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犧牲后家屬辛酸

【湖湘之子】

1927年是4月28日，在監(jiān)獄之中飽受22天嚴刑拷打的李大釗被反動軍閥殺害。他是第一個走上絞刑架的，高喊著“共產(chǎn)黨萬歲”，從容就義，年僅38歲。李大釗的遺體被裝殮入一口薄棺之中，停靈于下斜街長椿寺。 圖｜行刑前的李大釗當天晚上，同時被被捕囚禁的李大釗夫人趙紉蘭和兩個女兒李星華、李炎華獲釋，她們一同回到了家中，還不知自己已經(jīng)與至親的人生死相隔。第二天，李大釗的妻兒在看報紙的時候，才知道李大釗已經(jīng)犧牲，猶如晴天霹靂。趙紉蘭痛哭不止，暈倒三次，每次醒來又沉浸在極度的悲傷之中，病情愈加嚴重，以致于臥床不起。幼小的兒女們在母親的床邊手足無措地落淚，孤苦伶仃，見者無不潸然淚下。1899年，不到16歲的趙紉蘭嫁給了剛剛10歲的李大釗。李家和趙家是世交，李大釗是孤兒，和趙紉蘭是青梅竹馬，趙紉蘭是妻子也是長姐，一直照顧著正在求學的李大釗，后來李大釗考上了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花費巨大，趙紉蘭將家中的幾十畝地都賣了，供了李大釗6年。 圖｜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本科直隸同學合影（第二排左起第四位為李大釗）1913年，李大釗從法政專門學校畢業(yè)之后前往日本留學，趙紉蘭在家中操持家務(wù)，照顧孩子，這一等又是3年。1918年，李大釗被北京大學聘為圖書館主任，也算是有了穩(wěn)定的工作，趙紉蘭終于可以和子女們搬到北京和丈夫團聚，這一年，距離他們結(jié)婚已經(jīng)20年了。李大釗海外歸來，才華橫溢，風度翩翩，風華正茂，而趙紉蘭已經(jīng)年近不惑，常年勞作和照顧孩子讓她面容憔悴。面對一個又一個追求的女學生，李大釗卻堅持倡導(dǎo)一夫一妻制，他說：“一夫一妻之制，古來最尚，有百年偕老之格言，最屬難得?！?lt;/p>民國的文化名流，大多紅顏知己遍天下，少有像李大釗這樣一生只有一位妻子。那段時期，李大釗如拓荒者一般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趙紉蘭默默支持著。 圖｜李大釗和趙紉蘭1920年秋，劉靜君在同志們的陪同下來李大釗家中拜訪，李大釗非常高興，想讓趙紉蘭和他們見上一面，請他們在書房等待。劉靜君隔著玻璃看向臥室，李大釗仔細地幫趙紉蘭整理衣服，扣上扣子，還替趙紉蘭拉拉衣服，看上去更加平整，打扮好了之后才一起來到書房。很多人第一次見到趙紉蘭的時候都難以相信，這位纏著小腳沒有什么文化的農(nóng)村婦女竟然就是李大釗的夫人。趙紉蘭沒有所謂教授夫人的氣質(zhì)，李大釗卻非常珍愛自己的夫妻子，感恩她為家庭付出的一切。為了讓來自農(nóng)村的趙紉蘭住得更加舒適，李大釗特意在房間之中盤了炕。和趙紉蘭一同爬山游覽的時候，趙紉蘭因為小腳不便，常常走得很慢，李大釗總是耐心地扶著她，實在走不動了就背著她。識字不多趙紉蘭也會傾聽李大釗為她講述革命道理，每次家中來了客人，在李大釗的書房之中召開黨內(nèi)會議，趙紉蘭就坐在臥室的炕上做著縫補的活兒，時而朝著書房看幾眼，適時進來為諸位添些茶水。 李大釗是革命之師，在創(chuàng)建中國共產(chǎn)黨的時候，經(jīng)常有共產(chǎn)國際的代表來到家中秘談，每當這個時候，趙紉蘭就會站在門外放哨，保障同志們的安全。