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孔子創(chuàng)立的儒家思想體系對中國社會兩千多年的發(fā)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并成為中國民族文化的主流。而孔廟作為祭祀孔子的場所,經(jīng)過歷朝歷代的發(fā)展演變,也已經(jīng)成為宣揚儒家思想的重要載體?？讖R的主體建筑大成殿除主祀孔子外還有四配十二哲做陪祀。經(jīng)過歷朝的變遷，直到清乾隆時期才確定了大成殿的最終格局。</p> <p class="ql-block">一、孔子的地立確立</p><p class="ql-block">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后,孔子思想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正統(tǒng)指導思想,但當時思想文化的代表卻是周公。如東漢明帝永平二年(59年)三月,皇帝“始率群臣躬養(yǎng)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縣、道行鄉(xiāng)飲酒于學校,皆祀圣師周公、孔子,牲以犬”。可見當時的主祀是周公,而孔子只是配享。其后,孔子逐漸取代周公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代表。永興元年(153年)的《乙瑛碑》說:“祠先圣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太宰、太祝令各一人?！贝藭r,孔子長孫代表國家奉祀孔子。建寧二年(169年)的《史晨碑》說,魯國國相史晨在京師時,曾親見皇帝臨幸辟雍,“祠孔子以太牢”。漢末禰衡的《顏子贊》中說,顏子“配圣饋,圖辟雍”。可見,至遲到東漢中期,孔子就已取代周公成為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代表。</p> <p class="ql-block"> 正始二年(241年),魏帝曹芳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明確宣示以孔子為思想文化的代表,此后,兩晉、宋、齊、梁、陳、隋和北朝的北魏、東魏、北齊、北周等朝代的國家最高學府都以孔子為主祀。東晉太元元年(376年),首先在國家最高學府建造奉祀孔子的專祠;北齊時,將孔子廟推向郡國;唐武德七年(624年),高祖將學校主祀改為周公,降孔子為配享;貞觀二年(628年)太宗恢復了孔子的主祀地位,四年(630年),令州縣學校皆建孔子廟;永徽(650-655)年間,高宗再改周公為主祀,降孔子為配享,但幾年后的顯慶二年(657年),又再次恢復孔子的主祀地位。從此,孔子作為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代表的地位,再沒有發(fā)生變化。</p> <p class="ql-block">二、四配的形成</p><p class="ql-block"> 配享是孔子廟奉祀人物的第二等,配從系列的第一等。配享從東漢初就開始了,當時國家主祀周公,以孔子配享。東漢中期改孔子為主祀后,以顏回配享。唐初孔子主祀地位穩(wěn)定后,逐漸增加配享人物。唐總章元年(668年),增加曾參配享。開元八年(729年),增加圣門四科十哲配從,但曾參不在十哲之中,改為位在十哲之后,配享僅存顏子一人。</p> <p class="ql-block"> 宋元豐七年(1084年),增加孟軻配享,位居顏回之次。崇寧三年(1104年),增加王安石配享,位居孟子之次,配享增加到三位。建康元年(126年),右諫議大夫楊時上疏說王安石學術(shù)荒謬,建議削去王安石的配享,改為從祀,至此,配享又成了兩位。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增加曾參、孔伋(字子思)配享,從此配享成為四位,因此也稱“四配”。由于中國北方在蒙古人的統(tǒng)治之下,南宋領(lǐng)土內(nèi)的孔子廟奉祀“四配”,北方孔子廟仍然只有“兩配”。元延祐三年(1316年),御史中丞趙世延上言朝廷,南北孔子廟祭禮不宜有異,從此全國孔子廟都以“四配”配享。</p> <p class="ql-block"> “四配”早期的封號級別并不相同,如顏回在唐貞觀二年(628年)被尊稱為“先師”,開元二十七年(739年)改封“兗公”,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升“兗國公”;曾參在唐開元二十七年改封“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升“郕侯”。從咸淳三年開始,“四配”稱號等級相同,當時分別稱為“兗國公”顏子、“郕國公”曾子、“沂國公”子思子、“鄒國公”孟子。元至順元年(1330年)加封顏回“兗國復圣公”、曾參“郕國宗圣公”、孔伋“沂國述圣公”、孟軻“鄒國亞圣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取消孔子廟奉祀人物封號,“四配”分別改稱“復圣”顏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亞圣”孟子。</p> <p class="ql-block">三、從十哲到十二哲的過度</p><p class="ql-block"> 配祀是孔子廟奉祀的第三等,配從系列的第二等。配祀始于唐開元八年(720年),國子司業(yè)李元瓘認為,孔子弟子閔損等不預享祀,而何休等二十二位先儒反沾從祀,實為不妥,“豈有升堂入室之子獨不沾春秋配享之余”?于是建議以“圣門四科”弟子(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冉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十人配祀。朝廷同意以四科弟子從祀,因此稱為“十哲”。但顏回是更高一等的配享,實際上“十哲”只有九位。宋端平二年(1235年),朝廷令以孔伋補“十哲”之缺。咸淳三年(1267年),孔伋升為配享,又以顓孫師補“十哲”之缺。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升朱熹位居“十哲”之次,配祀成為“十哲”。乾隆三年(1738年)升有若位居朱熹之上,成“十二哲”之名。</p> <p class="ql-block"> “十二哲”除朱熹外,從唐朝開始有爵號,有若、顓孫師為伯爵,其他九人為侯爵。宋代分別升為侯爵和公爵,木主(牌位)均書爵號、姓名。明嘉靖厘正祀典后,一律改稱“先賢某子”。至清一朝“十二哲”全部追封為公爵，其后裔襲封“翰林院五經(jīng)博士”。</p> <p class="ql-block">四、結(jié)語</p><p class="ql-block"> 歷代之所以要在文廟奉祀孔子和眾多的先賢先儒,就是要對人們進行成圣成賢的教育。中國人崇拜圣人,但并不認為圣人是高不可及的,而是人人都可以通過努力而成為圣人。孟子贊同“人皆可以至堯舜”的觀點;荀子認為,人們通過學習就可以成為圣人;程頤認為,“人皆可以至圣人”;朱熹認為,學習就可以成為圣人。“為學須思所以超凡入圣,如昨日為鄉(xiāng)人,今日便可為圣人?！?《朱子語類》卷八)雖然理論上人人都可以成為圣人,但能夠成為圣人的畢竟太少了。不過,成不了圣人,可以成為賢人,所以文廟奉祀了一大批先賢,為人們提供了學習的榜樣。文廟奉祀圣賢發(fā)揮了很好的教育作用,激勵人們努力學習,加強品德修養(yǎng),以期成圣成賢。</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文章部分內(nèi)容源于網(wǎng)絡如有侵權(quán)請聯(lián)系刪除）</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