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觀音堂始建年代考（劉艾珍）

片石齋主

當年梁思成林徽因來云岡石窟考察，在從大同市區(qū)去往云岡石窟的路上，于7.5公里處經過一座小的寺廟。雖然他們匆匆的腳步穿過寺廟腳下的劵洞，但遺憾的是，他們的相遇僅僅是“擦肩而過”。可能是寺廟太小，小到沒有引起他們足夠的注意，也可能是去往云岡石窟的心情太過急切，總之，對于這座寺廟，梁思成與林徽因沒有為之留下一字一圖。這座寺廟，它叫觀音堂。觀音堂寺廟雖小，但并不簡單。小，只是它的體量，言其廟貌，卻是極美的。大同的著名作家王祥夫說：“大同的寺廟很多，然而最美卻在‘二堂’，觀音堂和水神堂”（水神堂在廣靈縣）。觀音堂是武州川的守護者，站在武州川岸畔，向北仰望，一面琉璃龍壁光彩熠熠。壁后一座寺廟靈瓏精巧，雅致而清幽。從寺院山門到窯殿，順著山坡疊次而上，像一件精美的工藝作品，鑲嵌在山的腳下。隔著久遠的歲月，依然感受得到它的超凡脫俗。觀音堂的院子不大，建筑也不多，一座觀音大殿居于院子中央；殿后是三間窯殿，原為三圣殿。大殿前院東西兩角建有關帝殿和財神殿，兩殿后分別為鐘鼓樓，二殿二樓都極小巧。出了二門迎面是座南面北的樂樓（戲臺）；樂樓下便是向西出口外的必過之券洞。觀音堂的山門很特殊，不在中軸線上，且低于寺院，那種僧敲月下的小門，很含蓄地開于東側。全國唯一的雙面琉璃三龍照壁隔開了佛界與俗界的清靜與繁華。然而，觀音堂最為吸引人的還是它所承載的歷史文化內涵，一個用獨特、另類、奇幻和不可思議等語言編造著千年信史的小廟，其信息量早溢出了它的體量，其價值也倍勝于“美”的承載。……一、一段由史志、傳奇和碑記共同演繹的創(chuàng)建因緣關于觀音堂的來歷，民間有傳說，地方史志和寺院里留存的碑碣中也有記載。明正德年《大同府志》中記：“觀音堂，在府城西十五里，金重熙間修。相（像）有飛來佛??”（《大同府志》卷四.P70）。這是關于觀音堂最早的一則文字記載，距今已507年了（明正德《大同府志》〈兩淮鹽政采進本〉共18卷，分40目，撰于正德八年〈1513〉，成書于正德十年〈1515〉）。所謂“相（像）有飛來佛”，緣自當?shù)氐囊粋€由來既久的民間傳說。諺云：山不轉，水轉；水不轉，路轉。觀音堂就建在山轉水轉路也轉的“蛤蟆石灣”（舊名）中。相傳：觀音堂所居小山之東，有一巨石形似蟾蜍，每逢夏雨滂沱，即現(xiàn)形作怪，致武州川泛濫成災，道路阻絕。有一年災妖又至，天上忽現(xiàn)觀音菩薩丈六金身，攜左右脅侍、明王，自“西秦”之“萬佛洞”，飛住水門頂山頭，鎮(zhèn)妖彌災。為了禮頌觀音菩薩圣跡，人們請移佛趾于山下，建寺以為常祀，后每年六月十九日漸成娛圣之節(jié)。觀音堂內關于寺建時間最早、要素最全的碑刻是《明萬歷三十五年陳所學碑記》（1607）。碑載：“云中城以西越十五里之遙，有觀音古剎，流傳原地名蝦蟆石灣，怪物數(shù)擾害其間，民用不寧，道路阻塞。金重熙年之六月又九日，忽大士現(xiàn)丈六金身，偕左右菩薩明王從秦萬佛洞飛住水門頂山頭，從此妖魔降滅，地方寧謐。父老聚族而議，山勢峣屼，不便修廟貌，請得移平地便。旋蒙神顯靈異，頓徙坦途。繇是大眾鳩工立寺??”