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御筆「松風(fēng)水月」，本件為北京故宮藏本<br><h3><strong>今天是2016年4月25日，也是丙申年的三月十九日。</strong></h3><br><h3>打開日歷，這一天只不過是一年三百多日中的普通一天。然而，對華夏文明而言，這一天卻別有一番深遠的意義。</h3><br><h3>372年前的今天，正是明崇禎十七年（<strong>甲申</strong>，1644年）<strong>三月十九日</strong>，換算成西歷，恰好也是在4月25日。</h3><br><h3>那一天，大約卯時，天色剛剛微亮，下著小雨，崇禎皇帝帶著百般的無奈與堅忍，走上了皇宮后的煤山?；赝┏牵鯚熕钠?，李自成部將的吶喊聲遙遙可聞。特別是在東南方，崇文門一帶已是火光沖天，那里坐落著新樂侯府與鞏駙馬府。這兩家早就約定好，闖軍破城便闔門舉火自焚，其中還包括著崇禎皇帝年逾九旬的親外祖母。</h3><br><h3>時至今日，我們已很難推摹，目睹這番景象，崇禎皇帝發(fā)出了怎樣的感嘆，春雨中的場景又是何等的凄涼。唯一能考究的，是他嚙指寫成的一份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的詔書：</h3><br><h3><strong>朕自登極十有七年，雖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發(fā)覆面。任賊分裂朕尸，勿傷百姓一人。</strong></h3><br><h3>到今天為止，這一幕，過去了整整<strong>372</strong><strong>年</strong>。</h3><h3></h3> <h3>「明思宗殉國處」碑，在今北京市景山公園東南隅，民國33年（1944年）立<br><br></h3><br><h3>有人說，趕緊打住吧！崇禎死掉了固然可憐，但是明朝腐敗到了那種地步，骯臟黑暗，早就該丟進歷史的垃圾桶了，有什么好懷念的！</h3><br><h3>確實，我曾廣泛地翻檢晚明史料，看到了那一套體制運行將近300年后衍生的種種弊政，賦稅、宗藩、職官、武備以及<strong>個人意識高漲之下國家整體動員能力的衰弱</strong>，而崇禎皇帝因其作風(fēng)與能力既難以力挽狂瀾，甚至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加劇了問題的惡化。然而，我還看到了，在衰朽的政治體制之外，晚明的中國依然保有繁榮的文化、昌明的科技與蓬勃的經(jīng)濟，社會充盈著自由與活力，正是<strong>人文精神</strong>狂飆突進的年代。明朝滅亡的原因，究竟是源自時代的偶然抑或是歷史的必然容由爭論，可是明室政治上的溘然終結(jié)，絕不意味著中國的文明已經(jīng)衰亡到了「需要注入外來新鮮的血液」方能挽救的地步。</h3><h3></h3> <h3>有人「只知道中國給滿洲兵吞滅了，便說中國民族早已衰敗，該亡國了」，錢穆先生罕見地用了「<strong>喪心病狂</strong>」四字加以批評</h3></br></h3></br><h3>也有人會說，中國歷史上那么多朝代，我最崇拜強漢盛唐，憑什么你偏偏提起明朝滅亡的這一天？民國都105年了，還要緬懷專制帝王嗎？</h3></br><h3>誠然，漢唐宋明，朝代數(shù)十，帝王上百，明朝既不是疆土最大的，崇禎也不是政績最多的，但一度卻是最系人心的。還記得上中學(xué)時，學(xué)到魯迅的〈<strong>阿Q正傳</strong>〉，說鄉(xiāng)下盛傳，革命黨進城，個個白盔白甲，為崇禎皇帝戴孝。當時以為這篇小說極盡諷喻之能事，這一處自然是在批判那些革命的跟風(fēng)者。后來，看的書多了一些，才知道那一筆蘊含著一個懸系人心上百年的歷史記憶。「<strong>反清復(fù)明</strong>」，作為實實在在號召與凝聚的旗幟，從甲申直到辛亥，足足激勵了人心267年，也足足困擾了清廷267年，上下五千年再難找出第二例。當然，崇禎皇帝十七年憂國如病最后以身相殉的歷史平添了豐富的人格魅力。除此之外，卻也還有一種源自人之本性的力量，使得人們集體而自發(fā)地將目光投向了267年前。</h3></br><h3> <h3>在革命成功、建立共和之后追崇明朝，絕非魯迅的妄筆。民國元年（1912年）2月15日，南京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tǒng)，南北和平統(tǒng)一。當天，時任臨時大總統(tǒng)的 孫中山先生即率領(lǐng)文武百官參謁明太祖的孝陵，以光復(fù)成功、民國肇造而「<strong>始敢告無罪于我高皇帝</strong>」。謁陵文開篇「<strong>惟有明失祀之二百六十有七年，中華民國始建</strong>」一句，深意寓焉<br><br></h3><h3>也一定有人要問，將近400年前的事情，拿到21世紀來談，還有什么意義?。?lt;/h3><br><h3>是啊，正因為人性的高貴與文明的高度并不像器物科學(xué)那樣始終向前，甚至頻有中衰、折斷，才使得歷史不僅是茶余飯后的談資，也不是精神cosplay，而真真切切地關(guān)乎著世道人心。