政長官，是實職，所以，碑文、縣志、族譜的記載均與明代封贈制度沖突，何況，碑文與族譜記載的還不是一個泛泛的布政使，不光明確了官職，還明確到了任職地點——山西，縣志雖然沒有明確到山西，但卻錯記了丁忠，據(jù)筆者考證，丁汝夔升任右布政使時，他的父親丁忠并未受到封贈。</p><p class="ql-block"> 碑文、族譜的記載，至少還保留了“通奉大夫”的虛銜，縣志只記載實職，確實是常識性的錯誤。</p><p class="ql-block"> 拋開對丁忠的記載是否正確不談，有沒有這種可能：這就是縣志記載封贈的格式？筆者認為不是，來看一下同時期《利津縣志》是如何記載相關(guān)內(nèi)容的。</p><p class="ql-block"> 趙著，趙長齡的祖父，光緒《利津縣志》對其于道光十五年受封的記載為“以孫長齡任翰林院檢討加一級貤封文林郎”，同一欄，對趙長齡父親趙志敏、外祖父郭瀚的記載分別為“以子長齡封文林郎”“以外孫趙長齡貤贈文林郎”，因為同一欄前面已經(jīng)有了，后面就省卻了趙長齡的職務(wù)。筆者又查閱了多部地方志，印證之下，光緒《利津縣志》記載封贈的格式是正確并且規(guī)范的。</p><p class="ql-block"> 筆者盡量不去指摘一百三十三年前《沾化縣志》的編纂者們，但他們確實錯了。</p> 3 <p class="ql-block"> 墓碑正面碑文：</p><p class="ql-block"> 右兩行：公諱子誠字守真，配王氏誥贈夫人。</p><p class="ql-block"> 左一行：大清同治五年十月初一日古旦丁氏立。</p> <p class="ql-block"> 丁子誠字守真，“字”是人們成年后獲得的稱謂，<span style="font-size:18px;">古時，</span>能有“字”的多是有一定社會地位或文化背景的人，普通平民有“字”的很少?！白帧币话阌筛赣H或長輩賜予，“字”與“名”的意義通常相關(guān)聯(lián)，比如我們熟悉的杜甫，字子美，“甫”是古代對男子的美稱，他的字中的“美”便與“甫”形成呼應(yīng)，李白，呼應(yīng)的更叫一個直白——名“白”字“太白”，還有諸葛亮，名“亮”字“孔明”，諸如此類。丁子誠字“守真”，“守真”與“誠”呼應(yīng)，不難看出，這個家族的家風(fēng)和宗族長輩對丁子誠在為人上的期許。</p><p class="ql-block"> 再來說“誥贈夫人”?！罢a”“贈”的使用有嚴格規(guī)定，一至五品的官員授以“誥命”，六至九品的則授以“敕命”，這個用錯了是要殺頭的。再就是“封”“贈”，官員的親屬，生前受榮稱“封”，身后受榮稱“贈”，這兩個字如果用錯了，特別是“封”用成“贈”，皇帝不殺你的頭，你咒人家官員的親屬，人家官員也會殺你的頭。</p><p class="ql-block"> 這里的“夫人”不是泛指意義上的妻子，其使用也是有嚴格規(guī)定的，一品、二品官員的妻子受榮才稱“夫人”，三品的稱“淑人”、四品“德人”、五品“宜人”、六品“安人”，最后是七品及以下，稱“孺人”。</p><p class="ql-block"> 左一行記載了立碑的時間，仔細辨認，確實是“古旦”，但在墓碑碑文中，“古旦”并非常見詞語。古時，為了避免直接刻寫具體日期，人們會以雅稱代稱，比如“谷旦”，語出《詩經(jīng)·陳風(fēng)》，意為“良辰吉日”，“吉旦”與“谷旦”同義，我想，應(yīng)該是刻碑的工匠在刻碑的時候少刻了“吉”字中間的一橫。</p> 4 <p class="ql-block"> 墓碑的背面，碑文記載了清同治五年重建祖墓事宜，全文如下：</p> <h5> 吾族丁氏，明洪武朝，始祖諱子誠由直隸薊州卜居邑東之大莊里鄭家店，太祖諱帖，墓猶在薊。繼而以地墊湫隘，復(fù)遷于莊之東北九十里以居，今所稱丁家坊是也，而墓在焉。二世祖伯能、伯源分為二支，附葬于此。</h5><h5> 伯能一支，世居鄉(xiāng)，務(wù)農(nóng)業(yè)，其入邑志孝友傳，祀忠義祠、食餼明經(jīng)者亦各有人。