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國慶的美篇

孟國慶

尋夢六盤水（三） 據(jù)百度介紹，黃土坡街道位于六盤水市鐘山區(qū)，東與荷城街道相接，西與德塢街道相連，南與鳳凰街道接壤，北與大河鎮(zhèn)毗鄰，總面積25.8平方公里，總人口18萬8405人（2010年），轄1個行政村、19個社區(qū)居委會，249個居（村）民組。轄區(qū)駐有中央、省、市、區(qū)屬廠礦企業(yè)32家，市、區(qū)政府機關及企事業(yè)單位417家，各類個體工商戶12000余戶，是六盤水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六盤水火車站和汽車站均坐落其中。優(yōu)越的區(qū)位優(yōu)勢，是鐘山區(qū)首家億元鄉(xiāng)鎮(zhèn)。 黃土坡上的六盤水體育場。 重上黃土坡 1983年的黃土坡。看來，80年代初黃土坡已經有現(xiàn)在城市的雛形了。 百度上介紹黃土坡比較復雜，其實黃土坡的方位很簡單——從濫壩到德塢的公路（現(xiàn)在的人民路位置）與73工程處到六盤水地革委、窯上這條公路相交，這個“十字路口”西南到德塢這一片就是當時的黃土坡。黃土坡是一個黃土高臺，比北面那條濫壩到德塢公路（現(xiàn)人民路）的標高至少高出十米。黃土坡上原先都是農田，都是黃土，所以稱之為黃土坡十分確切。我們工作的水城特區(qū)就在黃土坡的最東北面，交通很方便。水城縣和水城特區(qū)關系非常復雜，分久又合，合久又分。如果不是我查百度，水城的變革我也不會知道得這么清楚。水城明朝時屬安氏土司轄地，清雍正十一年（1733）置水城廳，因春夏水拱城垣，故名“水城”；一說縣因水城河而得名。1913年置水城縣。1964年，根據(jù)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國家計委和煤炭工業(yè)部決定在貴州西部煤藏豐富的六枝、盤縣、水城三縣境內建立煤炭基地，六盤水這個組合性的專名由此而得。接著六枝、盤縣、水城三個礦區(qū)（后改特區(qū)）作為煤炭基地相繼成立。1966年，中央批準成立六盤水地區(qū)工業(yè)建設指揮部（我們那時候叫“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1967年10月，六盤水地區(qū)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立，六盤水開始成為一個政區(qū)，下轄水城等三個特區(qū)。1966年2月2日，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設立水城特區(qū)（特區(qū)政府當時在汪家寨），水城縣城就在現(xiàn)在水城古鎮(zhèn)這一片，均由畢節(jié)專區(qū)領導。文化大革命中“備戰(zhàn)、備荒，為人民”，為了保密，水城特區(qū)對外稱“大河農場”，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稱“大華農場”，我們水城煤礦設計院稱“楊樹農場”，六枝特區(qū)叫“摩天嶺農場”、水城鋼鐵廠叫“青杠嶺林場”……那時我們出差，外單位看見我們“楊樹農場”抬頭的介紹信十分困惑，問：你們農場要這方面的技術資料干嘛？如今想想這有點滑稽，不過這確實是那時發(fā)生的事。在“貴州三線建設博物館”里，我好像也沒有見到這方面的介紹。這一段歷史很短，估計很多六盤水的老人也不記得了，今天特意寫了這么一段，希望不要被歷史淹沒。1970年水城縣與水城特區(qū)合并，成立新的水城特區(qū)，隸屬于六盤水地區(qū)（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六盤水地區(qū)叫六盤水地區(qū)革命委員會，簡稱“六盤水地革委”）。我們就是1971年從水城設計院調到水城特區(qū)。