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走訪金庸的哥哥獲意外發(fā)現(xiàn)</b></p><p> 查良鏗是金庸的哥哥，晚年居住在江蘇六合。我第一個見著的金庸家人就是他。 </p><p> 上世紀八十年代，海寧法院撤銷對金庸父親的錯判，宣告無罪。1986年或1987年，海寧統(tǒng)戰(zhàn)部駱松康（我的文學創(chuàng)作筆友）邀我一同去江蘇六合看望查良鏗，我欣然隨行。 </p> <p> 右2站立者是查良鏗。</p><p> </p><p> 幾年前我在部隊那會，在六合短暫停留過。正在家中養(yǎng)病的查良鏗見到我們，十分高興，不停嘴地說話。我暗喜——新聞記者都喜歡這樣的采訪對象，不愁掏不出東西來。</p><p> 他說，不久前海寧法院送來了撤銷原判的法律文書。我問他“是誰？”他從抽屜里翻出一張名片：蘇宏時，我說，他是我的同鄉(xiāng)人，還是我同學的哥哥。 </p><p> 待駱松康說完了正經(jīng)話題，慰問的話，我便跟他聊起了往事。良鏗早年在無錫藝專教書，“紅學”家馮其庸是他的學生。六十年代初鬧饑荒，馮常常給他郵寄食品和奶粉。1982年3月，師生重逢，馮陪他逛故官、走長城，他在北京住了五天。 </p><p> 良鏗給我看過一張舊報紙，有他寫的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金庸》，說他兄弟倆小時候的事，我抄摘了要點。后來聽說，查良鏗于1988年病逝。 </p><p> 1996年11月，我與馮其庸、金庸在海寧相遇，我向馮其庸打聽他在無錫藝專的師生情。他跟我說了，但鄭重地關(guān)照我：他和金庸的友誼是在小說研究上，不要向別人提這層師生關(guān)系。所以，十幾年間我將此作為金庸的隱私藏在心底，直至2013年我才寫進我的書中，趁當事人健在。</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圖中，金庸身后的側(cè)身者是我。</p><p class="ql-block"> 作為新聞記者，一個最大的便利就是可以找到、見到不少普通人找不到、見不到的人。1996年11月，金庸學術(shù)研究會在海寧成立，北京大學教授嚴家炎等專家從北京而來，金庸也來了。作為文化記者和金庸學術(shù)研究會理事的雙重身份，我參加了成立大會，第一次面見了金庸。</p><p class="ql-block"> 會后閑聊，嚴家炎教授對我說：“海寧是金庸先生的出生地，他從小生活在這里，留下足跡和故事，你是本地記者有這個優(yōu)勢，你可以寫寫他的故事，寫寫他的家里人嘛！”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 </p><p class="ql-block"> 2000年初，我主動辭了副刊編輯，擔任專職文化記者，開始尋找金庸的少年足跡和親情故事。</p><p class="ql-block"> 我注意到，在中國當代的作家中，金庸的影響力是最有國際性的，但是關(guān)于金庸家世、家事的書一本也沒有。有的只是寫他的經(jīng)歷和創(chuàng)作的傳記，他的身世家事，當時除了傳記中的少量章節(jié)外，鮮為人知。起初，我不明白內(nèi)中的原因。我在采訪了金庸的前任秘書楊興安之后，方知原委。金庸在杭州的一次訪談中說：“我不會寫自傳的，永遠都不會寫。我自己的內(nèi)心秘密，不想與公眾分享?！薄鹩狗磳e人寫他的傳記。對于自己的婚戀、情感、家庭生活，這么多年來，金庸幾乎對外界是避口不提的。金庸的隱私像一座城堡，外人難以涉足！</p><p class="ql-block"> 既然不能直接采訪金庸，那就“迂回包抄”作外圍采訪吧！</p><p class="ql-block"> 1999年9月，金庸舊居“赫山房”修復，金庸的大妹查良琇從臨安歸來，在落成儀式之后，我特意前往她下榻的賓館探望。這是一次十分珍貴的見面，她將家事親情一古腦兒端給了我，還將兄妹們的家庭地址悉數(shù)告知。</p><p class="ql-block"> 有了采訪路徑，此后的數(shù)年里，我一一拜訪了查良鈺、查良琇、查良璇、查良浩、查良楠、查良根等金庸的弟妹，還采訪了在金庸家生活多年的金庸的表外甥蔣啟霆，與金庸父親有交往的多名鄉(xiāng)親，將他們的生活和親情故事全記錄了下來。</p><p class="ql-block"> 如此“迂回包抄”，走訪，記錄，我積累的素材越積越多。</p> <p><b>第一次給金庸寫信</b></p><p><br></p><p> </p> <p> 金庸的秘書李以建致我的信</p><p><br></p><p> 1997年夏，我突然異想天開：給金庸寫信。信的開頭寫道：我也姓蔣，與您的姑丈蔣百里同姓，但我不知道我的祖上是否與您姑丈攀上親，還是與臺灣的蔣介石總統(tǒng)有親緣。