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學

老畢

【】畢醒世 我在寫甘泉縣梁莊學校讀書的那段往事，翻騰腦海里沉淀下來的記憶，就好像在放映老電影，一幕幕的場景展現(xiàn)在眼前，人物及其對話也是那么的清晰可鑒。但是，怎么將這些回憶寫成文字，并給它起個名字呢？我一時真想不出來。 就我而言，在梁莊學校讀書的兩年，加上在邢家河當農(nóng)民，以及在北溝來來回回走動的若干年，可以說，對我的一生都是受益匪淺的。這絕非是溢美之言。假如沒有這段經(jīng)歷，我則可能是另外的我。梁莊是洛河川甘泉縣段北溝的中心，而梁莊學校又鑲嵌在梁莊的中心。學校沒有圍墻，更沒有保安，不管老師講什么課，擋不住的雞鳴狗吠、驢嚎馬叫，聲聲都可傳入同學們的耳朵里，好像是一曲曲天籟之音為我們的課堂作伴奏。一出教室門，走上幾步，也許你就會踩上一腳牛糞；也許，你就會被哪個人指指點點：這娃娃不就是后溝誰誰誰家的那個碎小子？這就是梁莊學校的特別之處，它太接地氣了！老師和學生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受苦人及他們飼養(yǎng)的家畜家禽息息相伴。我想起了高爾基，想起了《我的大學》。在我的心中，梁莊學校不就是我所讀過的第一所大學嗎？高爾基說：“人如果沒有良心，哪怕有天大的聰明也活不下去。” 梁莊村當時為甘泉縣王坪公社的梁莊大隊，現(xiàn)在為甘泉縣石門鎮(zhèn)梁莊行政村。 延安的畢家 1972年元月，積雪覆蓋著大地，道路被路人踩踏成了滑冰場上的冰道。那天，爸爸把我從延安城硬“拽”到梁莊，已經(jīng)是日落時分了，不可能趕到還有二十里路的邢家河了。在梁莊村頭的大槐樹下，在路邊的爛窯、碾道旁，爸爸向村里人打問借宿的地方。一個干部模樣的人看到我們問，這娃讀幾年級？爸爸答，讀初一。那就在梁莊上學吧，這里有初中。后來，我知道了，這個人就是梁莊學校的劉校長。“梁莊這個地方很特別，你看，整個村莊是一個葫蘆的形狀，村前廟宇下的石畔有尖角，形成了一條線，這叫金線吊葫蘆，好地勢！”爸爸對我講。爸爸雖然粗識文字，但懂得的事理卻非粗淺。一路上，他都在給我講歷史、講地形、講做人。他是怕我來到這陌生的鄉(xiāng)村想不開，會被現(xiàn)實的重壓打倒在地，再也站不起來。當然，爸爸比我堅強多了，他曾經(jīng)在死亡的邊沿上行走了好多次。我們延安的畢氏家族，從明初就在延安府城居住了。據(jù)說，這批到達陜北的人應該是朱元璋剿滅元朝殘部的安徽籍兵士。許多年后，我考察了一下家世，至少，我的爺爺及上兩輩，都是延安城里有名望的文化人，大多為教書先生，光緒教改后延安的幾任小學校長都是由畢家人擔任。我老爺爺是貢生，我爺爺畢光斗是清末最后一次科考的秀才，而且高居延安府十縣榜首。但是，延安城的畢家老祖宗絕對不會想到，幾百年后，他的后輩中將會有人被掃地出門，放逐到遠山深溝去當農(nóng)民。1971年初冬，我家被通知下放農(nóng)村。這是為什么？我現(xiàn)在也不清楚原委。不過，在城市，當時的居委會這個小小的組織就有權(quán)力決定居民們的命運，比如說給你家定個什么成分，讓你家是否下放農(nóng)村，要不就把你的媽媽請到臺上挨批斗等等。說起來，我家被下放的理由是很多的：我爺爺早就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社教時又補定為地主分子。由此，我們畢氏家族就連剛出生的嬰兒也都要在家庭成分那一欄里填寫地主成分了。還有，我爸爸被掛黑牌子接受批判，說他是軍統(tǒng)特務(wù)組長。那時，我爸爸已經(jīng)57歲了，我媽媽又重病纏身，我這個獨苗苗剛才上初中。我的父母與其他幾家人在當年11月就被大卡車拉到了甘泉縣的石門村，然后由在此地的王坪公社分配到各個偏遠的村子安家，我們家被安置在了邢家河，成為生產(chǎn)隊的一大負擔。我放了寒假后，爸爸才把我從延安接回到了那個新家——邢家河那眼即將塌陷的土窯洞里。我在延安城的鳳凰小學上了七年小學，1971年升入延安中學初一讀書。延安中學的初一級被編為五連和六連，這兩個連共有九個排，大約有500多名學生，我們班是五連三排。當時的延安中學辦學條件也應該是全地區(qū)一流，有很大的實驗室、很大的圖書室、很大的運動廣場，老師也大多是大學畢業(yè)生，就連體育老師也是體院畢業(yè)的高材生。我們班的班主任叫段巨川，畢業(yè)于西北農(nóng)學院，給我們帶農(nóng)基課。我是一個內(nèi)心非常自我的人，上到小學四年級就開始胡亂看書了，迷戀看小說和科幻故事，對于學習總是冷一下熱一下，考試成績不好了，就抓一下學習，結(jié)果成績一下子就會跳升到最好，因此，被評為全班第一批八個“紅衛(wèi)兵”中的一個。在延安中學初一第一學期的學習，我的收獲頗多，段老師的農(nóng)基課讓我對植物有了奇妙的認識，物理課讓我看到了杠桿的力量，數(shù)學嘛，我總能夠輕輕松松拿高分，就是最喜愛的語文課考的不理想，因為我不喜歡背誦、不喜歡語法。我收獲最大的，其實不是課堂上的學習，而是課外閱讀，我看了《鐵道游擊隊》、《林海雪原》、《紅巖》、《白求恩大夫》、《劉文學》等多本小說，還胡亂看了許多雜書，比如獸醫(yī)學、電報編碼、革命現(xiàn)代京劇唱腔選等等。正當我想入非非，如饑似渴，瞪大眼睛在書的海洋中苦苦求索的時候，一只巨大的手，把我硬生生地揪拿到了與世隔絕的鄉(xiāng)野，讓我在沒有圖書、沒有報刊的荒漠中忍饑挨餓。這種斷崖式的人生落差，仿佛要把我的靈魂拋入深淵，永世不得見陽光。 這是1970年代延安中學的“紅衛(wèi)兵”胸牌。 鄉(xiāng)野的新家 我家是突然間被安置到邢家河的。有關(guān)要安置延安城市下放人口的事，之前，王坪公社不知道、楊家河大隊不知道、邢家河生產(chǎn)隊更不知道。許多年后我了解到，延安市突擊強制遣送一批所謂的有歷史問題的人及其家人，經(jīng)協(xié)調(diào)聯(lián)系到甘泉縣安置。這些人、這些家庭由公安押送，分乘幾輛大卡車，被拉到甘泉縣城，又被分別轉(zhuǎn)送到幾個公社。而公社又不知情，分給王坪公社有三四戶人家，公社只好急事急辦，匆匆忙忙把這些家庭安置到偏遠的生產(chǎn)隊了，我家被分到了邢家河生產(chǎn)隊。公社攤派石門大隊出了幾輛架子車，把我的爸爸媽媽和行李家具送往北溝的邢家河。那時，我還在延安中學讀書，暫住在姨媽家。有關(guān)當時的慘狀，我是聽爸爸淡淡地說了一點。大約2017年夏天，我回村拜望原楊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趙月富時，他情緒激動地述說了這件讓他終生難忘的事。我的媽媽原本遭受過巨大的精神打擊，精神本來就很脆弱，經(jīng)不起折騰。在石門到邢家河40里的路上，我的媽媽哭了一路、罵了一路……可以想象，這是何等的悲慘與凄涼。黨支部書記趙月富接過我爸爸捎來的公社公函，帶著一列架子車隊來到了邢家河。不知情的生產(chǎn)隊長胡步有拒絕接收這家無勞力的吃糧戶，并和趙月富吵了起來。當然，生產(chǎn)隊長有拒絕接收的理由，黨支部書記有執(zhí)行公務(wù)的道理。遭罪的是爸爸媽媽被晾在了那里……還是小胳膊擰不過大腿，最終，生產(chǎn)隊騰出了一孔公窯，我家就算安頓了下來。后來，生產(chǎn)隊長胡步有還成了我的年長朋友。他的遭遇也是很慘的，這個鮮活、倔強的生命被當時的極左浪潮無聲無息地吞噬掉了。邢家河，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村莊，只有十二三戶人家，而且，有兩戶還是光棍戶。全村人都住爛土窯，都穿爛衣服，都灰頭土臉。這與之前我想象中的那個我們家將要永久居住的村莊簡直就是天壤之別！爸爸把我接到這個我們的新家，頓時，我就傻眼了。我家住的這孔窯洞在一個大土崖下，有幾塊大土塊就要墜落下來，窯洞內(nèi)被柴煙熏的黑乎乎的。這哪是家啊？巨大的反差讓我喘不過氣來，我不愿意讓前來我家串門的鄰居和父母看到悲傷欲絕的我，躺在炕上，把頭完全蒙在被子里，大哭著、抽搐著。