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b>部分內(nèi)容綜合自網(wǎng)絡 如有侵權請告知！</b></h3> <h1><font color="#010101"> 四川北路就好像是虹口區(qū)的一棵大樹，根植在蘇州河邊，一路向北，彎彎曲曲，過了溧陽路出現(xiàn)了一道美麗的弧線。就在轉(zhuǎn)角的甜愛路前，它又生出了一株特別迷人的枝干——山陰路，因為這個枝干的小“枝枝椏椏”里還藏著許許多多獨特的風景。<br></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i>四川北路山陰路口</i></font></b></h3> <h1> 山陰路南起四川北路，北至祥德路，長651米。原名施高塔路（Scott Road），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11年越界筑路。這個施高塔路，據(jù)說是英語“Scott”的譯音，百度一下，原來Scott源自蘇格蘭人的祖先斯科特人，在9世紀與皮克特人共同建成蘇格蘭王國。那么山陰路和蘇格蘭到底有什么關系，百度上已經(jīng)無從考查了。直到1943年汪精衛(wèi)政府接收租界時才更名為山陰路，后來學到成語“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時，就在想這樣的更名是不是與這個典故有關。山陰道在會稽城(紹興)郊外，風景優(yōu)美。也許是因為這條路上有紹興名人魯迅的緣故，再或者是因為汪偽政權中某位要人也是紹興人，好了，就此打住，這只不過是我的想入非非。不過，在這里“應接不暇”的，倒不是大都市的車水馬龍和高樓大廈，而是它濃濃的文化氣息。</h1> <h3><b><font color="#010101"><i>站在山陰路上看四川北路</i></font></b></h3> <h3><b><font color="#010101"><i>內(nèi)山書店舊址(正門是四川北路2048號，后門是山陰路2弄3號)</i></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這么近的走到“內(nèi)山書店”舊址的銘牌前，我又想起了小學時候的一件難忘的小事。記得那時候在語文課本里面，有一篇回憶魯迅的文章，這也是我第一次感到課本離我的生活居然會那么近。課文講述一個電車售票員在內(nèi)山書店巧遇大文豪魯迅的故事。那天放學后，我就與家住山陰路的同學一起走，然后徑直來到“新華書店”。很多年以后，我還一直理所當然的認為新華書店就是原來的“內(nèi)山書店”，而實際的舊址已經(jīng)是工商銀行的一家營業(yè)所寬敞的門面，不過在我的記憶中，這里曾經(jīng)還有一家規(guī)模較大檔次挺高的四明理發(fā)店。那天，同學回家了，我一個人站在書店門口，向著電車站方向望過去。那時候1路有軌電車的終點延伸到虹口公園大門口沒幾年，一輛綠鐵皮有軌電車剛到站，這是四川北路山陰路站即原來的1路有軌電車的終點站。鐵車輪與鐵軌的隆隆摩擦聲、叮叮當當?shù)哪_踏鈴聲，似乎在炫耀著這座大城市的繁華與熱鬧，卻無法阻斷我對課文內(nèi)容的回味。我想象著鏤空的鐵柵門剛拉開，一個售票員跨下馬路中央鐵軌旁高于馬路的站臺，在蒙蒙細雨中向“內(nèi)山書店”走來。接下來的故事情節(jié)都忘記了，連課文的標題都記不得，所以也無法上網(wǎng)搜索。但是有兩個細節(jié)卻清清楚楚，一個是售票員通過獨特的像“隸體‘一’字似的胡須”認出了魯迅，從此我一見到魯迅像，就會想到這入木三分的肖像形容詞，以及愛憎分明，關心進步青年的大師形象。還有一點難忘的就是，魯迅送給售票員的兩本書是《鐵流》和《毀滅》，因為后來我也追逐著去看了這兩本書，雖然看書時候的感覺已經(jīng)不如讀這篇課文時那樣激動。接下來我又怎么了，完全不可能再記起，但是此時此刻我想到的還是，現(xiàn)在的小學語文課本中是不是還有這篇課文，還能不能再一次體會到一個“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钡拿裰鞫肥康男蜗蟆?lt;/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i>三十年代“內(nèi)山書店”舊影</i></font></b></h3> <h3><b><font color="#010101"><i>內(nèi)山夫婦像</i></font></b></h3> <h1><span style="color: rgb(1, 1, 1);"> 百度上介紹：內(nèi)山完造（1885—1959年）日本岡山人，自起漢名鄔其山。1916-1947年一直居住在中國，1916內(nèi)山完造在日本與美喜子結(jié)婚后，攜夫人內(nèi)山美喜子一起赴上海。主要經(jīng)營內(nèi)山書店。內(nèi)山完造是魯迅先生的摯友。晚年從事日中友好工作，1959年9月20日在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病逝，葬于上海萬國公墓。