以現(xiàn)在手頭掌握的所有材料來分析，此碑的內容完全來自于上述兩個源頭，即：明正德《大同府志》和“蛤蟆石灣觀音降妖傳說”?？梢赃@樣定義：到明萬歷三十五年碑，大同觀音堂關于寺建要素的記載已經完全齊備了。第一、建寺時間：金重熙年之六月又九日（其中年代來自《正德府志》，月、日可能是由實際存在的六月十九娛圣節(jié)和傳說中觀音由水門頂山頭移趾于山下之情節(jié)而推定的）。第二、建寺地點：云中城以西越十五里，蛤蟆石灣西水門頂山頭對面山腳（城距來自《正德府志》，具體地名則來自傳說中的實際存在）。第三、寺祀對象：觀音菩薩、明王、脅侍等（根據(jù)實際存在和傳說情節(jié)，對《正德府志》的“飛來佛”作具像化描述）。第四、建寺原因：觀音顯圣，降妖彌災，路通民寧（完全來自傳說，但《大同府志》中“相有飛來佛”依舊是硬核）。我在這里需要提示的是，萬歷三十五年碑文的撰寫者陳所學并非一般的人物，而所寫的這篇碑文也并非一般意義的碑文。陳所學：賜進士第、通奉大夫、福建布政司右布政使、前奉敕分巡冀北兵備道、山西右參政、提督學校副使。后來還做過山西巡撫，明朝禮部和戶部尚書，還是明奸宦魏忠賢既恨又怕的政治人物。他寫這篇碑文，既不是要倡募耕種“福田”，也不是因時感事，抒發(fā)個人情懷，而是在他“兵備云中”履職期間，受大同代王府皇族子孫們的邀請，專為觀音堂撰文刻石立碑的。換言之，這不是一篇隨隨便便的文字，而是在大明朝，受朱家龍子龍孫之托所寫的一篇關于觀音堂身世的專文，可謂了得！至于更深層次的問題，如，代王府及其陳所學為何對觀音堂這座小寺廟如此用心良苦？我覺得和觀音堂前的那條大路有直接關系。觀音堂廟基洞券所跨的大路是北出長城殺虎口（舊名殺胡口），通往漠北的大道。明初這條通道的兩側建有大同左衛(wèi)、大同右衛(wèi)、云川衛(wèi)、玉林衛(wèi)等多個衛(wèi)所，駐扎重兵，既保持明朝與蒙古各部邊境茶馬貿易的通暢，又防止其在不預情況下犯邊?！巴聊局儭保?449）后，明朝關閉邊境50年，結果引發(fā)了更加頻繁的蒙古騎兵對于北部邊境的侵擾和虜掠（因為明朝可以不用蒙古的馬匹，但蒙古不能不用明朝的布、鹽、茶、酒等生活日用品）。于是到1499年（弘治十二年），朝廷又不得不在大同首開馬市（政策上屬于有限開放邊境）。觀音堂下這條路成為大明北疆對于漠北的唯一通道，戰(zhàn)略地位非常重要。觀音堂作為這條路上由佛菩薩護佑其暢通的一種精神寄托物，其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到了1570年（隆慶四年），在內閣大臣高拱、張居正的籌劃下，蒙古俺答汗降明，高、張二輔及宣大總督王崇古、大同巡撫方逢時，抓住時機，積極操作，終于達成了明朝與蒙古間的封貢及互市：明朝封俺答為順義王，開放十一處邊境貿易口岸，使蒙古人能通過貿易獲得中國資源，這就是中國對外貿易史上著名的“隆慶議和”。隆慶議和結束了明蒙長達200年的戰(zhàn)爭，迎來了和平，造就了晉商的崛起，開啟了中國物資運往俄國和歐洲 “萬里茶馬古道”。在今天的人們看來，陳所學在沒有更多“實錘”材料的情況下，靠神異傳說敷衍出一個觀音堂建寺始末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但是站在“隆慶議和”37年后，觀音堂下六月十九日人如潮涌的歷史視點上，以及當時觀音崇拜炙手可熱的社會背景中，他和代王宗門的良苦用心，不僅是明智的，而且是職責之所系（他的職責是“兵備云中，兼管學政和教化）。