我是昏死過去了吧？一直到夜間我才醒來，感到這個世界好安靜啊，只有遠處斷斷續(xù)續(xù)的狗叫聲……第二天早上，爸爸要我與他一塊去砍柴。爸爸教我砍老的狼牙刺、砍枯死的山桃。為了安定我的心，爸爸給我講這一帶為什么會形成森林，那些山窯子為什么不住人了，莊戶人為什么要把收獲的糧食藏匿在懸崖畔的土窖里……閑下來的時候，我在村子里找玩伴，找圖書。村子太小了，根本就沒有什么玩伴。馬廣泰，正在讀高中，比我大兩歲，我借了他的魯迅作品集《彷徨》、《吶喊》；牛鴻章，最年輕的受苦漢，比我大五六歲，我借了他的殘本《紅巖》；喬樹德，赤腳醫(yī)生，剛剛有了第一個孩子，我借了他的幾本高中課本、兩本蘇聯(lián)小說。爸爸講的故事和這些書，讓我的心靈得到了暫時的慰藉。 當時，邢家河的村民都是從外鄉(xiāng)遷徙而來的，住的都是破爛的土窯洞。由于窯口子都爛掉了，不得已，只好在窯口子前搭一個廈子……這張圖畫的是邢家河村的一角，其中第一孔窯洞住的是李老漢，他曾經(jīng)當過紅軍、八路軍；第二孔窯洞是生產(chǎn)隊的羊圈，前面有柵欄；第三孔窯洞由我家住，之前是生產(chǎn)隊的公窯；第四孔窯洞住的是生產(chǎn)隊的會計。 梁莊學校 正月十五過后，我背上鋪蓋卷，在楊家河的小賣鋪買了一個洗臉盆，便趕往梁莊。到了梁莊，我把寫給在關(guān)中工作的姐姐的信，投入了供銷社門面墻壁上掛的木制無蓋郵箱里。去梁莊學校報到，碰到的第一個人是一個高個子男生，留著蓋蓋頭，我問他學校教務(wù)處在哪里，他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沒有回答我，就上課去了。后來我知道了，他是七年級的贠寶泉。這時，一位老師走過來，我把延安中學的轉(zhuǎn)學介紹信交給了他。接著，盧敏振老師迎接了我，說他是六年級的班主任，我就在他們班上課，并幫我把鋪蓋卷拎到他的辦公室了。盧老師說，六年級正在上課，讓我先在校園隨便看一看。喔，這個學校非常的小，整個學校僅有三排房子（后來才知道，還有一排房子與衛(wèi)生院共同使用），組成一個了“門”字形，大概有五間教室吧，說是七年制學校，六七年級就是初一、初二，那最少也有七個班吧，教室不夠啊，怎么上課呢？緊鄰灶房、后墻靠山的六年級教室里，可能是在上美術(shù)課吧，紙糊的窗戶傳出來一個北京知青正在講課的聲音，說中國的藝術(shù)品很優(yōu)秀，他回北京看了一部彩色紀錄片，片中介紹了蘇州的刺繡藝術(shù)，繡工們把一對貓咪繡得活靈活現(xiàn)，像真的似的。不知道同學們看過這個電影沒有？同學中發(fā)出嘿嘿嘿的笑聲,都說沒有看過。老師也笑出聲了，說，我錯問大家了，咱們這里好些時間都沒有放電影了。這部影片我在延安也看過，所以對這堂課的印象特別深。講課的老師是吳研起。下課了，一群學生同學得知我是從延安新轉(zhuǎn)學來的，便圍了上來問長問短，有的問延安城里的畢光斗老中醫(yī)是我的什么人，我說是我的爺爺。有的要和我打乒乓球，我就接應開打了，記得和魏延娃打了兩場。我們的教室寬度比較窄，只能擺放兩排桌子。我的個子比較高，最后一行過道增加了一張桌子，歸我一個人坐。全班連我僅有27位同學，而其中的女同學僅有7位。老師進教室了，班長高馬駒喊“起立”，聲音拉得很長：“起——立——”，像唱歌一樣，音調(diào)從高到低滑落而止，我感到很新奇。下課了，同學們圍攏起來說一些新鮮的事情。曹換柱好像發(fā)現(xiàn)一件了不起的事一樣，神秘地說，供銷社的爛郵箱里有一封信，還貼郵票著呢。我頓時反應過來，壞了，這個郵箱本來不能投遞信件，我投的信件一定丟失了。我迅速跑到供銷社門口一看，那封信真的沒有了。當時，我是唯一一個住校生，盧老師讓我先和他一塊住。老師們的辦公室都很小，一盤土炕、一張辦公桌、一只箱子，幾乎占去了辦公室的大半空間。由于炕太窄了，晚上睡覺，我和盧老師只好頭腳顛倒著睡。過了幾天，灶房的炕收拾開了，我就搬到灶房住宿了。沒過多長時間，盧老師和同學們推選我當班長。我按照延安學校的規(guī)則喊“起立”，聲音洪亮，干凈利落。遇到劉校長給我們上政治課，我高聲地喊了“起立”，把劉校長嚇了一跳，他便不由自主地笑著說，攆狼呢！我家下放農(nóng)村，每人有一份大約10個月的供應糧，糧食由當?shù)丶Z站供應到來年新糧收獲為止。這一段時間，我上灶吃糧不用從家里拿，只要把糧本交給張文發(fā)老師就可以了。學校只有一個灶房，我和老師們一塊用餐，所以，很快與所有老師都熟悉了，他們也都很關(guān)心我，也經(jīng)常與我交流。班主任盧敏振老師給我們班帶語文課，數(shù)學課由楊華老師和付云生老師帶，物理課由樊建祥帶……我到學后不久的一天。我們班的趙開鐵也來住校了。他爸爸是我們楊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趙月富，給開鐵送鋪蓋時趕了一頭毛驢，順便馱了一毛口袋黃蘿卜，要賣給學校的灶上，管灶的張文發(fā)老師說能行，4分錢1斤。開鐵爸爸二話不說，把蘿卜過了秤，拿上錢高興地走了。我想，農(nóng)村來錢的路子真窄啊，那么多的蘿卜僅賣了3塊多錢。開鐵和我睡在灶房的一個炕上，我們就有了很多交流，他說你們城里人生活好，有錢花有面吃。我說，城里人也很苦，有時候吃不飽肚子，農(nóng)村有糧食能吃飽飯，沒錢了賣一點小米就來錢了。開鐵說，哪可能賣糧呢，能夠吃飽就不錯了。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也讓我慢慢了解到很多我不知道的事理。我喜歡畫畫，他成了我在梁莊學校的第一個模特。與老師和同學們的近距離接觸，我很快融入到這個大集體中，逐漸克服了“水土不服”，并且喜愛上這個學校了。 記憶中的梁莊學校。它是在特殊年代，由鄉(xiāng)民代表主動請愿而建立的一所民辦公助的七年制學校。我們可以看到，1970年代，在陜北，在曾經(jīng)遭受土匪襲擾和戰(zhàn)亂破壞的甘泉縣洛河川的北溝區(qū)域，依然保留著“鄉(xiāng)紳”文化，“鄉(xiāng)紳”們在關(guān)鍵時期能夠擰成一股繩，共同為鄉(xiāng)民請愿。 我們的老師 聽同學們講，原來有個緱穩(wěn)賢老師是陜西師范大學畢業(yè)生，在梁莊學校教了兩年書，很受同學們的歡迎。由于他教學水平高，已經(jīng)調(diào)到甘泉縣中學任高中語文教師了。我的班主任盧敏振老師是甘泉縣中學高71級畢業(yè)生。這屆高中生中北溝僅有兩名，之前，北溝還沒有高中畢業(yè)生呢。盧老師給我們帶語文課，他教學非常認真，對課堂分析、學生朗讀、要點提問及課外作業(yè)都抓得很緊，一些學生感覺到壓力很大。由于我平時涉獵的課外讀物比較多，又喜歡觀察和與別人交流，在盧老師寬松的作文寫作環(huán)境下，我的作文往往一寫就是兩三千字，贏得了老師和同學們的贊許。盧老師也常常拿著我的作文給其他老師看。楊華老師大學肄業(yè)，他的夫人在楊家河代銷店賣貨，也為供銷社代收雞蛋。我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返校，經(jīng)常和楊老師幫他夫人擔雞蛋，這些雞蛋要送到梁莊供銷社。楊家河離梁莊10里路，我們兩個人每一次只擔一擔雞蛋，一路換著擔，一路聊天。我問楊老師，你為什么是大學肄業(yè)而不是畢業(yè)。他說，他從延安中學高中后，考上一所醫(yī)學院，并且入校學習了一段時間，結(jié)果遇上三年困難時期，他們這批學生中許多同學被削減回家了。我問楊老師，你學習過醫(yī)學，一定知道藥品治病的原理吧，給我講一講吧。楊老師笑著說，你在考我啊，我也沒有學多少，不過知道一些，比如，人體有炎癥，就必須用消炎藥消炎，感冒發(fā)燒，就必須用退燒藥退燒；還有，缺乏某種營養(yǎng)、某種元素，人體就會發(fā)病，比如，缺碘就會得大脖子病……楊老師是教數(shù)學的高手，在他的啟發(fā)下，我在數(shù)學方面經(jīng)常會產(chǎn)生一些奇思妙想。學校有兩位北京知青老師：汪起、吳研起。我們升到七年級，汪老師給我們帶語文、物理、化學。