</span></h1><p><br></p> <h3><b><font color="#010101"><i>內(nèi)山書店舊址陳列室</i></font></b></h3> <h3><b><font color="#010101">千愛里(山陰路2弄)</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千愛里 ，現(xiàn)在的山陰路2弄，這座不起眼的大門還緊鎖著，其實它最氣派的門都是在'甜愛路上的邊門。這是東西方向聯(lián)排的小花園洋房，1928年，日本東亞興業(yè)株式會社建造。磚木結(jié)構，紅瓦坡頂，水泥拉毛墻面，木門窗，各單元都有較大的庭院?！扒邸庇小皭奂扒Ъ摇敝?。包括沿四川北路的2044～2058號8幢街面房屋及弄內(nèi)坐北朝南5排45幢日式樓房，是當年日僑聚居地。街面房現(xiàn)為商店店面。其中2050號中國工商銀行山陰路儲蓄所是內(nèi)山書店遺址。千愛里為上海市第三批優(yōu)秀歷史建筑</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千愛里3號 內(nèi)山完造故居</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千愛里還居住過一位曾叱咤風云的女性張瓊，不過大多數(shù)人也包括我對之都聞所未聞。這次在網(wǎng)上百度之后才知道，張瓊（1902－1981）原名朱舜華，湖南汝城人。1914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師范學校。1919年在毛澤東、楊開慧的幫助下，加入新民學會。1922年，由楊開慧、劉少奇介紹加入共產(chǎn)黨。二三十年代從事工人運動、學生運動，以后脫離政治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建國后歷任上海市虹口區(qū)第一中心小學校長、區(qū)文教科科長、上海市虹口區(qū)副區(qū)長。張瓊曾多次受到毛澤東、劉少奇的接見，但是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可想而知。</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山陰大樓</font></b></h3> <h3><b><font color="#010101">山陰大樓內(nèi)部</font></b></h3> <h3><b><font color="#010101">山陰大樓對面這一側(cè)的老房子，已經(jīng)在95年就被拆除了，那時候還沒有保護優(yōu)秀老建筑的意識。</font></b></h3> <h3><b><font color="#010101">這是95年拆遷時修筑的長山路，山陰路的第一條丁字交叉路口，前面不遠處就是我家老宅的舊址。</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山陰路開辟以來就被定位為住宅區(qū)，整個山陰路路段內(nèi)，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上世紀前葉興建的民宅。山陰路兩側(cè)的弄堂由一塊塊成片開發(fā)的住宅構成，以質(zhì)量較好的早期花園洋房和新式里弄為特征，保留了多種樣式和風格的住宅建筑。可以說山陰路是一處自然形成的近代民宅“博物館”。2005年，虹口區(qū)政府斥巨資將山陰路打造成上海十二個“歷史文化風貌保護區(qū)”之一。</font></h1> <h1><font color="#010101"> 如今的山陰路依舊靜靜的，路兩邊都是上海人喜愛的法國梧桐，樹干斜斜地撐著山陰路上的一片天空，寬大的樹葉恣意地糾葛在一起，仿佛撐起了巨大的傘。陽光從疏落的縫隙灑下來，滿地影影綽綽的光影。馬路兩旁也不見有什么高大商廈，只是在四達里與恒盛里之間的街面有一排小商店。便利店、銀行、飲食店、食品店、水果店、花鳥店、寵物店……五花八門鱗次櫛比。還有一些都是零星散落的小店，售些煙酒雜貨。大熱天，路邊來來去去的都是一些老人，還有些閑閑地坐著，抽煙，品茶，聊天。從喧鬧浮躁的四川路拐進山陰路，這一路，我也會感到時空倒錯，仿佛從繁華的鬧市走進了落寞的街區(qū)。</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兩排房子的前門相對，一排房子坐北朝南，另一排房子坐南朝北。</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位于山陰路44弄和64弄的兩排老房子本名留青小筑，是面對面和背靠背的對稱式格局設計的新式里弄，極為罕見，已被列為市級保護建筑。</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兩排房子的后門相對而立</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我有一個小學同學就住在這里。我一想起小時候，就會想到各種各樣的游戲，而其中最難忘的就是在弄堂里打乒乓球，尤其是在他家弄堂里的那些時光。那時候各種各樣的板，長長短短的，反正也沒規(guī)格，弄堂里的乒乓球就是這樣的條件，最小的，兩個方凳子放著也能打。