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本文為原創(chuàng)文章，文中所有圖片均來源于網(wǎng)絡，僅代表個人觀點，不足或爭議之處歡迎交流。文中配樂為古箏《清平樂》）</p> <h1><span style="font-size:22px;"> 公元1063年，即北宋嘉祐八年。三月廿九日夜，一顆帝星從東京汴梁的上空劃過后墜入了遠方的莽莽沃野，宋朝的第四位皇帝趙禎于此時在福寧殿內(nèi)的病榻上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次晨，內(nèi)廷便傳出了皇帝“上仙”的噩耗，這一年趙禎五十四歲，經(jīng)翰林學士議定，其廟號曰“仁宗”。</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22px;"> 趙禎，原名趙受益，為宋真宗第六子，生母為宮女李氏。因其母身份低賤，故出生后就被劉妃所抱養(yǎng)，直至親政以后才知道自己為李氏所生。也許大多數(shù)讀者都是通過“貍貓換太子”的故事認識這位皇帝的，故事里欲用貍貓換掉的太子就是趙禎本人，不過小說這樣寫也只是為了增添樂趣而已，并非真人真事。趙禎的成長歷程還是比較安穩(wěn)順利的，在他之前，真宗有過五個兒子，但無一例外都早早的夭亡了，所以趙禎作為獨子其立儲與繼位的過程可以說是水到渠成。不過，身處在暗流涌動的朝堂之上，太子趙禎也難免會遭遇一些政治危機。天禧四年，內(nèi)侍周懷政企圖挑起政變將真宗奉為太上皇，令太子提前繼位。因反賊周懷政與趙禎關系親密故被人趁機離間，真宗“欲并責太子”，幸好時任參知政事的李迪及時勸阻，以一句：“陛下有幾子，乃為此計”巧妙的化解了危機，才使年幼的太子得以保全。兩年后的乾興元年，真宗崩于延慶殿，趙禎“于柩前即皇帝位”。</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22px;"> 《宋史》中用“仁宗恭儉仁恕，出于天性”和“天性仁孝寬裕”的字句來形容皇帝趙禎仁義善良的品性。天圣七年，樞密使曹利用因犯下種種過錯遭貶謫，在去往湖北的路上被負責押護的內(nèi)侍出言相激，氣死在了襄陽驛。此后，朝廷在審查曹利用案時，有居心叵測的人遞上了一份“曹黨”名單，涉及文武官員四十余人。當時的朝堂仍處在劉太后“垂簾聽政”的掌控下，而曹利用的貶謫則又多出于劉太后之意。時年二十歲仁宗在這危急時刻甩出了一道手詔要求“不得節(jié)外根問”，這才及時制止了一場罪責多人的政治運動，有史學家因此稱贊仁宗皇帝“其仁恤至此”。除了在大事上表現(xiàn)出仁厚的一面之外，皇帝趙禎在許多小事上也一直秉持著善良的本性?！稏|軒筆錄》中有記載說，仁宗曾有一次率眾游園，路上屢屢回頭看向身后的一眾隨從，左右侍者都不知道皇帝在找什么。直至游園結束回宮后，仁宗才急匆匆吩咐身邊的嬪御：“渴甚，可速進熟水”。嬪御將水端給皇帝后問為何游園時沒讓隨從侍奉飲水，乃致久渴。仁宗說：“我屢屢回頭看眾隨從，卻不見負責供應飲品的宮人，如果我問了，這位宮人必然因失職而獲罪，故而我只能忍渴而回（原文：吾屢顧不見鐐子，茍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另一則“夜止燒羊”的典故，講的是仁宗夜里躺在床上餓的睡不著，想吃羊肉，但卻擔心膳房因此形成每晚殺羊備肉的慣例，故寧可餓著肚子失眠，也“不忍一夕之饑而啟無窮之殺”。有著這樣仁厚良善本性的君王在中華幾千年的封建統(tǒng)治史中也能稱得上是鳳毛麟角般的存在了，難怪翰林學士議定其廟號時毫不猶豫的選用了“仁”這個字，這正是士大夫集團對這位皇帝品行與修養(yǎng)的集體認可和最高褒獎。</span></h1><p class="ql-block"><br></p> <font color="#ed2308">“夜止燒羊”典故</font> <h1><span style="font-size:22px;"> 仁宗一朝，最大的危機無疑是來自于外族的挑戰(zhàn)。寶元元年，位于大宋西北的西夏國李元昊一改“依遼和宋”的國策，率先向宋朝發(fā)起了戰(zhàn)爭，起初政治上的明槍暗箭與軍事上的小規(guī)模交鋒很快在寶元三年演變成了首場宋夏大戰(zhàn)，而首戰(zhàn)最終以宋軍落敗收場，這是仁宗親政以后遇到的最為深重的一次危機。在宋夏兩國陷入戰(zhàn)爭泥潭之際，本已于大宋達成“澶淵之盟”的遼國卻打起了盟友的主意，遼主耶律宗真聚兵幽涿，意欲趁機逼迫宋朝歸還燕云十六州中的瀛、莫、寧三州及瓦橋、益津、淤口三關。