他是老三屆高中生，知識面很寬。我在上六年級時，喜歡寫詩，學習了毛主席的詩七律《長征》，就模仿著寫幾首每行七個字的八句詩。一個晚上，我在灶房自習時，汪老師來看我。他看到我寫詩，便給我上了一課。他說，《長征》是格律詩中的七言律詩，寫作不僅要押韻，而且要求格律嚴密，詩句字數(shù)整齊劃一，由八句組成，每句七個字，講究平仄和對仗，讀起來像唱歌一樣好聽，比如第一二句可以這樣寫：“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汪老師講的格律詩知識讓我豁然開朗。吳研起老師雖然不給我們帶主課，但他負責學校的宣傳、青年團、廣播室、資料室等等業(yè)務(wù)工作。他在延安師范美術(shù)班受過訓練，畫畫寫字很好，還經(jīng)常指導我畫畫，讓我的胡寫亂畫水平有了些提高。付云生老師在梁莊學校給我們上了不到一學期的數(shù)學，也是一位教數(shù)學的高手。我在學習語文課方面，可以說是一個幸運兒，不僅有盧老師的用心栽培，汪老師的特殊輔導，還有，那個在學校打雜的安輝老師相助。他在灶房幫廚時，看到我早晨預習功課，偷偷說，你有不懂的地方問我。那時候是沒有學習輔導材料的，就是字典也沒有，幸虧我在延安帶來一本“WG”味很濃的字典，可以幫我一些忙。但是，在自學的過程中往往還是遭遇到難題找不到解決的辦法。安輝老師恰巧幫了我在語文學習方面的很多次忙。當時，我自然不敢聲張安老師指導我學習這件事。后來我才知道，安老師是陜師大的老牌大學生，由于歷史問題，不能夠被正常使用，而且成了名副其實的“運動員”，經(jīng)常站臺挨批斗。我高中畢業(yè)后在生產(chǎn)隊勞動，聽我們村的喬殿高老漢講，他到長慶油田建設(shè)工地出民工，甲方在年紀大一些的民工中挑選一個保管員，問被下放農(nóng)村后出民工的安輝老師識不識字，安老師說自己有文化，是大學畢業(yè)生；又問喬殿高老漢同樣的問題，喬老漢說自己斗大的字不識一個。結(jié)果是，喬老漢被錄用了，安老師被淘汰了。后來，安老師平反后，被安排到他的家鄉(xiāng)洛川縣當縣中學歷史老師。甘泉縣的一位學生隨父母到洛川縣中學讀書，歷史課恰好由安老師教授。這位學生對學習歷史知識很執(zhí)著，還喜歡考古，他在田野里撿拾到一些陶片，便去請安老師給予鑒別。安老師很快就能夠說出個一二三……后來，這位學生成為陜北知名的青年考古愛好者，他的名字叫王永崗，在考古重量級刊物上發(fā)表過多篇文章。他說，安老師是他在考古方面的啟蒙老師。校長劉志忠給我們帶政治課。那時候，階級斗爭講的很兇猛，劉校長讓我們把有關(guān)階級斗爭的資料牢記于心。同學們有專門的本子，抄寫那些講階級斗爭的段子，還要背誦、考試，比如毛主席說的“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等等。也好，我們居然把這些“圣言”全部背誦了下來。劉校長平時戴一頂草綠色的軍帽，顯得十分莊嚴，同學們都很害怕他，安老師被他教訓得像“龜孫子”一樣的老實，從來不敢輕舉妄動。而我感到劉校長還是很和藹的，對我這個地主成分的學生也很關(guān)心。他的夫人是灶房的大師傅，給大家做飯，我放學以后就會給灶房擔水，覺得這是應該做的。之后，灶房又換了的兩任大師傅，我也會幫忙擔水，而且形成了習慣。我們六年級的物理老師樊建祥是陜南人，教書很在行。他有一把自己的鐵锨，鐵锨把子涂了淺黃色的油漆，下部寫著“農(nóng)業(yè)學大寨”五個紅色的字。他喜歡鼓搗一些電器，但那時候梁莊還沒有電。公社知道他有這個愛好，就把他抽調(diào)到公社廣播站幫忙。記得樊老師在物理課上講，我國制造出了第一臺雙水內(nèi)冷發(fā)電機，這是當時的國之重器。我向樊老師求教，什么是雙水內(nèi)冷發(fā)電機？他說沒有資料作解釋，他也不太懂，說等他了解清楚再回答我。我高中畢業(yè)后到公社廣播站工作，在王坪學校見到了樊老師，他好像正在辦公室為老鄉(xiāng)維修收音機，師生見面無話不談。以后，我就不知道他的情況了。張廷杰老師1957年從綏德隨親人來到甘泉，考上甘泉縣中學初中，后轉(zhuǎn)入延安師范甘泉民教班，1960年畢業(yè)后，來到許寨小學教書，在北溝教書10多年后調(diào)到甘泉縣中學。1973年，我上七年級時，他從甘泉縣中學調(diào)回梁莊學校給我們帶歷史課。當時的歷史課本充斥著儒法斗爭和階級斗爭的主線，薄薄的一本書從原始社會講到現(xiàn)代，學生基本學不到什么。但我還是記下了張老師講的一些知識點，如秦始皇焚書坑儒、商鞅變法等。 還有兩位“老師”我必須提一提，他倆都是學校灶上的炊事員。1972年下半年，學校灶上來了一位姓賀的大師傅，他是子長人，光棍漢，性情比較直爽，下班后喜歡和學生們一塊打籃球。由于我和他同住在一個很小的宿舍里，就多了和他交流的機會。他喜歡說鄉(xiāng)間的黃段子，比如“陜北四大”，其中有“四大硬”、“四大軟”、“四大尖”、“四大香”、“四大圪抽”等等，“四大寬套”是這么說的：“說大話，放響屁，城壕里巴屎，校場里睡。”他看似很有硬漢子氣概，其實又很懦弱。我剛學會下棋，他整天纏著要和我對弈，玩著玩著，我的棋藝大有長進，把他殺得慘不忍睹。贏上一回兩回也就罷了，經(jīng)常不給他面子，他會面紅耳赤，有時都快要淚眼了……哎，算了吧，我決定不下棋了，不管是誰，都不下了。有時候，賀師傅還會耍點鬼心眼……一天，灶上好不容易做肉菜，給大家打牙祭；不巧，來了一位客人，大家只好勻出一份肉菜讓客人吃。賀師傅將香噴噴的肉菜分成12份，每個人一份。結(jié)果，居然在大家眼皮子底下少了一份肉菜！賀師傅大吼，誰多端了一份肉菜啊，啊！當灶房管理員的張文發(fā)老師讓賀師傅再找一找，看是不是放在哪個看不見的角落里。賀師傅找遍了灶房，并且把米柜打開讓大家看。張文發(fā)老師說，算了算了，少就少了……晚上，老師們辦公室的油燈都熄滅了，躺在炕上的賀師傅一滑溜起來，神神秘秘地對正在小小油燈下看書的我說，咱倆該享受一下了吧！嘿，他不知從哪里端出了一份肉菜，并放在了火爐子上加熱。我無法拒絕這餐怪異的盛宴，但我還是想問賀師傅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等我問，賀師傅說：“我就是不想讓狗日的白吃這碗肉，咱倆為灶房受苦最多（空閑時，我經(jīng)常幫賀師傅給灶房挑水），應該補一補！”賀師傅只做了一個學期的飯，就辭工走人了。1973年初，我們班的同學許耀旺的父親許占元成為繼任大師傅。許師傅是北溝有名的編草篩的匠人，當然是利用給生產(chǎn)隊干完農(nóng)活的空余時間才可發(fā)揮自己的專業(yè)特長。他干活利落，性子急躁，善于鉆研手藝。一天，學校來了一位編織席子的師傅，他認真觀摩，誠心拜師，終于學會了收席角這一絕技。學校經(jīng)常有一些雜活會給許師傅做，如，學校打了一口水井，攪水的轆轤以及支架等，張文發(fā)老師讓許師傅來做，我自然就成了許師傅的小工。他帶上我去找尋合適于做轆轤材料的榆樹，然后用大鋸將相中的榆樹鋸倒，再截下所需要的木轱轆。拉大鋸需兩個人配合用力。我的力氣小，且動作總是慢半拍。許師傅不斷地調(diào)教我，甚至于發(fā)火，說我這么精精靈靈的娃娃，怎么干活就這么怠慢。我心中頓時萌發(fā)了要徹底改變“慢”這個毛病，爆發(fā)出了與我年齡完全不相匹配的力氣。許師傅高興地說，這就對了，年輕人嘛，干活就要有一股子蠻力氣。這活干完了，我的頭發(fā)像潑了一馬勺水一樣，水淋淋的，上衣也完全濕透了。賀師傅教會了我，與人相爭，得饒人處且饒人。許師傅教會了我，干工作謀事業(yè)，必須具備忘我的精神。 1973年9月，梁莊學校部分教師合影。前排左起：王忠蘭、劉志平、付云生、吳硯起；后排左起：薛增光、盧敏振、汪起、張文發(fā)、楊華。 辦學的簡史 說到梁莊學校，還得稍稍回顧一下北溝的教育史。北溝是一條較大的溝，從溝口到溝掌的最后一個生產(chǎn)隊——邢家河，大約有40里路。整條溝當時有七個大隊，二十多個生產(chǎn)隊，人口占王坪公社總?cè)丝诓畈欢嘁话搿Ａ呵f這個村子位居北溝的中心位置，把一個七年制學校辦到這里是再合適不過的了。