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尋新城街亮堂堂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圖文并制作：白尚立</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再尋新城街</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再次尋訪太原新城街是為了卻第一次的“未愿以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一、舊新滿城</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新城街其實叫新滿城街，得名于新滿城的創(chuàng)建。新滿城是與舊滿城相對而言的，所以還得先說說舊滿城。</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據(jù)康熙年間編纂的《 陽曲縣志 》記載：“滿洲城，順治六年（1649年），巡撫祝世昌、巡按趙班璽、布政司使孫茂蘭、提刑按察司使張儒秀、（太原）知府曹時舉、（陽曲）知縣劉漢光，奉旨建?！苯ǔ傻臐M洲城，南、西兩邊至太原府城墻（明太原府城的大致范圍：南至今迎澤大街，西至新建路，北至北大街，東至建設(shè)路），北至今水西門街，東至今解放路，南北長260丈，東西寬161．7丈，周長843．4丈（合3．4華里）東邊開兩門，北邊開一門。這座城自成體系，猶如一座縣城的規(guī)模。什么要建滿洲城呢？據(jù)說，清軍入主中原初，太原漢族敵視清政權(quán)，為保證駐太原府清軍和旗民的安全，同時也有利于太原的城防，遂在城中建城，以成堡壘。但隨著歷史的推移，清王朝的沒落，滿洲城也是江河日下，到光緒年間，其敗相日甚一日。先是滿城北墻與大城的銜接之處坍塌無力修補，繼而北門城樓失火僅存門洞。到了光緒中葉，城墻崩裂隨處可見。特別是遭遇汾河發(fā)大水，滿城房塌壁裂滿目瘡痍，以至最低洼的西邊終年積水成為后來的南海子。隨著新滿城的問世，旗民的遷出，這座曾經(jīng)雄踞于太原城西南隅的城中之城，成了名副其實的“舊滿城”。</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新滿城創(chuàng)建于光緒十三年（1887年），其原因就是舊滿城的廢毀。據(jù)記載，光緒十二年（1886年）秋，汾河秋汛，沖決東堤，泛濫于太原城郊，府城內(nèi)西南低凹處頓成澤國，積水丈余房倒屋塌，久居滿城的旗民和清兵只好臨時遷居府城貢院（今起鳳街鐵路宿舍）。直到第二年春才以每畝地價16吊錢的廉價，購得西起文廟、崇善寺，北至山佑巷南口泰山廟即今上馬街，東、南兩面至城墻根的土地重建滿城，新筑旗兵署修柵蓋舍，取名新滿城。不過，與初建于順治康熙年間的舊滿城規(guī)模，已難以同日而語。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其實，新城街也好舊城街也罷，對于太原人來說，其概念已經(jīng)不局限于一條街，而是一個區(qū)域了。因為，不要說現(xiàn)在，就是當時城中城內(nèi)也是街衢通達路巷縱橫。新城街也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區(qū)域，而西擴到五一路；又因進山中學南臨上馬街，我自己權(quán)且把它北擴至府東街。</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二、進山中學</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過建設(shè)北路，我從府東街南進入新城街。過山佑巷是杏花嶺街。山佑巷應(yīng)該是取之于南端西泰山廟護佑太原及至山西吧，而杏花嶺則是明朝太原府城內(nèi)位于晉王府東南部的私家花園，因栽有大量杏樹且地勢又高，故名杏花嶺。沿杏花嶺南行不足兩百米就折西，折西處東面是金山中學正校門口。拍照后，我站在門口向校園望去：噴泉雕塑、花園水榭、紫藤長廊，寧靜典雅，讓人流連忘返。</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進山中學創(chuàng)辦于1922年，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光榮的革命傳統(tǒng)和深厚的人文底蘊。</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學校前身“山西私立進山中學”為1922年閻錫山召開“進山會議”后創(chuàng)辦，由閻錫山親自選址并擔任校長?！斑M山”二字取自《論語·子罕篇》，由時任山西督軍府秘書總監(jiān)、參議總長趙戴文提出。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翻譯過來就是，孔子說：“譬如用土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了，這時停下來，那是我自己要停下來的；譬如在平地上堆山，雖然只倒下一筐，這時繼續(xù)前進，那是我自己要前進的?！