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b style="font-size: 22px;"> 我在三眼井生活的那些年，都是國家經(jīng)濟困難、市場上物資緊張、許多東西都要憑票憑證按計劃供應的年代。因此，在那特殊的年代里，城市居民的生活普遍都過得比較艱難。</b></h1> <h1><b style="font-size: 22px;"> 那時候在城市里，市場上似乎所有東西都缺，但是對于我們普通老百姓來說，生活中最緊缺的東西還是這三類：第一類緊缺的，是國家對城市居民的口糧和食油的供應。在我的記憶里，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城市居民的糧油一直是由國家按指標定量供應，而且這三十年來所定量的指標也基本未變。那時候，城市普通居民和機關干部一樣，都是每人每月口糧(大米)定量二十七斤。學生的定量要高一些，我讀小學時雖跟居民一樣，也是每月二十七斤，但到初中就增加到三十斤，高中時又增加到三十三斤。工廠里的生產(chǎn)工人是根據(jù)勞動強度按工種定量，勞動強度最重的工種，每月最高可定量四十五斤，我進廠后按工種定量為每月三十四斤。而食油的定量所有居民都一樣，都是每人每月半斤，只不過在過苦日子那三年當中，卻減到每人每月只有二兩了。那時候米和食油要憑糧證到糧店購買，到飲食店買饅頭、包子和吃飯則要用糧票，因此那時每戶每月憑糧證可領二、三斤糧票，但這些糧票要扣除相應的口糧指標。糧油指標國家控制得很嚴格，每年都要按戶口本重新核定一次。這些指標一經(jīng)核定后，國家都能確保供應，即使在最困難的"天災人禍"三年苦日子里，即便農(nóng)村農(nóng)民沒飯吃，城市居民也從沒有斷過糧，同時為鼓勵居民節(jié)約用糧，沒有用完的糧油指標還可以長期保留。</b></h1> <h1><b style="font-size: 22px;"> 糧油是定點供應的，我們?nèi)劬粠У木用褚恢倍c在常勝路糧店。那時，我在家時每月都要跟父親、或者我一個人單獨去糧店買一兩次糧油。買米買油都要排隊，一般排個十多分鐘能買得到，但如果在月初、或者要想買到當年的好米和好油，就要排一、兩個小時的隊了，也有時排了好幾個小時的長隊，店里說糧油已賣完，那就只好自認倒霉了。除大米外，店里有時也賣其他糧食，如面灰、面條、以及玉米、紅薯等，當然買這些糧食也要扣除口糧指標。我記得當年面灰和面條算主糧，都是一斤指標買一斤，而玉米和紅薯屬雜糧，一斤指標可買兩斤玉米粉或玉米顆粒，一斤指標則可買到五斤紅薯干。</b></h1> <h1><b style="font-size: 22px;">第二類緊缺的東西是豬肉和豬油。它是根據(jù)市場供應情況，憑糧證發(fā)放豬肉票和豬油票，一般每人每月都可領肉票幾兩，每戶每季可領豬油票半斤，不過在那三年苦日子當中，其他月份都沒有，就只在過春節(jié)時才平均每人發(fā)幾兩肉票，那時國家也實在太困難了。這些肉票和油票規(guī)定都要當季買完，跨季作廢。豬肉豬油也定點購買，我們那里定在新菜場和后宰門市場的肉食店，買時必須要帶糧證和票證去當場核實，而且都要排長隊。特別是買豬油，半夜十二點左右就有人拿著小凳子小靠椅去排隊了，也有的家庭派人輪換排。大約在早晨七點鐘開始賣油，往往不到一個小時就不賣了，這時店里的屠戶喊一聲：“賣完囉！下次再來吧！”然后把店門一關。對此大家都習以為常，于是沒有買到油的人頂多打幾個哈聲，伸幾下懶腰就各自帶著凳子回家去了。不過有一次買油時，卻讓我緊張害怕而又自責了好一陣子。那是在小學六年級放暑假的時候，有一天天未亮，母親叫我?guī)弊C跟同屋鄰居一起先到后宰門肉店排隊，天亮后她也來了，可結果豬油未買到，我卻不知道在什么時候把帶來的油票丟掉了，嚇得我那一整天都躲在大伯父家里。晚上回家后，父母親雖然沒有怎么責罵我，但是一想起這三個月全家都沒有豬油吃，我心里總覺得很不是滋味。</b></h1> <h1><b style="font-size: 22px;"> 然而肉店里最緊俏的東西還是豬頭、豬腳和豬內(nèi)臟(統(tǒng)稱小貨)。這些小貨數(shù)量太有限了，實在無法按計劃分配，因此那時在市場上根本就看不到，肉店里也從來未公開賣過。據(jù)熟知內(nèi)情的人說：這些小貨除部分賣給內(nèi)部職工外，其余大部分都賣給政府部門有職有權人員、和其他能互相利用的關系戶了。