但是，全國解放初，北溝是甘泉縣的一個鄉(xiāng)，區(qū)政府設(shè)在川道里的王坪村，后來又設(shè)在下寺灣，鄉(xiāng)政府則設(shè)在許寨村，因而，本鄉(xiāng)的第一個公辦小學也就設(shè)立在了許寨村。最早在許寨小學畢業(yè)的學生有胡福喜、魏德治、王文堂等人。那么，當時為什么把許寨作為北溝的中心呢？這一問題回答起來很簡單，當時乃至更早，北溝人甚至于上洛河川的人要到城里賣出買進，首選的是去延安，而不是下甘泉，那就要選捷徑道走山路，許寨村就成了必經(jīng)之要道了，當然，許寨村自然也就占據(jù)了北溝的中心位置。在“文革”前期及更早，北溝的孩子要想上高小，是要吃很多苦的。孩子們只能就地讀書至四年級，五、六年級則要到王坪或者下寺灣去讀；這就需要翻山越嶺了，其困難是可想而知的。據(jù)王坪村的張宏魁老人講，1930年代初，王坪村的人還在山頂?shù)恼由暇幼?，那時寨子上就有了小學。洛河川鬧紅，劉志丹的紅軍趕走了流竄搶劫的各路土匪，寨子上居住的人們才敢重新回到在川道上的家里了。據(jù)調(diào)查，“文革”之前和“文革”前期，北溝只出了兩三個初中畢業(yè)生；1971年畢業(yè)的高中生，北溝也僅有兩位。上世紀60年代后期，正當全國上下轟轟烈烈鬧革命的時候，北溝卻成了一片發(fā)展教育的熱土。當時，梁莊最先有了完全小學，北溝的孩子上高小再也不用翻山去王坪、下寺灣了。1968年，以劉志忠、張廷杰、丁志雄等為教師代表，以賈聚旺、曹文章、張宏富、趙月富等為貧下中農(nóng)代表，商討創(chuàng)辦梁莊七年制學校，決定在沒有上級撥款的情況下，北溝七個大隊共同完成建校任務(wù)。然后，由劉志忠?guī)ш?，七個大隊各派一名代表參加，來到縣城，到負責教育工作的馬興俊的辦公室，匯報創(chuàng)辦梁莊七年制學校的事宜。馬興俊當場表示，擁護貧下中農(nóng)代表的決定。就這樣，創(chuàng)辦梁莊七年制學校的請示，在這種非正常狀態(tài)下得到了“批準”?？h里能夠支持的也僅僅是多派了幾位教師，建設(shè)經(jīng)費和日常辦公費則無從談起，也不可能在財政預算中列支。七個大隊也只好發(fā)揚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派出勞動力伐木材、燒磚瓦、燒石灰、建房子。客觀地講，那時，梁莊七年制學校還是個“黑戶”，直到1972年夏季，才得到縣主管部門的正式承認，并任命薛增光為校長，原學校負責人劉志忠調(diào)到橋鎮(zhèn)公社任教育專干。從梁莊七年制學校辦學的歷史可以看出，在當時那樣的困難年代，國家根本沒有能力在如此偏遠的山旮旯辦一所“戴帽”中學。如果沒有北溝老百姓辦學的強烈愿望和執(zhí)著與執(zhí)拗，這所學校很可能要等到改革開放以后才可能辦起來。那么，北溝在1970年代也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才走出山溝了。 1971年5月，梁莊學校全體學生與教職工合影。 溫馨的校園 1972年初夏，縣里決定召開全縣中小學生運動會，要求每個學校都要選拔運動員參加。于是，梁莊學校開始積極籌措本校的運動會，在河灘臨時開辟出了一條50米長的跑道，還挖了一個跳遠的沙坑。我曾經(jīng)在延安上小學時接受過一點賽跑、跳高、跳遠的基本技能訓練，還參加了一次延安城區(qū)中小學生運動會，在梁莊學校參加這類比賽也就駕輕就熟了。我得到很多個獎，獎品是軟皮筆記本，一下掙到一沓筆記本。學校的比賽結(jié)束后，大家都安下心來進入日常的學習了，誰也沒有想到還要去縣城參加比賽?？赡苁青]路不暢的原因吧，當然，那時候梁莊也沒有電話，學校收到參加縣里運動會的通知及本校運動員名單時，運動會已經(jīng)開幕了。劉校長讓汪老師趕快把參加縣里運動會的同學集合起來，要求以最快的速度趕往縣城。我也是其中的一員，記得劉校長不知道從哪里雇了一臺手扶拖拉機，汪老師帶著我們十多個學生擠在這臺拖拉機上出發(fā)了。到了甘泉才知道，比賽已經(jīng)開始，我們每個人的號碼牌都被提早趕到的王坪學校校長領(lǐng)走了，并讓他們學校的學生代替我們參加比賽。我參加的項目有跳高、400米跑步，跳高讓王坪學校的學生給代替了，400米賽跑我自己參加了，但沒有得到名次。其實，我根本就沒有訓練過400米賽跑，不知為何這一項目名單上有我。其他同學也和我大致一樣，被別人代替的代替了，參加了比賽的也沒有拿到名次。我們班的劉喜梅是個例外，她被列入低齡組的女子乒乓球多個比賽項目，拿了好幾個獎，其原因是，這個級別的女子乒乓球比賽運動員很少，只要參加便有獎勵，獎品是比較高級的筆記本。峁玉華在乒乓球等項目的比賽中很是賣力，但是也沒有獲得獎勵。汪老師做通了劉喜梅的工作，把她得到的筆記本轉(zhuǎn)贈給了峁玉華一個，這也算是對先進者的一個鼓勵吧。我覺得，大家在這次運動會上更大的收獲是開了眼界。有的同學在這之前，連縣城都沒有到過，看到公路上來來往往的車輛，都能高興得跳起來。運動員的伙食標準還是很高的，我們每天都有肉吃。有一位同學感動地說，娘肚子里出來還沒有吃過這么好的飯菜呢。我們住在縣中學的學生宿舍里，使用的鋪蓋是在縣中上高中的梁莊學校校友的。看來，這也是運動會組委會和我們梁莊學校的提前安排吧。“六一”本來是兒童們的節(jié)日。但“六一”卻是北溝所有學校老師和學生的狂歡日。這一天，北溝的每一個學校都要帶上自己的文藝節(jié)目，老師和學生們列隊進入梁莊學校的大院子，參加一次歡慶大會，舉行一次文藝表演。晚上，梁莊學校還要放映兩場電影。記得這天，其他學校的老師也可以在梁莊學校灶上吃一餐飯，做飯的人手不夠，還請了幾個女同學包餃子，我們班的劉曉琴、劉喜梅等同學就參與了這項服務(wù)。梁莊學校也是北溝民眾集會的場所。每到冬季，公社會在這里舉行一次社員大會，各大隊的社員要敲鑼打鼓、高舉紅旗進入會場，先進者上臺交流經(jīng)驗，落后者接受領(lǐng)導批評。記得那時，許寨大隊是全縣學大寨的先進典型，駐隊干部賈志祥在大會上介紹經(jīng)驗，說，許寨人“一人一把锨，寨子山上鬧革命！”有時候，公社還會組織各大隊文藝匯演，也會請縣里的文藝隊演出。那時候，廣播上整天播放陜北民歌，到處都在唱《山丹丹開花紅艷艷》、《軍民大生產(chǎn)》、《翻身道情》……梁莊學校也舉行革命民歌表演比賽。七年級不甘落后，汪老師參與我們班的排練與組織，將《山丹丹開花紅艷艷》這首民歌分解成了男女聲獨唱、女聲合唱、男聲合唱、男女聲合唱等若干個小節(jié)。我的嗓音、樂感雖然比較好，但不擅長文藝表演，汪老師卻選拔我來做指揮，并手把手教我指揮的基本要領(lǐng)，2/4、3/4、4/4節(jié)拍的基本打法等等。我用心學習，在較短的時間內(nèi)掌握了打拍子的方法。我們班由于表演出色，獲得了學校的最高獎勵。兩根粗木桿各釘一塊木板，上面掛上籃筐，再找一塊空地分別一栽……這個梁莊學校的簡易籃球場，設(shè)在供銷社前面那塊莊稼地里。薛校長上任后，在學校右側(cè)高臺上開辟了一塊空地，把籃球場搬了過來。這個場地雖然也不夠尺寸，但比原來那個場地寬敞多了。薛校長個子高，中學時期是學?；@球隊的隊員，打籃球是一把好手。他經(jīng)常和我們一塊打籃球，有幾個同學在他指導下，技術(shù)水平提高很快，比如峁玉華，三步跨欄、帶球過人等動作都非常嫻熟了。薛校長還親自動手用磚頭砌了一個固定的標準乒乓球臺，比原來那個木板乒乓球桌好多了。梁莊學校還積極參與縣里的各類培訓。盧老師在暑假接受了體育課中的隊列基本訓練，回到學校后，由他抓全校的隊列訓練，讓學生們懂得了立正、稍息、齊步走、向左向右轉(zhuǎn)、向后轉(zhuǎn)等等的基本要領(lǐng)，使得全校隊列和出操水平很快就得到提高了。記得我剛轉(zhuǎn)入六年級的時候，縣上要求各學校派學生到縣文化館接受講革命故事的培訓。我們班的許耀旺同學被派往學習班參加培訓。他回到學校給大家表演了拿手好戲——《百雞宴上斬欒平》，惹得大家捧腹大笑。