笨鬃釉谶@里用堆土成山這一比喻，說明功虧一簣和持之以恒的深刻道理，他鼓勵自己和學生們無論在學問和道德上，都應(yīng)該是堅持不懈，自覺自愿。這對于立志有所作為的人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對人的道德品質(zhì)的塑造。在這里，“進”在前而“山”在后，有“進”，雖“一簣”，但積“簣”成山，只要有恒心與毅力，堅持不懈地奮進，就可以筐土成山，世事無所不成；亦有“前進登高”之意。另外，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的中國，是在不斷進步，那么辛亥后的山西，更應(yīng)有所改進，所以也有改進山西，使山西進步的意思。</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學校在創(chuàng)辦之初，計劃先辦中學部，待條件成熟再辦大學部，故始名“山西私立進山學?！薄?lt;/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進山中學初建時，占用太原市布弓街“外國文言學校”地址，1929年在上蘭村新建校舍632間（解放后為機械學院校址），1931年初中部遷往上蘭村，1932年高中部遷往上蘭村。</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戰(zhàn)爭年代，進山中學幾經(jīng)遷徙。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約在八、九月之間，因形勢緊張，學校被迫停辦。1941年秋，抗日戰(zhàn)爭進入相持階段，山西后方形勢趨于相對穩(wěn)定，為挽救失學青年并為國家培養(yǎng)抗日和建設(shè)人才，進山中學在晉西隰縣復(fù)校。當時那里還是偏僻山區(qū)，離日軍占領(lǐng)區(qū)僅百余里，處境險惡，一切物質(zhì)條件都比較差，辦學有許多困難，但經(jīng)過師生共同努力，克服重重困難，卻把學校辦得“成績?nèi)占眩曌u日隆”。從1941年至1943年，學校先后在隰縣南關(guān)、北門外后寺、大麥郊溫泉村和汾西縣窯上，利用當?shù)貙W校舊址、破舊寺廟和民房，辦起四個分校。總校設(shè)在隰縣南關(guān)，其余三處，名為進山二院（又稱北校）、東校和西校。1945年8月抗戰(zhàn)勝利，消息傳來，學校一片歡騰。學校遷回太原后，合并為一、二院。一院為校本部，設(shè)立在新城西街前商業(yè)?？茖W校舊址（現(xiàn)為太原十七中）；二院設(shè)立在上官巷一號（現(xiàn)市公安局職工宿舍）。1962年，學校遷至上馬街現(xiàn)校址。</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進山中學幾易其名。1931年5月始改名為“山西私立進山中學”；解放初改為“山西省立進山中學”；1953年1月全市進行學校調(diào)整，改名為“太原市第六中學校”；后來，為了繼承和發(fā)揚學校光榮革命傳統(tǒng)和優(yōu)良教育傳統(tǒng)，激勵師生奮發(fā)向上，為國家培養(yǎng)全面發(fā)展的“四化”建設(shè)人才，1985年10月16日經(jīng)太原市人民政府批準，山西省教育廳批準備案、由薄一波同志題寫校名、又恢復(fù)原校名——進山中學。</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進山中學先后培養(yǎng)出了不少各行各業(yè)杰出的人才。原山西省省長 裴麗生，中國工程院院士于潤滄，原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程子華，美國加州大學終身教授朱葆瑨，著名經(jīng)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導(dǎo)師衛(wèi)興華，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著名歷史學家馬克垚，山西大學第十七任校長、著名文學家、教育家徐士瑚，原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lǐng)、工業(yè)機械部部長趙爾陸，山西省早期青年學生運動領(lǐng)導(dǎo)人和馬列主義傳播者紀廷梓，原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員、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山西省文教廳長 趙宗復(fù)等都曾就讀于進山中學。