水城特區(qū)后又改水城縣，1979年復置水城特區(qū)。1987年復改縣。2003年5月水城縣政府駐地由六盤水市黃土坡遷至水城縣濫壩鎮(zhèn)。盡管水城特區(qū)由六盤水地革委領導，實際上水城特區(qū)也是地專級的地方政權。只不過，當時六盤水的第一書記賈林放是省革委的副主任、煤炭部副部長。當時軍隊干部在地方“支左”，我記得水城特區(qū)的第一把手軍代表姓段（？），廣東客家人，1928年參加革命，大校軍銜，支左前是一個軍分區(qū)司令。第二把手軍代表郭敷泉，原來是軍事科學院的上校，13級干部，后任鎮(zhèn)江軍分區(qū)副司令。程光道是地方干部一把手，也是13級干部。我們基建局局長周忠誠、山東金鄉(xiāng)人，行政16級，是1945年參加革命的老干部。 1983年的黃土坡。我在的那時候，除了特區(qū)的房子，老百姓好像還沒有這么好房子。 1971年我們剛去的時候，黃土坡空空蕩蕩的，只有我們水城特區(qū)政府這一片房子。辦公大樓、大禮堂（兼食堂）和我們居民樓外墻都是用37工程處生產的白砂漿磚頭造的，房子也是37工程處設計的。在“貴州三線建設博物館”看到一張照片，1978年六盤水市人大一屆一次會議就是在原水城特區(qū)大禮堂召開的。 六盤水春秋時期，為牂牁國地。戰(zhàn)國時期，為夜郎國地。秦統(tǒng)一中國后，屬馬郡漢陽縣地。漢代，分屬牂牁郡夜郎縣、宛溫縣、平夷縣、犍為郡漢陽縣、鄢縣。三國時，分屬“南中”的牂牁郡平夷縣、興古郡宛溫縣，魏仍分屬平夷縣、宛溫縣；晉為平夷縣、宛溫縣地；隋為爨氏所有，未入職方。唐代，隸湯望州、盤州。宋代，為羅殿國、羅氏鬼國、于矢部地。元代，分屬普安路、普定路、八番順元宣慰司。明代，分屬普安府（州、衛(wèi)）、西堡長官司、貴州（水西）宣慰司。清代，置水城廳、普安州（廳）、郎岱廳。民國時期，置水城縣、盤縣、郎岱縣。解放初期，建制未變。1978年12月，地區(qū)改為省轄市，名六盤水市，市革命委員會駐水城特區(qū)。這張照片是在“貴州三線建設博物館”里用手機拍的。照片上這座建筑就是六盤水市人大一屆一次大會的會場。這里，原是我們水城特區(qū)的大禮堂兼食堂，我們每天就在這里打飯。“白云千載空悠悠”，如今“黃鶴樓”也沒有了。這次去，這個大禮堂也見不到了。 我們在黃土坡工作和生活了四年（1971～1974）。因為我們夫妻調到了同一單位，也住上了永久的鋼筋混凝土樓房，雖然只有兩房（外加一個簡單的廚房，沒有獨用的衛(wèi)生間），但在當時已經很不錯了?？梢哉f，在黃土坡工作和生活這四年，是我們在貴州最幸福的四年。畢竟是政權機關，水城特區(qū)機關的生活物品供應不錯，大食堂里頓頓有肉菜。不像在設計院，一聽說有肉菜就早早排隊。由于工作聯(lián)系，我們也結識不少實權部門的領導，我第一輛飛鴿自行車和蝴蝶牌縫紉機都是通過關系買的。如果還是在設計院工作，這是不可能的。有時候，我和同事去肉聯(lián)廠“串門”，每次軟磨硬泡都能買到一個大豬頭回來。有時去酒廠，也能買到幾斤五毛四分錢一斤的包谷酒（那時候茅臺才4.5元錢一瓶）。那時，我們在黃土坡的小日子還是過得不錯的！可以說，在黃土坡的日子這是我們在貴州過得最安逸和最穩(wěn)定的四年。 看建筑物外表，這些黃土坡的居民樓應該是七十年代末的建筑。 日子安定了，心情也安定了，白天上班，晚上也有時間做點自己喜歡的事情了。這次重上黃土坡我還有一個目的，就是看看我們當時住的房子。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了，想不到六盤水的建設如此“不留情”。僅僅50年，以前的舊房子的影蹤都沒有了。畢竟住了四年，我和這座舊房子的感情很深。重要的是，我在那里接觸到《英語900句》（English 900），這對我后來的發(fā)展有莫大的關聯(lián)。1967年我們結婚時，我南京的大舅子送給我們夫妻一臺八管三波段南京產的熊貓牌半導體收音機當結婚禮物。這臺半導體收音機當時市價是103元，超過我們夫妻倆一個月的工資(當時大學本科畢業(yè)后轉正前的月工資為43.5元)，這件東西在那個年代絕對是個奢侈品。 