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百年中國文學總系》</p><p class="ql-block">總序一</p><p class="ql-block">輝煌而悲壯的歷程</p><p class="ql-block">謝冕</p><p class="ql-block">百年中國文學這樣一個題目給了我們宏闊的視野。它引導我們站在本世紀的蒼茫暮色之中，回望上一個世紀末中國天空濃重的煙云，反思中國社會百年來的危機與動蕩給予文學深刻的影響。它使我們經(jīng)受著百年輝煌的震撼，以及它的整個苦難歷程的悲壯。中國百年文學是中國百年社會最親密的兒子，文學就誕生在社會的深重苦難之中。</p><p class="ql-block">近、現(xiàn)代的中國大地被它人民的血淚所浸泡。這血淚鑄成的第一個精神產(chǎn)品便是文學。最近去世的艾青用他簡練的詩句傳達了中國作家對于他的親愛土地的這種感受：</p><p class="ql-block">假如我是一只鳥</p><p class="ql-block">我也應該用嘶啞的喉嚨歌唱</p><p class="ql-block">輝煌而悲壯的歷程</p><p class="ql-block">這被暴風雨所打擊著的土地</p><p class="ql-block">這永遠洶涌著我們悲憤的河流</p><p class="ql-block">這無止息地吹刮著的激怒的風……</p><p class="ql-block">和那林間無比溫柔的黎明……</p><p class="ql-block">-﹣然后我死了</p><p class="ql-block">連羽毛也腐爛在土地里面</p><p class="ql-block">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p><p class="ql-block">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p><p class="ql-block">嘶啞的喉嚨的歌唱、感受到的悲憤的河流和激怒的風，以及在溫柔的黎明中的死去，這詩中充盈著淚水和死亡。這些悲哀的歌唱，正是百年中國文學最突出、最鮮明的形象。</p><p class="ql-block">我在北京寫下這些文字的時間，是公元1996年的5月。由此上溯100年，正是公元1896年的5月。這一年5月，出生在臺灣苗栗縣的詩人丘逢甲寫了一首非常沉痛的詩，題目也是悲哀的，叫《春愁》:"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詩中所說的"去年今日"，即指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甲午戰(zhàn)敗的次年。此年簽訂了《馬關(guān)條約》,正是同胞離散、民族悲痛的春天的往事。</p><p class="ql-block">中國的近、現(xiàn)代就充斥著這樣的悲哀，文學就不斷地描寫和傳達這樣的悲哀。這就是中國百年來文學發(fā)展的大背景。所以，我愿據(jù)此推斷，憂患是它永久的主題，悲涼是它基本的情調(diào)。</p><p class="ql-block">它不僅是文學的來源，更重要的是，它成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原動力。由此出發(fā)的文學自然地形成了一種堅定的觀念和價值觀。近代以來接連不斷的內(nèi)憂外患，使中國有良知的詩人、作家都愿以此為自己創(chuàng)作的基點。不論是救亡還是啟蒙，文學在中國作家的心目中從來都是"有用",文學有它沉重的負載。原本要讓人輕松和休息的文學，因為這責無旁貸和義無反顧的超常的負擔而變得沉重起來。</p><p class="ql-block">中國百年文學，或者說，中國百年文學的主流，便是這種既拒絕游戲又放逐抒情的文學。我在這里要說明的是中國有了這樣的文學，中國的怒吼的聲音、哀痛的心情，于是得到了盡情的表達，這是中國百年的大幸。這是一種沉重和嚴肅的文學，魯迅對自己的創(chuàng)作作過類似的評價。他說他的《藥》"分明留著安特萊夫式的陰冷"；說他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里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超人的渺茫"；有人說他的小說"近于左拉"，魯迅分辯說："那是不確的，我的作品比較嚴肅，不及他的快活。"</p><p class="ql-block">從梁啟超講"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起，到魯迅講他"為什么要寫小說"旨在"啟蒙"和"改良這人生"止，中國文學就這樣自覺地拒絕了休息和愉悅。沉重的文學在沉重的現(xiàn)實中喘息。久而久之，中國正統(tǒng)的文學觀念就因之失去了它的寬泛性，而漸趨于單調(diào)和專執(zhí)。文學的直接功利目的，使作家不斷把他關(guān)心的目標和興趣集中于一處。這種"集中于一處",導致最終把文學的價值作主流和非主流、正確和非正確、健康或消極等非此即彼的區(qū)分。被認為正確的一端往往受到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嘉許和支持，自然地生發(fā)出嚴重的排他性。