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著作中不曾提及“德先生”，也從未給予“民主”“自由”這些價值觀以肯定與支持，但并不等于他從未提及“民主”，《文化偏至論》中“民主”至少提到三次，不過，從上下文來看，這并不是對于民主的肯定與推崇，往往是為其否定民主的論述進行鋪墊。與“掊物質而張靈明”相并重，在民主問題上，他堅持“任個人而排眾數”的方針。“民主”作為一種社會運行機制，當然要涉及人群內部的相互關系，而且主要指個人與群眾的范疇。魯迅多次提及兩組概念，一組是“超人”、“天才”、“英哲”、“雄桀”、“智者”等；一組是“眾庶”、“多數”、“凡庸”、“眾愚”、“庸眾”等。這兩組概念也是兩類人或人群。魯迅在1925年寫給許廣平的信中說“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魯迅全集》第11卷，頁470），那么，“改革國民性”的主體與對象是誰呢？或者說，誰改革誰呢？“眾愚”改造“眾愚”顯然不可能，是“英哲”改造“眾愚”呢，還是“眾愚”改造“英哲”？魯迅顯然認為，應當由“英哲”來改革“眾愚”。那么，魯迅在這兩群人中又屬于哪一群呢？可以確定的是，魯迅筆下的阿Q、祥林嫂、華老栓等等顯然都是“眾愚”的成員，魯迅與他們顯然不是一伙兒的——魯迅是他們的改革者。 <font color="#167efb">（一）關于“多數”“庸眾”</font><div><br>按照傳統(tǒng)理論，英雄史觀抹殺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宣揚英雄人物創(chuàng)造歷史。人民史觀承認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作用，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前者是唯心論，后者是唯物論。如何看待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是一個基本立場問題。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有多處評價民眾與多數的言論，在今天是不可思議的。他批評那些歌頌民眾的意見，<font color="#ed2308">“彼之謳歌眾數，奉若神明者，蓋僅見光明一端，他未遍知，因加贊頌，使反而觀諸黑暗，當立悟其不然矣?！?lt;/font>（頁53）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基于他本人對民眾這個群體的判斷，<font color="#ed2308">“況人群之內，明哲非多，傖俗橫行，浩不可御，風潮剝蝕，全體以淪于凡庸。”</font>（頁52）“傖俗橫行”、“淪于凡庸”當然不是好話，他下面的比喻就更加不堪了，<font color="#ed2308">“曰惟多數得是非之正也，則以一人與眾禺處，其亦將木居而食歟？”</font>（頁58）他把天才與群眾的關系，比喻為人與猴群的關系，從而否定“少數服從多數”這一“多數治理”的政治意義。在他看來，多數民眾成了樹上棲息的“群猴”（“木居而食”的“眾禺”）。猴子畢竟是靈長類動物，是人類的近親。那么，把群眾等同于“至劣之動物”是否更加過分？<font color="#ed2308">“夫盲瞽鄙倍之眾，充塞兩間，乃視之與至劣之動物并等，愈益主我揚己而尊天才也?！?lt;/font>（頁52）“盲瞽鄙倍之眾”被視為“至劣之動物”；于是只能“主我揚己”以“尊天才”。看來這天才就是“我”與“己”。且不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是真情還是假意，至少不像魯迅表達的如此露骨！幸虧使用的是古奧的文言文。</div> <font color="#167efb">（二）關于“天才”“英哲”</font><div><br>主觀唯心主義者把歷史的發(fā)展看作是由少數英雄人物的意志、品格、才能決定的，認為人民群眾不過是消極、被動的“惰性物質”，是少數英雄人物的盲目追隨者。魯迅在本文中大力贊美的叔本華（主張“生命意志”）、尼采（主張“權力意志”），都是主觀唯心主義者。他在《科學史教篇》推崇的嘉萊勒（卡萊爾）是西方哲學界“英雄崇拜”的始作俑者?？ㄈR爾認為，“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成就，本是來到世上的偉人的內在思想轉化為外部物質的結果，也是他們思想的實際體現和具體化”，<font color="#ed2308">“整個世界歷史的精華，就是偉人的歷史?！?lt;/font>（《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業(yè)績》，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1）英雄史觀在德國哲學中有著深厚的基礎，魯迅十分欽佩的尼采就認為，“超人”是歷史的主宰者，沒有“超人”就沒有歷史，而人民群眾則是“奴隸”和“畜群”，是“超人”用以實現其意志的工具。魯迅在本文中明確指出：<font color="#ed2308">“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茍不能然，則在英哲?！?lt;/font>（頁53）<font color="#ed2308">“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為本位，則惡之不殊蛇蝎。