</h5><h5> 三世康懿祖，伯源子也，由鄉(xiāng)徙城，生四子忠、信、仁、義。嗣德饒陽令，初登仕版，相繼為大司、為大司空，簪纓代媢，遂稱沾邑望族。雖曰后嗣克自振拔，然皆祖功宗德，有以垂裕靡窮也。迄今五百年，所滄桑幾歷，墓碑剝蝕殆盡，生斯際者，能不望松楸而悵惘，感霜露而興悲乎！茲議鳩工修葺，另建碑石并為文以記之。使后之祭掃墓前者，知吾族之水源木本，其來如此云。</h5><h5> 董是事者，丁家坊之明堂、東橋、宗欽、裕欽、咸欽、文德，城中之若亷、長綬、也正，例得備書。</h5><h5> 萊州府教授十一世孫載撰文。邑庠生十二世孫炳第書。</h5> <p class="ql-block"> 碑文沒有標點，但2020年，鳳凰城街道黨工委宣傳委員于向陽曾經(jīng)請文史專家對碑文進行過識別、整理，在前人整理的基礎(chǔ)上，筆者調(diào)整了幾處地方，并重新進行了分段。</p><p class="ql-block"> 比如“其入邑志孝友傳祀忠義祠食餼明經(jīng)者亦各有人”，原來斷為“其入邑志孝友傳祀忠義祠、食餼明經(jīng)者亦各有人”，筆者斷為“其入邑志孝友傳、祀忠義祠、食餼明經(jīng)者亦各有人”。</p><p class="ql-block"> 邑志就是地方志，孝友傳就是孝友人物傳記。何為孝友？《舊唐書》說：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能作為孝友入志進傳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p><p class="ql-block"> 比起入志進傳，祀忠義祠同樣榮耀。作為封建王朝表彰模范人物的方式之一，從祀有著非常嚴格的程序，拿縣一級從祀為例，先得縣里有名的紳士具結(jié)，再由儒學(xué)訓(xùn)導(dǎo)做“看語”、知縣做“看語”，然后儒學(xué)覆結(jié)、本縣覆結(jié)、知府審查并作“看語”，最后還要由學(xué)道副使批示，前后7道程序。</p><p class="ql-block"> 食餼明經(jīng)雖然連起來說，其實是兩回事。明清時期，生員成為廩生后，國家每年給予一定糧食或銀兩稱“食餼”。廩生資格的取得極為不易，一個讀書人，要先通過童試取得“生員”身份，再在歲試與科試中取得一等前列成績，才能獲得一個“補廩”資格，因為廩生名額由官府嚴格限定，廩生名額出現(xiàn)空缺，獲得“補廩”資格的增生才有可能通過考核補為廩生。廩生再往上是貢生，是地方通過選拔向國家推薦的最優(yōu)秀的廩生（所以才稱“貢”）。明經(jīng)最初是漢代選拔官員的科目，因為被推舉者須明習(xí)經(jīng)學(xué)，所以才稱“明經(jīng)”，到了明清，“明經(jīng)”已經(jīng)成為對貢生的尊稱。</p><p class="ql-block"> 由上可見，丁子誠長子丁伯能一支，雖然不像次子丁伯源一支出了個兵部尚書，先賢亦是不少。</p><p class="ql-block"> 碑文本身并不晦澀，筆者會將全文翻譯放在最后，在這里，僅對碑文中一處有爭議、一處表述不清并且出現(xiàn)錯誤的地方進行注釋。</p> <p class="ql-block"> 5</p> 再看丁伯能墓，其碑文為：<br> 中一行：明處士丁公之墓。<br> 右兩行：公諱伯能字裕九行一，配（缺）。<br> 左一行：同治五年陽月之吉立。 <p class="ql-block"> 處士，《荀子》載：“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處士并非官職，而是對有德才卻不慕名利、拒絕出仕的讀書人的尊稱。</p><p class="ql-block"> 古代，不光是墓碑，族譜也是，人們會給予先人超越實際身份的榮譽、稱號，將先人塑造為符合士大夫價值觀的典范，這種現(xiàn)象在缺乏科舉功名的家族中尤為常見。