趙紉蘭不能參與會議，無法和丈夫一同并肩作戰(zhàn)，在最艱難的日子之中，她用可口的飯菜和溫暖的關(guān)懷支持著丈夫的行動。無論李大釗回來多晚，趙紉蘭都會等他一起吃飯，她一直教育孩子們努力讀書，千萬不要讓繁忙的爸爸操心。那時候《國際歌》還不能公開，李大釗在家中悄悄教給妻子和孩子們，他一邊彈琴一邊唱著，這個身影一直銘記在孩子們的心中。孩子們當時不能完全明白歌詞的寓意，這顆共產(chǎn)主義的種子已經(jīng)在他們幼小純潔的心靈之中穩(wěn)穩(wěn)扎根。在社會動蕩、軍閥混亂、革命前途一片渺茫的年代里，沒有卓越才華和出眾相貌的趙紉蘭是李大釗心中溫暖的港灣。他們一家曾因為特務(wù)、流氓騷擾、毆打數(shù)次搬家，無恥的迫害沒有讓李大釗和趙紉蘭感到恐懼，反而更加堅定了他們的斗志。李大釗在給家人的一封信中寫道：“目前統(tǒng)治者的猖狂，只不過是一時的恐怖罷了，不用多久，紅旗將會飄滿北京城，看那時的中國竟是誰家的天下！”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fā)生之后，北京的革命形勢急轉(zhuǎn)而下，李大釗是有機會離開北京躲一陣子的，而他一直堅持留守在這里，送走一位又一位革命戰(zhàn)友。趙紉蘭也希望李大釗能夠趕緊離開，但她了解李大釗，他堅持了這么久的事業(yè)、認準了的路，誰都勸不了。1926年12月，趙紉蘭生下了兒子李欣華。1927年4月6日，李大釗和妻女被捕，趙紉蘭在法庭上見到了李大釗，這一面是他們的永訣。最小的兒子還沒有會喊爸爸，李大釗就犧牲了。梁漱溟趕到李大釗家中時，看到的就是這樣凄慘的景象，他不忍多留，塞給孩子們10塊銀元，隨后趕到了長椿寺之中。他見李大釗的棺材如此單薄，悲從中來，和友人商議給李大釗換棺。蔡元培此時正邀蔣夢麟、馬敘倫在杭州西湖賞桃花，隨手翻閱《晨報》之時，猛然看見李大釗遇難的新聞。此時天空落下細雨，蔡元培哭得不能自已，獨自站在雨中，許久才回到屋內(nèi)，在寺廟之中以一桌素席、一壺酒祭祀李大釗。幾天之后，李家家中都是中外的記者，在看到李大釗家中的陳設(shè)之時，這些記者們都震撼不已，有的甚至一邊采訪一邊抹著眼淚。他們沒有想到像李大釗這樣的知名教授，家中生活竟然是如此清貧，最后留給兒女們的僅僅只有一元錢的生活費。<blockquote style="text-align: justify;">“室中空無家具，即有亦甚破爛。子女服侍樸實，可知其平日治家之儉約矣?！?lt;/blockquote><blockquote style="text-align: justify;">日本人主辦的報紙《順天時報》充斥著濃重的侵略色彩，在報道李大釗犧牲之事時，也撰文道：“李大釗平昔不事儲蓄，身后極為蕭條……”</blockquote>五四運動時期，李大釗已經(jīng)是北京大學圖書館的主任、教授，同時還是女師大、朝陽大學和中國大學的教授，僅僅是北大的薪金，每個月就有120銀元，所有的收入加起來超過了300銀元。當時兩塊銀元就可以買到40多斤優(yōu)質(zhì)面粉，400銀元就可以買下一處四合院，李大釗卻沒有安排家人過上富足、優(yōu)越的生活。李大釗和妻兒們的生活一向簡樸，平常一個大餅一根蔥就是李大釗的一頓飯。有人到李大釗的家中拜訪，看見他的女兒們都穿著土布縫制的棉衣，根本不像是北大教授的女兒。有一次，一位學生看見李大釗正在吃窩頭咸菜，勸說他應(yīng)注意營養(yǎng)，他卻笑道：“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嘗不企享用？