中國文學就這樣在文學與非文學、純文學與泛文學、文學的教化作用與更廣泛的審美愉悅之間處境尷尬，更由此引發(fā)了無窮無盡的紛爭。中國文學一開始就在釀造著一壇苦酒。于是，上述我們稱之為的中國文學的大幸，就逐漸地演化為中國文學的大不幸。</p><p class="ql-block">中國近代以來危亡時勢造出的中國文學，百年來一直是作為療救社會的"藥"而被不斷地尋覓著和探索著。梁啟超的文學思想是和他的政治理想緊緊相連的，他從群治的切入點進入文學的價值判斷，是充分估計到了小說在強國新民方面的作用的。文學鍥入人生、社會，希望成為藥餌，在從改造社會到改造國民性中起到直接的作用。這樣，原本"無用"的文學，一下子變得似乎可以立竿見影地"有用"起來。這種觀念的形成，使文學作品成為社會人生的一面鏡子，傳達著中國實際生活的歡樂與悲哀。文學不再是可有可無之物，也不再是小擺設或僅僅是茶余飯后的消遣，而是一種刀劍、一種血淚、一種與民眾生死攸關(guān)的非常具體的事物。</p><p class="ql-block">文學在這樣做的時候，是注意到了它的形象性、可感性，即文學的特殊性的。但在一般人看來，這種特殊性只是一種到達的手段，而不是自身。文學的目的在別處。這種觀念到后來演繹為"政治標準第一，藝術(shù)標準第二"，就起了重大的變化。而對于文學內(nèi)容的教化作用不斷強調(diào)的結(jié)果，在革命情緒高漲的年代往往就從強調(diào)"第一"轉(zhuǎn)化為"唯一"。"政治唯一"的文學主張在中國是的確存在過的，這就產(chǎn)生了我們認知的積極性的反面﹣﹣即消極的一面。不斷強調(diào)文學為現(xiàn)實的政治或中心運動服務的結(jié)果，是以忽視或拋棄它的審美為代價的：文學變成了急功近利而且相當輕忽它的藝術(shù)表現(xiàn)的隨意行為。</p><p class="ql-block">百年中國文學的背景是一片蒼茫的灰色，在灰色云層空茫處，殘留著上一個世紀末慘烈的晚照。那是1840年虎門焚煙的余燼，那是1860年火燒圓明園的殘焰，那是1894年黃海海戰(zhàn)北洋艦隊沉船前最后一道光痕……誕生在這樣大背景下的文學，旨在撲滅這種光的漫延，的確是一種大痛苦和大悲壯。但當這一切走向極端，這一切若是以犧牲文學本身的特性為代價，那就會釀成文學的悲劇。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并不缺乏這樣悲劇的例子，這些悲劇的演出雖然形式多端，但亦有共同的軌跡可尋，大體而言，表現(xiàn)在下述三個方面：</p><p class="ql-block">一、尊群體而斥個性；</p><p class="ql-block">二、重功利而輕審美；</p><p class="ql-block">三、揚理念而抑性情。</p><p class="ql-block">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實行開放政策，經(jīng)濟的開放影響到觀念的開放，它極大地激活了文學創(chuàng)作。歷史悲劇造成的文學割裂的局面于是結(jié)束，兩岸三邊開始了互動式的殊途同歸的整合。應該說，除去意識形態(tài)的差異不談，中國文學因歷史造成的陌生、距離和誤解正在縮小。差別性減小了，共同性增多了，使中國原先站在不同境遇的文學，如今站在了同一個環(huán)境中來。商業(yè)社會的沖擊，視聽藝術(shù)的沖擊，這些沖擊在中國的各個地方都是相同的。市場經(jīng)濟和商品化社會使原來被壓抑的欲望表面化了。文學藝術(shù)的社會價值重新受到懷疑。文學創(chuàng)作的神圣感甚至被褻瀆，人們以幾乎不加節(jié)制的態(tài)度，把文學當做游戲和娛樂。</p><p class="ql-block">擺脫了沉重負荷的文學，一下子變得輕飄飄的，它的狂歡縱情的姿態(tài)，表現(xiàn)了一種對于記憶的遺忘。上個世紀末的焦慮沒有了，上一個世紀末那種對于文學的期待，也淡遠了。在缺乏普遍的人文關(guān)懷的時節(jié)，倡導重建人文精神；在信仰貧乏的年代，呼吁并召喚理想的回歸；這些努力幾乎無例外地受到嘲弄和抵制。這使人不能不對當前的文化趨勢產(chǎn)生新的疑慮。</p><p class="ql-block">在百年即將過去的時候，我們猛然回望：一方面，為文學擺脫太過具體的世情的羈絆重獲自身而慶幸；一方面，為文學的對歷史的遺忘和對現(xiàn)實的不再承諾而感到嚴重的缺失。我們曾經(jīng)自覺地讓文學壓上重負，我們也曾因這種重負而蒙受苦厄。今天，我們理所當然地為文學的重獲自由而感到欣悅。但這種無所承受的失重的文學，又使我們感到了某種匱乏。這就是這個世紀末我們深切感知的新的兩難處境。</p><p class="ql-block">我們說不清楚，我們只是聽到了來自內(nèi)心的不寧。我們有新的失落，我們于失落之中似乎感到了冥冥之中的新的召喚。在這個世紀的蒼茫暮色中，在這個莊嚴肅穆的時刻，難道我們是企冀著文學再度聽從權(quán)力或金錢對它的驅(qū)使而漂流么？顯然不是。我們只是希望文學不可耽于眼前的歡愉而忘卻百年的憂患，只是希望文學在它浩渺的空間飛行時不要忘卻腳下深厚而沉重的黃土層﹣﹣那是我們永遠的家園。