那時候，上面似乎對教育工作慢慢地開始重視了，上級給了學校幾大包圖書、幾箱子教學儀器。由于在鄉(xiāng)村找不到課外書讀，我的閱讀狀態(tài)一直處于“饑餓”之中，想不到學校突然有了很多的書，那我就捷足先登了，手捧著嶄新的《艷陽天》，還能夠聞到書香味呢。我不僅很快讀完了三卷本的《艷陽天》，還讀了《沸騰的群山》、《閃閃的紅心》、《高玉寶》、《牛田洋》、《海島女民兵》等長篇小說。這是當時很難享受到的文化大餐，而我似乎還嫌不夠，到處打聽誰家有書，從小學生張希峰那里得知，他爸爸張廷杰老師還有一些藏書，我便迅速跑到他家搜騰，找到了很多本“文革”前出版的連環(huán)畫。大約是1972年冬天吧，聽說縣城的電影院放映寬熒幕朝鮮彩色電影《賣花姑娘》。老師動員，誰愿意去看就報名，結(jié)果初中部的六、七年級很多學生報了名，還有一些小學高年級的同學也報了名。記得盧老師當天就領(lǐng)著我們踏雪行走60里路趕往縣城。我們到達縣城時天已經(jīng)黑了，在縣中讀書的梁莊學校校友們從學生灶上給大家打來了飯菜。我的飯菜是馬廣泰打的；晚上，我還睡在了他們的宿舍里。大家的電影票是在縣中學工作的張廷杰老師代買的。我們在縣中學還借了板凳，每人一個，必須帶上，因為那時電影院還沒有座椅。同學們中有很多人是第一次進電影院看電影的，看到那么大的銀幕感到很新奇，不由自主地發(fā)出贊嘆聲。當電影演到苦難的情景時，全場的觀眾好像都哭出了聲……參加各類勞動是大家十分高興的事，尤其是夏收和秋收，大家可以集體出動，在各生產(chǎn)隊的田地里使出渾身的力氣，比賽收割的技巧和速度，那些勞動好的同學就可以美美地炫耀一下自己的能耐了。關(guān)鍵的是，大家一定能夠每天都吃上大鐵鍋燉羊肉，這在家里連想都不敢想。同學們要起得非常早，趕吃早飯時分，就要到有收割任務(wù)的生產(chǎn)隊。特別是夏天收麥子，這叫做龍口奪食，有的生產(chǎn)隊希望大家拼命干，專門給同學們供應腰干糧，就是在早飯與午飯之間，給同學們打個尖，吃兩個白饃饃，這樣大家就會堅持收割到一兩點鐘后再吃午飯……我還保留下了1973年我們班秋收時的日志，從中可以看到同學們積極勞動的狀態(tài)。 1973年秋天，作為班長，我記下了全班幫助生產(chǎn)隊秋收的筆記。 同學們有時還要走出校門，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記得1973年暑假后剛剛開學，遇上黨的十大召開。可能是上面的要求，學校師生要深入每個生產(chǎn)隊宣講十大精神。大家一直在等待學習資料送到學校，差不多等到天黑時分，資料才送到了學校。這些學習資料原來是延安地區(qū)編印的《農(nóng)業(yè)學大寨》報紙，上面全文轉(zhuǎn)載了十大的新聞公報。汪老師和我為一路，去的地方是我家所在的生產(chǎn)隊——邢家河。我忐忑不安，邢家河的生活、居住條件都很差，尤其是我家……到了生產(chǎn)隊天早已經(jīng)徹底黑了，社員們都集中到喬殿高家的窯里了，我們也就開始宣講了。汪老師讓我念十大新聞公報全文，我用普通話順溜地念完了。晚上，汪老師就住在喬殿高家的土窯里。第二天早上，汪老師在我家用餐，我爸爸特意給汪老師做了蘑菇面，蘑菇是現(xiàn)采的山間的野生雞腿菇。那個破窯洞，那個環(huán)境，那碗面……不知道汪老師會有什么樣的感覺，我不敢問……后來，我爸爸給我講了滿清被推翻之后北京和西安滿人的悲慘遭遇，讓我問汪老師，他的祖上是不是旗人。這，我哪敢問??！ 1973年8月31日，延安地區(qū)編印的《農(nóng)業(yè)學大寨》刊登的《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新聞公報》。當時，梁莊學校的老師和中學部的同學就是拿著這張報紙下到生產(chǎn)隊宣講十大精神的。 學校午休的時候，由于路遠，大多數(shù)同學都不能回家，大家?guī)砹烁鞣N干糧作為午餐食用。有的同學帶的是炒面，這種炒面可不是城里飯館里賣的那種用煮熟的面條炒出來的炒面，它是將軟糜子炒熟，然后用石磨推成粉，食用時，把適量的開水倒入其中，再用筷子慢慢攪拌，形成塊狀后即可食用；有的同學帶的是熟米，熟米的制作工藝是將糜子煮熟晾干，然后再用鐵鍋炒至焦黃，之后用石碾子去其皮，碾出來的米便是熟米，如果加入一些炒豆子就更好吃了，食用時，只要倒入適量的開水泡一泡即可，當然也可以不用水，干著吃。許多年后，我讀了一些歷史書籍，發(fā)現(xiàn)炒面、熟米這兩種食品可是不簡單啊。在古代，這些食品是我國北方兵士長途跋涉和作戰(zhàn)時的軍用干糧。你只要關(guān)注一下朝鮮戰(zhàn)爭中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官兵攜帶的干糧，就會發(fā)現(xiàn)，原來陜北的炒面居然也是抗美援朝的功臣呢！午餐時間，也是同學們嬉鬧的好時段，大家有說有笑，還不時交換食物，品嘗別人的干糧。有的同學拿來麻塵糕，便有人會戲弄他小氣，不給大家分享，說：“麻塵糕，灶火燒，客來了，燒好了；客走了，燒焦了！”農(nóng)村的孩子比較誠實，他們中間一般不會有城市孩子中的那些小混混，也沒有以故意欺負別人而取樂的壞孩子。但他們的玩耍項目也非常的少，只好將幫助家人干一點農(nóng)活、采一些山貨為樂趣。而同學之間開個玩笑、取個樂子也還是有的。一位同學問另一位同學：“你大給你問哈xiu子沒有？”另一位同學就會加大語氣反問道“你大給你問哈xiu子沒有！”我常常會聽到男同學之間好像是一種調(diào)侃似的問話，而且并沒有什么惡意。后來我才明白，他們問話意思是家里給你定下親了沒有？“媳婦子”三個字說得快了就成了“xiu子”。城市與鄉(xiāng)間的距離并沒有多么遠，為什么社會風俗的差異會那么大呢？那么小的年紀，家里為什么要給其定親呢？慢慢地，我也就明白了。那時候，在鄉(xiāng)村定親是要花錢的，一般男方要給女方彩禮四五百塊錢，糧食若干擔，到結(jié)婚時還要給女方衣物若干身，布料要什么凡里丁、毛嗶嘰、條絨等等的。有些家庭積攢一點錢財是一輩子的事，有了錢財就會給自家的男娃訂上一門娃娃親；否則，等到孩子長大了，那點錢財散盡了，就什么也沒有了。我們班的喬大牛，父母早亡，跟爺爺奶奶生活，大人早就給他說哈xiu子了。想想看，年邁的祖父母如果過早離世，扔下這個孫子又沒定下一門親事，那可怎么辦呢？ 在梁莊學校，學習雷鋒有突擊性的行動，也有固定性的項目。突擊行動無非是給就近的生產(chǎn)隊積肥送糞、打掃公共場所的衛(wèi)生等。記得梁莊有一戶姓梁的五保戶，老夫妻年紀高邁，無兒無女，住在大路邊的一孔爛石窯里。我們班負責長年給他家擔水，這是學校學習雷鋒活動的固定項目之一。他家盛水的容器是一個巨大的石頭水甕，可以盛五六擔水之多。我們每一次擔水，都會把石頭水甕倒?jié)M，這樣，就不需要每天擔水了。老夫妻是和善之人，梁老漢總是笑瞇瞇的；老婦人可能受過精神刺激，經(jīng)常會吵吵鬧鬧，但是對待我們卻很和藹。他家院子里有一盤石碾子，有一次，薛增光校長和幾位老師使用石碾子壓糕面，老婦人笑著對正在推碾子的薛校長說，你戴著蒙眼殼殼呢，就不怕你偷的吃了！薛校長立刻反應過來，老婦人是在和自己開玩笑呢，也大笑了起來。原來，薛校長是近視眼，戴著眼鏡。一般來說，家庭做碾子上的活兒，都要使用毛驢，為防止毛驢偷吃碾盤上的糧食，必須將其眼睛用布簾或藤條編織的眼罩蒙上……看來老婦人也是一個幽默之人，“罵”薛校長是碾道里干活的驢兒。 廣闊的天地 學海無涯苦作舟，三人行必有我?guī)煛?lt;/p>在學校之外的廣闊天地，對于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世界，新鮮事物撲面而來，讓我應接不暇。別人可以熟視無睹的事物，我卻需要精心觀察，虛心求教。有時候，星期六我也不回家，到了星期天，就會和梁莊的同學贠劉成、梁毛小、梁隨信上山砍柴、采櫻桃等，或者自己看上一整天的書。一個初夏星期天的早上，我站在學校鹼畔上觀賞小河里泛起的絲絲白霧……9點多，還不到放羊的時分，攬羊的米換他爸爸早就來到了學校鹼畔下面的羊圈旁，讓一個娃娃拿來一只大號洋瓷碗，把羊圈柵欄打開一個縫隙，讓娃娃們鉆進去給他逮羊羔羔。