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章程/鄭炎貴 <h3 style="text-align: left"></h3> 本文刊登于《中國京劇》2022年7月刊 <div><br></div><div><br></div> 作為早期開基之功臣者、前三鼎甲之一的余三勝的籍貫一直為世人矚目！民國時期，皖鄂籍等說并存。上世紀(jì)八十年代有所謂的“史料新發(fā)現(xiàn)”之后，學(xué)界與戲劇界竟沒有深究，權(quán)威性的戲劇史著作與詞典便以湖北羅田籍為定論。其實，這仍然難免成為新的輕率輕信之舉。我們不妨再作一番梳理析察，以求厘正去偽之道！<div><br>一、三勝籍貫從頭說，家譜焉能定論乎</div><div><br>最早明確提出余三勝籍貫的文獻(xiàn)是穆儒丐的《伶史》（1917年），該書認(rèn)定余三勝是安徽人。[1]64 但到了1933年，徐慕云在《梨園影事》中第一次提到余三勝是湖北羅田人，而且同時提到余三勝的孫子余紫巖是湖北黃陂人。[2]8,18 早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藝蘭生在其著作《評花新譜》中，提到余三勝之子余紫云是淮陰人[3]462。因此，1939年，著名考古學(xué)家、教育家、戲劇史專家、民國時期安徽通志館副館長程演生（別號天柱外史），在其著作《皖優(yōu)譜》中提出質(zhì)疑：“余三勝……祖孫父子籍貫之不同如此，殊可笑也”，他根據(jù)《伶史》以及《北京梨園金石文字錄》和民國安徽《潛山縣志》中收錄的《潛山義園記》，得出了“三勝之為皖人，至少彼之原籍為潛山人無疑也”的結(jié)論。[4]36<br>1982年10月與1983年9月，方光誠和王俊二人先后在《戲劇研究資料》（湖北?。┡c《戲曲藝術(shù)》雜志上公開發(fā)表論文《余三勝家譜的發(fā)現(xiàn)》和《米應(yīng)先、余三勝史料的發(fā)現(xiàn)》(下文中簡稱為“方文”)，首次透露了二人于1982年4月到湖北省羅田縣，“在當(dāng)?shù)仉x休老干部蔣敷德和參加水利工程多年、接觸面廣的農(nóng)民工蕭波清的幫助下，找到余三勝的家譜”的重大消息。[5,6]“方文”中出示了關(guān)于余三勝的《余氏七修宗譜》“史料”，摘抄了有關(guān)條目，給出了僅僅截有“開龍、開貴”資料的“余氏七修宗譜”局部圖片。有了這個宗譜“證據(jù)”，余三勝的籍貫問題似乎一錘定音。其實不然，仔細(xì)研讀之后，我們發(fā)現(xiàn)該“宗譜”存在諸多疑點，可信度低，不能作為余三勝籍貫的證明。</div><div><br>二、疑點重重仔細(xì)看，原來譜牒不堪明</div><div><br> “方文”中的《余氏七修宗譜》存在如下八個疑點。</div><div><br>疑點一：修訂時間含糊?！胺轿摹敝刑岬健八姙槠咝薇荆s1935年修”。眾所周知，宗譜是一個家族的重要史料，宗譜的修訂時間一定會在宗譜的序言與內(nèi)容里予以明確，不存在“約1935年修”之說。如在湖北省羅田縣《余氏宗譜》（民國辛巳年，1941年修，五修宗譜）的《譜序》和每頁的邊緣上都看到“民國辛巳”字樣。在該譜的第十九卷第二十八頁還記載了余之壁在清朝初期從湖北大冶遷往羅田縣的事情，如圖一所示，但該譜與余三勝無關(guān)，沒有提供余三勝的信息?！胺轿摹甭曆暂d有余三勝信息的“余氏七修宗譜”的“發(fā)現(xiàn)”對中國京劇史的研究本該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方文”中對該譜為何修于“約1935年”，并沒有做任何交代，實在匪夷所思，值得懷疑。