不知道為什么，他家有一塊大小特別適合的木板，而且這樣的弄堂來往的人非常少，是理想的打乒乓球的場所。就這樣在兩側(cè)放上兩個書包，上邊弄一根竹桿，乒乓比賽就這么開始了。同樣是在弄堂里打乒乓，也有條件好、壞之分，條件好一點的，買一塊有海綿的乒乓板，再好一點，就是那種反膠的乒乓板。我那時候只有一塊光板，打起球來“乒乒乓乓”特別響。不過光板也有一個好處，就是不“吃轉(zhuǎn)”，管你發(fā)什么上旋、下旋球、還是削球，一律回過去；條件最糟的時候，還用過鐵制的空文具盒或者隨便什么合適的小木板，那時候還沒有塑料制品，就這樣也能玩得很開心。打乒乓最好玩的，就是不小心把乒乓球踩癟了，拿出去，開水一泡，它里面空氣一膨脹，“嘭”，頂出來了。如果乒乓球開豁了，就貼塊橡皮膠再打，經(jīng)常會遇到彈到這個破損的地方就沒彈性了，這個時候，就靠水平了。<br> 當時我們倆都是班主任喜歡的學生，有一次，老師說你們倆以后一定要讀復旦中文系，我還回一句說，我更喜歡復旦新聞系。但是讓老師失望的是，我們倆小升初考試都失敗了，沒有考上心儀的復興中學。不過，三年以后他還是考上了復旦附中，而我卻因為見了太多的現(xiàn)實，信奉了“學了數(shù)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改弦易轍去了交大附中，一心一意想以后讀交通大學。但是，我們的愿望還來不及實現(xiàn)，就遇到了那一場大浩劫。</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松云別墅</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日本僑民開始陸續(xù)來上海定居。二十世紀初，日本人大批來到上海。虹口的北四川路、吳淞路一帶已發(fā)展成日本人的居住區(qū)。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日本人的數(shù)量已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僑民。日本人在虹口一帶除建造住宅區(qū)外，還設立神社、寺廟，建立海軍陸戰(zhàn)隊指揮部等。山陰路這一片，尤其是千愛里、松云別墅、留青小筑等以前大都是日本人居住。</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四達里(山陰路57弄)</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的四達里曾住過當年的左翼文學青年沙汀。沙?。?904－1992），原名楊朝熙，四川安縣人，民國18年（1929年）來上海，先住東橫浜路德恩里（今秦關路44弄）13號，自學并在中華藝術大學聽課。民國19年與楊伯凱等在北四川路四川里（今1604弄）辦辛墾書店，被推為董事長。民國21年10月，小說集《法律外的航線》出版，始用沙汀筆名，同年退出辛墾書店，遷居四達里，加入左聯(lián)，民國22年任左聯(lián)常務會秘書。</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四達里23號</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中國耶穌教自立會主席俞國楨（1852－1932）也曾在四達里暫居。1932年“一.二八”事變引發(fā)凇滬抗戰(zhàn)，19路軍在軍長蔡廷鍇的指揮下奮起抗戰(zhàn)。當時江灣為戰(zhàn)區(qū)中心，自立會總會所在的江灣永志堂和俞國楨住所均毀于戰(zhàn)火。永志堂屋頂被炮彈擊中，損失慘重。俞國楨只得臨時將自立會總會事務所設在四達里林鴻斌住所。同年俞國楨應邀前往浙江溫州講道病逝于那里。</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四達里104號</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1928年19月，由張友松、夏康農(nóng)創(chuàng)辦的春潮書局在四達里104號成立，曾出版過《春潮》月刊和《二月》《小小十年》《小彼得》等書籍。</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恒盛里(寶安路160弄)<br>四達里、恒豐里、恒盛里三條弄堂之間沒有圍墻互相聯(lián)通的。</font></b></h3> <h3><b><font color="#010101">恒盛里47號</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1949年4月5日 農(nóng)工民主黨上海市委在山陰路恒盛里47號開會時，領導人曾偉、虞鍵和劉啟綸被國民黨當局逮捕。5月21日，三人被害于宋公園。</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恒盛里12號</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br> 我國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領頭人沈鈞儒，上世紀三十年代于曾居住在山陰路恒盛里12號。