這其實也是一種時代性的政治站位。 二、兩條校正明碑而又相互對立的觀音堂寺建悖論關于觀音堂建寺，明正德《大同府志》的“首啟”之記和明萬歷三十五年碑“始末”之記，到清乾隆四十一年（1752）始被打破。這個時間，去前者（正德版《大同府志》）237年，去后者（萬歷三十五年陳所學碑）也有145年。其實，不光時隔漫長，而且還經歷過大同又一次修志和觀音堂內四次刻碑。一次修志：順治九年（1652），清代大同首任知府胡文燁，重修大同志，定名《云中郡志》。該志書共14卷，上續(xù)明正德《大同府志》，是考據(jù)明末清初大同及周邊地區(qū)風貌的重要參考資料。志中記：觀音堂“城西十五里。金重熙間建。傳有一尊飛來佛。明宣德三年修?！保ň砣齈149）很顯然胡氏順治志完全襲用了張氏正德志對于觀音堂寺建的記述。四次刻碑：①明萬歷四十八年（1620）《禮觀音堂有序》碑，吳伯輿撰。吳伯輿字福生，明萬歷癸丑科進士，飽學且精于實務，初授戶部主事。值遼東戰(zhàn)事吃緊，朝廷急餉，國庫空虛，其屢疏條陳，受到朝廷重視。萬歷四十六年（1618）八月，升戶部督餉郎中司餉大同。當時大同，兵饑餉缺，發(fā)生嘩變。吳伯輿借糧發(fā)餉，迅速平定鬧餉之風（見陳繼儒《宰相守令合宙序》）。就在這次緊急軍務之后，吳伯輿邀約幾位軍旅文人，寒冬臘月夜游觀音堂，烹冰煮雪，飲酒賦詩，并寫下這篇很特別的碑文。文中也提到觀音堂的來歷：“堂去城十五里，地名蝦蟆石灣。金重熙年間，大士忽現(xiàn)金身，偕左右菩薩明王，來自秦之萬佛洞，住水門頂山頭而降眾魔。尋以地方禱請，移駐山下而堂成矣。”此碑文屬吳氏戎馬倥傯抒懷之作，無暇于考證，所言觀音堂事，不過陳所學文的簡略版，故多為舞文墨者引而不為考據(jù)者重。②清順治八年（1651）兵部右侍郎宣大山西總督佟養(yǎng)量所撰碑（此碑為觀音堂清代第一碑，開啟清朝十多次修建觀音堂并且樹碑立石的歷史，頗受學界重視）。碑文中雖然也談到觀音堂來歷，但行筆十分慎重。只用“??然廟創(chuàng)於拓跋氏，迄今興廢洊臻而法像猶存??”一語帶過，而無真正實錘的考據(jù)性介述。明顯看出，佟養(yǎng)量對于兩明碑的表述是有疑惑的，只是自已亦無定見，不言而已。③④二碑，分別立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和五十二年（1712），都是由當時大同縣正堂吳宗豐倡事勒石。所記，前者為修云岡路，后者為整修本堂山門。兩碑均未提觀音堂初建之事，從略。真正打破237年沉默的是清乾隆時的大同知府吳輔宏。吳輔宏安徽歙縣人，誥授朝議大夫，乾隆三十五年（1770）出任大同知府。其于任上召陳萬吉等人編撰新的《大同府志》，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印成書。該志容量較大，三十二卷、首一卷。分別在卷十五和卷六記載觀音堂事。卷十五“祠祀”中記：“府城西十五里佛字灣，遼重熙六年建。明宣德三年修。萬歷三十五年重修，提學副使陳所學記碑存。壁間小碣書大士降妖事，戶部分司吳伯輿撰，代宗朱廷（弓＋隹）刻石。