但是我知道，我是您的小同鄉(xiāng)，都是海寧人；我是您的同行，我在《海寧報》當記者，與您當年一樣編副刊的，我與您同是傳媒中人。于是，我時時處處以您為榜樣，勤奮寫作。雖然寫得不好，但經(jīng)常上《人民日報》《浙江日報》等大報，遺憾的是，我的文章從沒有上過您的《明報》……隨信我寄上了三篇近作。</p> <p> （這是金庸贈我的條幅，是他的親筆墨跡。）</p><p> 不久，金庸讓秘書李以建給我復信了，信中表達“深感欣慰”“衷心感謝”“誠摯問候”之意，還特意附上《明報》的投稿地址。后來，我曾兩次向《明報》投稿，可是石沉大?！?lt;/p> <p class="ql-block"><b>再見金庸，他喚我“海寧小老鄉(xiāng)”</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1997年秋，一天，本報文化線記者朱利芳告訴我：宣傳部傳訊，楊振寧、查濟民從杭州到鹽官看潮。她另有采訪任務，有要聞記者前去，她不去了。那天我有閑，便搭便車到了鹽官。</p><p class="ql-block"> 中午候潮時分，我看見楊振寧、查濟民從觀潮臺上走下來，坐在了臺前的觀潮席上，還意外發(fā)現(xiàn)金庸陪伴在旁。我很想上前采訪，又不得機會。這時，我見報道組的方炳華在拍照。他走到我身旁時，我悄悄對他說：“方老師，我想見金庸，你幫我一下。”一會兒，方炳華跟應忠良市長說了幾句話，隨后拉我走向觀潮臺前，推我到金庸面前。我有點拘束。金庸側(cè)身對楊振寧說：“這是我的海寧小老鄉(xiāng)……”其實我那時40多歲了，但在兩位大家面前，我很小。楊振寧跟我招呼：“你好！”我發(fā)覺此時此地不適合采訪，便將我預先復印的兩篇作品遞給金庸，側(cè)身移向不遠處觀察。</p><p class="ql-block"> 若干年后，我寫了《楊振寧與金庸：兩個擁有忘年戀的老頭兒》一文，九千余字。這是我的記者生涯中最短的一次采訪：一句話采訪，也是最成功的采訪：一句話換得九千字。</p><p class="ql-block"> 這是我第二次面見金庸。</p> <p><b>查良璇給我連削三只大蘋果</b></p><p><br></p><p> </p> <p> 這是查良璇給我的老照片。</p><p> 1998年春或夏，浙江農(nóng)業(yè)大學教授沈徳緒在海寧賓館講課，我去會場找他。我問他啥時回杭州，我要去探望金庸的小妹查良璇。 </p><p> 我與沈徳緒相識七八年了，開初不知道他是金庸的同學。那時，我在《海寧農(nóng)技報》當編輯，主編的是“多種經(jīng)營和信息”專版，報社還沒有獨立編制，我的人事關(guān)系仍在農(nóng)林局，還兼著人秘科的檔案整理工作。沈徳緒為袁花、黃灣的花果山建設(shè)，正主持著黃花梨的種植，他來海寧農(nóng)林局，我以秘書的身份接待過他，替他講課安排會場。有一次講課，他說到了金庸，我才知道他與金庸在衢州中學同學了三年。后來，金庸研究會成立，他是顧問，我是主管宣傳的理事，接觸更多了。這回找他，是我聽說金庸的小妹查良璇得了癌癥，由金庸安排在杭州邵逸夫醫(yī)院治療，我想去探望她。</p><p> 兩三天后，沈徳緒回杭，我便搭上農(nóng)林局的車隨往。當天，我們在慶春路的邵逸夫樓里見到了查良璇，手術(shù)后她很虛弱，不便采訪，簡單地問候一番，跟陪護者說上幾句便回了海寧。 </p><p> 此后，我一直惦念著她，期待著她出院回家。除了我要采訪良璇外，還想見見她的丈夫，央視第一批報道的“東方之子”、著名糾偏專家曹時中。</p><p> 在海寧袁花，查良璇和查良琇被稱為“查家雙美”，少女時非常漂亮。姐姐良琇嫁了一個逃往臺灣的人，妹妹良璇則嫁了一個從臺灣逃回來的人，兩人的命運便截然相反了。曹時中稱良璇是“蓮花仙子”。 </p><p> 過了幾月已是深秋，和我同編《金庸研究》的張勁夫（也是金庸的高中同學）告訴我，良璇已經(jīng)回家。我立即打電話給沈徳緒，約定了一塊去她家。 </p><p> 在西湖畔的龍游路，我們走進了良璇的家，屋子不大，不會超過90平方米，客廳卻不小，靠墻都是柜子，稍顯凌亂。良璇術(shù)后還沒完全恢復，口齒有些不清，但一口海寧話，我還是能分辨清楚，又有曹時中在一旁復述解說，我完整地記錄下他倆不同尋常的經(jīng)歷，與金庸的親情故事我問得很細到。</p><p> 敘談間，良璇削蘋果給我們吃，她削得非常快，皮很薄，我很驚奇，以為是水果刀好，一看是一把普通的刀。那蘋果很好吃，我邊吃邊稱贊。她又削了一個給我，也許臨近午后，我餓了，一連吃了兩個。良璇又削了一個，我以為她自個吃的，她卻遞給我，我不好意思，推辭著不吃，曹時中走近，硬將蘋果遞我手上，我吃了。這樣，我竟然第一次上她家就連吃了三只大蘋果，有點傻。 </p><p> 臨別，良璇給了我兩張照片，一張是1953年，良璇結(jié)婚前夕，與金庸和同學沈徳緒、朱幗英在西湖邊的合影，另一張是金庸與曹時中、查良璇夫婦的合影。</p><p> 我邀請他們，中秋時節(jié)回海寧來看潮，來時一定找我！