</p><p class="ql-block">總序二</p><p class="ql-block">《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xiàn)</p><p class="ql-block">孟繁華</p><p class="ql-block">《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出版，與它的參與者們來說，無疑是一件令人感奮的事情，它使每位著者多年從事的、有興趣的研究對象，在一個整體性的框架內(nèi)得以表達，在充分體現(xiàn)作者學術(shù)個性的前提下，又集中表達了一個學術(shù)群體對百年中國文學的思考。在又一個世紀即將蒞臨之前，我們將自己的思考留在這個世紀的黃昏。</p><p class="ql-block">這是一個學術(shù)群體共同完成的成果。應該說，每位著者都在自己述及的時段長期從事教學和研究，并有影響不同的成果在學界產(chǎn)生反響。需要指出的是，"百年中國文學"這一概念，首次誕生于80年代末期，它的提出者，是叢書主編謝冕先生。那是中國社會生活發(fā)生了重大變動的年代，它不止是經(jīng)濟活動合理性地成為社會生活的主體，而且，長期占支配地位的社會價值觀念、思想觀念和道德觀念等，都發(fā)生了重大變動甚至解體。百年中國的命運及當下的現(xiàn)實，使許多知識分子的內(nèi)心凝重而悲涼。與歷史的斷裂感，洪水出閘般地掠過人們心的堤壩，對自身生活喪失解釋力的蒼茫感，被許多人隱約感到。一時間，"失語"一詞開始流行。所謂"失語"，并非是學人喪失了學術(shù)表達的語言能力，關(guān)鍵是對個體的生存方式和價值產(chǎn)生了懷疑，他們的社會位置發(fā)生了突變。謝冕對這些變化并非沒有感知，但他從未表達，在他的學生面前依然如故。出于對學術(shù)發(fā)展和教學的考慮，自1989年10月起，他以"批評家周末"的形式，對就學于他的博士生和國內(nèi)外訪問學者進行教學和研討活動，決定對百年中國文學進行系統(tǒng)的梳理和研究。限于當時的學術(shù)環(huán)境和"批評家周末"的影響，在京的許多青年學者和在校的青年教師，都自愿地參加了這一定期的活動。這不僅提高了研討活動的學術(shù)質(zhì)量，同時也為青年學人提供了較好的學術(shù)環(huán)境。"百年中國文學"的概念，正是這時由謝冕先生正式提出的。他指出："百年中國文學"的提出，受到了黃子平、錢理群、陳平原三人于80年代中期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啟發(fā)，這一文學整體觀的思路有很大的開創(chuàng)性，在當時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現(xiàn)、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傳統(tǒng)思路。但是，由于各種原因，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實踐，尚未來得及展開。我們的工作，則是進行具體的操作實踐。不同的是，謝冕的"百年中國文學"的思路，將視野前移至1895年前后。在他看來，發(fā)生于1898年的戊戌變法，開啟了中國知識分子思考中國變革的先聲，它極大地啟發(fā)了后來者，或者說，那一事件作為重要的思想資源，不斷地鼓舞、感召了富有憂患傳統(tǒng)的中國知識界。因此，他的"百年中國"，大體指的是1895至1995年。</p> <p class="ql-block">1989年10月至1990年7月，謝冕主持了他總體構(gòu)想中的第一階段的工作，他將研究活動的總題目命名為"百年中國文學﹣﹣世紀之交的凝望"，在這一總題目下，有十個具體的研究題目在那一年完成，并先后在國內(nèi)重要的學術(shù)刊物上發(fā)表，成書后因出版原因而束之高閣。但它為后來的工作奠定了基礎并積累了經(jīng)驗。1990年開始，總體構(gòu)想中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叢書付諸實施，叢書十卷于1993年由時代文藝出版社一次出齊，它受到了國內(nèi)外學界的關(guān)注和好評。謝冕在叢書的總序中，簡約地回顧了中國文學與百年中國的關(guān)系，檢討了百年來文學與現(xiàn)實難以分離的合理性及其后果。他說："中國文學的創(chuàng)作和研究受制于百年的危亡時世太重太深，為此文學需自愿地（某些時期也曾被迫地）放棄自身而為文學之外的全體奔突呼號。近代以來的文學改革幾乎無一不受到這種意識的約定。人們在現(xiàn)實中看不到希望時，寧肯相信文學制造的幻象；人們發(fā)現(xiàn)教育、實業(yè)或國防未能救國時，寧肯相信文學能夠救民于水火。文學家的激情使全社會都相信了這種神話。而事實卻未必如此。文學對社會的貢獻是緩進的、久遠的，它的影響是潛默的浸潤。它通過愉悅的感化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它對于社會是營養(yǎng)品、潤滑劑，而很難是藥到病除的全靈膏丹。"文學的功用曾被人為地夸大，但考慮到百年中國具體的歷史處境，他同時指出：</p><p class="ql-block">一百年來文學為社會進步而前仆后繼的情景極為動人。即使是在文學的廢墟之上我們依然能夠辨認出那豐盈的激情。我們希望通過冷靜的反思去掉那種即食即愈的膚淺而保留那份世紀的憂患和歡愉。文學若不能寄托一些前進的理想給社會人心以導引，文學最終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即真的意味著沉淪。文學救亡的幻夢破滅之后，我們堅持的最后信念是文學必須和力求有用。