<br><br>圖一 湖北羅田縣民國辛巳年（1941年）的余氏宗譜中的一頁</div><div><br></div> 疑點二：截圖過短?！胺轿摹眱H出示了帶有“開龍”和“開貴”信息的局部圖片，連一張完整的家譜頁面圖也沒出示，更談不上提供相應(yīng)的譜頭與譜序的照片或文字了。這種過短的宗譜“截圖”，可信度太低。<br><br>疑點三：版式奇葩?！胺轿摹敝谐鍪镜奈ㄒ坏淖谧V圖片中，“余氏七修宗譜”字樣標(biāo)記竟然放到了“開龍”和“開貴”之間。稍有常識者都知道，這顯然不符合家譜版式，大有人為拼接制作之嫌。我們查閱了大量民國時期的余氏宗譜，發(fā)現(xiàn)宗譜折頁的正反邊緣各存有一半譜名和卷數(shù)文字，即騎縫式標(biāo)注。這是中國傳統(tǒng)文獻(xiàn)書題的慣用方式。在家譜的裝訂線位置沒有也不應(yīng)該有譜名標(biāo)注字樣，正如參考圖一所示。“方文”出示的“宗譜”圖片為何是如此奇葩的版式截圖，令人大感懷疑。<br><br>疑點四：時間記載方式陰陽混合?！胺轿摹钡淖谧V圖片上顯示：“開龍:字起云，生嘉慶壬戍二月十日卯時。妣氏何，生道光辛巳（元年、1821）四月五日辰時”。宗譜給出了“開龍”和“何氏”的出生“時辰”信息，說明所記出生日期當(dāng)為陰歷日期，而“二月十日”和“四月五日”屬陽歷記法，至于陰歷則應(yīng)該寫成“四月初十”和“四月初五”。本文圖一中的“九月初九酉時”的記載方式是規(guī)范的。由此可見，“方文”記日與記時竟采用了“陰陽混合”方式，顯然與傳統(tǒng)習(xí)慣不符，實屬罕見并且可疑。“方文”中還有其他地方也采用了這種“陰陽混合”時間記載方式，例如：“開貴”的夫人韓氏出生日期寫成了“七月三日申時”，“科榮”的出生日期寫成了“八月七日寅時”。<br><br>疑點五：譜載人物與三勝父子信息不關(guān)聯(lián)。從“方文”宗譜提供的“開龍”與“科榮”這兩個關(guān)鍵人物信息看，無論是人名還是字號，都與余三勝、余紫云不搭界，清代史料上的余三勝沒有家譜上所謂的“開龍，字起云”之說，清代《評花新譜》和《菊部群英》載明余紫云，“字研芬”，“正名金梁”，“號硯芬”，“小名昭兒”，“字艷芳”，[7]462,496而“方文”宗譜則載：“科榮，字松庭”，可見兩者之間毫不相干。就此不妨與同為“前三鼎甲”之一的程長庚的家譜相比較一下，程譜也是上世紀(jì)八十年代發(fā)現(xiàn)的，先后發(fā)現(xiàn)了道光十二年、民國九年與三十年共三套譜，雖然程的譜名記為“文檄”，但該譜同時又記有“字長庚”等原始信息，而且還記載了程的嗣子章瑚章圃，人物名稱與之前眾多的史料一致。反觀“方文”所舉的“開龍”在宗譜里的核心信息，卻與歷史上的余三勝父子名不相符，毫無聯(lián)系點，豈不是主觀臆想硬套？！雖然“方文”譜上還記有開龍等人的生卒信息，但已屬孤證，沒法與清代史料比對?！胺轿摹弊V載開龍葬天津墓地有碑，亦沒有實物佐證。至于“方文”以“開龍”有近親兩人葬于春臺義地義園來證明其為伶人身份，實乃牽強附會，因為譜上分明記錄“開龍”之父葬安徽義地，“開貴”葬宛平春臺義地，按《北京梨園金石文字錄》中《春臺義園記》可知，“此園本專屬春臺，則亦惟春臺之人許其厝葬”，[7]9開貴入葬春臺義地，只能證明其本人為春臺藝人，怎么因此推斷其兄開龍的伶人身份呢？！至于“方文”出示的“族侄”信息來為三勝伶人身份作附會旁證，因系同姓宗族侄輩人物，顯然不是近親，不足為論！<br><br>疑點六：開龍與三勝壽齡大不同?！胺轿摹敝小伴_龍”生于1802年2月，卒于1866年6月，享年64歲。