</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沿著杏花巷不覺走到臨上馬街的南校門口，望著里邊鱗次櫛比的教學樓，我不禁感慨：進山中學今年將迎來百年華誕，一百年間，篳路藍縷，風雨兼程；一百年間，櫛風沐雨，薪火相傳。</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三、尋訪狄梁公祠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上馬街的名稱是由位于上馬街之南的皇廟而來的?；蕪R坐北朝南，其后墻就在上馬街中段南側(cè)。從上馬街通往皇廟的巷有兩條，明代每逢祭祀，一般的地方官吏，不論文武只能在現(xiàn)今的上馬街皇廟西巷北口下馬下轎，穿巷南去入廟。祭祀完畢則從皇廟東巷南口拐北至上馬街，再上馬上轎離去。久而久之，人們便把下馬的地方，即皇廟西巷北口之西叫做下馬街；將上馬的地方，即皇廟東巷北口之東，叫做上馬街。 到了清代，廢棄明代規(guī)矩，改皇廟為萬壽宮，凡去皇廟即萬壽宮祭祀，均由萬壽宮門前街巷直入，再沒有了明代上馬下馬累贅之舉。于是，原本是一條街上的兩個名稱“下馬街”“上馬街”，就合二為一統(tǒng)稱為上馬街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看看皇廟還是在建，我去崇善寺東看看無果后，沿崇善寺、文廟西直奔狄梁公街。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尋訪狄梁公祠。</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上馬街）</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這是一條長不達200米寬不過8米的小街，原名狄公祠街，因有奉祀唐周名相梁國公狄仁杰的祠堂而得名，這也是太原市唯一一條以人名命名的街巷。街兩側(cè)紅墻灰瓦，槐樹高大，不難想象，夏季時槐樹掩映著崇善寺、文廟的高大宮殿，是何等的景象。眼下雖是寒冬，但也偶爾有小鳥不時在樹叢中鳴叫著飛過，讓本來就靜謐的街巷更顯得寧靜。行至南處，巍峨的文廟牌樓慢慢從紅墻中顯現(xiàn)，使這條寧靜的小街充滿了古韻，好似一幅歷史畫卷徐徐展現(xiàn)于眼前。</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據(jù)史料記載，當年的狄公祠并不在太原府城，當然更不在這條街上，而是在城東南十里之遙的狄仁杰故里——狄村。隨著時代的推移，狄村的狄氏人家先后遷徙，狄公祠也無人祭祀、維修，逐漸頹廢。到了清代，朱珪任布政使時，為續(xù)祀狄公，才將狄公祠從狄村的廢址上遷入城中崇善寺北段東側(cè)。狄仁杰謚號（古時帝王、諸侯、文臣武將死后，朝廷據(jù)其生前事跡給予的稱號）文惠，后又追贈司空、梁國公，故人稱狄梁公。</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我問路旁的一位小伙計狄梁公祠在哪，他說不知道。又問一位拉著小孩的中年婦女，她同樣說不清楚。</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我很納悶：崇善寺北段東側(cè)沒有，問人們說不知道，看來不在附近，能在哪呢？去年四月份我第一次尋訪這里，從文廟出來向路人打聽狄梁公祠在哪，答曰還有段距離。怎奈當時已經(jīng)下午2:30，饑腸轆轆疲憊著，于是偃旗息鼓回家了。莫非不在此地，那“狄梁公街”如何命名？位于建設(shè)南路汽車站西側(cè)的唐槐公園我去過，建設(shè)南路狄村社區(qū)的狄公文化園我也去過，甚至南十方街旁邊的白云寺我也去過，并都寫過東西，都沒發(fā)現(xiàn)狄梁公祠的影子，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舍得善罷甘休，決定再多打聽一下，或許會有收獲，不能無功而返。</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疫情期間，崇善寺門關(guān)著，仍有不少善男信女門外焚香叩頭跪拜；文廟的門緊閉著，不知何故，連牌匾“山西省民俗博物館”都沒有了。文廟門前是個不大的廣場，難得今年暖冬，今天又是天空晴朗陽光熙暖，這里成為了大叔大媽跟孩童們的樂園。有跳交誼舞的，有跳廣場舞的，孩童們盡情地享受著自己小天地里的樂趣。</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我問一位遛狗的師傅狄梁公祠在哪，他用驚奇的眼神看著我，說就沒聽說過。我指著街牌說這不是狄梁公街嗎？他說壓根兒就沒聽說過狄梁公祠。廣場東北角長椅上坐著一位手提菜袋子的大娘，我過去同是如此詢問，她思索了一下，說這里沒有，好像南華門趙樹理故居旁邊有狄梁公祠。我說不是，那是當年晉綏軍高級將領(lǐng)的幾處民國民居，她說那就不知道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不多時看見有位上了年紀很精瘦的老師傅拄著拐杖來到長椅旁準備落座，我忙迎上去噓寒問暖。老人說他姓吳，90歲了，四世同堂，生活的挺好?？