可是，他們沒有來找我，因為他們沒有來。2002年，查良璇不幸逝世。如今，我經(jīng)常想起那三只大蘋果，懷念一面之緣的“蓮花仙子”。</p><p> 2014年，浙大原黨委書記張浚生向我要走了這兩張照片，書上和展覽時署名為“蔣連根提供”，其實提供者是查良璇。</p> <p><b>聽小學老師陳未冬說少年金庸</b></p><p><br></p><p> </p> <p> 陳未冬在自傳《我的故事》中如此記述：“當時，查良鏞（金庸）也在本校就讀，是五年級成績最佳的學生。他聽課、做事都很認真，特別是作文寫得好，對他的每篇作文都細加圈點、認真批改，作為范文在課堂上評析。我曾把他的作文本交給諸暨民報社的駱文華，他看后也認為很不錯，還選了幾篇在《諸暨民報》上刊登了?！?lt;/p><p> 陳未冬的這一舉動，竟然將查良鏞的寫作熱情撥得更旺了。暑假以后，陳先生讓查良鏞跟他一塊兒編五年級的級刊墻報，刊頭上畫的是一只大公雞，取名為“喔喔啼”。查良鏞組稿、編改、抄寫，干得很歡。開頭半月出一期，后來一周出一期，有時兩三天出一期，把小小的墻報辦得生動活潑。</p><p> 1936年，查良鏞從龍山小學堂畢業(yè)，考入浙江省立二中（今嘉興一中），自此與陳老師離別，查良鏞離開了海寧。</p><p><br></p> <p> 1992年12月初，金庸重返家鄉(xiāng)。他在杭州茶葉博物館參觀時偶遇研究員陳琿，言談之下，金庸驚喜道：“你是我的小師妹?。 彪S即手書一封問候信，讓帶給他的小學老師陳未冬。</p><p> </p> <p class="ql-block">?。?997年10月10日，我采訪陳未冬、陳琿父女時的記錄之一。）</p><p class="ql-block"> “噢，金庸就是查良鏞！”1981年7月，鄧小平在北京會見香港《明報》社長查良鏞的消息在報紙上刊登，居住杭州的陳未冬老人讀后，想起他的小學生查良鏞，但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人。當有人告訴他金庸就是查良鏞后，陳老先生感嘆了一聲。</p><p class="ql-block"> 陳未冬，原名陳維棟，1911年出生在浙江省諸暨市陳宅鎮(zhèn)巽溪村一戶農(nóng)家，1920年父親不幸去世，留下了母親和四兄姐相依為命。陳維棟進入附近學校讀書學習時改名為未冬，后來考入了紹興的省立第五中學，畢業(yè)后在諸暨縣楓橋的大東公學堂任教，一年后調(diào)海寧縣袁花鎮(zhèn)龍山小學堂任教。</p><p class="ql-block">? 陳未冬愛好寫作，常有文章在報刊上發(fā)表。他見班上的“小秀才”查良鏞，人長得俊秀而聰明，寫的作文尤為出色，便倍加賞識。陳未冬是班主任，教國文課，還教歷史。金庸曾對池田大作說：“說起我的恩師，一位是小學五年級時的班主任兼國文老師陳未冬先生，前年在杭州相會時幾乎已相隔六十年。我仍記得當年他為我改正的作文錯字……”六十年后，他仍記得一堂讓他淚水橫流的歷史課。他回憶說：“記得我在小學念書時，歷史老師講述帝國主義欺壓中國的兇暴。講到鴉片戰(zhàn)爭，中國當局中如何糊涂無能，無數(shù)兵將英勇抗敵，但槍炮、軍艦不及英國，以致慘遭殺害，他情緒激動，突然掩面痛哭。我和小同學們大家跟著他哭泣。這件事在我心中永遠不忘。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對于收回香港，自然反應是天經(jīng)地義，即使要我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絕對不需要考慮?！?lt;/p><p class="ql-block"> 查良鏞自小對書有一種親切感，閱讀課外書成了習慣。低年級時看《兒童畫報》《小朋友》《小學生》，后來看內(nèi)容豐富的《小朋友文庫》，再似懂非懂地閱讀各種各樣的章回小說，到五六年級時，就開始看新文藝作品了。除了家中的書，金庸還看了許多坊間的偵探小說、武俠小說。那時，社會還是非常的保守。當時《紅樓夢》被視作誨淫的禁書，《水滸傳》也是誨盜的壞書，可在班上，陳未冬唯獨允許查良鏞一人閱讀。</p><p class="ql-block"> </p> <p> 后來是我的巧遇，1997年6月，我在杭州游覽西湖，巧遇陳琿夫婦，她得知我是海寧日報記者后，向我敘說了父親與金庸的這段師生緣。陳琿將金庸題寫書名的、她和丈夫的新著贈于我。后來她來海寧時到報社找過我。</p><p> 于是，1997年11月12日的《浙江日報》出現(xiàn)了《文壇大俠再續(xù)少年師生緣》的別后重逢故事。</p> <p><b>說家事，金庸讓我找他妹</b></p><p><br></p><p> </p> <p> 查良琇接受我的采訪。</p><p> 1997年九十月間，我偶然看見一幅金庸的親筆字幅：詩人徐志摩，表弟金庸敬題。