這就是當年偷聽《英語900句》的那個半導體收音，收音機的外套已經斑駁陸離了，但還能吱吱發(fā)聲。 以今天的眼光看，這個收音機其貌不揚，又大又重，音質也不佳。即使以今天的收入衡量，這個價格也高得離譜。但是，這個半導體收音機卻是當時全國最好的半導體收音機，在很多地方甚至在上海都難買到，十分吃香。這個收音機不僅技術含量高，收聽效果好，外形漂亮，并且還有幾個短波。如今短波收音機已經司空見慣了，但是在階級斗爭“天天講、月月講”的年代絕對是個“異類”，因為有短波就有收聽“敵臺”之嫌，收聽敵臺在當時也是一個罪名。我還記得，解放初期電子管收音機的短波按鈕都是用螺釘鎖住的,唯恐有人收聽外國電臺。那時沒有電視機，收音機也不多，更沒有什么文藝活動，我一般很早就洗完上床收聽半導體收音機的廣播。不知何時開始，我收聽中無意發(fā)現(xiàn)“美國之音”有一個《英語900句》的節(jié)目，我高興極了。我高中時很喜歡英文，英語成績也不錯，曾拿過長寧區(qū)英文畢業(yè)統(tǒng)考兩次第一名。20 世紀50 年代，我所在的延安中學上英文課時連電唱機都沒有，家里也買不起收音機，上課只能聽老師講，英語的聽力訓練根本談不上。由于閉關鎖國，當時的英語課文中存在不少謬誤，例如我們高中的課文中有 “We are happy and gay.”（gay有愉快的意思，但更多的是“男同性戀”的意思。）和 “I am a negro boy, he is a white boy.”（ negro對黑人有蔑視的意思，常用的應該是black）這樣的語句，可見當時國內的英語學習環(huán)境是何等的貧瘠，因此《英語900句》對于我尤為可貴。水城地處大山溝，山高林密、天荒地遠，盡管機身帶有拉桿天線，但也很難收到短波信號，為此我又在房間里拉了一根細電線當外接天線。我每次收聽都把天線拉到最大，臉貼著收音機聽，唯恐別人發(fā)現(xiàn)我收聽“敵臺”，甚至連我愛人很久以后才知道我在收聽美國之音的《英語900句》。《英語900句》給我打開了一扇觀察世界的窗口，每聽到《英語900句》中柔和的美式英語和主持人何麗達優(yōu)美的中文解說，真有種八面來風、心往神怡的感覺，這是我每天最愜意的時候。 后來我托上海的一位發(fā)小幫我買了一本內部出版的《英語900句》影印本。照今天的標準，這種影印書其實就是盜版書，當時至少上海出版了很多這種優(yōu)秀的“參考讀物”，讓大家在嚴冬中看見了幾朵艷麗的山花。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敢于向西方大批派遣留學生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在此過程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早在1977年8月8日他老人家就高屋建瓴地指出：“派人出國留學也是一項具體措施?！?lt;/span>1978年在小平同志的倡導下，中國政府決定首批向全世界派出3000名留學生，其中美國1500人。經過“過五關，斬六將”的選拔，我有幸作為改革開放后第一批留學生到了大洋彼岸，后來又結束了我在外地漂泊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歷史，葉落歸根全家調回上海。離開六盤水四年以后，1978年8月14日領導通知我，參加第二天在山東大學的“教育部1978～1979年出國留學生、進修生英語考試”。考試前，我僅僅在黃土坡偷聽過《英語900句》和膠木唱片的英語“老三篇”。我當時還有點口吃，自知口試尤其是聽力是我的弱項，所以一心把“寶”押在筆試上。誰知道筆試竟是如此慘不忍睹，要不是怕回去不好交賬，我真的連口試都不想?yún)⒓恿?。面對三位“鐵面判官”，我誠惶誠恐，結結巴巴連舌頭都不聽使喚。后來得知我的筆試是54分，口試是3+。口試成績之好，大大出乎我的預料。