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86年對我來說不僅是一個步行時代，而且也是一段不被承認的歲月，最富裕的就是擁有大量時間與沒有目標的自由。</p><p class="ql-block"> 那時，畢業(yè)后唯一的理由就是考研，為此我與區(qū)文化館工作的同齡人樊波認識了。我們每周至少兩次見面復習，短的從熱河路廣場碰頭夏夜環(huán)繞江邊漫步，長的要從下關廣場走到新街口才返回。</p><p class="ql-block"> 大雁從不記憶出生地，但所有大雁都忘不了自己起飛的地方。</p><p class="ql-block"> 我們兩人考的是同一專業(yè)（西方美學史），報考的又是同一所北京大學（哲學系）。復習方式是獨特的：事先約定，每次見面前各自在家至少要熟背三章，見面后各自復述、然后當面將這部分內容從書上撕掉。這種破釜沉舟的備考，很快就傳到了1982年畢業(yè)即分配到中國藥科大學任教的鄭確那里。熱心的他，幾乎并沒與我商量，便在學校張貼了廣告，邀我周末到他所在的商學院，為他的學生作一場“西方美學發(fā)展歷程”講座。</p><p class="ql-block"> 這是我第一次到大學講課，什么經(jīng)驗都沒有，只是精心列出了提綱，從柏拉圖《理想國》九等人（詩人反映的只是影子的影子）講起，到黑格爾《美學》論述上古審美、中古審美及近代音樂文字出現(xiàn)的浪漫。不知有嚴格時間限制，心里準備了很多、學生聽得也很有激情，以致第一次講課就被樓下看門人兩次熄燈提示，我還是在兩次黑暗中堅持講完了阿奎那“只有眼睛是太陽，你才能看到太陽”，以及文藝復興最大成果“人是萬物的尺度”。</p><p class="ql-block"> 那次散場后，我們一起去了咖啡屋，我用講課費請了所有來的朋友喝可樂，我們呵呵大笑。</p><p class="ql-block"> 第二次同樣是偶然，“五四青年節(jié)”南京師范大學，因原講人臨時有事，神通廣大的鄭確再次找到了我，要我救場去講“當代朦朧詩欣賞”。這次對節(jié)約時間有備而來，為省去“板書”事先便將顧城、北島、舒婷的代表作一次油印了九十份，結果座位滿了，學生便選擇了窗臺，資料還是不夠發(fā)。珍惜分秒，還是強烈感受到青年人對新的時代、新的價值觀以及新視野的迷魅。</p><p class="ql-block"> 人的一生會結識很多朋友，何謂友誼？多數(shù)邂逅其實是走著走著就散了遠了，但至今成人之美的鄭確卻一直思存在我的心中。</p><p class="ql-block"> 那一年，樊波告訴我他接到了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彼時已深秋，那天晚上我從新街口趕往下關火車站為他送行，因公交誤點，等我趕到站臺上，他已帶著行李登上了即將開啟的列車、坐到了亮著光的車內窗口，局促間彼此只留下了揮手的告別。</p><p class="ql-block"> 人生是一次刪除了任何過去都不能成為今天自己的旅程。</p><p class="ql-block"> 1989年，法國迎來了攻占“巴士底獄”大革命勝利二百周年紀念，中國正經(jīng)歷改革開放深刻社會變革。社會制度是人類可以的自由選擇，但不是歷史的必然現(xiàn)實。這一年，中共作出了關于面向全國普及社會主義制度認識的決定。</p><p class="ql-block"> 12月，吳正智找到了我，要我臨時借調區(qū)黨校工作，具體負責城建系統(tǒng)14個單位，近二萬人的培訓。我想，這正好是一次我對世界各國社會制度了解、對本國近現(xiàn)代歷史再研究、面向社會交流思想的機會。</p> <p class="ql-block"> 下關區(qū)是一個擁有“三山兩河”（幕府山、獅子山、老虎山、護城河、惠民河），面積30平方公里的臨江城區(qū)，系統(tǒng)單位雖天上星羅地下棋布，但都彼此相隔不遠。那時人員組織不需要我，我只是根據(jù)各單位安排，每周一期三天到各單位授課。如果是白天開講，我就晚上看書；遇到晚上講課，我就白天準備教案。</p><p class="ql-block"> 人類是人類自己最好的圖畫，兩年來面對不同年齡、不同文化的勞動者，我與他們一同回顧百年歷史，介紹各國社會制度，將社會主義起源及內涵，用如今可見的、先輩選擇締造的“共和國”（共和政體）由虛到實，每期均有收獲——從最初的迷茫眼光，到結束時總能看到他們眸中的笑容。</p><p class="ql-block"> 思想是無止境的，人生是思想的存在。這段走過讓我認識到，做一個“予人火星者”給人以信心的存在意義。</p><p class="ql-block"> 1990年夏，為總結全市教學實踐，南京市委領導選擇長江南京航道管理處（二樓會議室），親自召集了由各區(qū)一線教師參加的“教學研討會”。記得那次會上，因一位老師反映了一個理論問題，我由此作了發(fā)言。未料上午結束時，這位市委領導當即決定：下午研討會改由讓我就《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與恩格斯《反杜林論》三者關系作重點發(fā)言。</p><p class="ql-block"> 中午休息時間是短暫的，那時家住新街口，要回去吃飯就沒有時間準備。為此我選擇了踟躇街頭，就近尋小賣店買“油球”（四分錢一兩糧票一個）充饑。那時我身上只有八分錢，可是尋了數(shù)家小賣店都沒有“油球”，最便宜的只有一毛二分錢的蛋糕。此事終身難忘，三十歲的我也是一個“月亮與六便士”的人。</p><p class="ql-block"> 我們都是于千萬人中的那一個。</p><p class="ql-block"> 三十歲留下最深記憶是，每天金黃色的夕陽都會把我的影子拉的很長很長，從秋天拉到第二年的春天。不變的依舊是布衣，但內心已是一個我思故我在的人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91年12月于名士埂</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原創(chuàng)作品，文字圖片均作者）</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