時下中國國力漸盛，故今人每每好言「<strong>中華文化</strong>」，然究竟何為「中華文化」？倡言復(fù)興的「中華文化」是不是就是魯迅筆下的「吃人的禮教」？如果連這些基本問題都尚不能清楚回答的話，恐怕只是葉公好龍，侈談起「文化自信」來，還不如熟稔回囬囘迴四種寫法的孔乙己。而甲申之變所帶來的明清易代，正包含了解開以上問題的關(guān)鍵鑰匙。</h3><h3></h3> <h3>自崇禎七十七年（1704年）三月十九日即甲申60周年紀念日起，朝鮮君臣每年三月十九日皆會在王宮大報壇祭祀崇禎皇帝，直到19世紀末日本侵占朝鮮時方止</h3><br><h3>明亡后一百多年，一位名為<strong>金鐘厚</strong>（???，1721-1780）的朝鮮士人就曾尖銳地指出，明清的更替與漢唐的鼎革并非等量齊觀，對明朝的思念亦不止在思念明朝本身，而是明朝背后的文明高度：</h3><br><h3>若彼之不思明朝，仆亦未嘗以為罪也。……。顧陋意以為，此當以言于三代，若漢唐之革易，而不可以言于明朝也，豈獨明朝之獨可思乎？所思者在乎明朝后無中國耳。<strong>故仆非責(zé)彼之不思明朝，而責(zé)其不思中國耳。</strong>……</h3><br><h3>在今天，談起本國的歷史，國人大多數(shù)以為，自秦迄清只是一成不變的封建專制，數(shù)千年的中國歷史就平如靜波，而「明清」「明清」地聽習(xí)慣了，則明與清的更迭也只不過是靜波之上被微風(fēng)拂起的一陣漣漪。</h3><br><h3>表面上，此言大抵不謬。滿洲入關(guān)，政治上雖由士人政府變?yōu)椤?lt;strong>狹義的部族政治</strong>」（錢穆語），主奴之倫也取代了君臣之禮，但大體上還因襲歷代的規(guī)模；人口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沖高到了四萬萬的極值；在文化上，清代尊奉孔子朱子的力度也遠邁前朝。</h3><br><h3>然而，這就是歷史的全部了嗎？須知，在繁復(fù)華麗的表象之下，別有一無形的力量貫徹于歷史當中，便是人文精神。倘使折斷了這根脊梁，再龐大的體量也只是讓這副行尸走肉徒增虛胖而已。對于一個文明來說，這樣的人文精神便決定了他屹立于世間的高度。</h3><br><h3>在當時人的眼中，甲申年三月十九日，開啟的是一場「<strong>天崩地解</strong>」（<strong>黃宗羲</strong>語）的大變局。單看這四個字，這一場變局之于華夏文明的意義絕不只是改朝換代那么簡單。固然，諸如「崖山之后無中國」或者「煤山之后無華夏」種種論調(diào)洵屬不經(jīng)之論。然若立于中國文明的角度觀察，甲申之變，如果僅僅因為一君之生死、一姓之興亡，為何足以當?shù)闷稹柑毂赖亟狻顾淖郑?lt;/h3><br><h3>這一問題其實并不容易直接作答，但卻值得每一個關(guān)心歷史與未來的中國人仔細思考。</h3><h3></h3> <h3>三月十九日的文化意義并不限于士大夫。根據(jù)史料記載，明亡后，東南沿海的百姓為避清廷耳目，假借奉祀<strong>太陽星君</strong>（又稱<strong>大明之神</strong>）的名義緬懷故國故君。太陽星君的生辰即訂在三月十九日的卯時。筆者曾至臺北市太陽堂就此風(fēng)俗問詢，掌廟人斬釘截鐵地回到「<strong>就是崇禎皇帝受難的日子</strong>」，乃知史事不謬。在當代，僅臺灣本島就有超過20座廟宇還在奉祀太陽星君，每當三月十九日，都有象征太牢的糕點奉祀。圖即臺北市太陽堂</h3><br><h3>身經(jīng)明清之際的士人們，在森嚴的文網(wǎng)之下，自然不能像朝鮮士人般提出如炬的論斷。然而身閱鼎革的經(jīng)歷給予了他們切膚之痛，在目睹慘酷的肉體屠戮之余，還有對<strong>人性高貴與自由</strong>的戕賊。他們從晚明走來，并非不清楚前朝的種種弊政，也在論著中提出了尖銳的批判，但是，作為曾經(jīng)有過那樣生命體驗的「人」而非奴才來說，他們更加清楚人性高貴與自由的價值。</h3><br><h3>這一切，都自甲申年的三月十九日開始。于是，這一天，也就同時成了一代人集體記憶中最特別的一日。</h3><br><h3>翻開時人的著作，寫在這一天的詩文尤其的多，既有對先皇帝身殉社稷的頌揚，也有對個人憂辱茍活的感懷，還有對亡國之恨的痛徹。比如，<strong>顧炎武</strong>談起三月十九日，就說「<strong>一生愁恨集今辰</strong>」。他以遺民存世將近四十年，志最艱卓，而其一生的愁緒與憤恨都集中于每年的這一天。</h3><br><h3>同籍蘇州府的遺民楊炤（1617-1692），名氣雖不大，卻也有很多首詩徑以「三月十九日」為題，其中一首這樣說到：</h3><br><h3><strong>身是崇禎士，生從萬歷年。</strong></h3><br><h3><strong>故國能無念？今朝倍愴然。</strong></h3><br><h3>每逢三月十九日，想起剛烈的崇禎皇帝，想起大明王朝的最后背影，也想起那一份不應(yīng)被遺忘的人文精神。</h3><h3></h3> <h3>崇禎皇帝思陵，在今北京市昌平區(qū)</h3><h3></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