石瓶二，上刻心經及天啟丙寅知縣王象云款識。國朝順治六年，姜瓖變，焚毀。八年，總督佟養(yǎng)量重建，有碑記?？滴跷迨?，乾隆二十八年，相繼修茸。”（P318）另在卷六“武周山石窟”條下記：“舊志載石窟十寺，其名詳見祠祀，疑即《水經注》所稱山堂水殿煙寺相望者，已無可稽考。今城西十五里佛字灣觀音堂猶存石佛數(shù)尊，或其遺也”（ P112）。吳輔宏把碑志相沿237年的觀音堂始建時間“金重熙”，改為“遼重熙”。并在志中提示了“陳所學碑”，刻意在于示人，是他糾正了陳所學的“金重熙”之誤（其實是他冤枉了陳所學，因為這個“金重熙”是陳氏從張欽的正德志中抄來的）。誠然，吳輔宏改“金”為“遼”是有他的道理。因為在金朝(1115年一1234年）22個年號之中，并沒有“重熙”這個年號?！爸匚酢蹦晏柺墙鸬那俺|朝第七帝興宗耶律宗真的第二個年號，從1032年——1055年，共13年。大約是吳輔宏發(fā)現(xiàn)了“金朝”與“重熙”的不對應。便直接把觀音堂的始建由“金”改成了“遼”。國號改變了，朝代也提前了。吳輔宏的改動，雖然在字面上使觀音堂的始建時間的國號和年號相配套，但終因沒有確鑿的論據(jù)而和者蓋寡。乾隆之后，只有一家，即清道光黎中輔（道光時大同知縣）、楊霖修《大同縣志》（1830）時，重復了吳輔宏的觀點?？h志載：觀音堂“在城西十五里佛字灣。遼重熙六年建，明宣德三年修，萬歷三十五年重修，提學副使陳所學記，碑存。壁間小碣書大士降妖事，戶部分司吳伯輿撰，代宗朱廷（弓＋隹）刻石、石屏（瓶）二、上刻《心經》及天啟丙寅知縣王象云款識”（卷五P109）。而在乾隆后觀音堂又立的五通碑中（道光碑二通，同治、光緒、宣統(tǒng)碑各一）竟無一采信。形成了觀音堂中，眾碑俱不言“遼建”的一邊倒局面。特別是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碑對觀音堂的始建時間又做出了新的判斷，非常引人關注。碑載：“云郡城西十五里觀音堂者，蓋古剎也。剎東灣有石，形似蝦蟆，舊傳物曾作祟，居民被擾，非一日矣。忽靈感大士發(fā)大慈悲，偕諸菩薩十大明王于金淳熙間自西秦萬佛洞降臨，現(xiàn)像山巔，妖乃降伏。人民頂感移像于茲，遂建寺焉?！贝吮年P注點在于碑文中出現(xiàn)了“金淳熙”的新提法。很顯然，道光二十三年碑的作者，對于吳輔宏的修正不以為然，并對乾隆前明清志碑中的反復出現(xiàn)的“金重熙”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和排查，最后認定：這個“重熙”，其實是與金同時期南宋年號“淳熙”的同音筆誤?！按疚酢保?174——1189）是南宋第二位皇帝孝宗趙昚的第三個年號。與金朝世宗完顏雍年號“大定”（1161～1189）有重疊。由于漢族史書在記錄少數(shù)民族政權事件時，常有不用其帝王的年號，而用相對應的漢族政權所謂的正朔紀年，又恰巧，南宋“淳熙”和遼之“重熙”同音，于是這一字之差，造成了一樁歷史公案。其實，觀音堂始建是“遼“還是“金”的所謂史爭，雖有歷史緣由，但真正“爭”起來，應是當代旅游熱興起后的事了。地方上有“古跡，古跡，自然是越古越好！”的偏好，只要能找到一點依據(jù)，便不問青紅皂白，鼓舞而為之。