此褊氰p，說話一字一板的，我遂請教同樣的問題。</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老人說：“我在這里生活了80多年，沒見過也壓根兒沒聽說過這里有狄梁公祠?！?lt;/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我同樣指著街牌說：“怎么這條街叫狄梁公街？”</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誰知道??！人家就是這樣確定名稱的?！?lt;/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見我很是失望的樣子，老人精瘦的面容閃現(xiàn)出種異樣的神情，一雙略帶渾濁而又清澈的小眼睛瞬間閃出一絲狡黠的目光。</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老人示意我坐下：“你對這個感興趣？”</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我是專門為此事第二次來這里的?！?lt;/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老人問了我哪里人干嘛工作后，帶有贊嘆地說：“也難得你這樣上心。”他一字一板地，“我給你說說，可不一定是真的，??！”于是，老人打開了話匣子……</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到清乾隆時，山西布政使朱珪將祠移至那里，老人轉(zhuǎn)過身指了指崇善寺臨街方向，說狄梁公街由此得名。</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我說：“不是說在崇善寺北段東側(cè)嗎？”</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老人以手勢打斷我的問話，繼續(xù)娓娓道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明代以前，對于祠堂有嚴格管控，民間不得立祠。明代中期明武宗病死，其堂弟朱厚璁以藩王繼承皇位，為明世宗，年號嘉靖。嘉靖搞了個“更定祀典”，才允許民間聯(lián)宗立廟，建設(shè)家族祠堂。狄梁公祠估計就是那個時期建成的。朱珪兩次赴狄公祠祭祀，看著慘狀真不是個滋味，當了解到是地勢低洼，夏天積水過多形成水池時，他下定決心“于城內(nèi)崇善寺西隙地，移其舊材而建公祠焉”“前后屋凡三十有一”，并為此撰寫《唐贈司空梁國公狄文惠公碑》立于祠內(nèi)。</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既然如此，那么在日后的各種記載中，狄梁公祠好似從世間蒸發(fā)了一般，無有一點蛛絲馬跡。是因為狄仁杰再造唐室在慈禧執(zhí)政時很敏感，還是狄仁杰在武周時地位身份讓人聯(lián)想到慈禧，還是西方文化逐漸滲入中國，傳統(tǒng)的祀典慢慢被改變？還是什么的，真成了一個待解之謎。</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原來如此！</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我提議給老人拍個照，他忙擺手拒絕：“這是野史，上不了板，不要外傳。”</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謝過老人后，我站在上官街上看看眼前的文廟，轉(zhuǎn)過身望望西邊不遠處車水馬龍的五一路，抬頭仰望熙暖的太陽，自己問自己，這算不算收獲？算不算如愿以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上官巷是一條古老的街道，西至五一路，東到文廟西，明初擴城時形成的一條小街巷，有500多年的歷史了。當時巷內(nèi)住一姓邵的官員，頗有聲望，于是人們便將該巷稱為“邵官巷”，隨著年代的久遠，“邵”逐漸演化為“上”，“上官巷”一直沿用至今。</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四、文津巷與侯家巷</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西邊不足10米有條小巷叫文津巷，這個名稱文雅入活很舒服的，百度了一下：文津巷，西為山西大學堂舊址，東可達文廟，是文化薈萃之區(qū)，故名文津巷，清乾隆時在熱河避暑山莊建文津閣藏《四庫全書》，從此“文津”二字為世沿用。我眼睛一亮，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前年我寫《李提魔太及其他》時，問過好多人都不知道山西大學堂舊址在哪，讓我找的好苦，今天讓我無意間得到了，并且就在眼前。