我很難說《英語900句》對我的幫助有多大，但它對我英語水平的提高是不容置疑的，為此我深深感謝在黃土坡的四年。我還專門寫過一篇《偷聽“英語900句”的那些日子》，就是紀念在黃土坡這段日子。文章頗受歡迎，曾獲全國性的“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征文比賽”二等獎。其實，我感到我這個二等獎的文章一點不亞于一等獎的水平，窩心了好長時間。一笑！ 2018年征文獲獎大會上發(fā)言。 1979年到美國后，我試圖寫信給美國之音感謝《英語900句》的主持人何麗達女士，但我當時還心有文革余悸，唯恐弄得不好回國以后“拉清單”，所以只能作罷。 1980年2月在舊金山唐人街 五十年過去了，我當年在黃土坡學英語的尷尬和苦澀再也不會在今天的年輕人身上重演了，他們學外文再也不需要通過“偷聽”了，這就是進步，這就是發(fā)展。五十年中我和祖國一起呼吸，也一起經受了各種風雨和坎坷，我也由“翩翩少年”即將進入耄耋。改革開放給我們全家五代人帶來了幸福和歡樂。其中，離不開在黃土坡偷聽《英語900句》的那些日子。 1980年在加州。 這是遠處用手機拍攝的山半腰的500立方米混凝土蓄水池，是我約1972年設計的。當時整個黃土坡就靠這個水池供水。所有建造水池的建筑材料（水泥、鋼筋）都是靠肩膀扛上去的。參加施工的是一批支援鐵路建設剛回到水城的民工，在此向他們表示深深的敬意！為修建水池，當時半個山坡都削平了。經過約50年，水池周圍已長滿樹木。這座混凝土水池當時并沒有頂，也沒有圍墻。大概為了美觀，這些都是后加的。這個水池現(xiàn)在是否還在使用不清楚。據(jù)說有小路可以上去，但是我爬不動，只能作罷。這是我在黃土坡唯一見到的原先的建筑物，也是我唯一的作品。因為我是搞給排水工程的，我的設計成果都在地下，只有水池看得見。 水城特區(qū)機關當時住在黃土坡的人很多，地方也不大。那時等級觀念沒有現(xiàn)在這么重，大家生活也比較艱苦，所以相互關系都不錯。除了大約七座“獨門獨院”的二層常委樓，其余都是一樣的房子。家里人多的領導，訂多也是多分一套。我們家住三樓，樓下就是特區(qū)計委的申主任，他們夫婦帶一個約20歲的女兒。申主任是河南人，14級干部，級別也不算低。有時我們晚上踏縫紉機太響影響他們，就他女兒抱怨了幾句，他們夫婦一點也沒有說什么。那時官、民界限不明顯，我們和一位中學生認識很久，她很愿意和我們接觸，也經常到我們家來玩，后來才知道她是特區(qū)區(qū)長程光道家的大小姐?，F(xiàn)在，她也應該六十多了。盡管那時文化大革命，軍代表和特區(qū)干部對我們知識分子也很尊重，我們在那里沒有感到任何壓力。當時特區(qū)“整黨辦公室”一位姓鄧的貴州女同志和我們夫妻很熟，她比我們約大十歲。她老公姓楊也是河南人、特區(qū)公安局局長，15級干部，他19歲就擔任公安局長。時間一長，大家都熟了，也什么話都說了。一次，她對我說：“如果想入黨，我可以幫忙。”那時不存在什么“后備干部”之說，考察程序也沒有現(xiàn)在這么嚴格、復雜，我相信她說的可能性很大。當時離林彪外逃不久，和大家一樣，我的思想也不穩(wěn)定。否則的話，我的簡歷可能要改寫了，后來上海盧灣區(qū)也不會有一個叫孟國慶的民主黨派區(qū)委主委，當然這是后話了。前面說到，我們從設計院調到特區(qū)是特區(qū)的二把手軍代表郭敷泉弄來的，我對他的印象非常好。郭代表那時五十多歲，支左前是軍事科學院的上校，說話帶蘇北口音。他對特區(qū)建設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盡管他位高權重，但沒有架子，很喜歡和我們這些技術人員就特區(qū)建設交換意見，經常不打招呼就到我們辦公室來看看。他從不打官腔，用現(xiàn)在的話就是不裝逼，有次我說新四軍打仗很厲害，不怕死。他說：“大機頭（手槍）在后面（壓陣），誰敢不沖？！”在那里我們和很多軍代表都成了好朋友，除了郭代表，還有衛(wèi)生局的宋代表、礦務局的關代表……郭代表愛人姓劉，廣西人，大女兒在外面當兵，二女兒叫郭小流，小女兒叫郭小浪。如今郭小流也要60歲了。