面對雙重壓力，仁宗遣富弼為使，兩度出使遼國。富弼不辱使命，在與遼主談判中順利打破了遼國企圖奪取三州三關的企圖。同時為避免宋遼軍事沖突，仁宗以增加對遼的歲幣為代價，才維持住了搖搖欲墜的“澶淵之盟”，順利化解了來自北邊的威脅。也正因為遼國的參與，讓膠著的死局轉變成了宋遼夏三方博弈的活棋。慶歷四年，宋夏兩國通過歷時兩年的談判達成了和議，西北邊境的戰(zhàn)火終于熄滅，兩國的人民得以休養(yǎng)生息。在這場沖突中，仁宗雖無杰出的軍事表現(xiàn)，但他以其獨具的慧眼選任能臣，能于主戰(zhàn)、主守、主和的不同建言中擇時機靈活把握。其重用了以范仲淹、韓琦、富弼為首的決策中樞，令他們過人的智慧和高超的手腕得以施展，進而游走于危機之間，解兵禍于曠野，扶社稷于將傾。從這方面來看，仁宗皇帝也算是一位有著超群政治智慧的君主。</span></h1><p class="ql-block"><br></p> <font color="#ed2308">宋夏之戰(zhàn)</font> <h1><span style="font-size:22px;"> 歷數(shù)史家千秋，仁宗皇帝的一生并無標榜史冊和威震天下的文治武功，更是無法與秦皇漢武或唐宗宋祖這一類“千古一帝”相提并論。但仁宗皇帝在位的四十二年里，北宋的經(jīng)濟、文化、科技等領域得到了空前的發(fā)展，社會的方方面面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政治上更是知人善任、從諫如流，啟用了以范仲淹、富弼等為代表的“少壯派”能臣，推進以“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nóng)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明令”為主的十項重要改革，史稱“慶歷新政”。不過可惜的是新政因觸及了權貴集團利益而被橫加阻撓，最終以失敗告終，這里不再詳加贅述。仁宗一朝值得稱贊的還有宰相執(zhí)政與臺諫監(jiān)督的權力制約機制，即治國理政的第一責任人為宰相，宰相有權力決定國家走向，即便身為君主也不可隨意否決任何一份出自于中書門下的政令。但以宰相為代表的執(zhí)政系統(tǒng)卻必須受到獨立的臺諫系統(tǒng)的全面監(jiān)察。為保持其獨立性，在臺諫官的選拔任用上也是由皇帝親自任命，完全避開了執(zhí)政系統(tǒng)的干預。上至軍國大事，下至君臣生活，臺諫官都有權監(jiān)督問責。名臣蘇轍曾有言：“凡臺諫所言，即時行下。其言是，則黜宰相；其言妄，則黜臺諫。終仁宗之世，臺諫不敢矯誣，宰相不敢恣橫”。發(fā)揮到極致的權力制約機制不但讓宋朝政府收獲了豐碩的發(fā)展成果，也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理政經(jīng)驗和政治財富。</span></h1><p class="ql-block"><br></p> <font color="#ed2308">北宋《清明上河圖》中繁華的街市</font> <h1><span style="font-size:22px;"> 仁宗死后，舉國悲痛。對此，有宋朝學者邵伯溫描述了當時洛陽城的景象：“城內(nèi)軍民以至婦人孺子，朝夕東向號泣，紙煙蔽空，天日無光”。連遠在北方的遼國皇帝耶律洪基也下令舉國告哀，有“燕境之人無遠近皆聚哭”的記載。一位封建君主為何會有如此強大的人格魅力？能讓本國和外國臣民都發(fā)自于內(nèi)心的奠念。也許答案就在宋代理學家劉子翚的那句：“仁宗之仁也，三代而下，一人而已，笑言承恩，咳唾為澤，薰酣沉浸四十余年，所以維民者盡矣”里。在后世的宋哲宗元祐年間，給事中范祖禹向哲宗皇帝提出了“專法仁宗”的建議，并將仁宗生平可圈可點的事跡輯錄為《仁皇訓典》呈送給君主，供哲宗效法。由于士大夫集團的“包裝”，仁宗的形象逐漸被人為的拔高了一層，成為了宋朝君王的楷模。就連權臣秦檜都稱：“以復慶歷、嘉佑之治（皆仁宗朝年號），乃國家福也”。雖然“效法仁祖”是宋朝臣僚有意營造的氛圍，但這也恰恰說明在后世的士大夫心中仁宗皇帝是接近于完美的君王，而在他的治下也有著士大夫們所夢寐以求的理想政體。</span></h1><p class="ql-block"><br></p> <span style="color: rgb(237, 35, 8);">宋仁宗的長眠之地（河南鞏義永昭陵）</span><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