他看是公的，就把其身子夾到自己的褲襠里，讓后腿和屁股朝上，然后用剪刀將包裹小蛋蛋的皮肉剪開一個口子，用嘴巴和牙齒把小小的睪丸撕咬出來，然后再從口中吐到大號洋瓷碗中。大約一個小時后，幾十只公的羊羔羔就被這位牧羊人給活生生地閹割了。我問，干大，你要這些小蛋蛋有用嗎？米換他爸爸說，憨娃娃，這是好東西，大補，我要吃掉它！一群羊中有母子、羯子兩種羊。母子就是母羊，是用來繁育后代的；羯子就是被騸了的公羊，是用來食肉的。大多數(shù)公的羊羔羔在一兩個月后就要被騸掉，變?yōu)轸勺?。留下的公羊則要放在綿羊群中放養(yǎng)，同樣，公的綿羊也可以放到山羊群中放養(yǎng)。公羊也叫騷胡，或者叫犵羝。等到冬日，放幾只犵羝進入羊群中與母羊進行交配。母羊冬日懷孕春日產(chǎn)子，待到青草長出來了，羊羔羔也就可以斷奶了，這樣就可以保障羔羊有較高的成活率。我們村有一頭超大的公牛，叫大黃，力大無比。一個生產(chǎn)隊的公牛也不能夠留的太多。小公牛一般逃不過被“錘”的命運，所謂“錘”就是要將其睪丸用麻一類纖維物質(zhì)包裹纏繞起來，然后用錘子擊打，使其這一器官壞死。被“錘”了的公牛長大后叫犍牛，耕地的力氣很大。母牛一般叫牲牛，雖然它負責繁育牛犢，但也要終生勞作。驢、馬中的公子，也是這個下場，不過被騸之后，叫騸驢、騸馬，沒有被騸的稱其為叫驢、兒馬；母驢、母馬則被稱為草驢、騍馬。至于騾子，則是馬與驢交配、驢與馬交配得出的結(jié)果。 1973年6月，我的一篇日記，寫的是我和同學上山采摘櫻桃。 我在暑假、寒假期間也參加生產(chǎn)隊的勞動，主要是為了掙工分，同時也曾長了見識。我們生產(chǎn)隊種的莊稼，大面積的是糜子和谷子，其次是各類豆子，再次是玉米、小麥。由于我在延安中學讀書時，深受段老師農(nóng)基課的影響，有點對植物學著迷，也就想了解有關(guān)這些糧食作物的方方面面知識。我們上七年級時，在語文課本上已經(jīng)學習了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其中所說的“米粟”是什么呢，許多年后我深究了一下，“米粟”就是糜子和谷子去了皮后的米，也就是黃米和小米。糜子，古稱稷、黍；谷子，古稱稷、粟，亦稱粱。這是我國最古老的糧食作物。1972年，北溝普遍推廣種植“大八趟”、“小八趟”玉米，及“哈擔八”小麥。據(jù)說，“大八趟”、“小八趟”是引進的朝鮮白玉米，產(chǎn)量高，但是北溝的無霜期短，不等這兩種高產(chǎn)玉米成熟，就降霜了，結(jié)果導致大面積玉米遭霜打而減產(chǎn)?！肮恕笔且M的烏克蘭黑小麥，老百姓俗稱，這種小麥即便是“哈”了（因干旱而減產(chǎn)）每畝地也能夠收獲一擔八斗。其產(chǎn)量確實高，但是人吃了后會脹肚子、放臭屁。深究一下，小麥和玉米也都是域外傳來之物。小麥是西亞地區(qū)的糧食作物，大約在4000年前就開始慢慢傳入中國，使中原地區(qū)種植的黍、粟逐漸被小麥所替代。玉米原產(chǎn)于美洲，哥倫布發(fā)現(xiàn)美洲大陸后，玉米開始向世界各地廣為傳播，到了明朝末年，陜西就開始種植玉米了。小麥、玉米在古代中國大面積種植，是我國在近代之前走向繁榮富強的重要因素之一。農(nóng)民是非常辛苦的，沒有白天黑夜地勞作，遇到歉收的年份，就連全家人的肚子都混不飽。我觀察到，鄉(xiāng)村中一般每十戶人要出一個長年勞動力，參與各級的各種工程建設(shè)，而且是義務(wù)勞動，不給掙錢，口糧自帶，工分則由本人所在生產(chǎn)隊記取。我們邢家河生產(chǎn)隊一般長年在外的義務(wù)勞動力大約1.5人，如果加上零時外出的義務(wù)工，大約要兩個人以上，這還不算冬季農(nóng)田大會戰(zhàn)出動的勞動力。這樣算來，每個生產(chǎn)隊的總出勤工日中，至少有20-30%是貢獻給了國家的。高中畢業(yè)，我曾經(jīng)到甘道渠建設(shè)工地兩度當民工，接觸到一些官方的宣傳材料，所謂對建設(shè)投入的表述是，投工投勞多少多少，為國家節(jié)約資金多少多少。老百姓打下的糧食，首先要保證完成國家的公購糧任務(wù)，然后再考慮大家的分配和集體提留。公糧其實就是農(nóng)業(yè)稅，所謂的皇糧國稅，必須按時上交。購糧則是實行糧食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之后，國家要保障城市人口的糧食供給，向農(nóng)民統(tǒng)一收購的糧食。統(tǒng)購糧食是強制性的，價格不可議，任務(wù)不可減，時間不可遲，除非遭遇天災，購糧任務(wù)才可以減免。由于我從小生長在城市，知道一些城鎮(zhèn)人口供應糧的情況。我們陜西的城鎮(zhèn)人口的糧食供應量標準，以成人為例，普通市民每月27.5斤，干部和初中以上的學生每月30斤，工人，則根據(jù)其勞動強度的高低執(zhí)行不同的供應標準。供應糧的品種不同價格也不同，售價一般在0.1元—0.17元之間，如延安城區(qū)向城鎮(zhèn)居民供應的普通面粉，每斤售價0.161元，玉米面，每斤售價0.102元。而向農(nóng)民收購糧食的價格，也自然會低于這個價格。我也知道黑市上的糧食價格情況，在一般年份，延安城內(nèi)黑市的小米價格為0.4元—0.55元。國家管的再嚴，私糧交易的現(xiàn)象還是存在的，也是必須的。因為，有一大批流動工人，沒有口糧、沒有糧票，包工頭必須在黑市上給他們采購糧食。還有，與有糧本的人結(jié)婚的無糧本者，以及糧食不夠吃的城鎮(zhèn)人口，都需要在黑市上購買糧食。糧票雖然說是一種無價票證，其實，它比私糧還要搶手，黑市上一斤面額的糧票能夠賣0.2元以上。許多年后我才知道，農(nóng)民之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前那么貧窮，主要是國家實行經(jīng)濟上的剪刀差政策，讓農(nóng)民多做貢獻，用以投入城市建設(shè)和工業(yè)建設(shè)。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之前的二三十年，我國的城市建設(shè)和工業(yè)建設(shè)，農(nóng)民是出了大力的，而且是隱形的，無償?shù)模瑹o聞的，也不可能計算出每一個生產(chǎn)隊、每一個社員到底給國家做出了多大的貢獻。而國家財政給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農(nóng)民的投入又是極其有限的，比如，梁莊七年制學校是由北溝的老百姓自己投勞建設(shè)的；北溝那么多的民辦教師也都是由各生產(chǎn)隊供養(yǎng)的，地方財政僅給每個民辦教師每月10元錢的補貼。只是近多年來，國家財政支出能力強大了，才開始慢慢反哺“三農(nóng)”了。如今，農(nóng)民也有社保了，只不過少得可憐，比起有正式工作的退休人員的退休金要少的多得多，而那些為國家做出無私奉獻的農(nóng)民逝者，則永遠也享受不到這些福利了。鄉(xiāng)村中大多數(shù)人都是好人，但也有惡人。我在一個生產(chǎn)隊看到這樣的情景，一個黑戶因為饑餓，摸黑偷了村里的幾個玉米棒子，結(jié)果被隊干部抓了個現(xiàn)行。本來這是一件小事，偷玉米的人與村里人的老家都是橫山的，說不定還能攀上親戚呢，放了算了，都是可憐人嘛。但隊干部們對這位老鄉(xiāng)卻不依不饒，毫不客氣，拿出繩子把他捆綁了起來，對他進行嚴厲拷問。這位老鄉(xiāng)的眼淚珠子直往下滾，拼命求饒；而隊干部們卻避開人，一個個地偷偷發(fā)笑。我真想不明白，這幫人怎么會把自己可怕的快樂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呢？這難道不是人類的惡行嗎？我去別人家串門，很喜歡觀察人家墻上掛的相框。我對相框中的照片上穿老式解放軍軍裝的人非常敬慕，總想搞明白他們的戰(zhàn)斗經(jīng)歷，渴望他們的英雄事跡能夠激勵我前行。