這些道德符號、文化標簽中，最常用的便是“處士”，后人通過“處士”來模糊先人的實際身份，表達對非功利性德行的崇尚，即使先人未涉足仕途，仍然可以通過這個稱號獲得社會尊重。</p><p class="ql-block"> 也許，丁伯能到底是不是讀書人，以及其在丁家坊是否享有較高聲望，為其立碑的后人也不太清楚，但根據(jù)沾化丁氏后人對丁子誠的考證，丁子誠書畫臻熟，尤擅畫竹，二兒子丁伯源得到家傳，成為一個有竹君之風(fēng)的讀書人是完全可能的。</p> <p class="ql-block"> 碑文中，“康懿祖”即丁伯源的兒子丁福，丁福有幾個兒子，碑文與族譜的記載不同，碑文記載有忠、信、仁、義四子，族譜則記載有文、忠、信、仁、義五子。</p><p class="ql-block"> 丁福到底有幾個兒子？五個，族譜的記載是正確的，這點其實不難考證。為什么會出現(xiàn)不同？筆者推測，丁子誠的兩個兒子，長子丁伯能一支世居丁家坊，次子丁伯源一支，自丁伯源子丁福起遷居沾化縣城，由于古時交通通訊不便，兩支自此聯(lián)系便少了許多，而丁福的長子丁文遷居滄州后便與家鄉(xiāng)失去了聯(lián)系，自此，族譜上便再無丁文一脈的記載，丁文是第四世，撰寫碑文的是十二世丁炳第，兩地八世之隔導(dǎo)致后人失考，漏掉了丁文，所以，才出現(xiàn)了丁福有幾個兒子，碑文與族譜記載不同的情況。</p> <p class="ql-block"> 表述不清且出現(xiàn)錯誤的地方是“嗣德饒陽令，初登仕版，相繼為大司、為大司空”。</p><p class="ql-block"> 首先，這里的表述，很容易讓人們誤以為擔(dān)任饒陽令的與大司、大司空是同一個人。其實，擔(dān)任饒陽令的是丁福的次子丁忠，丁福是讀書人，曾在管家莊（今沾化區(qū)古城鎮(zhèn)管家莊村）延師課子，古云“學(xué)而優(yōu)則仕”，父輩開始讀書，兒子學(xué)優(yōu)登仕，所以碑文里說“嗣德”（繼承美德），丁忠于正德癸酉科（1513年）考中舉人，曾任饒陽知縣?，因為這是丁伯源一支第一名官員，所以說“初登仕版”。“大司、大司空”指的是丁忠的兒子丁汝夔，因為丁忠在歷史上的知名度遠不及丁汝夔，僅憑碑文，確實容易讓人們以為是丁汝夔先擔(dān)任饒陽令，后來，又升任了“大司、大司空”。</p><p class="ql-block"> 其次，“大司、大司空”，前面，“大司”后漏了一個字，而后面，“大司空”的表述則與史實不符。</p><p class="ql-block"> 明代，六部尚書有一套兼具古典韻味與官場禮儀的稱謂體系，這些稱謂與《周禮》的六官制度密切相關(guān)，例如，對應(yīng)《周禮》地官司徒，戶部尚書稱大司徒，對應(yīng)夏官司馬，兵部尚書稱大司馬，對應(yīng)秋官司寇，刑部尚書稱大司寇，對應(yīng)冬官司空，工部尚書稱大司空。丁汝夔是兵部尚書，按這套稱謂體系，應(yīng)該稱“大司馬”才對，怎么成了“大司空”？筆者詳細考證了丁汝夔的履歷，在地方，他先后擔(dān)任過甘肅、保定、應(yīng)天、河南巡撫，在吏部，他先后擔(dān)任過考功司主事、文選司員外郎、吏部左/右侍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升任兵部尚書兼督團營，成為全國軍事行政最高長官。如果筆者的考證沒錯，丁汝夔并沒有擔(dān)任過工部尚書，也就是大司空，此外，能以“大司X”相稱的，丁汝夔只擔(dān)任過大司馬一個，再無其他。</p><p class="ql-block"> 所以，碑文中，前面那個“大司”不單單是漏字之錯，它根本就不應(yīng)該有，后面那個“大司空”應(yīng)該是“大司馬”。</p> 6 <p class="ql-block"> 丁伯源墓，其碑文為：</p><p class="ql-block"> 中一行：明贈資政大夫兵部上書丁公之墓。</p><p class="ql-block"> 右兩行：公諱伯源字逢其行二，配劉氏誥贈夫人。</p><p class="ql-block"> 左一行：同治五年良月吉旦立。