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鮮于璜碑》是刊刻于東漢延熹八年（165年）十一月的一方碑刻，全稱為“漢故雁門太守鮮于君碑”，無撰書者姓名，屬隸書書法作品，現(xiàn)藏于天津博物館。[1]</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鮮于璜碑》上尖下方，呈圭形，高242厘米、寬81～83厘米、厚12厘米。碑首有直徑為15厘米的碑穿。碑座為長方覆斗形，長122厘米、寬72厘米、高24厘米。碑座中間有豎碑的槽，長90厘米、寬14厘米。碑陽額上有“凸”字形單線界框，框內剔地陽刻小篆“漢故雁門太守鮮于君碑”，框六角刻有卷云紋，額旁陰刻青龍、白虎；碑陰穿上陰刻朱雀。碑兩面均有銘文，總共有827字，均為陰刻。其中，碑陽16行，滿行35字，記敘鮮于璜的生平，文后贅以贊詞；碑陰15行，滿行25字，所刻為長篇四言韻語，內容與碑陽大同小異，文尾詳列鮮于璜的家族世系。[2]書法上，其體式風格屬于古樸雄強、方正豐腴一路，與《張遷碑》有許多相似之處，似出一門，方筆取勢，橫厚拙重，莊嚴寬博，</p> <p class="ql-block">《鮮于璜碑》是鮮于璜之孫鮮于魴、鮮于倉、鮮于九等人于東漢延熹八年（165年）十一月為鮮于璜樹立的歌功頌德的墓碑。[5][6]兩漢時期，民族統(tǒng)一，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科技發(fā)達，作為華夏民族“核心文化”的漢文化凝聚著華夏民族自強不息、奮發(fā)向上的進取精神。同時，漢朝幅員遼闊、制度完備，漢族人口眾多且分布廣泛，周邊的各民族受漢文化的影響和同化，源源不斷地融入于漢文化的懷抱之中。漢文化除博大精深、厚重雄強外，還往往表現(xiàn)為精密、瑰麗、華飾等，集壯美和華麗為一體。漢代的審美文化在壯美與瑰麗的基調之上，呈現(xiàn)出多元的審美傾向。漢代碑刻也不例外，其審美風格，現(xiàn)實與浪漫并存，質樸與華麗和合，凝重與飛動兼容。東漢晚期，官方碑刻制度的建立與隸書本體語言的高度成熟造成了刻碑之風盛行的局面。劉勰《文心雕龍·誄碑》云：“后漢以來，碑碣云起?！敝靹π摹督鹗瘜W·說石》說：“其時門生故吏，為其府主刻石頌德，遍于郡邑，風氣極盛?！薄鄂r于璜碑》風格雄強樸厚，且不失靈動自然，正是這一時風的產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