正是因此，我們方在這世紀黃昏的寂寞一角辛苦而又默默地播種和耕耘。</p><p class="ql-block">這樣的認識或許不合時宜，或許因不夠"新潮"而有保守和"傳統(tǒng)"之嫌，但它顯示出的作為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鄭重思考，卻依然令人為之動容。最后他說：</p><p class="ql-block">作為二十世紀的送行人，我們感到有必要把這一代人的醒悟予以表達。這種表達當然只能通過文學的方式。我們期待著放置于百年憂患背景之上而又將文學剝離其它羈絆的屬于文學自身的思考。這種思考不意味著絕對的純粹性，它期待著文學與它生發(fā)和發(fā)展的背景材料緊密聯(lián)系。我們希望這種思考是全景式的，通過對于文學追求的描寫折射出這個世紀的全部豐富性。這套叢書，最大限度地發(fā)揮了每個作者的創(chuàng)造性，這些作品的學術(shù)個性及影響，至今仍為人們熱情地談論。但它不是在整體性的學術(shù)框架內(nèi)系統(tǒng)談論百年文學的著作。與此同時，1993年，謝冕主編了一本名為《中國文學百年夢想》的書，試圖從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描述出百年中國文學的思想文化背景。這些，都是謝冕對百年中國文學總體研究構(gòu)想的一部分。它們都還沒有接近最后的目標。</p><p class="ql-block">1992年7月始，他逐漸向這一目標靠近。在那段時間里，"批評家周末"的成員，也是叢書的大部分作者，開始就自己承擔的工作在研討會上報告。"百年中國文學"的大部分內(nèi)容，都曾在研討會上報告過。"批評家周末"的成員們，對每一個報告都熱情地提出了建議和看法，它對于豐富叢書的內(nèi)容、拓展作者的視野和思路，無疑是十分重要的。</p><p class="ql-block">1995年11月，召開了第一次編寫會議。謝冕向全體與會者闡發(fā)了《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緣起、過程和追求的目標，并以16字對此作了概括：長期準備、謹慎從事、抓住時機、志在必成。他指出，叢書主要是受《萬歷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fā)，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歷史著作。根據(jù)這一啟發(fā)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p><p class="ql-block">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里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征。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xiàn)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tǒng)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p><p class="ql-block">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并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如"。"點"的來源及對后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diào)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guān)的前后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lián)系。</p><p class="ql-block">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shù)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p><p class="ql-block">上述設想得到了嚴家炎、洪子誠、錢理群等先生的熱情肯定和支持，并就年代選擇，校園文化、政治文化、商業(yè)文化的關(guān)系，良好的文風和學風等看法，豐富了叢書的設想，并具有操作上的可行性。</p><p class="ql-block">《百年中國文學總系》叢書，從緣起到實現(xiàn)，歷經(jīng)了七年多的時間。它的出版，將為百年中國文學的研究提供一個參照。對我們這些參與者來說，它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工作，它的整個過程，值得我們深切地懷念。作為"跑龍?zhí)?quot;的，我協(xié)助謝冕先生自始至終地參與了叢書的組織工作，因此，對叢書的全過程，我有必要做出上述記錄和交待。</p><p class="ql-block">編輯于 2026-03-21 13:56?</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