你想沒想到，時下國難當頭，有許多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體，面對這種局面，怎能只因個人享受，不思勞苦大眾疾苦呢？”趙紉蘭節(jié)衣縮食，加上給李大釗買書的錢，一個月不過只用三五十元，剩下的李大釗都用來救濟貧困的學生、工人或者用于黨的活動。李大釗平常都是穿著一件洗褪色的布袍子，上班來回要走十幾里路，他天天步行，從來不坐車。校長蔡元培曾說李大釗“知有主義不知有家”，發(fā)薪水的時候會留下50銀元交給趙紉蘭，以保證一家子的基本生活。據(jù)后來統(tǒng)計，李大釗每月近三分之二的收入都用于黨的活動經(jīng)費。現(xiàn)在，家中的頂梁柱不在了，孤兒寡母手無縛雞之力，反動當局并沒有打算放過他們，附近都是日夜監(jiān)視的特務(wù)，孩子們也經(jīng)常被流氓和打手們滋擾，趙紉蘭已經(jīng)病脫了形，還是決定全家搬遷。報媒的報道讓社會各界知道了李大釗遺孀的生活困難，李大釗生前的好友白眉初、李采言、李凌斗等人都來到了李大釗的家中看望他的妻兒，并且準備前往長椿寺領(lǐng)出李大釗的棺木。眾人和趙紉蘭商量之后，決定為李大釗換棺，并開始籌款辦理后事。《順天時報》記錄下了當時友人們?yōu)槔畲筢撉蠊字?，李凌斗找到了德昌杠房的掌柜伊壽山，伊壽山推薦了一口標價260塊銀元的柏木棺材，因價格太高，李凌斗向伊壽山說明了這口棺材的用途，希望能稍微減價。伊壽山是生意之人，不認識李大釗，對共產(chǎn)主義也不甚了解，僅僅是這些日子看到報紙上對李大釗的報道，敬佩李大釗的高尚人格，以最低價格140銀元賣出了這口棺材，“此亦北京城破天荒之舉動也”。這140塊銀元是章士釗出資的。出于對李大釗的敬重，伊壽山又請了師傅用了20多斤的松香和桐油熬在一起，十幾斤的黑生大漆，里里外外給棺材上了五道漆。5月1日上午，伊壽山帶著16名工人扛著棺材來到了長椿寺重新裝殮李大釗的遺體。李大釗的孩子們大聲哭喊著爸爸，在場諸位無不含淚。中午，李大釗的新棺送到了妙光閣街漸寺，寺主人原本因為李大釗是政府絞刑殺害的，不愿收留，人們多次溝通之后，寺主人才同意暫時停放，沒想到這一放就是六年。當日，李大釗的長子李葆華沒有出現(xiàn)，李大釗在被捕之時，李葆華正與周作人在城外參加植樹節(jié)郊游，住在城外沈士遠教授的家中。當李大釗和妻兒不幸被捕的消息傳來，周作人當機立斷將李葆華藏在了自家后宅的小屋之中，并且和友人緊急安排李葆華前往日本留學。還不滿18歲的李葆華在日本求學完全靠自費，生活極為困苦，但這位少年吞下了父親離世的悲慟，在異國他鄉(xiāng)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他的沉著冷靜讓周作人都不禁佩服，誰知這少年心中，熊熊火焰已經(jīng)騰嘯而起，他一心求學，只愿學成后立刻繼承父業(yè)，踏上革命之路。可惜當李葆華后來成為共和國部長之時，周作人卻淪為漢奸，這便是后話了。5月20日，趙紉蘭在李采言的護送之下帶著孩子們回到了李大釗的老家。趙紉蘭愿意吃點苦讓孩子們有吃有穿，但他們是李大釗的后代，一定要完成學業(yè)，將來繼續(xù)父親未完成的大業(yè)，不能辜負李大釗的期望。趙紉蘭思來想去，請弟弟給周作人寫了一封信，希望周作人可以幫助解決李星華和李炎華兩個孩子的讀書問題。周作人很重視這件事，收到信之后立刻和北大的同事們商量，然而當時局動蕩，各位教授也是有心無力。