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轉(zhuǎn)眼間，本人大學畢業(yè)已經(jīng)35年了。35年來，我取得的成績、獲得的幸福，多半憑借的是我在延安大學求學期間打下的扎實的基礎(chǔ)。值此即將調(diào)離延大這個讓我學習工作了39年的溫暖的搖籃之際，特撰寫此文，懷念當年我在延大求學的難忘經(jīng)歷，感恩我的母校和母校的老師們。</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2px;">一</b></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84年8月，我以高出分數(shù)線59分的成績被延安大學政教系錄取，成為國家恢復高考后家鄉(xiāng)考出去的第一個大學本科生。</p><p class="ql-block"> 延安大學是由毛澤東親自命名、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辦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做出過重要貢獻。但20世紀80年代中期，延大還是一所極其普通的大學，只有中文、政教、管理、英語、數(shù)學、物理、化學7個系，在校生不足2000人。</p><p class="ql-block"> 這一年，延大政教系只招了一個班，共50名學生，其中，男生34名，女生16名，均來自陜西各地，且以陜北居多。據(jù)統(tǒng)計，1984年，全國參加高考總?cè)藬?shù)164萬人，錄取總?cè)藬?shù)48萬人，錄取率29.3%。可見，那時候，即便考上延大，也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p><p class="ql-block"> 我們的班主任叫楊延虎。那時，楊老師剛過而立之年，中等身材，文質(zhì)彬彬，談吐不凡，頗受學生尊敬。楊老師本是中共黨史老師，原則上是不需要帶班的。所以，給我們當班主任純屬“客串”。不過，楊老師還是很懂管理之道的。他凡事很少親力親為，一學期也難得來幾回我們教室，而主要是靠授權(quán)學生班干部對我們進行管理。</p><p class="ql-block"> 與如今大學的學生社團和課外活動“多如牛毛”不同，那時，學校雖然也設(shè)有團委和學生會，但學校的學生社團和課外活動卻乏善可陳。一是學生社團鳳毛麟角，印象中只有中文系有個布谷詩社，活動還算搞得有聲有色，至于政教系，壓根不記得有什么學生社團。二是課外活動方面，除了少量的的勞動課和一年一度的運動會外，最火爆的就是剛剛流行起來的跳舞和練氣功了?？上?，本人對諸如此類的活動毫無興趣，從未參加。不過，那時，學生倒是特別熱衷組織老鄉(xiāng)會，幾乎每個縣都有。就拿志丹老鄉(xiāng)會來說，雖然老鄉(xiāng)不多，幾乎年年都會開展活動，至少，我就參加過兩次。</p><p class="ql-block"> 同樣，與如今大學生的各種瘋狂考證和填表不同，那時候的大學生，除了畢業(yè)時能領(lǐng)一張印在一個證書上的畢業(yè)證和學位證外，好像再連一個證都沒領(lǐng)過（“三好”學生證書除外)。就拿我們來說，政教專業(yè)是師范專業(yè)，居然連教師資格證都不考，遑論其它證件了。此外，那時，我們雖然也有見習、實習和畢業(yè)論文等教學環(huán)節(jié)，但印象中我們似乎并沒有填寫過太多的表格。</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0px;"><span class="ql-cursor">?</span>二</b></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我們上學的時候，延大的住宿條件比現(xiàn)在簡陋多了。記得大一那年，我們班的男生統(tǒng)統(tǒng)被安排住在6排連體窯洞群的第5排窯洞里。每個窯洞住8人，上下鋪。窯洞沒有衛(wèi)生間和自來水，得到設(shè)在窯洞群每排中間位置的公共廁所和公共水房解決。夏天宿舍沒有電扇，冬天宿舍沒有暖氣。幸虧那時候的學生怕冷不怕熱，所以，夏天的日子倒也比較好過，就是冬天實在難熬，全憑生爐子燒煤取暖。好在第二年，我們便住進了延大歷史上修建的第一座學生宿舍樓，盡管宿舍里照樣沒有衛(wèi)生間和自來水，但冬天有暖氣。</p><p class="ql-block"> 那時候，學校不僅不收學費，還給每個學生每月無償發(fā)31斤飯票，22元菜票。記得當時，延大只有一座飯?zhí)?，位置在圖書館的西南側(cè)，飯?zhí)檬且蛔挥幸粚拥妮^大的“人”字形建筑，室內(nèi)沒有飯桌、凳子和餐具，只有10多個窗口，供學生打飯之用。