該信息與《伶史》中的 “后以疾卒，年七十余”和《梨園影事》中的“以七十余歲而卒”矛盾，[1]64,[2]8令人懷疑。<br><br>疑點七：譜記陳氏信息經(jīng)不得考問?！胺轿摹边€提供了“余氏七修宗譜”中這樣一則信息：“族侄科翥，……妣氏陳，生道光甲申（四年，1824）……妣卒咸豐辛酉（十一年，1861）五月二十日卯時，葬順天府大興縣春臺義園，…公卒葬羅邑西門外鄉(xiāng)陳人山”，作者舉此為據(jù)，意在為開龍的春臺伶人身份附會張目，其實弄巧成拙。從引文看，“科翥”本人安葬在羅田縣城的西門外，其妻“陳氏”則安葬在“順天府大興縣春臺義園”。按春臺規(guī)矩“惟春臺之人，始許其厝葬”，莫非“科翥”之妻是春臺伶人，否則怎能入葬春臺義園，而“科翥”本人只能歸葬湖北羅田呢？京劇史料記載，直到1902年，京劇才有第一位女演員-思曉鳳。[8] 而“方文”提供的“陳氏”信息，竟然是道咸間的徽班女演員，豈不是要改寫京劇的歷史？實在不敢妄測！<br><br>疑點八：信息來源不明。 “方文”中給出了“開龍”的祖父、父親、弟弟、長子、次子、族侄的信息，但沒有給出“開龍”的孫輩的信息，說明在該“宗譜”修訂之時（約1935年），宗譜修訂人員沒有聯(lián)系到“開龍”的當(dāng)時在世后人，沒有得到“開龍”系后人的認(rèn)可。而且，因“方文”中“陰陽混合”的時間記載方式，無意中已經(jīng)自我否定了從《余氏六修宗譜》等以前版本獲取抄錄信息的可能性，傳統(tǒng)老譜記時方式不會如此不倫不類！所以，“方文”提供《余氏七修宗譜》中的信息來源不明，令人懷疑。<br><br>從以上八個疑點可以看出，“方文”提供的“自認(rèn)為有關(guān)”余三勝的《余氏七修宗譜》，可信度很低，不能作為余三勝的籍貫證明。因此，“方文”中基于該“宗譜”信息對余三勝進(jìn)行的種種推測也是沒有價值的。<br>在余紹瑞、余恩聰?shù)刃抻喌摹洱埵嬗嗍献谧V》（敦睦堂，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安徽舒城縣)第二卷第五十至五十一頁中，有“至於為優(yōu)、為人奴、為僧道，皆為下賤之人，不入宗譜，以安良善”的“家禁”記載。由此可見，在民國時代的宗譜中尋找余三勝的蹤跡難度大，須慎重。<br><br>三、伶史王批認(rèn)皖籍，優(yōu)譜分析合理情<br>在已知的清代史料中尚未發(fā)現(xiàn)關(guān)于余三勝系羅田人的籍貫的記載。最早提到余三勝籍貫的《伶史》（1917年）的《余三勝世家第三》中記載道：“三勝，皖人，其先以作小負(fù)販來京師，因家焉，…… 顧家貧，無力就外傳，業(yè)賈復(fù)無資，以梨園為能治生，逐入伶籍，職為老生。以同治二年，搭廣和成班 …… 三勝業(yè)伶凡十余年，家稱小康，后以疾卒，年七十余”。[1]64潘光旦在《中國伶人血緣關(guān)系之研究》（1941年）中對余三勝是湖北人表示懷疑。[9]91<br>根據(jù)當(dāng)代京劇史家鈕驃的論文《王（瑤卿）批＜伶史＞輯錄考略（下）》，當(dāng)年著名京劇演員、戲劇改革家、戲劇教育家王瑤卿對《伶史》批注時，并未否認(rèn)批駁余三勝的安徽籍身份，反而強調(diào)“三勝乃安徽某科班出身”。[10]39由于《伶史》中只提到余三勝在同治二年（1863年）搭“廣和成班”的事實，王瑤卿才特地對余三勝的安徽某科班出身作了補充說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王瑤卿在“批注”中還披露了一件涉及余家內(nèi)幕的隱私之事，即“紫云乃三勝承繼子”。[10]40這充分說明王瑤卿對余三勝家族的情況了解之深。