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一、 巜圣教序》碑全稱巜唐懷仁集王右軍三藏圣教序記》，行書30行，行85、86字不等，宏福寺沙門懷仁集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唐咸亨三年十二月八日京城法侶建立，文林郎諸葛神力勒石，武騎尉朱靜藏鐫字，碑原立于陜西西安宏福寺，后移至今西安碑林博物館。</b></p><p class="ql-block"><b> 碑文是唐代的玄奘法師，從印度取回的佛教經(jīng)典，譯文以后，上表請皇帝為之題序，唐太宗為之作序，其子唐高宗李治為之作記(李治作記時為太子)，玄奘謝太宗、高宗父子，然后兩位皇帝又做答文，后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jīng)，最后是下詔令太子太傳、尚書左仆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等大臣奉敕潤色文字內(nèi)容，這種翻譯佛教經(jīng)典，由皇帝父子親自作序，皇帝又恐譯文有不妥，詔命宰相大臣潤色經(jīng)文內(nèi)容的事情，可見在當時是非常莊重嚴謹?shù)氖⑹隆?lt;/b></p><p class="ql-block"><b> 這些由皇帝主持的事情安妥以后，再選石刊刻，碑中刻入的集書、勒石、鐫字人，皆落款明確，“弘福寺沙門懷仁集晉右將軍王義之書”，是僧懷仁從王義之的書法墨跡上選集要用的字，再逐字描摹岀，當時唐太宗喜好王書，收集羲之墨跡最多，由其主持的“盛事”，想必懷仁是非常有條件看到各種墨跡來摹字的，這些集字，不僅每個字要精彩優(yōu)美，而且必須“行文貫通，頓挫有致，上下左右相呼應。這樣精益求精的工作，難度可想而知，也絕非一朝一夕之功能夠完成。古人載懷仁歷時二十余載集摹，應該是有所依據(jù)的?！拔牧掷芍T葛神力勒石”是諸葛神力把這些描摹好的字，鉤勒到石面上，最后由“武騎尉朱靜藏鐫字”，這是用刀刊刻石面上鉤好的字。由上述可知，巜圣教序》的名重，不僅僅是因為“右軍劇跡，咸萃其中”，而是經(jīng)過由皇帝隆重的主持、太子大臣的參與，懷仁歷吋多年的集摹，又經(jīng)選石、鉤勒上石、鐫刻，每一步驟都力求完善，才有了這一通名傳千古的藝術杰作巜圣教序》碑。</b></p><p class="ql-block"><b> 清王澍根據(jù)唐代碑刻巜大遍覺法師碑》碑文所載其事，并加評論巜圣教序》的藝術成就，他的巜虛舟題跋》和巜竹云題跋》里說：“玄奘俗姓陳氏，年十三出家洛陽，貞觀三年，往游西域，得大乘等經(jīng)六百五十七部，十九年，還京師，勅就宏福寺翻譯。二十年，進所翻經(jīng)，表請題序，成於慶福殿，令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群僚讀之，二十二年夏，高宗又御制巜述圣記》，十二月始自內(nèi)出。高宗咸亨三年建碑。自貞觀廿二年至咸亨三年，凡歷二十五年，搜羅移搨，不知費幾許工夫，幾許心力乃得完正。自唐以來，士林甚重此碑，匪直巜興福寺》巜隆闡法師》等碑為顯效其體，即李北海、張司直、蘇武功亦皆從此奪胎。其前唯巜定武蘭亭》文皇所刻自大內(nèi)，淵渾肅穆，風力少勝，其他一切右軍石刻無與匹者，蓋當時右軍墨跡盡歸天府，收藏既富，摹搨復工，冠冕藝林，模楷百代有以也。至於南宋巜蘭亭》諸刻以及《淳化》巜大觀》，方之巜圣教》，譬猶高曾之視子孫，尊卑闊絕，不敢仰視矣”。