</p><p class="ql-block"> 食堂有固定的開飯時間，不到時間，絕不開門。所以，開門前，在三個大門口往往會黑壓壓地擠滿了學生，一待開門，學生們便會一擁而進，飛快地跑向各個窗口，須臾，便會排成一道道歪歪扭扭的隊伍，場面甚是壯觀。</p><p class="ql-block"> 上大學期間，我一直秉持一個理念，并美其名曰“吃好才能學好”，或者“吃飯不積極，學習有問題”。所以，那時，我對吃飯總是十分在意。一是要吃早。為此，我每天早上和晚上，總會提前來到飯?zhí)茫诖箝T口等候，一待門打開，我每每總是第一個沖到窗口。至于每天中午，由于上午要上課，尤其難免會遇到個別拖堂的老師，每當此時，我便會早早拿好放在桌斗里的碗筷，一待老師下課，便會迅速地向飯?zhí)门苋?。而此時，食堂里的隊伍早已亂成了一鍋粥。這時，我便會根據(jù)平時積累的經(jīng)驗，從窗口所在的墻面?zhèn)戎翱诟皵D。因為，前邊打好飯的同學，在左右都是學生的情況下，通常會端著飯碗，掉頭直著往出走，這時，排在后邊的學生由于擔心前邊的學生把飯倒在自己身上就只好往后退，從而站在側(cè)面的學生就會有機可乘，“捷足先登”。二是要吃好。記得那時，主食一般是饅頭和米飯，菜通常有三個等級:一等是瘦肉炒菜，或雞蛋炒菜，一份4角；二等是肥肉炒菜，一份3角；三等是素菜，一份1.5角。而我頓頓吃的都是一等菜，除非一等菜賣完了。三是要吃多。與大部分同學拿的是小洋瓷碗或小飯盒不同，我拿的是早年農(nóng)業(yè)社給母親獎勵的小洋瓷盆。因為我發(fā)現(xiàn)，拿的家什大，大師傅打得飯就多；拿的家什小，大師傅打得飯就少。</p><p class="ql-block"> 雖然我在吃食上比較奢侈，但俗話說:“吃飯穿衣量家當?！蔽抑雷约旱募业撞缓瘢?，在吃上花得多了，便會在穿上省。大學期間，我是班里很少的幾個能夠堅持到大四才肯買皮鞋穿的男同學，甚至連照畢業(yè)照穿的西服和領(lǐng)帶都是借同學的。這些都能說明我的節(jié)儉。此外，大學四年，我從未談過戀愛，這無疑也是可以節(jié)省開支的。</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0px;"><span class="ql-cursor">?</span>三</b></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大學四年，最值得回味的一件事便是本人與幾位同學自發(fā)結(jié)伴外出“研學”。</p><p class="ql-block"> 那是1985年盛夏，在張志平同學的極力“慫恿”下，張、李斌、忽海琴和我4位同學趁著剛剛上完大一的暑假，破天荒來了一場“說走就走”的跨省“游學”。 </p><p class="ql-block"> 說起來，至今我都感到十分納悶:當時的我是哪來的勇氣，做出要參加這一耗資不菲的、近乎瘋狂的活動的。因為在那時，大學生出省“游學”是十分不尋常的事，更何況，在我們4位同學中，唯有我是農(nóng)村娃。其時，雖然我家已經(jīng)脫貧，但打死我也不敢跟父母開口要那么多錢。因為根據(jù)最保守的預算，這次“游學”活動至少得花400元（相當于今天的3萬元)。最終，我是偷偷向在延長油礦工作的伯父借的錢。</p><p class="ql-block"> 我們確定的首個目的地就是祖國的心臟——首都北京?，F(xiàn)在想來，我們的首次北京之行依然歷歷在目！</p><p class="ql-block"> ——第一次坐火車。印象中，我們4人去北京時只買了2張坐票。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在火車過道站著或躺著的。</p><p class="ql-block"> ——第一次去延大以外的大學。記得在北京期間，我們均住在張志平的高中同學牛文文就讀的中國人民大學。通過與重點大學學友的交往，我痛感自己的才疏學淺與孤陋寡聞，從而默默激發(fā)了此后奮發(fā)向上的巨大動力。</p><p class="ql-block"> ——第一次吃方便面和冰激凌。當時，延安究竟有沒有方便面和冰激凌，我一無所知。到北京后，牛文文在人大校園給我們買的吃了方便面，忽海琴給我們在王府井大街買的吃了冰激凌。說實話，這些應(yīng)該是本人當時吃過的人世間最美味的東西了。</p><p class="ql-block"> ——第一次乘坐無軌電車。印象中，電車到站后，停留的時間很短，引得附近的乘客發(fā)瘋似的往車跟前跑，生怕錯過了。車內(nèi)通常擠得水泄不通，坐在車門口的乘務(wù)員拿著話筒，不停地說著除了“說你了！快著點兒！”之類的話外我?guī)缀踹B一句也聽不懂的話，活脫脫似相聲中的“灌口”一樣。