滴哨村有個張巨泰，是個光棍漢，又是殘疾人，他住的黑乎乎的爛窯里居然也掛著相框，而且相框里是滿滿的軍人照片。原來這是張巨泰和他的戰(zhàn)友們的照片！天下著陰雨，張巨泰在滴哨村的溝槽里的夏濕地里放牛。他披著羊毛雨簸箕，一只殘腿搭在他的T字型拐杖上，毛乎拉碴的臉上毫無表情，吧嗒吧嗒地抽著旱煙鍋，嘴里吐出的煙氣好像可以給他一點點溫暖和慰藉。我凝視了他許久，還是開口問了：“張干大，聽說你打過仗、立過功，能不能給我講一講你的戰(zhàn)斗故事？”他好像這才看到了我，將嘴里銜的旱煙鍋收了起來，朝我笑了一笑。他把那只殘腿從T字拐杖上移開，用左手抓住了T字拐杖，右手拿著趕牛棍，一拐一瘸地走開了，口里吼喊那頭走遠了的大黃牛：“給老子哪死可也！” ……這僅僅是我讀鄉(xiāng)村這本大書的開端，還有更多章節(jié)需要我一輩子去啃讀。我總是拿鄉(xiāng)村與城市比，不免會苦思冥想，總是在打問號，為什么？為什么？為什么？因為我很笨拙，對于很多事理真搞不明白。 2019年3月，邢家河的村民牛鴻章。記得我在梁莊學校讀書時，牛哥與鄰村滴哨生產(chǎn)隊的老姬趕著一輛驢拉車，被派往延安出民工。他們住在馬家灣的延安磚瓦廠，用驢拉車裝上紅磚，運往遠在太和山后的電視轉(zhuǎn)播臺工地，距離約5公里，而且有近2公里的盤山路，上陡坡時，他們必須也當牲口，使出渾身力氣扛住驢拉車往前走，否則，車子會倒退，必然是驢仰車翻。本來，牛哥和老姬不僅身體很棒，苦水也都很好，但我回延安看望牛哥時，發(fā)現(xiàn)他們已經(jīng)勞累的不成人樣了。 特殊的年份 1972年底，梁莊學校七年級畢業(yè)生遭遇全縣統(tǒng)考，升高中按照考試成績擇優(yōu)錄取，結(jié)果20多人中僅有4人通過考試，可以進入高中繼續(xù)學習。而同一個公社的王坪學校則被剃了“光頭”，最后只有一人保送進入高中學習。這一年，甘泉縣中學高中一年級只招收了兩個班的學生；據(jù)說，全縣高中考試錄取率為30%左右。1973年初，我們班從六年級升為七年級，同學們明顯感覺到學習壓力陡增。這是由于我們梁莊學校上一屆同學升高中考試不理想嗎？還是由于我們班插入了上屆多個同學？其實都不是，而是中央加強了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工作，特別是教育工作，讓全國在校學生都覺得好好學習就會大有希望。這一年鄧小平同志復出，4月，國務(wù)院批轉(zhuǎn)了關(guān)于大專院校招生必須重視文化課考試的意見。上大學要考試！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很快就在我們這座鄉(xiāng)村學校有了反應。校長和老師開始強調(diào)學習文化課的重要性了，在教師力量配備方面，學校也為我們畢業(yè)班傾斜了。楊華老師任我們班的班主任，并帶數(shù)學課；汪起老師帶語文、物理、化學等三門主課；薛增光校長帶政治課，這門課程終于開始規(guī)范起來，一改過去讀報紙的做法；張廷杰老師帶歷史課，他非常認真得給我們講課，但是由于“文革”的原因，我們的歷史課本編的好簡單，就連五千年文明史都不敢正經(jīng)八百地寫了，總是躲躲閃閃，寫哪一章節(jié)都離不開階級斗爭……好像同學們從此懂得學習了，每個人都不敢怠慢老師講課了，大家真正開始認真聽講了，也愿意回答老師的提問了。楊老師的數(shù)學課講得細致嚴謹，對同學的要求也高，讓大家打下了一定的數(shù)學基礎(chǔ)。我是一個比較喜歡跳躍思維的人，楊老師講到四邊形內(nèi)角和定律時，我畫了一個由兩個角套在一塊形成的不規(guī)則四邊形，然后畫了多條輔助線，自我求證其內(nèi)角和等于360°。我和楊老師進行了探討，他也花了時間來求證，認為我劃的四邊形不具典型性，求證方法也可能不合適，給我判了錯誤。我內(nèi)心有點不服氣，但是，由于學習緊張，也沒時間再去琢磨這類例題了。汪老師是“老三屆”中的北京高中畢業(yè)生，文理科課程都講得好，普通話、板書也為同學們樹立了榜樣。尤其是汪老師在語文課上的課文朗讀，對同學們理解句子、段落、表達、思想等等幫助很大。他在講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時，首先自己朗誦幾遍課文，然后再為同學領(lǐng)讀：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僅憑他那抑揚頓挫的準確而優(yōu)美的發(fā)音，讓很多同學都差不多把這篇古文背誦了下來。汪老師指導同學寫作文也很有一套，同學們在六年級作文寫作的基礎(chǔ)上又有了很大進步。我的作文寫作在六年級時就比較出色了，已經(jīng)懂得細節(jié)描寫，情節(jié)把控，思想提煉。上了七年級，我寫作文，尤其是寫記敘文，向獨特性、思想性方面又邁進了一步。汪老師的物理、化學課也得到同學們的一致好評。我記得汪老師講直流電路，既生動又好懂，如串并聯(lián)電路、電功率及左手螺旋定律、右手螺旋定律等，都能夠讓同學們銘記在心。化學課要比物理課好學一些，課本最后有一個圖表，歸納了堿、酸、鹽的化學反應規(guī)律。汪老師要求同學把常見元素、分子、化合價、金屬活動順序等都背下來。結(jié)果，在講到化學反應方程式時，背誦的功夫見效果了，大家都能很輕松地給予解答。我記得同學們當時都是在如饑似渴地學習，魏延娃像拼命三郎一樣，豁出命學習；劉喜梅好像數(shù)學課的學習突然就長進了，成績一下子就跳到了前面；魏和平學習很扎實，但字寫得不好，老師說，這樣會在以后的升學考試中拉分；峁玉華一直對上一次參加升高中考試憤憤不平，也是吭哧吭哧地在爬坡，數(shù)學成績也很突出。大家開始喜歡晚上自習了，晚飯之后，都能自覺走進教室，苦苦地學習。那時候梁莊沒有通電，自然也就沒有電燈，同學們每人都會自備一盞煤油燈，學習兩個小時后，鼻孔被煤油煙熏得黑黑的。這一年，大中專院校招生一改之前由貧下中農(nóng)推薦上學的做法，實行了考試升學。我們學校的盧老師考上了延安大學數(shù)學系，小學部的老師馮愛玲考上了西安的一所中專學校。對于我們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同學們看到這樣的大好形勢，感悟到了學習的重要性。不好的消息還是說來就來了。忽然間，學校組織大家學習張鐵生的《一份發(fā)人深省的答卷》。這個答卷我看寫得很好，也的確反映了當時的一種實際情況，但是由《人民日報》發(fā)布出來，其用意大家也明白了。同學們不免唉聲嘆氣，哎，上面又不讓我們好好學習了。果不其然，正當同學們信心十足、加大馬力備考的時候，楊老師組織我們畢業(yè)班學習了一個上面的文件，大意是，同學們要樹立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的思想，這一屆初中畢業(yè)生升入高中，取消考試擇優(yōu)錄取的方法，改為學生和老師、學校推薦升學，要進行政審，要徹底批判資產(chǎn)階級教育回潮。這個文件還提到，在政審中要正確對待“可教子女”升學的問題。 我的《化學》學習筆記。 我家是地主成分，我是不可教子女還是“可教子女”呢？原本，在老師關(guān)懷、同學愛護的溫馨環(huán)境中，我都把自己身上背的那口沉重的黑鍋給忘記了。想不到，在關(guān)鍵時候，上面還是要讓廣大群眾繃緊階級斗爭的這根弦，嚴防階級敵人鉆空子。我心里評價了一下自己，從六年級到七年級，我一直是班長；在班級里我最早入團，還被評為全縣優(yōu)秀團員；曾經(jīng)獲得全公社優(yōu)秀學生的獎勵……學習成績就不用說了，本來可以在全縣統(tǒng)考中比試一番，看看咱們梁莊學校學生的水平在整個考生中能夠排什么位置……唉，就算你是“可教子女”，還得要正確對待。又會怎么對待法呢？學校還邀請到了本校上一屆畢業(yè)回鄉(xiāng)勞動的陳社明同學給我們班作報告。