</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文津巷北起上官巷，南至侯家巷，也就是百米的條巷子，因是文化薈萃之區(qū)，故而緊靠西沿街都是清一色平房門面，青磚灰瓦，古色古香，書香味濃濃。巷盡頭是太原市第二實驗小學校五層樓建筑，校門旁邊蒼翠的松樹旁是孔子的站立塑像?？资ト俗笫殖謺?，右手作謙恭狀，須發(fā)飄然，面容慈祥，正微笑著關(guān)注天下眾生，關(guān)注著右前方的文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侯家巷西起五一廣場東北角，東至文津巷南口，全長320米，寬14米，不長不寬的條街巷可歷史悠久文化濃郁。早在元代，這里就散居有不少農(nóng)戶，他們以種瓜種菜為生。這些瓜農(nóng)菜農(nóng)中以侯氏宗族人口最多，財力大，居住也集中，故名侯家巷。明初擴建太原府城時就把這里擴入城內(nèi)，成為城東南隅的一條街巷。明嘉靖九年（1530年）山西按察副使陳講在西段（今市公安局所在地）辟建院舍開辦了“晉陽書院”，不多時更名為“河汾書院”，于是侯家巷更名為“書院街”。萬歷年間，書院停辦。到清乾隆年間，書院恢復(fù)并大力擴建，成為國家創(chuàng)辦的晉省最高學府。到乾隆后期，建有魁星樓、大照壁等。有記載，當時“街兩頭兩座氣宇軒昂的過街牌樓，端莊雄宏的書院大門，華麗儒雅的龍門照壁，高聳顯赫的魁星樓，以及絡(luò)繹不絕的學子名家……”這條書院街發(fā)展到鼎盛時期。鴉片戰(zhàn)爭后，清政府日趨衰弱。庚子賠款后，山西地方賠款的50萬兩白銀作為籌辦“山西大學堂”的基金，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籌辦山西大學堂的機構(gòu)購得書院東200畝菜園地和居民住宅與晉陽書院和令德堂（又稱令德書院，清光緒九年山西巡撫張之洞創(chuàng)建）合并成立山西大學堂。隨著書院的消亡，書院街的名稱又被侯家巷取代。</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五、山西大學堂</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文津巷南口西行幾十米巷北，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便是當年的“山西大學堂”。這里邊蘊含著一段既悲壯又可歌可泣的歷史。</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1、先說說創(chuàng)辦人之一的李提摩太</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李提摩太是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歷史進程且繞不開的一個英國人。他生于1845年10月，是位傳教士。1869年11月，他離開英國前往中國，于次年12月抵達上海，隨后在山東煙臺、青州等地傳教，并同時學習中文、佛教、儒教及伊斯蘭教等。他活動能力極強，前后結(jié)識了不少上層社會精英，與李鴻章、張之洞、曾國藩、左宗棠、康有為及孫中山等都關(guān)系密切。他非常重視教育，曾建議清政府每年拿出100萬兩白銀作為教育改革的經(jīng)費。他是當時維新派的精神領(lǐng)袖，同時也影響著光緒皇帝；不僅參與戊戌變法，而且成為這次運動的精神領(lǐng)袖；維新失敗后幫助康有為、梁啟超逃離中國。他也是最早把馬克思、恩格斯、社會主義等歐洲思潮及人物介紹給中國的人。在“丁戊奇荒”大災(zāi)難中，他積極在山西賑災(zāi)救民，所做的貢獻得到山西人民的高度評價，也得到了清政府的高度認可和獎賞。山西教案發(fā)生后，清廷高層請他協(xié)助處理。事件解決后，慈禧同意他的主張，以罰款開辦“山西大學堂”并聘請他為西學專齋總理，可以自由往來于北京、上海、太原之間。鑒于他各方面突出的貢獻，清政府賜予他頭品頂戴，二等雙龍寶星，并誥封三代。1919年4月，李提摩太在倫敦逝世。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現(xiàn)在的山西大學有李提摩太的半身塑像，其附近的學府公園也有李提摩太的銅像。</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2、庚子教案</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庚子教案有人也稱山西教案，是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西方教會深入中國內(nèi)地設(shè)立教堂進行傳教活動，因文化和社會背景的差異，引起部分國民的反感和誤會而爆發(fā)的社會事件。當時有些教會干涉地方訴訟、強購民地來興建教堂等引起民眾反感，尤其是在甲午戰(zhàn)爭之后，隨著中國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中國人對社會的種種積怨便一并發(fā)泄到教會，催生出義和團的爆發(fā)。