這次北京行，讓我終于見識了北京話并非普通話。</p><p class="ql-block"> 此次北京之行，我們還去了許多著名的旅游景點，比如進故宮，逛北海公園和坐輪船；來到天安門城樓前，為自己拍了平生第一張彩色照片；參觀毛主席紀念堂，瞻仰毛主席遺容，以及去八達嶺，看長城；爬香山，拜中山陵等。</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除了北京，此次歷時8天的跨省“研學”，我們還去了天津，看了大海；去了山東，爬了泰山；去了河南，拜了少林寺。</p><p class="ql-block">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此行我們?nèi)サ牡胤诫m然不少，但本人向伯父借的400元錢并沒有花完。我的訣竅是能省便省。在北京期間，由于住在張志平同學的宿舍里，所以在吃住上就省了不少錢。從北京經(jīng)天津去山東時，我們坐的是夜車（可以節(jié)省住宿費)，到泰安市時，已是下午時分，上泰山后，天已黑嚴，為了省錢和第二天拂曉看日出，我們并沒有登記昂貴的旅舍，而是露宿山頭，其時，雖是夏天，泰山上的雪還沒有融化，半夜時分，我們凍得實在受不了了，才狠心每人租了件軍用大衣。至于從濟南到嵩山少林寺時，我們坐的也是夜車。此外，在吃食上，我們也是能省便省。至今，坐在從少林寺開往洛陽的顛簸的長途汽車上時，瞌睡得死去活來和餓得饑腸轆轆的感覺仿佛就在昨天。</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0px;"><span class="ql-cursor">?</span>四</b></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在延大求學期間，本人當屬班里較為用功的同學之一。我之所以比較用功，原因既不是為了拿高分、獲獎學金和好就業(yè)，也不是因為學習壓力大，擔心畢不了業(yè)，更不是為了圖虛名，而完全是被強烈的求知欲所驅(qū)使。</p><p class="ql-block"> 作為一名農(nóng)家孩子，我的求知欲首先來自于打小對書香門第人家的羨慕。所以，打小我便幻想著徐家有朝一日也能成為書香門第人家。其次，打小，每當聽聞大人們說起村上的某某老大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時，我便對自己的無知感到絕望。于是，自打上了小學3年級以后，我便開始像鹿渴求水一樣地渴求知識。及至上了大學，看到偌大的圖書館和汗牛充棟的一架架圖書，我便不由地產(chǎn)生了讀遍所有書的沖動。</p><p class="ql-block"> 大學四年，除了上課外，我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圖書館度過的。在圖書館，我主要是看雜志和報紙:每天幾乎要把所有的報紙翻遍，每月幾乎要把所有的雜志看遍，并且養(yǎng)成了做筆記的良好習慣。</p><p class="ql-block"> 除了翻看報刊雜志以外，我也喜歡借書，拿回宿舍或教室看。但本著開卷有益的態(tài)度，所借的書大部分只是隨便翻翻而已，鮮有看完整本的。不過，也有例外，比如名人傳記，我就看了不少，并且大多是看完了的，例如，除了馬恩列斯毛等偉人的傳記外，我還看了共運史上的幾個著名人物魏特林、拉薩爾、普魯東、考茨基、布哈林等的傳記。此外，我還看了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左宗棠、李鴻章、袁世凱、孫中山、黃興、蔣介石、胡適等人物的傳記；看了華盛頓、林肯、希特勒、戴高樂等外國政治家的傳記，以及愛因斯坦、諾貝爾、貝多芬、 卓別林、高爾基等外國著名科學家、藝術(shù)家、作家的傳記。</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上大學期間，我的學習興趣往往是搖擺不定的。起先，我對人才學特別感興趣，除了認真看了幾本人才學著作外，還看了卡耐基的成功學等。后來，我喜歡上了政治學，那時，系上并沒有給我們開設(shè)政治學課程，我是靠著從圖書館借的政治學教材自學的。除了自學政治學教材外，我還看了馬基雅弗利的《君主論》、洛克的《政府論》，國內(nèi)著名政治學者嚴 家 其的《首腦論》 等。再后來，我對法律、哲學等都發(fā)生過短暫的興趣 ，并蜻蜓點水般地看過相關(guān)的著作。直到大三后半年，我才終于明確把興趣集中到經(jīng)濟學上，并一直堅持至今，成了我一生的專業(yè)和飯碗。</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0px;"><span class="ql-cursor">?