他報告的意思大家其實都很明白——廣闊天地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升高中與回鄉(xiāng)勞動都是一樣的，都是革命的需要嘛。終于，我們學校的推薦方案由楊老師在班上宣讀了：先由全班同學推薦，然后交由學校推薦。楊老師做了動員，宣讀了政治要求，公布了百分比。記得入學比例大約30%多，也就是說30多名同學中，只可以推薦10多名同學。具體推薦過程其實很簡單，在推薦現(xiàn)場，每一位同學都要發(fā)言，公開推薦自己認為可以升入高中的同學，并允許自我推薦。在這決定命運的關(guān)鍵時刻，教室里鴉雀無聲。楊老師宣布的醞釀討論的時間超了很多，還是沒有人發(fā)言，作為班長的我，只好帶頭發(fā)言。我首先推薦了自己，然后一一將我認為可以上高中的同學姓名念了一遍。接著，同學們開始搶著發(fā)言了。推薦結(jié)果比較整齊，所推薦上去的同學都是學習和表現(xiàn)相對好的，我自己獲得了全票通過。真應該感謝學校、老師和同學們，要是有人提出我的成分問題，那就不知道會有一個什么樣的結(jié)果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失去了通過考試升學的公平機會。如果考試，說不定我們梁莊學校還會有更多的同學上高中呢，那些沒有推薦上的同學中也有學習比較好的啊。推薦升學對他們而言，是很不公平的。 我們班的畢業(yè)合影照片 我的畢業(yè)照 大地的回響 在梁莊學校的同學與校友中，我應該是一個另類。我的成分最終讓我飽嘗到了撕心裂肺般的痛苦，77、78大中專院校招生，因成分和出身，我被連續(xù)兩次初選、兩次淘汰。1977年的中專學校招生考試，王坪公社有6名考生初選，其中，我們楊家河大隊就有3人，馬廣泰、白應喜和我，也都是梁莊學校校友。白應喜上了延安衛(wèi)校，其他三人上了延安師范，馬廣泰和我都因成分問題被淘汰了。 1977年冬，梁莊學校校友到縣城參加全國中專技工學校統(tǒng)考。前排左起：畢醒世、白應喜；后排左起：許耀旺、馬廣泰。 1972年，一個叫馮云的延安的鄰居大姐姐，分配到了梁莊供銷社工作。她作為居委會的先進青年，曾經(jīng)參加了1964年延安社教工作隊的活動。她告訴我，在社教中，其實我家的成分本來定為了城市貧民，因為有人反對和平衡關(guān)系，就不得不改成了地主。1978年，我家的成分終于獲得糾正，由地主變成了手工工人。從甘泉縣中學高中畢業(yè)后，我回到邢家河當農(nóng)民，工分從九分半升到十分。一年后，我被選拔到王坪公社廣播放大站當廣播員，是公社八大員之一，每月掙35元，交給生產(chǎn)隊20元，記24個工日，合計工分240分。三年后，我進了縣城，分別到廣播電視和宣傳部門工作。在甘泉上學、勞動、工作13年。1985年8月，我回到延安，在宣傳、新聞部門工作，期間走出陜西，赴重慶讀書兩年。1992年6月，我告別生我養(yǎng)我的延安，輾轉(zhuǎn)抵達廣東安家落戶，在一家報社工作，直至退休。在中國新聞學院讀書，我受教于1980年代我國最知名的新聞界的前輩，兩年間除完成學業(yè)之外，還苦讀各類相關(guān)著作200余冊，深感世界之大，只有開放交流學習進步，才可以求得一方發(fā)展。到廣東生活工作20余年，完全融入嶺南之后，方知家鄉(xiāng)天藍地黃的可愛，粵土四季常綠的舒坦，我國由禮俗社會走向法理社會的艱難。我們這一級同學從梁莊學校畢業(yè)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47年了。我從來沒有忘記那兩年的學習生活，也沒有忘記在甘泉縣的13年。在夢中，我經(jīng)常回北溝、回梁莊學校、回邢家河，每一次都沒有回到記憶中的場景之中。我為梁莊學校的撤銷感到惋惜，更為北溝的先輩們留在金石上的文字記錄的消失感到痛苦。2006年，甘泉縣中學高75級一班同學聚會，我借機回了一次北溝，發(fā)現(xiàn)記憶中的景象已經(jīng)面目全非。后來，我問胡永發(fā)同學，梁莊廟上的那座古鐘哪里去了？那可是刻有文字的寶貝啊。他說，早被人盜走了。2020年11月15日，我終于騰出時間，又回了一趟邢家河?？吹秸o村民建設(shè)的新居，我有說不出的高興。村組長張飛說，這是政府為了讓村民告別土窯洞，專門修建的新房。在過去，誰能夠想到，會有今天這樣的好事，這真是天上掉下來大餡餅了。我還是要看看村頭佇立的那塊乾隆年間的龍王廟記碑。怎么這石碑不見了？原來，它被人推倒在路畔上，幾乎要被當做廢料推至河溝里了。我問旁邊的張高峰老人：“這是誰干的壞事？”“人家打廟的推倒的?！?lt;/p>“這是古物，他們不長眼睛嗎？”“哎，公家人才不管你這號事呢！”我立即給村支書、鎮(zhèn)黨委書記、縣文旅局局長打了電話。幾天之后，縣文旅局張局長給我來電話，表示要集中保護被打倒的古碑。古鐘被盜了，古碑被打倒了。這是發(fā)生在強調(diào)文化自信的現(xiàn)在。古代北溝，至少梁莊出過大官人，離村莊不遠處有這位先人的墓冢，并且有大石碑記錄了這位大人物的品階與官職。在講階級斗爭的年月，他的后人搖身一變，成了搗毀先人墓葬的強盜?，F(xiàn)在，你要問梁氏后人，那位先人名稱什么？功德如何？品階高低？何朝何代為官何方？可能你要大失所望了，大家都不知道了。這就是歷史。原本存在的史實，卻被我們無情地摧毀了，如今還硬撐著說咱們很自信。2017年，梁莊學校73級初中畢業(yè)生終于又聚攏起來了，回憶過去，述說現(xiàn)在，其樂融融。我深深感悟到，同學中，無論是當了干部的，還是在家耕地的，相比過去，生活指標好過蘇共標準，后代學業(yè)超越父母程度。比如，我們班的梁毛小同學，下井挖煤十余年，靠出賣苦力，硬是將幾個孩子供出了大學，推向了社會。我想，我們這一代人雖然受苦受累，但是趕上了好時代，脫下了破爛的衣衫，吃飽了干癟的肚子，還會上網(wǎng)玩手機了。這是從近代以來到改革開放之前，國人所難以想象的，比蘇聯(lián)所描繪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還要美好的時代，我們應該好好感謝這個時代！在邢家河，看到被推倒的古碑，我給村組長說，這塊石碑比村民們住上的那兩排新房子還要值錢呀！我不是在說笑話，也不會杞人憂天。偉人們常說，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我們的生活是改變了，但是，如果忘記了歷史，忘記了沉重的歷史教訓，那將又會是怎么樣的呢？歷史本身早已經(jīng)給出了答案，重述就是累贅了。前幾年，應甘泉縣文聯(lián)主席劉虎林之約，我給《甘泉》雜志寫了一篇題目為《行幾活》的拙文，心想以此記錄一點個人經(jīng)歷和心路歷程，也為大家反思過去提供一些佐料?，F(xiàn)在完成的這篇文章，在某些方面是《行幾活》一文的延伸。歷史是需要大家共同來記錄的。梁莊學校已經(jīng)成為歷史，而我家居住過的村子還在，只不過將邢家河改成了新家河。甘泉是我的第二故鄉(xiāng)。梁莊學校是我的母校，而且是我心中的第一所大學。  畢醒世  寫于2020年12月12日 修改于2023年11月 2017年8月5日，梁莊學校73級初中畢業(yè)生在甘泉縣城相聚。 2019年冬，梁莊學校校友相聚石門村，討論《梁莊學校紀事》一書稿件征集與編輯事宜。 2019年12月，校友采訪曾經(jīng)在推動梁莊學校建校的老者原梁莊大隊黨支部書記胡福喜。 2016年8月，曾經(jīng)為梁莊學校建校出力的原楊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趙月富在高家河村排練秧歌時當傘頭。

亚拍区欧拍区自拍区|日本强奸久久天堂色网站|午夜羞羞福利视频|你懂得福利影院|国产超级Avav无码成人|超碰免费人人成人色综合|欧美岛国一二三区|黄片欧美亚洲第一|人妻精品免费成人片在线|免费黄色片不日本

我的大學

老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