此刻，我不關(guān)心金庸什么時候題寫這條幅的，也不關(guān)心將這字兒鑲刻在何處，我所關(guān)注的是金庸落款中的“表弟”兩字，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哥，這是怎么回事呀？我要弄個明白。</p><p> 于是，我給金庸寫信，問問他。不多久，金庸的小弟查良浩打電話給我，轉(zhuǎn)達金庸的話：臨安的大妹查良琇在海寧老家待的時間最長，了解最多，今后打聽家事可問她。</p><p> 還沒見到查良琇，卻見到了一幅金庸謁徐志摩之墓的照片。當時陪同者是海寧市委書記沈雪庸，沈書記的夫人曾與我同過事，于是，沈書記在他的辦公室里接待了我，他回憶了當年的情景：</p><p> 1992年12月3日， 金庸一回到家鄉(xiāng)海寧，便來到硤石西山麓，與夫人林樂怡雙雙向詩人默哀，獻上鮮花，然后深深地彎腰鞠躬。他緩緩地說：“我的母親是徐志摩的堂姑媽，他是我的表兄。他死得很早，我和他接觸不多，但印象深刻。我讀過他的新詩，看過他的散文，都是很優(yōu)美的，對我教益很深。聽說為他新建了墓地，早就想來憑吊，今天終于如愿?！?amp;nbsp;</p><p> 據(jù)此線索，我再寫信和打電話雙管齊下詢問查良琇，同時向徐家親屬打聽，詢問金庸的表甥蔣雨田先生，打聽到查徐聯(lián)姻的細節(jié)。這樣，經(jīng)過幾個月的采訪整合，1998年4月1日，浙江日報刊登我的新鮮之作：《金庸與徐志摩：一對表兄弟》，緊接著《人民日報》《中國文化報》刊登此文。競相轉(zhuǎn)載的報刊在20家以上（按拿到的稿費統(tǒng)計，只轉(zhuǎn)載不發(fā)稿費的更多了）隨后，香港《文匯報》、臺北《海寧同鄉(xiāng)會訊》也刊登此文。在我的新聞作品中，兩岸三地同時登載一作品，它是唯一的。同時，洐生出了《金庸和瓊瑤》《金庸和他的母親》等一系列文章。</p> <p><b>金庸大妹喚我“小侄子”</b></p><p><br></p><p> </p> <p> 這是查良琇致我的信。問金庸家事，我與查良琇的書信往來很多。</p><p> 那時，報社辦公室每月給外地的海寧籍著名人士寄贈海寧報，我每月將寫好的信函塞進這些信封，與他們密切聯(lián)絡，他們也常常給我復信。因為搬家，我丟了許多，但也保存著不少。</p><p> 查良琇不愛打電話，喜歡寫信，我投其所好，常常在信中寄一兩幅有關(guān)海寧的圖片。她來信很多，有一次竟然親熱地稱我為“小侄子”，他丈夫死了，告訴我，兒子得病也告訴我，說的最多的是家事，金庸小時候的事，她父母的事。讓我最得意的，有一次她來海寧，將她在內(nèi)地的兄弟姐妹們的通信地址全寫給了我。</p><p> 幾年里，我按照她提供的信息采訪補充，寫了金庸弟妹，姑媽、表姐蔣英等鮮為人知的故事，發(fā)表在大報大刊。</p> <p><b>查青松贈我“孺子牛”三字</b></p><p><br></p><p> </p> <p> 此照拍攝于1997年3月31日，背景的墻面上有一條幅，“孺子?！比智逦梢?。這是金庸的侄兒查青松的手跡。</p><p> 我與金庸的弟弟查良浩通信以后，得知他的兒子查青松是位律師，并且是金庸的法律顧問，全權(quán)代理金庸小說著作權(quán)在內(nèi)地的法律事務。當年，“三聯(lián)版”授權(quán)之前，除了天津百花出版社授權(quán)出版《書劍恩仇錄》外，內(nèi)地到處可見的金庸小說均是盜版，可說是“一地雞毛”。查青松代理了與云南等三家出版社的侵權(quán)官司。我知曉后，多次向查青松打探這方面的情況，及時跟進報道。</p><p> 1997年春節(jié)前，查青松在來信中附上了這個條幅。“孺子?！蔽也桓耶?，權(quán)當是他對我的鞭策和鼓勵，便掛在我的辦公室里，抬頭可見。</p><p> 2012年，我為寫書出書遭遇阻礙時，我想到了查青松，尋求他的法律援助，將《金庸和他的家人們》書稿寄給了他，請他過目后再寄給了北京大學的嚴家炎教授，終于沖破了障礙，得以出版。</p> <p><b>兒子替我訪金庸</b></p><p><br></p><p> </p> <p class="ql-block"> 2003年7月下旬，金庸正在浙大講學。上海文匯報浙江記者站長萬潤龍在杭州開“金庸茶館”，邀我參加金庸書友會成立大會。不巧，我已經(jīng)接受了海寧旅游局的安排，要赴云南麗江作旅游踩線，不能不去?？晌曳稚碛行g(shù)，我想到了在浙大念書的兒子，他是金庸任院長的浙大人文學院的學生，眼下乘暑假正在《錢江晚報》實習，何不代替于我。我立即電告兒子，務必“替父從軍”，參加活動，見見金庸。我關(guān)照他，可以遞上我的名片。</p><p class="ql-block"> 當天，金庸給一本叫《金庸茶館》的雜志面世造勢，兒子譚曉鋒作現(xiàn)場采訪，問金庸：為啥不跨進金庸舊居？金庸回答說：“我對家鄉(xiāng)人民是熱愛的，也想回家看看，但上次有人跟我說，為了保護我的舊居，他們把居住在里面的人趕了出去，這我是不同意的。