</b></p><p class="ql-block"><b> 清代的楊守敬也有類似的評論，他說：“歷代以來習二王草書者，蘭亭序、閣帖諸扎之外，惟以此碑為模式，雖名之曰碑，實為法帖矣”。</b></p><p class="ql-block"><b> 這些評論也說明了此碑是“出自真跡”的，集刻則“冠冕藝林”，書法史上的地位是“不敢仰視的百代模楷”，雖然名稱是碑，實際上是“法帖”。</b></p> <p class="ql-block"><b> 二、 巜圣教序》碑的刻立，嚴謹莊重，鐫刻更是精細入微，其中破鋒、牽絲、氣韻等等都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但是千百年來，由于歷代捶拓，碑石早已磨損，不光碑斷損字，不損筆畫的字也多枯瘦露骨，書寫的筆致早已不見，更談不上什么王羲之的筆法神彩了。因唐代拓本無傳，那么要體會到其中的筆法精髓，就要搜求傳世中，最接近于原貌的宋拓本了。</b></p><p class="ql-block"><b> 這就出現(xiàn)了一個問題，巜圣教序》的宋拓本面貌和標準又是什么？鑒賞家們憑借自己的經(jīng)驗，通過對拓本紙墨、拓工風格的觀察，給出結(jié)論，再結(jié)合碑文中的一些已損和未損的字或筆畫，作為比較，分出宋拓本里的傳拓時間早晚。近代的碑帖鑒賞家，張彥生在他的巜善本碑帖錄》里記錄說：“北宋拓本，十五行“圣慈所被”，慈字首完好，廿一行勝緣，緣字左下不連石花，其他與南宋拓無大差別，南宋拓，碑無斷紋，慈字首已損，緣字左下與石花泐連”。他又記錄：“此序線斷拓本最少見，只見王儀堂由滬購來一本，由未二行文林二字間斷起，斷如線，不傷字，審紙墨拓工為宋時所拓”，張彥生并且定論說”以紙墨拓工論，碑斷當在宋元之間，未斷的拓本，都是宋拓”。</b></p><p class="ql-block"><b> 那么，他的這些記錄觀點和目鑒紙墨拓工論，靠的住嗎？或者說經(jīng)的起更“科學”的驗證嗎？</b></p><p class="ql-block"><b> 1973年8月陜西省文管會，對碑林博物館的唐代巜石臺孝經(jīng)》碑進行修整，根據(jù)考古報告，可以了解到當時的一些詳細情況。修整巜石臺孝經(jīng)》碑吋，在碑身的背面，中心的石柱連接處及連接的卯眼內(nèi)，分別發(fā)現(xiàn)了整幅巜圣教序》碑拓片，還有女真文書、版畫以及大量銅鐵制錢幣。巜金史．完顏希尹傳》記載：“金人初無文字，國勢日強，與鄰國交好，遒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制度，合本國語，制女真字。天輔三年八月(1119年，北宋宣和元年)巜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據(jù)此，再結(jié)合發(fā)現(xiàn)的文書，專家仔細考釋了這些女真文書的內(nèi)容，認為這是金代早期的童蒙讀物。文書上的字，一字代表一詞，與現(xiàn)存金代石刻中，幾個字組成一詞，區(qū)別較大，另有一些字是直接采用契丹文大字書寫，還有一部分字，是現(xiàn)存女真文中已經(jīng)消失的契丹字，以及現(xiàn)存女真文中沒有著錄過的文字，而今天所存石刻上的女真文字，都是比較穩(wěn)定統(tǒng)一的文字，比如在吉林海龍縣的金大定七年巜楊樹林女真國書碑》、吉林扶余縣的大定二十五年巜大金得勝陀頌碑》等，文字統(tǒng)一，也沒有文字的混用現(xiàn)象，這就說明，文書上的字，應該屬于天輔三年頒布以后，金代早期還沒有穩(wěn)定統(tǒng)一的，過渡階段的文字。