一直到4年后情況稍有緩和，多方人士疏通安排，才將李星華和李炎華接到了北京復(fù)學。1933年初，李大釗的家鄉(xiāng)被日偽政府侵占，趙紉蘭重病，正在北京念中學的李星華趕緊回家將母親接到北京避難。趙紉蘭已經(jīng)意識到自己時日無多，而李大釗的遺體在漸寺停放了6年了，尚未入土為安。這是趙紉蘭余生最大的心事，她拖著病重的身軀，領(lǐng)著李星華和李炎華再次來到了北大，請求周作人、蔣夢麟和胡適等教授幫助她完成李大釗的葬禮。當時的北大校長蔣夢麟立刻答應(yīng)了趙紉蘭，并且號召周作人、胡適、傅斯年等13名北大教授擔起了公葬的重任，向社會發(fā)起了捐款活動。李大釗的犧牲，始終是北大人心中的一根刺，胡適的感觸最是深刻。在政治觀點和學術(shù)思想上，胡適和李大釗是對立的，在“五四時期”，胡適曾經(jīng)和李大釗就“問題和主義”進行了激烈的大論戰(zhàn)，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兩人之間的友誼。李大釗被捕之時，胡適正在日本橫濱游歷，他收到了友人自國內(nèi)寄來的信件，提醒他在日本如果有講授的機會，只需聊聊哲學史學便可，隨意發(fā)表意見會招惹事端。李大釗犧牲當日，胡適的學生趕緊致信給老師，請求胡適萬萬不要回北京，希望他的事業(yè)能完全放在學術(shù)方面，和政治截然斷了，以免引來橫禍。而胡適的內(nèi)心根本無法釋懷，在1930年出版的《胡適文存》之中，他在扉頁寫下了“紀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第一位就是李大釗。李大釗逝世之后，胡適無懼當局的監(jiān)視，趙紉蘭的撫恤事宜是他一手操辦的，他還在1932年為家屬爭取到增加和延長撫恤金的權(quán)利。李大釗的葬禮，胡適也是竭盡全力。諸多教授學者集資出力，籌劃護航，李大釗的葬禮依舊是一波三折。為李大釗購置墓地之時，公墓經(jīng)營者生怕受到牽連，拒絕了北大校長室秘書章廷謙。蔣夢麟無奈親自出面，經(jīng)營者才勉強同意，并且要求蔣夢麟寫下字條，署名是蔣夢麟代辦。為李大釗寫碑文的是語言學家劉半農(nóng)，在白色恐怖之下，這座寄托著北大同仁哀思和敬意的墓碑并沒有立在李大釗的墓前。中共黨組織在當時的殘酷環(huán)境之下不能以公開身份祭奠，而是以河北省革命互濟會的名義參與，北方黨組織為李大釗同樣書寫了墓碑“革命導(dǎo)師李大釗之墓”，由一輛騾車送到了墓前，在當時的緊張環(huán)境之下不得立碑，只得遵循六朝墓志的方式將它同棺槨一同埋入了地下。1933年4月22日，漸寺之中舉行了對李大釗的公祭。23日上午，蔣夢麟帶著北大諸位教授參加了出殯儀式，聞訊前來的還有諸多教育界人士、青年學生、工人、農(nóng)民、軍人共700多人。河北省革命互濟會散發(fā)《河北革命互濟會為公葬無產(chǎn)階級革命導(dǎo)師李大釗同志宣言》等祭文，組織路祭和演講宣傳。祭文之中描述了李大釗生平事跡，揭露了蔣介石和軍閥張作霖聯(lián)合反共的真面目，號召眾人團結(jié)抗日。送葬路途之中，人們高喊著口號，宣泄著這6年來的悲憤，不斷有人加入到隊伍之中，送葬的人越來越多，時刻跟隨在隊伍旁邊的軍警一直在破壞，憲兵甚至堵住了路口，與送葬隊伍產(chǎn)生了激烈的沖突。