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許多事正在被遺忘，逐漸變得模糊。不知不覺中，對人生有了新的理解，世界也就這樣被顛覆，添了憂愁。</h3><h3> 美與丑，善與惡，在心中又有了新的定義。就連同曾經認為的溫暖也感覺到了虛假。眼界變得開闊。許多曾經認為的美好，經風一吹不見蹤影；堅持了許久的夢想了，到現在才發(fā)現遙不可及；想得到的幸福，在手旁卻怎么也抓不到……</h3> <h3> 暑假的第二天，我來到了貴州。</h3><h3> 駐足貴州，你可以享受到純凈的自然美景。正如李白所言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貴州，風景舊曾諳，是大自然鬼斧神功下的一件精美的作品，令人為之驚嘆。</h3><h3><br></h3> <h3> 不必說五A級景區(qū)的黃果樹瀑布、江西千戶苗寨；更不必說《西游記》中師徒四人走過的瀑頂最寬的陡坡塘瀑布；單是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在長征途中在遵義開的遵義會議，就令我感慨萬千！</h3> <h3> 遵義會議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擴大會議。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為了糾正博古“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而召開的。</h3> <h1> 參會人員</h1><h3><br></h3><h3>中央政治局委員</h3><h3><br></h3><h3> 秦邦憲（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1926年留學蘇聯，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長征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h3><h3> </h3><h3><br></h3><h3> 朱德（1886年—1976年）清末秀才，曾留學德國進修社會學和哲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總司令兼紅一方面軍司令。</h3><h3><br></h3><h3> 陳云（1905年—1995年）學徒工出身，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長征開始時為紅五軍團中央代表，軍委縱隊政治委員，遵義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h3><h3><br></h3><h3> 張聞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紅色教授學院學習、任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h3><h3><br></h3><h3> 毛澤東（1893年—1976年）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院畢業(yè)，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屆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h3><h3><br></h3><h3> 周恩來（1898年—1976年）曾留學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政治委員，長征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h3><h3><br></h3><h3>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h3><h3><br></h3><h3>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h3><h3><br></h3><h3> 鄧發(fā)（1906年—1946年）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局長。</h3><h3><br></h3><h3> 劉少奇（1898年—1969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長征開始時為紅八軍團中央代表，黎平會議后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h3><h3><br></h3><h3>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凱豐，共青團中央書記、長征開始時為紅九軍團中央代表。</h3><h3><br></h3><h3>參加會議的其他人員</h3><h3><br></h3><h3> 劉伯承（1892年—1986年）紅軍總參謀長、軍委縱隊司令員，遵義警備司令部司令員。</h3><h3><br></h3><h3>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h3><h3><br></h3><h3> 林彪（1907年—1971年）紅一軍團軍團長。<br></h3><h3><br></h3><h3> 聶榮臻（1899年—1992年）紅一軍團政治委員。</h3><h3><br></h3><h3> 彭德懷（1898年—1974年）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軍團長。</h3><h3><br></h3><h3> 楊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政治委員。</h3><h3><br></h3><h3>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紅五軍團政治委員。</h3> <h3>遵義會議作出的四項決定：</h3><h3>一、毛澤東通知選為常委。</h3><h3>二、指定洛甫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fā)到支部中去討論。</h3><h3>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h3><h3>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是黨內委托的對于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h3> <h1><br></h1><h1>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h1><h3></h3><h3> (一)解決了軍事路線問題</h3><h3><br></h3><h3> 在“遵義會議”召開前，“左傾思想”是非常嚴重的，包括軍事上的冒險主義、思想方面的教條主義、政治方面的盲動主義、組織方面的宗派主義等。