觀音堂的情況就是這樣：曾幾何時，吳輔宏的“遼建說”悄然間便熱絡起來，無人去顧及堂中十五通明清碑石無一言“遼”的情狀，在山門的牌子上，廣而告之于游客：“觀音堂始建于遼重熙”。后面還跟著不知從何處來的“毀于1122年金陷西京毀于兵火”，云云。但是，當一些細心的和有文化素養(yǎng)的游客進得堂來，一睹碑石，竟全然不是一回事兒。當其然，知些根底的學者總是要說話和著文的。于是觀音堂史爭就這樣漸漸出來了。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情！  三、本文對于觀音堂吳輔宏“遼建論”的駁論客觀地講，在沒有實物形態(tài)和確切而直接的文字記載情況下，要論證觀音堂金建或遼建誰是誰非，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事必會涉及多方面的專業(yè)知識，需要很充分的經驗儲備。我是一個史志工作者，故而，我只能從史志研究的認知習慣上來探討這個問題。第一，關于最普通、最基本的常識性認知。一般地講，〈1〉在史志研究中，當時間性證據(jù)出現(xiàn)相異或矛盾時，我們會“就遠不就近”。也就是說，要更多的重視那些比較古老的線索和證據(jù)，因為它距離研究對象更加貼近一些。比如在我們這個課題中，第一性的時間證據(jù)是明張欽的正德版《大同府志》，他講觀音堂建于金代，比清吳輔宏的乾隆版《大同府志》提出觀音堂建于遼代，整整早了237年。在沒有非常有力的直接證據(jù)情況下，這種顛覆是不可能成立的?！?〉在證據(jù)鏈條之上，如果出現(xiàn)志書的記載和碑石記載有異或矛盾時，我們會就碑不就志。這是因為志的研究對象是“林”，而碑的研究對象是“木”。對于一件具體事物，碑記往往會更專注、更精準、信息量更大，因而采信度更高。比如觀音堂這個課題，堂內碑石15通，碑文17篇，無一石一碑言“遼”者，吳輔宏遼建說的采信度就可想而知了?！?〉在古代時間性記事中，國號、帝號、年號的對應和配套是非常重要的，但不對應不配套的錯誤也會經常遇到。旦遇此類情形，我們的就乎原則是：先就國號，次就帝號，最后才是年號。因為有國才有帝，有帝才有年。無論是人的記事實踐還是記憶習慣，國家的信號永遠是第一信號。還比如觀音堂的課題中，清人吳輔宏因一個年號上的不對應，就認為國號是誤置，完全是主次顛倒、本末倒置。更何況，五百年來的“金重熙”，根本就不是一個把“遼”錯作“金”的誤置，而僅是在記錄正統(tǒng)年號時，使用了別字，造成了與另一同音年號的串讀，所產生的“誤會”而已?！?〉在使用信息眾寡上，就眾不就孤。在“遼建”和“金建”上，金建說為“眾”，遼建只是吳輔宏《大同府志》與黎中輔《大同縣志》二證，且《大同縣志》完全抄錄于《大同府志》。也可以說，遼建僅為孤證。其實，上述四點，僅僅是屬于形式邏輯范疇的東西，是本不該成為問題的問題。第二，應該理性分析和比較一下道光二十三年碑文與吳輔宏之所記，見仁見智，結論自明。清乾隆版《大同府志》中云：“（觀音堂）府城西十五里佛字灣，遼重熙六年建。明宣德三年修。萬歷三十五年重修，提學副使陳所學記，碑存壁間”。僅僅41字，錯誤就有三處：〈1〉關于建寺時間。吳輔宏將“金重熙建”改為“遼重熙六年建“。