</span>五</b></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那時，雖然延大的硬件差強人意，但給我們開設(shè)的課程可不少。除了大學英語、大學體育、大學寫作和心理學、教育學、倫理學、普通邏輯、世界史、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史、中國通史、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陜甘寧邊區(qū)史、中國傳統(tǒng)文化概論、法律概論、西方經(jīng)濟學、西方經(jīng)濟學說史、西方哲學史、中國哲學史、中國社會主義經(jīng)濟思想史、新興學科概論、中教法、文獻檢索等公共課和基礎(chǔ)課外，學校還重點給我們開設(shè)了馬克思主義原理、歷史和原著等系列主干課：其中原理課有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辯證法、政治經(jīng)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史課有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等；原著課有《費爾巴哈提綱》《反杜林論》《資本論》等。</p><p class="ql-block"> 給我們上過專業(yè)課的老師主要有：哲學老師李培、朱明、許致新、郭必選、袁占釗、馬海平、高九江、武宏志；黨史老師鄭生壽、牛興華、任學嶺、楊延虎、高尚斌；法律老師慕生茂、張懷榮、徐增滿、紐敏；經(jīng)濟學老師劉鳳岐、慕錫凡、惠延德、馬江生、趙錦芳、李睿；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史老師劉永高；科學社會主義老師張山新、李寶懷；教育學老師宋覺；寫作老師王香萍、張煥文；歷史老師高長天、張小兵；中教法老師李興昌；文獻檢索老師王新鳳。上述老師都對我產(chǎn)生過或大或小的影響，都值得我尊重，但相對而言，以下幾位老師對我的影響更大。 </p><p class="ql-block"> 首先是郭必選老師。印象中，在我們上大學期間，郭老師剛從北京大學深造回來，所以，知識新穎，學識淵博，講起課來每每手舞足蹈，口若懸河，讓學生聽得全神貫注，心服口服。郭老師上課幾乎不拿教案，但間或會帶上一本甚至幾本雜志，一張甚至幾張報紙。雜志和報紙上通常有郭老師最近發(fā)表的文章或者論文，把學生們佩服得五體投地。加上那時候的郭老師只30歲出頭，長得一表人才，風度翩翩，令多少學生崇拜不已?！伴L大后我就成了你”。其時，社會上雖然還沒有這首歌，但在我的腦海里卻暗暗動了這個心思。 </p><p class="ql-block"> 其次是劉鳳岐老師。1987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劉老師分別給我們講授了《當代西方經(jīng)濟學》和《中國社會主義經(jīng)濟思想史》兩門課程。由于給我們授課前，劉老師曾經(jīng)在武漢大學進修過一年之久，在西方經(jīng)濟學和中國社會主義經(jīng)濟思想史研究方面已經(jīng)取得了在全國有一定影響的成果。所以，劉老師的課講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加上劉老師儒雅、嚴謹而不失風趣的學者形象，渾厚、深沉而不失洪亮的口音，剛毅、豪爽而不失細膩的性格，令學生們紛紛心生敬畏，十分佩服。在此之前，本人已經(jīng)學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等經(jīng)濟學的基礎(chǔ)課程，對經(jīng)濟學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一定的興趣，所以，在劉老師的影響下，我最終毫不猶豫地喜歡上了經(jīng)濟學這門學科。后來，我曾掩飾不住內(nèi)心喜悅地給我的一屆又一屆學生宣稱，把經(jīng)濟學確立為自己一生從事的專業(yè)，是我在上大學的最后階段作出的最正確的選擇。 </p><p class="ql-block"> 第三是高九江老師。高老師是恢復高考后延大政教系招收的首屆學生，由于學業(yè)優(yōu)秀，畢業(yè)后留校從事哲學教學與研究工作。高老師的講課特點是緊扣主題，全神貫注，旁征博引，以理服人。特別令學生敬佩的是，高老師不僅課講得好，對學生也好。就拿我來說，本來我是性格十分內(nèi)向的學生，一般不敢和老師主動交流，但高老師卻是一個例外。記得在做高老師布置的作業(yè)時，我寫了一篇關(guān)于農(nóng)村承包制的論文，獲得高老師仔細批閱和高度評價。