在當時的戰(zhàn)爭背景下，軍事路線是否正確，直接影響著黨和紅軍的安危，而這些問題已經引起了大多數領導同志的重視，已經到了最佳的糾正時機。在“遵義會議"中，明確指出，由于“左”傾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導致“圍剿"戰(zhàn)爭失敗，恢復了由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作戰(zhàn)原則，擺脫了以往的被動局面。</h3><h3><br></h3><h3> (二)調整了中央領導機構</h3><h3><br></h3><h3> “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同志在黨、紅軍中的絕對領導地位，為后續(xù)的革命勝利提供了組織保障，并取消了“三人團"，改為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指揮。后來，又成立了“三人小組"，這是當時黨中央的核心領導機構。遵義會議的種種舉措，推動了黨的路線的正確轉移，對于保證長征的最后勝利起著關鍵作用，將張國燾造成的損失降低至了最小化，在極端條件下保存了領導骨干力量。</h3><h3><br></h3><h3> (三)促進國內革命戰(zhàn)爭的轉變</h3><h3><br></h3><h3> 在“遵義會議”后，我黨從各類實際出發(fā)來調整戰(zhàn)略方向，這對于后續(xù)抗日民族戰(zhàn)爭的勝利起著重要的作用。在“遵義會議”后，我黨實施了到川西北、川滇黔、川西、川陜甘的戰(zhàn)略轉移，最后確定了陜北作為大本營。這種戰(zhàn)略轉移是基于當時的地理、政治、軍事、居民條件來決定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繼續(xù)北上抗日。在“遵義會議”結束后，轉移戰(zhàn)略逐漸完成，實現了黨中央的統一領導與指揮，開創(chuàng)了革命的新局面。</h3><h3><br></h3><h3> “遵義會議”是長征中的重要轉折點,奠定了革命勝利的基礎，標志著我黨開始獨立自主的解決中國革命與黨內問題。我們無法想象，如果沒有“遵義會議"，后面會面臨什么樣嚴峻的問題，如果沒有“遵義會議”，革命會以什么結果收場，時至今日，我黨與黨領導的事業(yè)，還在享用著“遵義會議”的豐碩成果。</h3> <h1><br></h1><h1>“遵義會議”帶來的深刻啟示</h1><h3> “遵義會議”的本質，就是“實事求是”，會議采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深入剖析了問題的實質與根源，并找尋到了正確的解決方案。如今，如何堅持正確的發(fā)展路線，破解我們在發(fā)展中遇到的難題呢?實踐證實，我們必須要做到“實事求是"，這也是唯一的答案。只有緊密聯系群眾，尊重客觀事實，做到群策群力，才能夠得到群眾的擁戴，鞏固執(zhí)政地位。</h3><h3> 同時,“遵義會議”也是我黨在首次沒有共產國際的領導下，獨立解決黨內部問題的范例，如果沒有“遵義會議”，那么后果是無法想象的，由于正確堅持了黨領導的核心地位，有了正確的思想認識，才做到了團結和統一。這一歷史現實，告訴我們，堅持黨的正確領導，是實現發(fā)展的前提條件。</h3><h3> “遵義會議”中“民主團結”的精神告訴我們,我們需要嚴格堅持“民主集中制”，之所以我黨在“遵義會議"前走了很多彎路，就是由于李德的獨斷專行，給革命帶來了巨大的損失?！白窳x會議”做到了各抒己見,充分發(fā)揮出了黨內民主，大家坦誠交換意見，堅持同樣的利益，形成了統一的認識。這啟示著我們，要減少損失與錯誤，需要發(fā)揮出黨內民主，在后續(xù)的延安整風運動之中，這種精神得到了充分的發(fā)揚。在現代社會，要建設出“務實”、“勤奮"、“廉潔”的領導班子，需要進一步發(fā)揮出民主意識，實現團結統一，降低糾紛的發(fā)生率。這種民主是涉及多個層面的，需要從多個角度著手。</h3><h3> 務求必勝的精神啟示我們，必須堅持一往無前、百折不撓的奮斗品格。遵義是中國革命的圣地，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和革命先烈們在血雨腥風的斗爭中，憑著堅定的信念、頑強的意志，發(fā)揚不怕犧牲、不畏困難、務求必勝的精神，使中國革命絕處逢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艱巨性、復雜性、繁重性，我們必然會遇到許多困難和考驗，我們要不斷克難攻堅，加緊解決發(fā)展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不斷奪取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勝利。</h3> <h3>毛澤東親筆題詞“遵義會議偉大轉折”</h3> <h3>“毛主席”稱呼的由來</h3> <h3>在戰(zhàn)爭中紅軍使用過的武器</h3> <h3>“飛奪瀘定橋”</h3> <h3>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的父親習仲勛，他是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chuàng)建者和領導者。</h3> <h3>各界主席對遵義會議的評價</h3> <h3>各外國友人也在書中提到了遵義會議</h3> <h3> 遵義會議不但對中國革命，對中國共產黨意義重大，而且也在每一位參加者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他們每.一個人都對道史對遵義會議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 1935年離開遵義后，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再也沒有回去過，但他們在自己的講話或著述中多次讀到遵義和遵義會議。</h3><h3><br></h3><h3><br></h3><h3><br></h3> <h3> “遵義會議"精神有著鮮明的時代性與實踐性,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yōu)榱烁锩膭倮?在長征中不屈不饒、英勇頑強，這不僅是戰(zhàn)爭時代的重要精神，也是實現“中國夢”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或缺的精神。作為未來的接班人，我們必須要繼承寶貴的“遵義會議”精神，將其發(fā)揚光大，踏著革命先烈們的足跡，砥礪前行，不忘初心！</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