這一糾正是緣于何因，從志書上的文字中找不到任何考證。那重熙六年究竟從何而來？再讀萬歷三十五年碑，上有“金重熙年之六月又九日”觀音飛來之語。由此可以看出，吳輔宏是到觀音堂考察過的，也注意到了明萬歷三十五年碑。但他對碑文的識讀是粗疏的。顯而易見，吳輔宏把金重熙六月誤讀為金重熙六年。〈2〉關于吳輔宏“萬歷三十五年觀音堂重修事”。通觀萬歷三十五年碑，碑文中并沒有重修觀音堂的記載。陳所學撰碑文是應當時的朱家代王府龍子龍孫們的邀請，為觀音圣跡樹碑立傳。碑文載：“余備兵云中四載奇，不時從二三君子瞻謁其下。一日，眾王孫來求為記述始末，垂示永永，業(yè)已心許??”。陳所學在他的碑文中只字未提萬歷三十五年“重修”觀音堂，那必定是沒有任何修葺的。而吳輔宏所謂的“萬歷三十五年重修”之說，該作何解釋？〈3〉吳輔宏在他的記述中“易金為遼”，然后點了陳所學的名，意在說這個“錯誤”是陳所學造成的。其實，陳所學并非吳輔宏認為的“始作俑”者，他僅是抄錄了96年前張欽的說法。吳輔宏言陳而不言張，可能有兩種情況，一是他有意為張欽的所謂失誤打掩，二是他壓根兒就沒有看過明正德版的《大同府志》。這二者無論那條坐實，都說明他不是一個精嚴的治史者。除了以上三點。吳輔宏關于觀音記載，還有兩處失真的地方。之一，他斷言：“國朝順治六年，姜瓖變，（觀音堂）焚毀。八年，總督佟養(yǎng)量重建，有碑記?！边@段記述來源于觀音堂二門東側壁間的清順治八年碑。順治八年碑是欽命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右侍郎佟養(yǎng)量撰寫，記錄了由他親自主持重建觀音堂前殿的始末。順治六年，大同發(fā)生“戌子之變 ”（即姜瓖之變）。佟養(yǎng)量為戌子之變的親歷者，碑文記有：“戌子授簡書以平逆亂”。既然是親歷者，那他一定很清楚觀音堂是否毀于此變。首先，碑文中沒有說觀音堂是因姜瓖之變被焚毀。其次，若是真被清兵“焚毀”，那既然將觀音堂“焚毀”了，何故僅隔一年又來重建？以正常的思維推論，這不合乎邏輯。事實上姜瓖之變的清兵屠城，毀掉的是城池，未見涉及寺觀的記載。所以，廟焚毀于姜瓖之變的說法毫無根據(jù)也毫無說服力。之二，關于觀音大殿中的石像。吳輔宏推測：“??舊志載石窟十寺，其名詳見祠祀，疑即《水經注》所稱‘山堂水殿煙寺相望’者，已無可稽考。今城西十五里佛字灣觀音堂猶存石佛數(shù)尊，或其遺也。”這是說，在武州山原有石窟十寺，他懷疑是《水經注》所說的“山堂水殿煙寺相望”之景。而觀音堂中的石像，也許是石窟十寺中遺存下來的。為了這一猜測能夠自圓其說，他把之前記載的“飛來佛”的傳說刻意刪除了。據(jù)實而論，觀音堂石像是一組佛教密宗造像，學界盡知，密宗造像始于唐代，吳輔宏推測像為北魏之遺，足見其對宗教學識的缺乏。再來分析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重修觀音堂碑記》。碑文全錄：“天下有待理之事而不得倡事之人，則事不與；天下有難理之事而不得終事之人，則事無濟；凡事類然。何獨至于募修之事而疑之。如云郡城西十五里觀音堂者，蓋古剎也。剎東灣有石，形似蝦蟆，舊傳物曾作祟，居民被擾，非一日矣。忽靈感大士發(fā)大慈悲，偕諸菩薩十大明王于金淳熙間自西秦萬佛洞降臨，現(xiàn)像山巔，妖乃降伏。