赫山房是查家祖先傳下來的，不是我金庸一個人的，因此我不想妨礙大家的生活?！焙苊黠@，這是搪塞之言。</p><p class="ql-block"> 譚曉鋒采訪金庸后，寫了《大開大闔寶刀不老，金大俠欲“重出江湖” 》一文，刊登于《新民生報》2003年7月24日。</p> <p><b>我陪金庸訪舅家</b></p><p><br></p><p> </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2003年10月25日，金庸再訪徐志摩故居時，我和金庸有了一次交談。</p><p class="ql-block"> 那天下午，金庸在嘉興市領(lǐng)導沈雪康、王淳等陪同下，回到老家海寧。4時20分左右，80高齡的金庸不顧旅途勞頓，一下車就直奔老硤石干河街菜市弄32號表兄徐志摩的故居。這一故居是徐志摩與陸小曼結(jié)婚時的新房，金庸說他小時候曾來過，路還是那條路，門還是這個門，金庸在自己親筆題的“詩人徐志摩”的題匾并駐足整整一分多鐘，才邁出腳步走進正廳。從地上的每一塊磚頭、屋里的每一件擺設(shè)中，他極力搜尋著兒時的記憶，溫習著曾經(jīng)的溫馨場面。然后，他走進陳列室參觀。</p><p class="ql-block"> 此時，我緊隨其后，仔細觀察著他的每一個動作，用心緊記著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表情。當金庸看到徐志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念書時的成績單時，他微微點頭，說：“哦，他讀書挺用功的，成績那么好！”他非常仔細地看著櫥窗里表哥與陸小曼的書信，抿嘴笑了笑?？吹矫嫒萱玫牧只找舻恼掌?，他趕緊向同行的人介紹：“這是林徽音?！?lt;/p><p class="ql-block"> 看到墻面上掛著的一幅訓詞——在徐志摩和陸小曼的結(jié)婚典禮上，證婚人梁啟超對自己學生作的“用情不?！钡挠柍?，金庸笑了，笑出了聲。然后他問講解員林妮：“這是不是真的？有沒有根據(jù)，出處在哪？”小林一時語塞，沒答上來。金庸轉(zhuǎn)身對著站在他身后的我，重復著問了一遍。我上前回答：“是真的，在梁啟超的《飲冰室合集》里有這一篇訓詞，我看見過。不過，我查過資料，據(jù)當事人回憶，在1926年9月28日徐陸的婚禮上，梁啟超沒有作這番訓詞，可能是他寫給徐志摩的信中才有的?！甭牣?，金庸向我點點頭，表示贊許。</p><p class="ql-block"> </p> <p> 一會兒，他轉(zhuǎn)身看到一幅油畫《徐志摩和泰戈爾》，回頭問我：“這幅畫蠻好，是哪位畫家畫的？”我回答：“楊滌江畫的，他是海寧的畫家，原來是海寧高級中學的老師，現(xiàn)在是我們的文聯(lián)主席。”</p><p> 然后，金庸在大天井里落座，欣然提筆，為表兄的故居題詞：“七十年后再訪舅氏舊居”，字里行間浸潤著他深深的思念之情。金庸的母親徐祿是徐志摩的堂姑媽，因而，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早在1998年，我寫的《金庸和徐志摩：一對表兄弟》發(fā)表在《中國文化報》和《羊城晚報》等報刊上。）</p><p> 這是我第三次面見金庸。</p> <p><b>金庸將香港作家潘國森推薦給我</b> </p><p><br></p><p> </p> <p> 圖：金庸與潘國森。</p><p> 2003年10月25日，我隨同金庸參觀了徐志摩舊居，隨后看他與高中學生對話。臨近傍晚，金庸興致盎然地觀賞著一盞盞燈彩，趁隙我湊近他，遞上一張紙片，說：“章克標老人在上海，這是他的地址！”前一天在嘉興，金庸向人打聽中學老師章克標的新居所。金庸看了看，翻轉(zhuǎn)紙片是我的名片，便說：“你的文章我都讀了，很好！”這幾年我寫金庸得勁，將發(fā)表的作品都寄給了金庸。我說打算寫書，金庸說：“你的文章不錯，寫書么你行的?！苯鹩箤⑾愀圩骷遗藝榻B給我，“歷史方面的、文字方面都可以找他把關(guān)。”潘國森是香港作家，金庸的朋友，曾替他勘誤糾錯新版作品集。</p><p> 此后，我聯(lián)系上了潘國森。在撰寫出版《金庸和他的家人們》《金庸和他的師友們》《金庸自個兒的江湖》三部書以后，開始搜集五四著名人物、“賣國賊”陸宗輿的歷史資料。2019年12月，五四運運動百年之際，我寫的《這才是陸宗輿》一書在香港出版。潘國森后來在香港《文匯報》上發(fā)文推薦這本書。</p> <p><b>金庸胞弟讀我的文章賞心悅目</b></p><p><br></p><p> </p> <p> 查良浩是金庸的胞弟，他與我通信在10封以上。圖片是他寫給我的親筆信。當年他讀了我發(fā)表在《錢江晚報》上的《金庸昨日快樂回家鄉(xiāng)》一文后，致信說：“并且閱讀您文筆流暢優(yōu)美的文字，也是一件賞心悅目的享受和感染。”</p><p> 查良浩生于1934年7月12日，金庸喚他“大毛弟”，小阿哥良鏞從外地回到家里，常帶著他去學游泳。