</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1899年毓賢任山東巡撫，他認為“民心可用”，故對義和拳采用撫的辦法將其招安納入團，于是義和拳成了合法組織義和團。毓賢縱容拳民燒教堂，殺教士；教士求保護，毓賢下令置之不理。后清廷受外國壓力將毓賢撤職，但隨后又重新起用為山西巡撫。毓賢任山西巡撫時，排外更加激烈，對拳民首領(lǐng)款若上賓，唆使義和團焚燒教堂及屠殺教民。1900年7月9日，在山西省城巡撫衙門西轅門前，毓賢殺死了傳教士及家屬共46人，包括15男20女和11名兒童。其中基督教信徒33人，天主教的主教、修士和修女共13人。據(jù)事后統(tǒng)計，此次教案山西全省共殺傳教士191人，殺死中國教民及其家屬子女1萬多人，焚毀教堂、醫(yī)院225所，燒拆房屋兩萬余間，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個省。到后來清廷與八國聯(lián)軍議和時，聯(lián)軍指毓賢為罪魁禍首。這樣，1900年9月26日毓賢被革職發(fā)放新疆，1901年2月13日清廷下令加重對其懲處：就地正法。結(jié)果被斬于蘭州。此外，全省還有40余名官員被嚴查，山西還被要求每年分擔庚子賠款116萬兩，同時賠償山西教會損失263萬兩為殉難教士立碑，這還不算庚子教案50萬兩的罰銀。</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3、處理結(jié)果</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庚子教案把山西推到了風口浪尖上，列強除向山西勒索一大筆巨額“地方賠款”外，還借口山西殺害洋人太多分多路進逼山西，山西岌岌可危。在京談判的教會根本不接受李鴻章的經(jīng)濟賠償，他們說“傳教士的生命不能拿金錢來計算”。緊要關(guān)頭，和列強周旋的李鴻章和山西巡撫岑春煊緊急邀請在上海的李提摩太火速北上，調(diào)停教案。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李提摩太奔走呼號斡旋于各方之間，極力游說要以辦學傳播文明驅(qū)除愚頑的方式來懲罰山西，終于達成比較一致的各方都能勉強接受的意向。李提摩太說，傳教士和教徒的生命不能用金錢衡量，新教拒絕接受賠償，但山西的愚昧必須得到懲罰，罰銀50萬兩，每年5萬，10年為止，罰銀也不歸傳教差會（差會是指基督教新教差派傳教士進行傳教活動的組織），全數(shù)用于在山西建一所大學教育山西子弟，由他自己全權(quán)負責，10年后歸還山西。這是一個何等睿智宏偉的意念與舉措，這是一項何等偉大而慷慨的建議，這個建議只有李提摩太這樣有閱歷和洞見的人才能提出。</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李提摩太還幫助協(xié)調(diào)天主教方面的賠償。在李提摩太行為的感召下，山西天主教神父同意將賠償由一千萬兩白銀降至兩百二十五萬兩。</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4、創(chuàng)建山西大學堂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山西大學堂（今山西大學、太原理工大學、太原師范學院的前身）創(chuàng)立于1902年，設(shè)中學專齋和西學專齋，由山西巡撫岑春煊和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共同創(chuàng)辦。山西大學堂是中國最早的三所國立大學堂之一，和北洋大學堂（現(xiàn)天津大學），京師大學堂（現(xiàn)北京大學）一道開啟了中國高等教育的新紀元。</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中學專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1898年的“百日維新”和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以后，清王朝為了維護其專制統(tǒng)治，迫于國內(nèi)外各種壓力，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初宣布實行所謂“新政”，興辦學堂為其教育改革之主要內(nèi)容。同年，清政府下詔，除京師大學堂應(yīng)切實整頓外，著各省所有書院均改設(shè)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設(shè)中學堂，各州縣均設(shè)小學堂。當時山西省太原設(shè)有 “晉陽書院”和“令德堂”兩所書院。“百日維新”期間，“令德堂”曾改為山西省會學堂，進行過一定改革，在此基礎(chǔ)上，1902年初，山西巡撫岑春煊即遵朝廷諭旨將令德堂改設(shè)為山西大學堂，生源來自晉陽書院和令德堂學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西學專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在義和團運動中，山西仇殺天主教主教、教士130余人，教案特別嚴重。