意蓋謂治任多數，則社會元氣，一旦可隳，不若用庸眾為犧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遞天才出而社會之活動亦以萌，……”</font>（頁53）他把社會進步和歷史發(fā)展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超人”和“大士天才”身上，即使“大士天才”不可得，退而求其次，“英哲”也可湊合?！耙杂廾駷楸疚弧?，不僅僅是“惡之不殊蛇蝎”，一當“治任多數”，整個社會的“元氣”就會喪失。正因如此，倒不如把“庸眾”當作供桌上的犧牲，作為“天才”出世的學費與代價。</div> <font color="#167efb">（三）關于一導眾從</font><div><br><font color="#ed2308">“建說創(chuàng)業(yè)諸雄，大都以導師自命。”</font>（頁54）魯迅的說法是對歷史事實的客觀描述，古往今來，一些大號人物，往往以“導師”自命，“領袖”、“統(tǒng)帥”、“舵手”則是“導師”的同義詞。<font color="#ed2308">“夫一導眾從，智愚之別即在斯。與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眾人而希英哲？”</font>（頁54）這里的“置”有“放棄”“棄置不用”之義，“置眾人而希英哲”，拋棄民眾，寄望英哲，這像話嗎？“一導眾從”意味著我說你聽，我打你通，統(tǒng)一認識、統(tǒng)一思想、統(tǒng)一步調、統(tǒng)一行動。“一導眾從”，公共治理、政務公開自然不需要了，<font color="#ed2308">“故是非不可公于眾，公之則果不誠；政事不可公于眾，公之則治不郅?！?lt;/font>（頁53）豈不是公然主張黑箱操作，暗室政治？不過，這樣的思路與寄望于“明君圣主”、“清官賢臣”根本沒有區(qū)別，這與《國際歌》“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chuàng)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也完全是另一種思路。<div><br>魯迅告訴許廣平，<font color="#ed2308">“唯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font>（《魯迅全集》卷11，頁467）在“現在”與“將來”問題上，<font color="#ed2308">“對于‘現在’這一個題目，都交了白卷，因為誰也開不出藥方。其中最好的藥方，即所謂‘希望將來’的就是?！畬怼@回事，雖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樣，但有是一定會有的，就是一定會到來的，所慮者到了那時，就成了那時的‘現在’?！?lt;/font>（同上書，頁466）他是一個“軌道破壞者”，且“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至于建設，那是沒有的。他承認自己沒有“一導眾從”的能力，<font color="#ed2308">“我連自己也沒有指南針，到現在還是亂闖，倘若闖入深坑，自己有自己負責，領著別人又怎么好呢？”</font>（同上書，頁460）那么，魯迅這“一導眾從”的方針如何實行呢？魯迅對民主充滿了誤讀，在其后的著作中，他既不曾談及“德先生”，也不曾談到民主，一直到30年代他成了左翼文壇的領袖之后，在茫茫的政治海洋上，才忽然發(fā)現了燈塔，那就是蘇俄模式。于是他多次撰文，贊美蘇俄、維護蘇俄，<font color="#ed2308">“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里涌現而出，幾萬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lt;/font>（《魯迅全集》卷4，頁436）1933年，他甚至撰文為蘇俄暴力統(tǒng)治辯護。對蘇俄文化總管的劇本《解放了的堂·吉訶德》的劇中人指責蘇俄政權“革命者為魔王，和先前的專制者同等”的說法進行駁斥，他甚至對“是的，我們是專制魔王，我們是專政的”表示贊同。（《魯迅全集》卷7，頁421）慶幸的是，他的“一導”與后來的政治趨勢是一致的，可悲的是，“眾從”的結果卻是悲劇。</div></div> <font color="#167efb">（四）關于人人平等</font><div><br>美國《獨立宣言》中有：“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保ā睹绹囈粤奈谋尽?，海南出版社，2000年，頁26）魯迅對于民主社會最為擔心的就是這“人人平等”，并一直為此而困擾。他在《文化偏至論》中多次表示這種擔心：<font color="#ed2308">“凡社會政治經濟上一切權利，義必悉公諸眾人，而風俗習慣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語暨其他為作，俱欲去上下賢不肖之閑，以大歸乎無差別?！?lt;/font>（頁49）<font color="#ed2308">“且社會民主之傾向，勢亦大張，凡個人者，即社會之一分子，夷隆實陷，是為指歸，使天下人人歸于一致，社會之內，蕩無高卑?！?lt;/font>（頁51）“<font color="#ed2308">蓋所謂平社會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前此進步水平以下?！?lt;/font>（頁52）他批評民主政體“夷隆實陷”，意思是社會機制的絕對平等主義?！