1958年，查良浩大學畢業(yè)應征入伍，曾在解放軍空軍第六預科學校擔任教師十幾年，后轉(zhuǎn)業(yè)回滬任上海紡織職工大學教師。江澤民在上海工作時，邀請查良浩擔任上海市政協(xié)委員，他婉言拒絕。他對小阿哥說：“你的榮譽是你努力創(chuàng)造的，我不愿意沾光。我不當政協(xié)委員，一樣可以做許多事，為國家作貢獻。” 1992年以后的十年間，金庸每年回內(nèi)地一二次，每次途經(jīng)上海就住在弟弟良浩家。兄弟相聚，有時一塊品茶，有時一同去看京劇，留下許多家常話。</p><p> 2010年9月22日，位于海寧鹽官的金庸書院正式向世人揭開其神秘的面紗。由于身體原因，金庸沒能親自前來，特委托胞弟查良浩參加落成開放典禮，我在現(xiàn)場拜訪了他。</p> <p><b>釋放箱底 我撰寫金庸外傳 </b></p> <p> 2010年6月，微博上傳出金庸“去世”的消息，引起了軒然大波。網(wǎng)友們震驚之余瘋狂轉(zhuǎn)發(fā)，全然不顧消息的真假。最終當事人辟謠，金庸“被去世”成了微博傳謠的經(jīng)典案例。</p><p> 這時候，一位資深編輯提醒我說：“你可以將箱底材料釋放出來了，是時候了?！彼膭钗伊⒓磳⑺夭恼沓蓵澹x擇出版社適時出版，“因為里面會有很多目前還鮮為人知的故事，所以這本書有新意。一個名人，他就這點事，生前死后翻來覆去講差不多的故事和內(nèi)容，太沒新意了。為什么就不能找另外的途徑來解讀他？比如他的家人故事，用親情來解讀他的精髓，這些不是比出他的傳記更有意義？”</p><p> 一個月后，一位出版界朋友找我閑侃，向我嘆苦經(jīng)：“這兩年圖書市場大蕭條，選題不好找，出什么賠什么?！蔽疫@人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大言說道：“好的選題有什么難的，要我說，只要用心，就不怕策劃不出好書來。”朋友便說：“別吹牛，你說現(xiàn)在這個市場，出什么書可以賺錢？”我應聲答道：“出那種注定賺錢的書么！只要找到當前最暢銷的作家，策劃一本沒有人寫過的書，就肯定有市場。”我說得鄭鄭有詞。朋友又問：“誰的書賣得特別好？”我脫口而出：“金庸么！”我說，金庸者，查良鏞也，查良鏞者，浙江海寧人也，我的鄉(xiāng)親前輩，他的鄉(xiāng)愁只有我知曉。在國內(nèi)，一個不漏采訪金庸的親屬，我是唯一的；二十年后的今天，人事變遷，逝的逝去，老的老了，別人再要獲取這些素材已經(jīng)是不可能了。</p><p> 朋友大喜：“你對金庸弟妹的采訪，即是難得的新聞素材，又是非常珍貴的金庸外傳的資料，這不是現(xiàn)成的書稿選題嗎？金庸的知名度與美譽度，完全可保證這個選題必然暢銷。”</p><p> 這樣，撰寫金庸家事兒的外傳新著一事，就理所當然地落到了我的頭上。我認為寫這部書，既有社會效益——因為金庸大俠的鄉(xiāng)愁無疑有益民智，又有經(jīng)濟效益——因為只要有金庸二字印數(shù)顯然不必發(fā)愁。所以，二話沒說我就答應下來。</p><p> 從2010年9月上旬開始，我動筆撰寫“金庸的家事兒”一書。 </p> <p><b>嚴家炎師徒倆救了我</b></p><p><br></p><p> </p> <p class="ql-block"> 1996年11月，北大教授嚴家炎來海寧時，鼓勵我寫金庸，2012年，我的《金庸的家事兒》一書即將出版時，我遭遇到海寧文壇惡勢力的圍剿。王宏波編輯指點我，讓權(quán)威人士作序，也許有救。</p><p class="ql-block"> 2013年3月，我將書稿寄給查青松律師，請他父子審核。然后，4月24日我給嚴家炎教授寫了一封信，寄上書稿。我的本意是請他作序，給予支持。</p><p class="ql-block"> </p> <p><br></p><p> 出乎我的意料，5月上旬，人民日報出版社的陳志明編輯給我來電說，他看到了書稿，準備馬上出版。陳老師是嚴教授的高徒，也是一位嚴謹?shù)慕鹩剐≌f研究專家。更可喜的是，他不僅將《金庸的家事兒》（改名為《金庸和他的家人們》）起死回生，還將我的《金庸和他的師友們》順帶著出版了。</p><p><br></p> <p class="ql-block"> 2014年1月，兩部書同時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并列入“名家寫真”系列叢書。人民日報“名家寫真”系列是勵志圖書行業(yè)的知名品牌。1月9日，兩書在北京圖書訂貨會上展出，首批各8000冊很快訂售一空。隨后，浙江日報、解放日報、嘉興日報相繼作了報道。</p> <p><b>《名人傳記》認我為“紀實作家”</b></p><p><br></p><p> </p> <p class="ql-block"> 2015年春，河南《名人傳記》紀念創(chuàng)刊30周年，評選優(yōu)秀作家，在18名候選名單中，我名列其中。