西安在金太宗天會六年（1128年，南宋建炎2年)開始為金所管轄，屬京兆府路，立學官，并傳授女真文字，今天所發(fā)現(xiàn)的文書，大概就是這些早期學童學習的抄稿文書。</b></p><p class="ql-block"><b> 同時石柱下還發(fā)現(xiàn)了壓著和散落的宋、金吋期銅鐵制錢幣五十八枚，錢幣有“元豐通寶”、“紹圣元寶”、“崇寧重寶”、“熙寧重寶”等一共北宋十四種年號銅錢，而金代錢幣只有“正隆通寶”一枚，此錢是這里面年代最晚的一種鑄幣，根據(jù)巜金史．食貨三》記載：“金初用遼、宋舊錢，正隆二年，歷四十余歲（金開國于1115年）始議鑄錢，三年（1158年，南宋高宗紹興28年）二月，三監(jiān)鑄錢，文曰“正隆通寶”，與舊錢通用，又“大定元年，命陜西路參用宋舊鐵錢”。金代一共鑄有錢幣四種，而此次發(fā)現(xiàn)的只有金代所鑄第一種幣“正隆通寶”一枚，說明是大定十九年第二種鑄幣流通以前的幣種，并且與各種北宋鑄幣混雜一起，可以驗證巜金史》所載金代初，宋、金錢幣混用的記錄，同時可以推斷，金代修整巜石臺孝經(jīng)》碑應該是金代早期的事情，當然，按地域劃分的話，北方為金(1115一1234年）南方為宋（1127一1234年)，即相當于南宋早期。在巜金史．五行志》里又記載：“正隆五年（1160年，南宋高宗紹興30年，南宋歷史大約150年，此時距南宋亡，約剩120年)二月，河東、陜西地震”，這應該說明這次陜西地震可能造成了巜石臺孝經(jīng)》碑的重新加固修整，金人在這次的修復中，把這些女真文書、宋金錢幣、圣教序拓片、版畫放入碑中。如果再把時間推算精確一些的話，是金代正隆五年一一大定十七年之間的事情，即南宋紹興30年一一淳熙4年（1160一1167)。</b></p><p class="ql-block"><b> 既然橫向的年代基本可以確定為金代較早期，再來看緊緊夾在中心石柱連接處的巜圣教?》整幅拓片，拓片被疊折方形，有部分破損霉爛，有200余字有不同殘損，其余文字保存完好，審拓片第十五行“圣慈所被”的慈字，首三筆已經(jīng)損泐，二十一行“勝緣”的緣字，左下已與石花損連，碑整體沒有斷裂，以同吋發(fā)現(xiàn)的錢幣、女真文書相互佐證，可以知道，巜圣教序》拓片相當于南宋早期所拓?；剡^頭再看鑒賞家的記錄：“南宋拓本“慈”字首三筆損，“緣”字左下與石花泐連，碑不斷”，這些都是完全吻合的，而實際上，鑒賞家做出的“宋拓、明拓”的判斷，本質(zhì)上就是目鑒什么紙、什么墨、什么拓工來立論區(qū)分時代的。不過，這里有一個先后問題，鑒賞家的步驟是先看“紙墨拓工”，是宋是明，判斷以后，再看字的完損來進一步佐證，由此可見，“紙墨拓工論”在前，“完損字”在后，是相互輔助佐證。另外，雖然“完損字”無大區(qū)別，但也會根據(jù)拓工時代特點、字口的變化來判定，這就需要鑒賞家“經(jīng)手”的拓本數(shù)量夠多，總之，“紙墨拓工論”本質(zhì)也是“經(jīng)手”的經(jīng)驗的總結(jié)。</b></p><p class="ql-block"><b> 現(xiàn)在根據(jù)上面的考古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基本可以確論南宋早期拓本的面貌了，那么縱向的比較就有了可靠依據(jù)。