鈕驃在文中還提到，“與余叔巖相交甚厚的老顧曲家張伯駒先生也說過余三勝是徽派老生”。程演生在《皖優(yōu)譜》中指出，“世多以三勝為鄂人者，殆以其于咸同間獨工漢調(diào)耳”，也隱含著余三勝先習(xí)徽調(diào)后轉(zhuǎn)工漢調(diào)之意。[4]36<br>關(guān)于余三勝與余紫云的“養(yǎng)父子”關(guān)系，在其他文獻(xiàn)中也能找到線索。藝蘭生的《評花新譜》(同治十一年,1872年)中寫道：“景和余紫雲(yún)，字研芬，淮陰人，年十五，隸四喜部，……，或曰乃父即三勝，道咸閒負(fù)重名，醴泉有故源，嘉禾有舊根，諒哉”。[3]462 “或曰”二字表明藝蘭生對“余紫云與余三勝之間的親生父子關(guān)系”持懷疑態(tài)度。另外，潘光旦在《中國伶人血緣關(guān)系之研究》（1941年）中提到“余紫云，三勝子，一說養(yǎng)子，旦角”。[9]166<br>王瑤卿生于1881年，13歲（1894年）開始演戲。[11]3他的啟蒙老師是謝雙壽，年長后又私淑于余紫云等名家。[11]21根據(jù)周明泰的《道咸以來梨園系年小錄》（1932年）記載，余紫云生于咸豐五年（1855年）七月初七，[12]24卒于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12]86從時間上看，王瑤卿有機會接觸到余紫云本人是沒有疑問的。而且，王瑤卿與余叔巖于1918年在“普慶社第一舞臺：義務(wù)夜戲”還有一起演出的經(jīng)歷。[13]861因此，王瑤卿揭露余紫云的身世并堅持余三勝是安徽人的觀點是可信的。<br><br> 余三勝在道光年間，先為壓臺主角，后于1845年成為四大徽班之一的“春臺班”班主。[12]14“春臺班”可能就是王瑤卿所指的“安徽某科班”。該“春臺班”是嘉慶六年由皖省藝人北來京師組織成立的，班主為陳孔蒸，管事為李華貴。[13]501820年“春臺班”報散，[13]811823年“春臺班”恢復(fù)，班主仍為陳孔蒸,管事仍為李華貴,除張全保系順天府籍外，其余五人則俱屬安慶籍。[13]89根據(jù)《春臺義園記》的記載，1835年，“春臺班”陳孔蒸、蔣云谷等倡議同業(yè)集資，在左安門內(nèi)南極廟左側(cè),購置郭姓荒地16畝為“春臺義園”，但在捐款名單中沒有余三勝。[7]9<br>從《北京梨園金石文字錄》和民國《潛山縣志》（1920年）第五卷中收錄的《潛山義園記》可知，清咸豐七年（1857年）春旅居北京的潛山人陳盛江和周瀛等號召潛山同鄉(xiāng)在北京右安門買地設(shè)罝“潛山義園”，余三勝名列“潛山義園”的“首事”（主持者）之一，與程長庚并列。[7]10,[14]39《潛山義園記》中記載道，“……潛為安慶屬邑，地瘠多山，民每輕去其鄉(xiāng)，傭販自給。近年故鄉(xiāng)兵火，避地北來者尤眾，奔走衣食，謀生不遂，往往客死，無過而問者?！固煜轮嗡雇琳呓匀缍眯?，將無邑不有義園，俾死有所歸，游魂無餒，豈不足以勸將來、厚風(fēng)俗哉？故樂為之記?！笨梢钥闯觯皾撋搅x園”的主要目的是安葬客死北京的潛山籍人士。潛山義園是《北京梨園金石文字錄》中記載的唯一用縣名命名的義園，民國《潛山縣志》還記錄了民國8年（1919年）由安徽潛山會館董事劉宗炎和副董事徐道傳等簽署的《潛山義園地新契》。[14]40程長庚和余三勝等旅居北京的皖籍藝人參與“潛山義園”購置并被推為首事一事，是他們本人以實際行動對自己籍貫的證明。<br>我們還注意到，2015年，何毅在論文《余三勝籍貫考》[15]1138-1144中基本上延續(xù)了“方文”的觀點，并提供了《余氏八修宗譜》的局部圖片。