</p><p class="ql-block"> 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第一次給《名人傳記》投稿的情景。那是2000年春，我擔任《海寧日報》記者專跑文化線。那天，我在采訪中偶然得知，當年被毛澤東稱贊為“延安花木蘭”的甘露寫有一份自傳，存放在海寧博物館。于是，我找到了那份筆墨，設(shè)法找到了她的長子蕭鐵塔。在電話交談中，蕭鐵塔講述了母親與蕭三之間的一段愛情悲劇。我知道，蕭三是毛澤東的少年同學，還是一位有國際影響的著名詩人，是《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一書作者和《國際歌》的中文翻譯者。他與蘇聯(lián)籍妻子葉華離婚后與甘露結(jié)婚生子，最后又與葉華復婚，逼迫甘露離婚。</p><p class="ql-block"> 事跡很生動，很傷感，我打算將這個故事寫出來。于是，三個月間，我與蕭鐵塔信件來往，他還給我寄了多幅蕭三與甘露在延安時期的合影照片。不久，近萬字的《蕭三與甘露的愛情悲歌》一文刊登在《名人傳記》2001年第1期，并上了封面。我將此舉謂之“班門弄斧”。</p><p class="ql-block"> 成語“班門弄斧”，說的是在魯班門前擺弄斧頭，比喻在行家面前賣弄本領(lǐng)，原意是勸導人們不要到“班門”去“弄斧”，以免技不如人而露了丑，遭人恥笑。然而，初踏“班門”，我發(fā)覺，編輯真像一位“巧匠”，手里一支筆就像一把斧子，原本粗糙低劣的初稿，經(jīng)他一砍削，變成了精巧的作品。而且，我刊登在報紙上的文章大多是“豆腐干”，《名人傳記》卻一下子給我捧出了一個“大塊頭”。無疑，做“大塊頭”文章比寫“豆腐干”要難得多，也更有勁頭。</p><p class="ql-block"> 從此，我常常主動跟《名人傳記》的編輯交流題材，他們也會主動向我約稿。無意中我發(fā)覺，投稿《名人傳記》，竟然是一條成長之路?！芭北氐健鞍嚅T”，如果“魯班”能夠指點指點，那么，我的進步就快些；如果 “魯班”能夠點頭稱許，那么我對寫作也就信心倍增。</p><p class="ql-block"> 那些年，我沒有機會參加寫作進修班，便將投稿《名人傳記》作為“拜師學藝”的極好機會，與呂靜、冠丹、王松峰、金翎等編輯老師關(guān)系密切，在切磋“稿”藝中學到不少“絕招”。比如，剛開始采寫時，因為找不到故事而著急，編輯老師教授我一個方法，先找相關(guān)的老照片，從照片上找人、找時間、找背景，把畫面上的人物關(guān)系弄清楚了，然后完完整整地記錄下照片的畫面語言、拍攝時的情景，最后對這些文字修飾一下就是故事了。</p><p class="ql-block"> 2008年前后，有一次電話交流，呂靜編輯對我說，現(xiàn)在的新聞鋪天蓋地，信息量很大，就你一個縣報記者而言，瞄準目標，在一個領(lǐng)域里努力發(fā)展，成為專家應該是條捷徑；否則東奔西跑很多年，猴子掰苞谷，見一個掰一個，好像收獲很多，可回頭一看，都是“一地雞毛”。于是，在她的指點下，我摒棄了“猴子掰苞谷”的做法，將“目標”定在當時健在的香港武俠小說作家金庸的身上。幾年間，我寫出了《金庸和他的兩位母親》《揭秘金庸父親查懋忠之死》《金庸和他的兒女們》《查玉芳：金庸的姑媽》《吳清源與金庸的“圍棋之交”》《馬云與金庸的江湖論道》《黃永玉與金庸：兩個有趣的老頭兒》等專人專題特稿。</p><p class="ql-block"> 于是，有人挪揄我：“你搗鼓名人快把自己搗鼓成名人了！”我回答：“我給《名人傳記》寫稿，班門里弄斧真的遇上了魯班，學得了一些絕招。”從呂靜、冠丹到王松峰到金翎，一代代名人傳記編輯是我遇到的最好的“魯班”。</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2015年評選全國十大優(yōu)秀紀實作家，我的名字竟然與著名紀實作家葉永烈并列在候選名單中。同時，我寫的《“班門弄斧”，我遇上了魯班》被評上征文一等獎，獎品是全套11冊的《大秦帝國》叢書。</p><p class="ql-block"> 如今，我退休多年了，我仍是《名人傳記》的專欄作家，我筆耕不輟，還在寫金庸。</p> <p><b>張浚生邀我寫金庸</b></p> <p class="ql-block"> 2014年春節(jié)前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個陌生電話，自稱張浚生的秘書小陳。一會兒，電話那頭換了人。張浚生問了我寫書出書的情況。他說，從我的新書看到許多金庸的照片，是不是都是第一手的？我回答，大部分不是，是香港和杭州作家提供的二手貨，有一小部分是直接從金庸弟妹手中得到的。他說，浙江大學要出一本書《金庸在浙江》，以照片為主，他是主編，希望得到我的幫助。我說“好啊，浙江大學是我和兒子的母校，我又是金庸的同鄉(xiāng)。”