既然南宋早期碑拓，“慈”字已損，“緣”左下已經(jīng)泐連下石花，此二字不損不連的，當然就是北宋時期拓本。現(xiàn)在根據(jù)傳世碑拓實物可知，其分為二種版本，第一種是，“慈”字完好，“緣”字左下與下石花雖未相連，但也僅隔一線，即介于連與不連之間。第二種則不僅“慈”字的字口更加完好，“緣”字也與下石花相距比較遠，是非常明顯的不損連。眾所周知，碑拓損泐的增加，也是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那么第一種情況的拓本，就是介于“連與不連”過渡階段的拓本，而從北宋到南宋初早期，從實際出發(fā)，也應該有一種“逐漸增損過渡”的存在，那么上面第一種情況的碑拓，就能夠知道是北宋晚期的拓本了，或者至遲在南北宋之間。從今天傳世的各種巜圣教序》宋本的實物數(shù)量上看，南宋拓存世比較多一點，北宋拓本很少，但是，“過渡本”卻是三種宋拓里，傳世最少見的。介于兩朝更替之際的版本最稀少的情況，在其它碑拓流傳過程中，情況大概類似，比如東漢的巜曹全碑》，明拓未斷本有多本傳世，清初拓的已斷本更多，而介于二者之間“曰”字不剜，并且有細斷紋的“過渡”本子，就很罕見了，這就說明了這個時間階段是相對短暫的，拓本的制作也就相對應的少，這也是充分符合歷史客觀規(guī)律的。而上面提到的第二種“慈”字不損，“緣”字與下石花相距尚遠的拓本，無疑，就屬于真正的北宋范圍了。雖然，巜圣教序》的北宋拓本里，傳拓的年代依然有早晚之分，但是南宋拓與北宋拓本，大的脈絡，至此已經(jīng)可以確定了。</b></p> <p class="ql-block"><b> 三、 最后還有一個問題，宋代墨拓標準是什么？也就是說，宋拓的下限是什么樣的，在巜圣教序》碑拓里，宋拓（宋末)與元拓的區(qū)分標志是什么，有沒有具體的佐證？</b></p><p class="ql-block"><b> 首先來看一下鑒賞家是如何定義宋拓標準的，以及宋拓本的時代下限，即宋拓與元拓的區(qū)分標志。鑒賞家的定義是：一、碑不斷的都是宋拓。最晩的南宋拓，是線斷本。二、碑斷于宋元間，最舊的元拓本，碑已斷，有損字。</b></p><p class="ql-block"><b> 碑帖鑒賞家張彥生說：“此序碑斷年代無確實記載，其說不一，有謂紹興二年，或云趙孟頫臨寫圣教序，每斷處缺字，王世懋云，斷于元末明初，又有云斷于天順，又有云斷于嘉靖，巜金石萃編》載，斷于萬歷乙卯（43年），我認為斷碑前與初斷本以紙墨拓工論，與其他舊本唐碑相比較，碑當斷于宋元之間”。又說：“全碑在南宋階段字與石花無大變化，斷后最舊元拓本，未行文林的“文”字，未損作“父”字?！?lt;/b></p><p class="ql-block"><b> 碑斷于嘉靖乙卯地震說，最為流行，巜金石萃編》作者王昶（1725一1806)，還有巜來齋金石刻辭》的作者林侗(1624一1714年)較為代表，西安碑林學者路遠先生，已經(jīng)比較詳細的考證了這一說法的緣由：王昶是轉(zhuǎn)錄比他早一百多年的林倜的記載，而林倜又是出于誤讀明代巜石墨鐫華》作者趙崡的書藉，這中間還有非常有名的金石家楊賓（楊大瓢，1650一1720)亦持此嘉靖地震看法，楊賓后來知道認識有誤，在他所著巜大瓢偶記》卷四中說：“懷仁圣教碑斷年代，余向以為斷于嘉靖乙卯地震，偶見徐興公跋引敬美語，始悟余說之非。蓋嘉靖乙卯，而敬美生于其時，如果是碑新斷，不應有元末國初之語，所謂疑以傳疑也”。楊氏所題到的敬美，是王世貞之弟王世懋，他是嘉靖進士，又在陜西為官，正是當吋經(jīng)歷人，他又有“斷于元末明初”語，嘉靖地震至碑斷說，已經(jīng)不足信了。