在處理教案問題中，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于1901年3月曾向清廷議和全權(quán)大臣李鴻章等提議，以山西教案賠款50萬兩白銀用于在太原創(chuàng)辦一所近代中西大學堂，選拔全省優(yōu)秀學子入學，學習近代學問。具體方案為：共罰白銀50萬兩，每年交5萬兩，十年為止，設(shè)立學堂，教導(dǎo)有用之學，開導(dǎo)晉省人知識。此方案得到光緒皇帝朱批。</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后經(jīng)商議，中學專齋與西學專齋合二為一，其中中學專齋由華人負責，西學專齋由李提摩太負責。這樣，山西大學堂就成為了中西共為一體的一所新式學堂。</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山西大學堂舊址位于太原市侯家巷9號太原師范學院附屬中學校內(nèi)，現(xiàn)存建筑為山西大學堂西學專齋工科教學樓，今為太原師范學院美術(shù)系系樓。</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疫情期間，校門緊閉。在墻欄縫隙間拍照效果太差，請求門衛(wèi)，未允。不多時有位中年女教師準備出校門，我忙迎上去說明替我拍照的原因，她遲疑些許答應(yīng)為我拍照。對此，我甚是感激。</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整座樓坐北朝南，由主樓與兩側(cè)翼樓組成，主樓寬三間，拱券式門洞，其上樓身兩層，中間頂部辟有平臺，上建方形四面鐘樓一座。主樓兩側(cè)各為10間二層，一層為拱券式門洞，二層為方形窗洞，窗口上裝飾有西洋式倚柱（只貼在墻面主要用作裝飾的柱子），兩坡屋頂，建筑外觀平衡對稱。教學大樓和鐘樓與避雷針形成“山”字，鐘樓與大樓樓體又形成“西”字，意指“山西”，整座大樓將“山西”兩字巧妙地設(shè)計進去，是一座很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山西大學堂之西百米便是五一廣場。</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2022.01.22</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附記：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1、更定祀典</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1521年，明武宗病死。武宗無子，其堂弟15歲的朱厚熜以藩王繼承皇位，為明世宗年號嘉靖。世宗繼位之初圍繞如何確定其生父的尊號展開一系列激烈爭論，并由此引發(fā)禮制變革。嘉靖九年(1530年)二月，世宗以天地合祀不合古制為由，集群臣議郊祀典禮。有主張分祀的，有主張分祀而又以為既成之法不可輕改，時機尚不成熟，有主張分祀而以山川壇為方丘，更多的主張合祀，也有不置可否者。世宗“自為說，以示禮部”，將南郊的天地壇改為圜丘專以祭天，在北郊擇地另建方澤（即方丘，古代夏至祭地祇的方壇，因壇設(shè)于澤中故稱）專以祭地，并在東郊建朝日壇、西郊建夕月壇。這就是明代的件重要事件，史稱“更定祀典”。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2、學府公園的李提魔太銅像</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120多年過去了，如今塢城路山西大學有李提魔太的塑像，附近的學府公園也有李提魔太的銅像。那天我特意去了一趟學府公園，在東門口一大片草坪的邊緣處有一尊外國人坐在椅子上的銅像，留著大胡子，左手撫椅右手拿書，深邃的目光很專注地凝視著前方。我心里清楚，前面不遠處就是塢城路的山西大學。塑像前下方的塊大理石上刻有簡介：“李提摩太（1845—1919），英國傳教士。出生于……1902年，利用山西教案賠款在晉創(chuàng)辦山西大學堂，任西學書齋總理……現(xiàn)在，山西大學將李提摩太尊為百年前建校伊始的兩位創(chuàng)辦人之一。”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雖已是寒冬時節(jié)，但藍天白云下陽光柔和波瀾不驚，碧綠的冬青還是郁郁青青，大片的草坪依舊綠茵盎然。我靜佇銅像前，久久凝視著李提摩太永遠深邃的眼神，心里默念：文明世界的真理，不僅有先進的中國人歷經(jīng)千辛萬苦去尋找，也有外國人歷經(jīng)千難萬險給我們送來，并努力地傳播……</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