人民頂感移像于茲，遂建寺焉。記曰：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其此之謂與。但風剝雨蝕不無傾圮，碑匾所記重修雖多，而自嘉慶二年補葺后，復漸摧殘，不有人焉。起而經其事，將何以壯廟貌而妥神靈乎？要其事非偶然，而其人亦不易耳！十六年，突有申君詔自外營，歸禱于斯，而有應也。知孫纘緒之先人，效力于斯寺者良多，遂訪義重修，且先捐大錢五十五千，務與是舉。孫纘緒更約同人各捐己資，協(xié)力募化。經始于十七年秋起，來歲殘缺，雖振而金碧未彰。延及二十二年，又各捐資募化，始得金身燦然。但正殿敗瓦滲漏，急宜振新，乃工資不給，意中止矣。道光六年，孫纘緒不忍虧一簣之功，棄九仞之力，獨往西口募大錢二百余千，將欲修葺。偶睹殿內棟宇幾于折陷，覓財更易之際，輸金已罄，而所需尤多。眾方躊躇間，適和碩親王路經展拜。見其工費彌繁，憐銜石之誠，普聚沙之惠，隨捐銀五十兩，且攜緣代化眾善士大錢二百七十千零，可謂甘露雙垂，慈云并覆矣。九年，工作復興，鳩工眾士同力，經營至十年秋，殿宇內外無弗改觀而落成焉。始末興工六次，共費千金。是固始事終事之力亦可以見善緣相湊，大士之靈應所感也，安得不詳其事，與人而勒之石?！?lt;/p>這是觀音堂一次很不簡單的修葺。一個“命御前行走，賞雙眼孔雀翎和黃馬褂”的人物出現(xiàn)了。他就是阿拉善和碩親王瑪哈巴拉?，敼屠鶜q來觀音堂展拜，老王爺憐憫孫纘緒等銜石之誠、聚沙之惠，捐銀五十兩，以致觀音堂“甘露雙垂，慈云并覆”，“殿宇內外無弗改觀而落成矣”！孫纘緒感激涕零，誠恐誠惶，連李澤、孫謀這班撰稿書碑的儒生，也致誠致虔，碑文寫得干凈嚴謹，事事交代若身臨其境。最使人眼前一亮的，是碑文中出現(xiàn)了新的建寺年號———金淳熙。這應該是對長達328年的張欽筆誤和61年吳輔宏暴斧的一次總糾正。研讀道光二十三年碑，感覺到字里行間無不透著虔誠與執(zhí)著和認真。碑文記述了自嘉慶十七年至道光二十三年共六次對觀音堂的修葺，且這六次實際上是一次完整的具有延續(xù)性的多階段修葺。這項工程曠日持久，歷時31年，涉及人員之廣，修葺項目之繁令人感嘆。碑文中所提到的用事主角孫纘緒尤其不容忽視。作為這項修繕工程的靈魂人物，孫纘緒的先人早已“效力于斯寺”。應該說孫家歷代均為善信之徒，他們的虔誠之心和鍥而不舍的行事風格決定著做事的結果。看了孫纘緒的堅持、嚴謹和認真，我們就能掂量出“金淳熙”三個字的份量來了。整個道光碑給了我們一個清晰的印象：孫纘續(xù)們是在長期修葺廟殿、石像的過程中完整考察了前人的所有記述后得出的結論。他們沒有人云亦云，而是準確修正了明正德志中錯用遼“重熙”的筆誤，改正為南宋正朔紀年之“淳熙”。從而也徹底否定了吳輔宏的易金為遼的錯誤。第三，似乎還有一個小問題需要回答。那就是史書碑記載述金朝（包含所有少數(shù)民族政權）的事情，能不能或該不該使用漢族政權的所謂正統(tǒng)紀年？其實，這并不是一個能不能和該不該的問題，而是一個治史實踐中存在不存在的問題。中國歷代史家歷來都講究夷夏之分的（不講究的是少數(shù)人）。正是有這種民族歧視性的講究，中國歷史上才有了紀年的“正朔”之說。即，只有被認為是“負正朔”的王朝，才可以在記事時堂堂正正還使用其帝王的廟號和年號。