</p> <p class="ql-block"> 通過前邊的內(nèi)容，我們已經(jīng)知道，中一行對丁伯源受贈的記載是錯誤的。丁伯源受贈發(fā)生在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丁汝夔升任山西右布政使時，右布政使官階為從二品，對應(yīng)的應(yīng)該是從二品的通奉大夫，而且，按照“只授虛銜（散階），不授實職”的原則，對應(yīng)的也只有通奉大夫，所以，按照碑文的格式，中間一行應(yīng)為：明贈通奉大夫丁公之墓。</p><p class="ql-block"> 再看這三座墓碑，比較其它后人為受到封贈的先人所立的墓碑，這三座墓碑在格式上有許多不一樣的地方。比如，右段抬頭，除了先人名諱，多數(shù)墓碑還會寫明生卒時間，末段落款，除了立碑時間，一般還會寫明立碑人、撰文人姓名，這些三座墓碑上都沒有。</p><p class="ql-block"> 不過，不寫立碑人、撰文人姓名可以解釋，因為相關(guān)內(nèi)容已寫入碑文，不寫先人的生卒時間也可以理解，想必是因為年代久遠，這些內(nèi)容已不可考。但是，中段正文，應(yīng)當(dāng)書寫逝者全名，三座墓碑卻只寫了姓氏，雖然抬頭已經(jīng)寫了先人名諱，但正文這里，這幾個字確實不應(yīng)該省。</p><p class="ql-block"> 丁子誠墓碑上記載，立碑時間為清同治五年十月初一日吉旦，丁伯能、丁伯源墓碑上的“良月”“陽月”都是陰歷十月的意思，由此，三座墓碑應(yīng)當(dāng)是同時立的，所以，在丁伯能、丁伯源兄弟的名諱后還寫上了排行，這也是與常見墓碑不一樣的地方。</p> 7 最后，把碑文全文譯為現(xiàn)代文放在這里： <h5> 我們丁氏一族，始祖丁子誠于明洪武年間，由直隸薊州遷徙到位于沾化縣城城東的大莊里鄭家店，太祖丁帖的陵墓仍在薊州。后來，因為遷徙的地方地勢低洼，適宜居住的處所狹小逼仄，又轉(zhuǎn)遷到鄭家店東北九十里的地方，即后來的丁家坊，始祖丁子誠就葬在這里，二世祖丁伯能、丁伯源分為兩支，和始祖葬在一處。<br> 丁伯能這一支世代居住在丁家坊，族人以務(wù)農(nóng)為主，也有榮列地方志孝友傳，被供奉在忠義祠，考取廩生、貢生的后世才俊。<br> 三世祖丁福，謚號康懿，是二世祖丁伯源的獨子，從丁家坊遷居到了沾化縣城，丁福有四個兒子，分別為：丁忠、丁信、丁仁、丁義，丁忠繼承先祖美德，當(dāng)了饒陽知縣，成為二世祖丁伯源一支出仕的第一人，接著，又出了兵部尚書丁汝夔，從此，丁氏一脈達官貴人輩出，成為沾化的名門望族，雖說這是后人自己奮發(fā)圖強才有所作為，但又何嘗不是祖先積累功德留下的無窮福澤呢。五百年來，丁氏家族歷盡滄桑，而今，墓碑風(fēng)化剝落，我們這些生活在這里的后人，望著縈墓松楸、秋霜晨露，怎么能不心生悲愴呢？所以，族人們才商議募集工匠，修葺祖墓、新立碑石并撰勒碑文來記載這件事，讓以后來祭掃的后人們能通過祖墓，知道并記住宗族的本源。<br> 參加和操辦這一義舉的，有丁家坊的丁明堂、丁東橋、丁宗欽、丁裕欽、丁咸欽、丁文德，還有沾化縣城的丁若亷、丁長綬、丁也正，按照慣例一并記載在這里。<br> 碑文內(nèi)容由萊州府教授十一世孫丁載撰寫，碑文由邑庠生十二世孫丁炳第書寫。</h5> <p class="ql-block"> 后記：</p><p class="ql-block"> 碑陰文字如同一部微縮的家族史，在數(shù)百年的時空褶皺中，我們看見洪武移民的遷徙軌跡在“薊州-利津-沾化”的地名鏈中若隱若現(xiàn)，透過碑陰文字，我們能夠看到暗含儒家倫理的修身理想，看到科舉制度下庶族寒門的文化焦慮，當(dāng)我們把這些文字置于明清文化的宏觀視野，便能讀懂，丁坊村東南的葦叢里，被混凝土框嵌的不僅僅是斷裂的石碑，更是一個家族試圖凝固永恒的文化努力。</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