宋代表是河北人，從云南騰沖來支左的，愛人姓陳，原是七軍醫(yī)大附屬醫(yī)院的護士。那時我抽煙，小陳經常開后門，成條地幫我買“朝陽橋”香煙。我記得，那時朝陽橋煙0.28元一包。我們局長周忠誠那時差不多五十四五歲了，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孫子，他夫人是一位十足的山東農村老太太。周局長為人非常樸實，像鄰家大叔一樣照顧我們。1984年我調到上海后，知道我的外調材料是他負責回復的，才和他有過聯(lián)系。如果他健在，也應該百歲出頭了。這次重上黃土坡，我又想起他們。近50年過去了，加之水城特區(qū)翻來覆去地變幻“大王旗”，我根本無從打聽他們的行蹤，但我始終記著他們——這些以各種形式幫助過我的人。我是小人物，英文就是Small Potato（小土豆），但“老鼠掀門簾”，不時也會在媒體上露一個小臉，不知道他們是否在媒體上看到我這個小老弟的消息？ 晚上的黃土坡 高樓林立的黃土坡 黃土坡變了，變得連一點痕跡都沒有了！黃土坡大樓靚麗無比，馬路平滑寬廣，但我心中的黃土坡沒有了，只有越來越淡泊的記憶。如果幾十年后有人看到我這個美篇，但愿他們知道約一百年前，曾有這么一批人在黃土坡生活過，為他們今天的幸福生活奮斗過。 黃土坡白鶴公園，這次沒去。 黃土坡商圈 黃土坡的街景，原先這里都是光禿禿的黃土。 黃土坡街景。黃土坡的西面原來建有一條從下面通往黃土坡的坡道，路邊就是新建的“二中”。我們到水城特區(qū)基建局以后，朱文杰工程師設計了一條新路，從63處～六盤水地革委、窯上的路引了一條坡道，經黃土坡東南角去黃土坡。于是，外界就有2條路從坡下通往黃土坡。這次去，沒有發(fā)現(xiàn)這2條路的痕跡。好像黃土坡變平了，不是“坡”了。 我很念舊，這次特意到梁醫(yī)生的診所。照片上是我老朋友梁醫(yī)生退休后，在黃土坡辦的中醫(yī)診所，因為他現(xiàn)在有病不在黃土坡，所以這次沒有見到。五十多年前，水城濫壩區(qū)醫(yī)院有四位新分配的大學生。其中有我弟弟的同學、曹有琦和沈仁龍（上海二醫(yī)1968屆畢業(yè)生）、北京二醫(yī)66屆畢業(yè)的張雷（他爸爸是北京傳染病醫(yī)院的院長，留美的博士。張雷的母親是中美混血兒，張雷是司徒雷登的干兒子，故名“雷”），還有梁昭烈醫(yī)生。我經常到他們那去，相互關系很好。那時迫于環(huán)境，吃飯很簡單。來客時取暖的煤爐上加一個鐵鍋，鍋里放上水，再加一點豬油和辣椒就當火鍋涮?？嘀凶鳂罚錁窡o窮！有時，張雷從北京帶來的二鍋頭（當時1.6元一瓶）喝光了，但還沒有盡興，梁醫(yī)生就從藥房把藥酒拿來喝，喝得大家面紅耳赤，精神煥發(fā)，久久不能入睡。曹后來和我一個單位，沈后來也調回上海，但一直沒見過。張雷后來也調回北京，在木沖溝煤礦醫(yī)院工作。1979年赴美留學前，我在北京見過張雷，但以后就失去聯(lián)系了。他好像比我大一點，今年應該快80歲了。 離開黃土坡，我順便到大埡口看看。大埡口在黃土坡到汪家寨的半路上，大埡口實際上就是一個大坡，大坡上面是一群房子，原來的煤炭部第37工程處就在那里，我的很多設計都是他們施工的。搬遷到山東前，我弟弟和弟媳都在工程處的醫(yī)院工作。我弟弟1993年調回上海，我前年到鄒城37工程處的家屬區(qū)。近30年了，不少老職工還記得“孟大夫”。 大埡口37工程處舊址，聽說馬上要拆遷了。 大埡口的房子還保留著50年前的樣子，當時還算不錯的房子，如今破爛不堪。如果不是有汽車經過，真懷疑我是不是穿越回去了。聽說按計劃，這些舊房子馬上就要拆遷了，原來的37工程處也隨著破房子的消失也徹底消失了。 原37工程處舊址，這都是50年前的房子 原37工程處舊址，這都是50年前的房子 原37工程處舊址，這都是50年前的房子。汽車是現(xiàn)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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