耙穆嵪荨苯谙鞣逄罟?、截長補短、去高就低、殺富濟貧。這就是魯迅所擔心的“上下、賢不肖之閑，以大歸乎無差別”、“蕩無高卑”、“夷峻而不湮卑”。這實際上是魯迅對民主機制的陌生與誤解。魯迅沒到過民主國家，不了解民主政體。在自由民主的機制下，法律上的人人平等，并不否定每個人在天賦和能力上的差別，同時也尊重每個人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在自由民主的機制之中，人們可以最大限度地發(fā)揮聰明才智，最大限度地創(chuàng)造知識財富，以實現多姿多彩的人生價值，這就是這類政體之下之所以人才輩出的根本原因。</div>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魯迅與許廣平）</h3> <font color="#167efb">（五）關于多數暴政</font><div><br>魯迅對民主機制的另一擔心就是“多數暴政”。在《文化偏至論》一文中，他多次指出，<font color="#ed2308">“見異己者興，必借眾以陵寡，托言眾治，壓制乃尤烈于暴君?！?lt;/font>（頁46）“借眾陵寡”，如同多數人欺負少數人，甚至“烈于暴君”。他進一步指出：<font color="#ed2308">“古之臨民者，一獨夫也；由今之道，且頓變而為千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于興國究何與焉?！?lt;/font>（頁47）“多數治理”如同“千萬無賴”管理社會，比古代的“獨夫民賊”更為可怕。<font color="#ed2308">“同是者是，獨是者非，以多數臨天下而暴獨特者，實十九世紀大潮之一派。”</font>（頁49）魯迅不知道，“同是者是，獨是者非”，這恰恰是獨裁政治的特征。<div><br>有人說，魯迅關于“多數暴政”的論述，體現了超前思維和預見性。這種說法顯然不符合事實。其實，亞里士多德、杰斐遜、柏克、貢斯當、托克維爾等多位古代西方政治家或著名學者都曾有所揭示，比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就曾指出，<font color="#ed2308">平民“不以‘法律’為依歸，就包含著專制君主的性質。”</font>（《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頁191）美國開國領袖杰斐遜則指出：<font color="#ed2308">把“全部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都“集中在同一些人手里”，“173個暴君肯定和一個暴君一樣地富于壓迫性?！?lt;/font>（《杰斐遜選集》，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229）<div><br>魯迅的上述論斷客觀上對我國的民主建設起著消極作用。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我國民眾只經歷過兩種時代，<font color="#ed2308">“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lt;/font>（頁225）在一群奴隸從來不知“人民主權”、“多數統(tǒng)治”為何物的國度里，片面強調“多數暴政”是十分奢侈的。這如同災民告誡富翁肥胖有害，太監(jiān)勸諭皇上縱欲傷身是一個道理。<div><br><font color="#167efb">（六）關于民主本質</font><div><br>魯迅在這篇文章里，魚龍混雜地引介了許多外國學說，施蒂納的無政府主義即為其一。這個曾經遭到馬克思、恩格斯毀滅性批判的青年黑格爾分子，主張極端利己主義，把一切外在約束如政府、法律等均視為對個人自由的侵犯。魯迅欣賞的主要是他的“唯我論”。魯迅指出：<font color="#ed2308">“故茍有外力來被，則無間出于寡人，或出于眾庶，皆專制也。國家謂吾當與國民合其意志，亦一專制也。眾意表現為法律，吾即受其束縛，雖曰為我之輿臺，顧同是輿臺耳?！?lt;/font>（頁52）在他看來，無論君主制、民主制都是專制；盧梭的“公意”，國家的法律都是束縛。那么，魯迅要的是什么呢？“任個人而排眾數”，也就是“立人”。那么，如何“任個人”或“立人”呢？那就是“自覺至、個性張”，于是“沙聚之邦”，“轉為人國”。（頁57）何謂“自覺至、個性張”呢？魯迅的標準是，<font color="#ed2308">“凡一個人，其思想行為，必以己為中樞，亦以己為終極：即立我性為絕對之自由者也?！?lt;/font>（頁52）這與施蒂納其人的“<font color="#ed2308">估價、評價任何東西都不會大于、高于其自身，簡言之，因為他從自身出發(fā)并‘返回自身’?！?lt;/font>（《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務印書館，1989年，頁176）何其相似乃爾！</div></div></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