而對于碑拓特別精于鑒賞的清代王澍（1668一1743年)則在他的巜竹云題跋》里說：“圣教序不知斷于何時，仆在京師嘗于閩中許氏借觀趙文敏臨本，凡斷處字皆闕，則知自元代以前蓋已斷矣，斷者不足言，未斷者的為宋拓無疑也”。這里說明了生活在元代的趙孟頫，見到的本子，已經(jīng)是碑斷，斷處有缺字了。前面已經(jīng)證明南宋時碑未斷完好，而趙孟頫的元代初期，已是斷本，那么碑斷時間就集中在了宋元之間。</b></p> <p class="ql-block"><b> 巜圣教序》傳世的南宋拓本略多（金拓本），鑒賞家說“文字石花無大變化”，這可以從一些館藏和私藏的拓本里得以驗證，這一通碑石的石質(zhì)很好，但從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的北宋早期的拓本上，和其他一些傳世北宋拓本上，可以看到，碑文末行“文林郎”處已有輕微裂紋，但是裂紋也只限于“文林郎”及向前數(shù)行略有延伸的一些地方，這應該是石質(zhì)本身的問題造成的，到了南宋，裂紋仍舊如此。經(jīng)過金代正隆間的地震，以巜石臺孝經(jīng)》里所發(fā)現(xiàn)的南宋拓整幅本來看，依舊如此，同時再用其他南宋拓本比對，依然相同。這種狀況一直持續(xù)到金代末期，在金代末期的幾次捶拓中，斷裂有所變化，即從“文林郎”斷起，有極細的線斷紋向前面發(fā)展，線斷紋穿過的字依然完好，這些斷紋穿過一些字的時候，又似有似無，發(fā)展到前面數(shù)行碑文時，已經(jīng)變得非常細微而難以觀察到了，這種狀況的拓本，就是鑒賞家說的“南宋最晚拓，線斷本”，同吋還指出這個時候“慈”字的變化，前面已經(jīng)證明，“慈”字在整個南宋時期，首三筆已經(jīng)泐損，但是這時候，首三筆又能夠拓出筆畫，看上去像不損泐的樣子。鑒賞家張彥生的描述是：“南宋最晚斷前拓本，慈字首反又拓出筆道”。他又說：“此序線斷拓本最少，只見王儀堂由滬購來一本，審紙墨拓工為宋時所拓”，實際上，此種情況與上面提到的南北宋之間的拓本，在教量流傳上相對于北宋拓和南宋拓更少，規(guī)律是相同的。那么羅輯上也很好推斷，傳世的南宋拓本中，全部是沒有“線斷紋”的，這些南宋拓本理應也有早有晩，而肯定不是某一年集中的同時所拓，但是偏偏卻沒有鑒賞家所說的這種版本，而時間再晚，碑就斷了，沒斷紋和斷后之間過渡的“線斷本”最少見又最晚，也就合乎情理了。</b></p><p class="ql-block"><b> </b></p><p class="ql-block"><b> 四、根 據(jù)碑林學者路遠先生的考證文章可知：“金正大四年（1227年），滅了西夏國的蒙古軍隊，向陜西推進，正大八年，陜西鳳翔城被攻破，再向京兆進軍，地方官完顏合達與刺蒲阿遂棄京兆，與牙古塔起遷居民于河南，留慶山奴守之。同年九月，蒙古軍占領河中府（今山西水濟縣浦州鎮(zhèn)），慶山奴棄京兆而撤退”。這次棄城撤退中，金人將碑林中之重要碑石盡數(shù)仆倒，原來大概是準備有序運走的，運碑石之事，在北宋末年，金人占領開封吋，就曾把北宋所刻巜大觀帖》運到北方金國，由此可見，金人對于漢人文化典籍的重視。但是時局變化很快，蒙古軍很快就到了。在這次遷移的前后半年中，金人對不能運送的城中建筑物品，進行了有計劃、大規(guī)模的破壞，對來不及運走的“典籍文化”碑林碑石也只能進行破壞了，于是碑石盡數(shù)仆倒。