我們商定，我到杭州時帶上照片，他派人來取。我問他的手機號，他說他不用手機，只用座機的，有事可找他的秘書小陳。</p><p class="ql-block"> 周五，我早早回到了杭州西城年華的家里，并打電話告訴了張浚生。下午，我和妻子備了一些水果和瓜子，在家等著。二點多，張浚生來了，兩位青年人相伴。落坐后，我遞上新著和幾幅金庸的老照片。我們聊開了話題。張浚生說，他在香港新華社工作期間，與金庸交往頗多，有十三年吧。這時候，我的記者本色原形畢露，竟然一問一答地作起了現(xiàn)場采訪。</p><p class="ql-block"> 我牢牢記住了張浚生的話：“你的書寫了他的朋友，其實金庸的朋友圈很大，你還可以寫續(xù)本，再寫上兩本三本，也不多?！蔽覀冋劻艘粋€多鐘點才握手告別。</p><p class="ql-block"> 幾天后，紅旗出版社的徐瀾總編找上了我，對我說：“老書記邀你一塊寫金庸?！彼D(zhuǎn)告了張浚生的話，邀請我擔任《金庸在浙江》一書的編輯，負責組稿和編輯。這時我才明白，張浚生親自上我家，是來物色審查我的。</p><p class="ql-block"> 因多種原因，我再三婉拒了。后來，徐瀾總編甚至讓海寧日報社總編出面，讓我的朋友應忠良老市長出面，讓浙江日報的老社長出面，多管齊下說服我擔任這個編輯。其間，張浚生老書記親自打電話對我說，他可以安排我赴香港拜訪金庸，只要我擔任這部書的編輯。最后，我還是沒有同意。因為我無奈，當時正經(jīng)歷著家庭的不幸，我怕心寧不定不能勝任，更怕出了差錯無法挽回。</p> <p> </p> <p class="ql-block"> 雖然我沒有攬下他的編輯活，可我牢牢記住了他的話，繼續(xù)寫金庸。不久，我在河南的《名人傳記》上發(fā)表《張浚生：金庸的“戰(zhàn)友”和伙伴》的人物特稿，文中說，1984年，“中英聯(lián)合聲明”草簽后，為保證香港政權(quán)平穩(wěn)過渡，需要有年富力強、文化素質(zhì)高的領(lǐng)導干部到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中央組織部指定調(diào)張浚生去香港工作，這一去就是13年。說他是金庸的“戰(zhàn)友”，指的是他和金庸并肩戰(zhàn)斗，口誅筆伐，跟末代港督彭定康爭斗，爭取到了香港回歸前的平穩(wěn)過渡。我還得知，新浙大成立后，張浚生將金庸引進到浙大，成為浙大合并后的第一任人文學院的院長。所以，張浚生是金庸的好伙伴。</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2015年春，張浚生主編的《鄉(xiāng)蹤俠影—-金庸的30個人生片段》出版，書中收入了我采訪金庸胞妹查良璇時她贈于的一幅老照片，并加注“蔣連根提供”。</p><p class="ql-block"> 我知道，張浚生已經(jīng)了解我的遭遇，理解了我當年的無奈。幾年來，我牢記著他的囑托，繼續(xù)寫金庸。2019年9月，在金庸先生逝世一周年前夕，我的新著《金庸自個兒的江湖》（上、下）由東方出版社出版。</p> <p><b>香港出版我的金庸叢書七冊</b></p><p><br></p><p> </p> <p class="ql-block"> 為紀念金庸，由大陸作家撰寫、香港編輯、臺灣出版的金庸學研究叢書“蔣連根系列”七冊，2021年1月出齊，陸續(xù)在香港、臺北和深圳三地各大書店、網(wǎng)店、淘寶書店同時上柜。</p><p class="ql-block"> 2018年，金庸先生逝世后，武俠小說趨冷。作為香港“金庸茶館”的版主，潘國森攜手潘耀明企圖在海峽兩岸再掀“金庸熱”，即推薦了“蔣連根系列”在“金學”發(fā)源地臺灣出版。</p> <p> </p> <p> 據(jù)責任編輯潘國森介紹，這套叢書的封面是參考了清宮舊藏《乾隆皇帝一箭雙鹿圖》《乾隆帝及妃威弧獲鹿圖》《弘歷雪景行樂圖》等畫作中的部分畫面而摹繪創(chuàng)作的，畫中是乾隆帝與容妃（香妃）在雪中狩獵射鹿的場景。一是應金庸武俠小說名稱對聯(lián)“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中上聯(lián)的意境；二是包括了金庸第一本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中的兩個人物，乾隆帝與香香公主（傳說中的香妃）；三是含有金庸最后一本武俠小說《鹿鼎記》第一回提及的“逐鹿中原”之意。</p><p> </p> <p> 我對前來采訪的《錢江晚報》記者說：我寫書在臺灣出版，宣揚海峽兩岸共同敬仰的香港武俠大師金庸先生，目的是回擊民進黨的“去中國化”，以中國文化為祖國統(tǒng)一出一份力量。</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