一般地講，在那些多個少數(shù)民族與漢民族共存的歷史時段中，在漢人典籍中民族國之記事，都要使用漢族的歷法紀年。為了求證這件事，我專門查閱清順治年間所修的《云中郡志》。此志卷二之《巡幸篇》記：“宋開寶五年，契丹主耶律賢至云州。六年，至應州。太平興國七年，契丹主至云州，獵于祥古山。淳化二年，契丹主至桑干漁獵。天僖（禧）二年，金主雍至云州，謁于祖廟。因幸華嚴寺，觀故遼諸帝銅像。六月，至銀山獵。紹熙四年金主璟至香山，遂幸永安寺及玉泉山。慶元、嘉泰，金主五獵香山。寶慶元年，元主至云州，見軍政森嚴，錢谷充溢，嘉耶律楚材之經略，遂授中書令。明洪武三十二年，文皇帝幸大同，興師靖難??”。請注意，在這一巡幸記錄中，《云中郡志》撰修者胡文燁在記述遼、金、元各朝皇帝巡幸大同時，用的紀年是宋，年號全部用的是北宋和南宋的年號，對皇帝的稱呼也只稱“主”，而不稱“帝”。而到了漢族統(tǒng)治的明朝，就立馬改稱皇帝及其年號了?！对浦锌ぶ尽纷谇宄蹴樦文觊g，清代為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撰者大同知府胡文燁（漢臣）依然使用這種對少數(shù)民族政權歧視的紀年方法?？梢姖h臣們心中筆下所秉持的“正朔紀年”慣性是何等的根深蒂固！這樣看來，在明朝的典籍中，記錄金國的事，使用南宋的年號，就不是什么新鮮事兒了。另補一筆，在胡文燁的《云中郡志》這一段記述中也恰恰出現(xiàn)了一個同音筆誤。即把北宋真宗年號“天禧”，寫成了“天僖”。這與“淳熙”寫作“重熙”，是完全一樣的筆誤。足見在史志碑石上使用年號（包括人名、地名、帝后謚號等），出現(xiàn)同音異字，這是一種很常見的現(xiàn)象。吳輔宏發(fā)現(xiàn)了“重熙”之誤，但找不到正確的對應年號來修正，而妄斫國號，易“金”為“遼” ，實顯自負之品性，誠不足取！ 四、結論綜上，觀音堂建于“金淳熙”當無誤?！敖鸫疚酢比值慕忉屖牵阂越鸬膰柡湍纤蔚恼芳o年合成的記事表述。查，南宋淳熙（1174～1189），與金大定（1161～1189）兩個年號的重疊時間為公元1174年至1189年，共16年。觀音堂的建成時間應在這16年間。另，我查《金史.本紀.世宗》（第七）中有記：“大定十八年三月已酉，禁民間無得創(chuàng)興寺觀。”這是金世宗下的詔令。所以，觀音堂的開建時間不會晚于金大定十八年（1178），也就是南宋淳熙五年。這樣，觀音堂建寺時間應分兩個時間，即開始建造時間：金大定十七年（南宋淳熙四年）之前；竣工時間：金大定十四年至二十九年，即與之重合的南宋淳熙年間（1174～1189）這十六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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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觀音堂始建年代考（劉艾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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