那時候城市里供電也很緊缺，于是經(jīng)常跟用戶打交道的供電所用電監(jiān)察和營抄人員，也都是肉店的關系戶。多年后老同學楊小雄曾談起過這樣一件難忘的往事：七十年代中有一年，他春節(jié)前準備買幾個豬肚子帶到武漢的伯父家去送禮，可是跑了不少肉店，買了幾天就是買不到，于是他只好求助老同學蔣貞松(蔣當時是供電所抄收班長)幫忙。老同學求助，老蔣自然滿口答應，當天就到某肉店聯(lián)系，肉店負責人也自然是滿口答應第二天一定解決。但第二天楊小雄去買時，卻沒想到仍竹籃打水、兩手空空而歸，得知這一消息后，于是蔣貞松一氣之下，便叫手下人員將該店電表封停，到第三天，楊小雄終于如愿買了幾個上好的豬肚。這事這話現(xiàn)在聽起來可能會讓人覺得有點夸張可笑，因為這些豬肚現(xiàn)在隨時隨地都可以買得到，然而對于沒有親身經(jīng)歷過的年輕人來說，有誰會想到四十年前市場物資供應竟是那樣的匱乏？！</b></h1> <h1><b style="font-size: 22px;"> 第三類東西是棉布、棉花、蔬菜、副食品、煙酒以及手表、自行車等耐用品和高擋消費品，這類物品雖然沒有一、二類物資那么重要，但也是人們?nèi)粘Ｉ畋仨毱?，也較緊缺，也必須排隊購買，其中有一些還要憑票。如到百貨店買衣服和買布要憑布票，買被子和棉花要有棉花票，另外還有蔬菜公司發(fā)的豆腐票、粉絲票、雞蛋票，副食品公司發(fā)的白糖、糖果餅干、及肥皂票等等，總之，那時只要市面上某種東西一緊張，就要發(fā)票憑計劃供應，而且這些票都是發(fā)出后限期購完，過期無效。有時候有的憑票物品較為充足時，店里就不收票作計劃外物品賣，但這些計劃外的東西要比憑票的貴一些。那時候市場上既不許農(nóng)民上街賣農(nóng)副產(chǎn)品，也不許城市里有小商小販買賣東西，老百姓要買，就必須到國營或集體所有的百貨店、蔬菜店和副食品店去。蔬菜和副食品不定點供應，我們?nèi)劬用穸季徒诤笤组T和新菜場購買。蔬菜店一般早晨七點到下午三點營業(yè)，店里新鮮好的蔬菜賣得最快，頂多一個小時就被排隊賣光，不新鮮的大約到上午十一點左右也賣完，下午基本上沒菜賣，有的店鋪下午就干脆關門休息。</b></h1> <h1><b style="font-size: 22px;"> 至于手表、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等耐用品和高擋煙酒，一般的百貨商店都看不到，只有解放路百貨大樓、中山南路華僑友誼商店、鐘表總店和副食品中心店等幾家柜臺上有，但都不隨便賣，都是擺樣子給老百姓看的。特別是那些高擋煙酒更為緊俏，那時全市就只有華僑友誼商場、和副食品中心商店的專柜上才看得到。這兩個店里的專柜都裝飾得較為豪華，上面琳瑯滿目地擺著五糧液、茅臺等名酒，和中華、熊貓牌等名煙。這些煙酒的展覽確實讓人大開眼界，但遺憾的是它從不對外銷售，老百姓只能看卻不能買，有錢開后門也買不到，因為它是專供市政府幾個招待所接待貴賓、以及市政府召開有關重要會議使用的。</b></h1> <h1><b style="font-size: 22px;"> 而鳳凰、永久和飛鴿牌自行車，上海和首都牌手表，紅燈牌收音機，蝴蝶和蜜蜂牌縫紉機，在這些店里的專柜里都有。這些東西都是國家名牌產(chǎn)品，都是一般老百姓、特別是年輕的新婚夫妻夢寐以求的四大件，也被社會上時髦地稱為“三轉一響”。但當時這些東西一是價格比較貴，如自行車和縫紉機每件單價都在150元錢以上，手表一塊也要100多元，收音機每臺70至80元左右；二是貨源緊缺，老百姓如要購買就必須找熟人開后門。例如我在一九七O年結婚前為買兩塊手表，就是找隔壁鄰居劉月暉幫的忙。那時劉月暉在市百貨批發(fā)站當會計，手里有些權，她年前給了我兩張表票，等了十多天表店到貨，元宵節(jié)后一天我在市鐘表總店買的。這兩塊表的價格都不菲，其中上海牌手表一百二十元一塊，另一塊是一百一十元的首都牌。當年我每月工資是三十八元九角三分，買一塊表就得花費我三個月工資，現(xiàn)在我每月退休金是三千多元，如折算為現(xiàn)在的價格，每塊表得一萬元以上，也算不便宜了。</b></h1> <h1><b> </b></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