</b></p> <p class="ql-block"><b> 宋代張禮著有巜游南城記》一卷，記載他于宋元??間游長安城南的經(jīng)歷，記錄了一些情況，另外還有金末元初人在此書中的續(xù)注，有“辛卯遷徒，寺宇廢毀殆盡，惟一塔儼然”等語。這次遷徒的情況，元代刻立的碑中亦有記載，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年)的巜大元國京兆府重修宣圣廟記碑》載：“京兆舊有宣圣廟，辛卯棄城，殿宇傾頹”。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的巜大元國重修廟記碑》也說：“國初辛卯歲，亂離城棄，殿宇僅存”。這些碑刻和游記書，也證實了史書所記載的金末京兆棄城遷徒一事。</b></p><p class="ql-block"><b> 金末元初的駱天驤，做過京兆府學教授，他著的巜類編長安志》在石刻卷的“石經(jīng)”條下，則說：“正大辛卯遷徒，悉以摧仆，至庚戌，省幕王琛奉而起立，至元十四年，碑盡摧倒，天驤與孟文昌充西府教官，請灞橋堂邑劉斌而復立焉”。駱天驤不僅是當?shù)貢r人，還是復立碑的主持者之一，而他和另一個主持復立碑者孟文昌，在至元十四年合撰的巜重修文廟諸碑記》中，詳記了復立碑的情況：“石經(jīng)之次諸碑，它郡所亡有，如秦丞相李斯暨李陽冰之小篆，晉右軍王羲之之行書(指集王圣教序)，唐顏真卿、柳公權、虞世南之真楷、宋郭忠恕、僧夢英之眾體，是皆古今昭昭，著人耳目，爭先睹為快者。其毀折催仆不知其幾年矣，觀者嘆息，未如之何”。碑文中接著又說一些碑石已經(jīng)斷損，由任佐和雷時中兩人出錢資，在一位能“煉藥修補石”的僧人幫助下，“俾前代名碑，斷者重續(xù)，廢者載立，得還舊觀”，并且贊嘆僧人的異術：“碑石不幸而毀折催仆，人能用術智使合本然之質(zhì)，實曠代罕遇之奇事也”。</b></p><p class="ql-block"><b> 以上就說的很清楚了，金末正大八年（1231年)遷徒，唐石經(jīng)及各名碑，全部推倒，金人有意的破壞，造成了碑刻的斷裂損壞，否則，就不會有后來的元人“煉藥修補石，俾前代名碑，斷者重續(xù)，廢者載立”的事情了。這些唐宋碑刻里就有史料所載的“晉右將軍王羲之行書”的巜圣教序》，前面已經(jīng)證明，金末最后期的拓本，由于捶拓所致，本已有由“文林郎”處起，一直延伸到碑文前面斷線裂紋，這次的“摧仆”就使其徹底碑斷了。蒙古元人占領京兆19年以后，又由“省幕王公琛將碑石奉而起立”，當然，碑斷傷字的沒有辦法補刻字，也只能使其可以重立，不至斷墜。這也證明了金末大正八年仆倒后到元人重立碑之間，是沒有拓本的，而元人重立碑后“斷者重續(xù)”的拓本，就已經(jīng)是碑斷拓了。</b></p><p class="ql-block"><b> 五、 就鑒賞家所說的吋間“碑斷于宋元之間”來說，和史料所載是非常符合的，再看“南宋(金拓)最晚線斷拓本”的說法，結(jié)論也是十分準確的。而鑒賞家則說：“以紙墨拓工論，是宋吋所拓”，這些高度的吻合，一方面說明了鑒賞家豐富的實物經(jīng)驗和高超的眼力，另一方面，在各種碑刻中，能夠像巜圣教序》一樣，不僅有鑒賞家的記錄觀點，還能有實物發(fā)現(xiàn)的佐證，再到史料的支撐，從而形成有效的互證，由北宋一直到南宋末，把各階段宋拓的“脈絡”從上到下，能夠把時間節(jié)點理順下來的，應該是少之又少的。 </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