此后，一向喜歡思考的我，便和高老師漸漸地交往起來。至今記得，還在我是一名學生的時候，我就不止一次地去過高老師家，向高老師請教過不少學術(shù)問題。有時，一直要探討到半夜十二點，才依依不舍地離開。令我殊為感動的是，對于我的“不識眼色”的書呆子行為，高老師不僅不嗔怪，還特別欣賞，并主動給系領(lǐng)導推薦我，說我是個“搞科研的好苗子”。 </p><p class="ql-block"> 第四是武宏志老師。武老師和高九江老師是大學同班同學，同樣是因為學業(yè)優(yōu)秀而留校任教的。武老師給我們教的是《普通邏輯》?！镀胀ㄟ壿嫛肥欠浅？菰锖统橄蟮囊婚T課，難講，更難學。但武老師卻能把枯燥抽象的邏輯講得津津有味，讓人能從中感受到思維的力量和樂趣。學過這門課的人都知道，這門課的過關(guān)率是比較低的，能夠考及格就算是好學生了。值得驕傲的是，當年，我的《普通邏輯》居然考了80分，是全班上了80分的僅有的幾個同學之一。 </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0px;">六</b></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大學四年，最意想不到的結(jié)局是，1988年7月，我被留校任教了。 </p><p class="ql-block"> 故事還得從1987年說起。這一年的下半年，系上給我們安排了一門叫做《<資本論>選讀》的課。這也是我們大學四年期間學習的最后一門原著課。給我們主講這門課的老師是時任政教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慕錫凡老師。算起來，那時，慕老師也就36歲的年紀，個頭中等，身材偏瘦，五官俊朗，膚色白凈，神采奕奕。慕老師講起課來，聲音低沉，略帶吳堡口音，就像和學生聊天一樣，一幅笑容可掬、不慌不忙的樣子，全然沒有振耳欲聾、口若懸河之感。慕老師講課最喜歡和學生互動，有時，念上一段《資本論》的文字后，突然就叫毫無準備的學生站起來解釋，搞得同學們狼狽不堪。時間長了，有的同學擔心萬一被叫起來回答不上來時“丟人現(xiàn)眼”，就只好提前預習，做足功夫。現(xiàn)在想來，這其實也是一種不錯的教學方法。 </p><p class="ql-block"> 在課程即將結(jié)束時，慕老師提出一個大膽的教改實驗:讓學生給學生講課。于是，經(jīng)同學們一致推薦，我便作為全班僅有的幾位同學之一，登上大學講堂，給自己的同學講了一節(jié)《資本論》課。至今記得，我講授的內(nèi)容是《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二章中的“影響資本積累的因素”。 </p><p class="ql-block"> 令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這次看似尋常的講課，不久便改變了我的命運。因為這次講課，不僅讓慕老師認識了我，而且完全認同高九江老師對我的評價:我是一個“搞科研的好苗子”。于是，系上在研究我們班的畢業(yè)分配時，就決定讓我留校任教。</p><p class="ql-block"> 至今記得，1988年6月的某一天，慕老師獨自來到男生宿舍樓，把毫不知情的我叫到樓道談話：“今年教育廳給咱們系兩個留校任教的名額，系上準備都給經(jīng)濟學教研室。你的綜合成績雖然排在班級第十名，但你的經(jīng)濟學成績不錯，特別是從你那次給同學們講《資本論》看，你更適合給大學生講課，加上高九江老師說你是個搞科研的好苗子，系上決定讓你留校任教。你愿意不愿意？”慕老師一臉嚴肅地說道。聽到慕老師說的話，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為，此前我既沒給慕老師主動提出過留校的要求，又沒對慕老師說過一句奉承的話，更沒給慕老師送過禮，慕老師怎么會把如此炙手可熱的機會給我呢？ “愿意！”稍做鎮(zhèn)定后，我激動地回答道。 </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作者：徐長玉，1964年10月生，陜西省志丹縣人，經(jīng)濟學博士，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1984年至1988年在延安大學政教系讀本科，畢業(yè)后留校任教。歷任延安大學政法學院副院長、經(jīng)管學院副院長、財經(jīng)學院常務(wù)副院長、社科處處長、圖書館館長等職?，F(xiàn)任延安市政協(xié)副主席，民進延安市委主委。</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