李大釗的出殯成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送葬隊伍的最前面是用白紙黑字寫下的一副巨大挽聯(lián)，上聯(lián)是“為革命而奮斗，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根”，下聯(lián)是“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懼”，橫批是“李大釗先烈精神不死”。經(jīng)過缸瓦市之時，有同志在李大釗的靈柩之上覆蓋了一面鮮紅的黨旗，軍警特務(wù)以“妨礙治安”的罪名搗毀路祭，開槍抓捕，多人受傷，40多名青年被捕。送葬的隊伍被沖散，李大釗的棺木在眾人的護送之下，直至傍晚才送到了墓地，北大同仁扶靈下葬。李大釗的葬禮讓本就重病的趙紉蘭過度勞累，又受到了驚嚇，臥病不起。臨終前，趙紉蘭請求周作人完成李大釗的文集，周作人積極聯(lián)系書局出版，并請兄長魯迅為為其寫下《題記》。一直到1939年，這本《守常全集》才得以出版，在出版后當局立刻沒收，只余下數(shù)本。葬禮一個月之后，趙紉蘭病逝于協(xié)和醫(yī)院，北大的教授們再次出面將趙紉蘭安葬于李大釗的墓側(cè)。1934年1月，胡適冒著大雪來到西山憑吊李大釗和趙紉蘭。好友離世7年，到如今他們連一塊墓碑都沒有，胡適依舊無法抑制熱淚，胡適請蔣夢麟出面為李大釗再補一碑，6月，劉半農(nóng)再應(yīng)北大的邀請為李大釗夫婦書寫碑文，限于當時的環(huán)境，劉半農(nóng)為他們寫的碑文十分簡略，只說明了李大釗和夫人籍貫姓名和生卒年月，立碑子女姓名。1936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追認趙紉蘭為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電視劇《覺醒時代》對李大釗和妻兒的涉筆不多，有一段李大釗和趙紉蘭的對話最為催人淚下，宛若場景重現(xiàn)：“等有朝一日，學?？梢詳[上一張安靜課桌的時候，可以傳出朗朗書聲的時候，我?guī)е悖驮蹅儌z人，在一個教室里頭，陽光從外面透進來，我一筆一劃，一筆一劃地教你寫字，然后我坐在地下，我等著你，等著你什么呢？等你親手寫一封信給我，我要看哪！我跟你保證?！?lt;/p>和趙紉蘭能夠平淡生活，是李大釗對于革命未來、對新中國的未來最樸質(zhì)最真實的期許。與此同時，他也深刻地明白，革命的道路上一定會有犧牲，他給了妻子一個不知能否兌現(xiàn)的承諾，給未來許下一個在我們看來平凡不過的愿望，也在提前和最心愛的妻子告別。趙紉蘭不是人們想象之中的教授夫人，李大釗又何嘗是人們想象中的教授名流呢？他們也許身份懸殊，但他們的正直樸實、對新生活的熱忱和向往是一模一樣的。李大釗曾經(jīng)在《青春》一文之中如此寫道：“進前而勿顧后，背黑暗而向光明，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chuàng)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紅旗終是飄滿了整個北京城，中國已非那個風雨如晦的弱國了。這一部飽含熾烈情感的《青春》，是趙紉蘭難以割舍的溫度，是兒女們不能忘懷的背影，是千千萬萬北大同仁禁不住地潸然淚下，也是這百年來青年學子的奮斗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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