圖片顯示為打字印刷本，“開龍”和“開貴”二詞為手寫體，其他為鉛字打印體，一看就知這是解放后新修譜本。何毅強調(diào)“八修宗譜”的信息與“方文”提供的所謂“七修宗譜”一樣，“七修宗譜”疑點諸多不足為據(jù)，“八修宗譜”更不值一提了。何毅忽略“紫云乃三勝承繼子”這一重要信息，利用余紫云和余叔巖的“事件說”來推測余三勝的籍貫，但這是不嚴(yán)謹(jǐn)?shù)?，也是不可靠的。另外，何毅還提到余三勝口音中的“n和l不分”一事，并用“口音說”來證明余三勝是湖北人。其實，安徽潛山方言也是“n和l不分”，在朱甦的《潛山方言》一書中就有“潛山源潭片方言較重，n和l不分”的記載。[16]6 余三勝“口音”反而支持了余三勝為安徽潛山人的說法。<br><br>綜上所述，程演生《皖優(yōu)譜》中考證得出的余三勝是安徽潛山人的結(jié)論是合情合理的。余三勝，安徽潛山人，安徽科班出身，徽派老生，曾任徽班“春臺班”班主，同治二年（1863年）轉(zhuǎn)“廣和成班”獨工漢調(diào)。<br><br>作者簡介：<br>1. 徐章程，廣西百色學(xué)院信息工程學(xué)院二級教授，中國科學(xué)院博士，丹麥技術(shù)大學(xué)博士。<br>2.鄭炎貴，安慶師范大學(xué)兼職教授，安慶地方文史學(xué)者，專著《皖耕集》由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div><br>參考文獻(xiàn):<br>[1] 穆儒丐,張次溪,陳軍.伶史-外四種[M].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出版社，2017.<br>[2] 徐慕云.梨園影事 [M].上海：上海東華公司，1933.<br>[3] 張次溪.清代燕都梨園史料（上）[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br>[4] 程演生（天柱外史氏）.皖優(yōu)譜[M].上海：上海世界書局，1939.<br>[5] 方光誠,王俊.余三勝家譜的發(fā)現(xiàn)[J].戲劇研究資料（湖北省戲劇研究室）,1982,(3).<br>[6] 方光誠,王俊.米應(yīng)先、余三勝史料的發(fā)現(xiàn)[J]. 戲曲研究, 1983,(10).<br>[7] 張次溪. 北京梨園金石文字錄[M],北京:雙肇樓,1934.<br>[8] 鮑子. 梨園第一女[J].中國演員, 2009,(2).<br>[9] 潘光旦.中國伶人血緣關(guān)系之研究[M].上海：上海書店，1936.<br>[10] 鈕驃.王（瑤卿）批《伶史》輯錄考略（下）[J]. 戲曲藝術(shù),1982,(02).<br>[11] 馬彥祥等.說王瑤卿[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1年.<br>[12] 周明泰.道咸以來梨園系年小錄(1932)[M].北京：中國戲曲藝術(shù)中心，1985.<br>[13] 王芷章.中國京劇編年史[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br>[14] 吳蘭生,王用霖,劉廷鳳.民國九年（1920年）《潛山縣志》卷五(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志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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