<br> 上世紀30年代初期，恒盛里還曾居住過三位文學家－－方光燾、胡愈之和章克標。</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恒豐里(山陰路69弄)</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在上海，統(tǒng)稱為石庫門的建筑其實也有等級之分，象恒豐里和四達里就屬于石庫門類別里的佼佼者。不僅外立面美觀，山墻山花講究，內(nèi)部設施也比較完備，有當時頗為先進的抽水馬桶。這三條里弄的建筑式樣大抵相仿，基本都是清水紅磚的三層樓房，總共包括三百多幢房子；弄堂之間的小巷似縱橫阡陌，四通八達，外來人走進去仿佛到了迷宮。。<br> 其中恒豐里建于1925年，共有93幢房子，分屬69弄和85弄兩條弄堂，建于1905年，屬于上海市第四批優(yōu)秀歷史建筑。其中山陰路69弄稱為老恒豐里32-108號，為早期石庫門里弄，為3層及假3層的磚木結(jié)構石庫門房屋，將石庫門為中軸線，石庫門門頭的式樣有弧形和三角形的兩種。</font></h1> <h1><font color="#010101">摘自百度：<br><br>69弄90號過去是恒豐里104號，是座坐北朝南磚木結(jié)構的三層住宅。1926年，當時的中共中央黨校就設在此地。是年2月在冊的黨校學員中，李碩勛（原國務院總理李鵬生父）、沈雁冰和楊之華等28人赫然在列。在為期八個月的時間里，學員們系統(tǒng)學習了《馬克思主義概論》《政治經(jīng)濟學》《階級斗爭史》等十門馬列主義理論課程。時任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的羅亦農(nóng)是黨校的校長。他在1926年擔任中共上海區(qū)委書記時，將機關設在了恒豐里83、84號（今69、70號）。<br>1927年，羅亦農(nóng)與周恩來、趙世炎等共同領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羅亦農(nóng)在中共五大時當選中央委員，“八七”會議當選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11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組織局主任。1928年4月15日，羅亦農(nóng)被捕，21日在上海龍華被槍決，時年僅26歲。</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恒豐里(山陰路69弄)69-70號</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br>1927年，恒豐里69號成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指揮部聯(lián)絡點。“四.一二”政變后，陳延年接任江浙區(qū)委書記，在此設立辦公機關。當時底層作會客室，二樓作會議室，三樓則為地下交通員住處。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撤消江浙區(qū)委，分別成立兩省省委后，此地成為江蘇省委機關。6月2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此召開會議，王若飛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江蘇省委領導成員：原中共上海區(qū)委書記陳延年任省委書記，郭伯和任組織部長，王若飛任宣傳部長。會議進行到一半，忽然來人急報，有一聯(lián)絡點被捕的交通員知道恒豐里的這個秘密機關，于是王若飛當即結(jié)束會議，大家迅速撤離會場。<br>本來陳延年已安全撤離，但他下午三點又與組織部長郭伯和等人回來探視，見并未出事，便上樓繼續(xù)研究工作。但不到半小時，警車呼嘯而來，國民黨軍警根據(jù)指供，包圍了這幢樓房進行搜捕。陳延年等人拿起桌椅板凳當武器反抗，最終寡不敵眾，除兩人從屋頂逃脫外，陳延年、郭伯和、黃竟西、韓步先等四人被捕。<br>陳延年自知危在旦夕，仍自稱是茶房，叫陳友生。國民黨軍警盡管心存疑慮，但見陳延年身穿短衣，褲腿上還扎著草繩，很像干粗活的人，于是在審訊記錄上留下了“陳友生，被雇傭的燒飯司務”的文字。面對酷刑，陳延年與郭伯和、黃竟西堅持不供。韓步先不支叛變，當堂指證了陳延年，使他的身份暴露。7月4日陳延年、郭伯和、黃竟西在龍華楓林橋被殺。<br>陳延年被人稱為“小列寧”。7月4日深夜，據(jù)說被亂刀砍死。時年僅29歲。時隔一年，陳獨秀次子、陳延年的大弟、時任中共北方區(qū)委組織部長的陳喬年也被在楓林橋槍決，時年26歲。</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恒豐里(山陰路85弄)</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85弄為新恒豐里，1-31號。為獨立成套日式公寓住宅，是二層新式里弄建筑，入口突出，拱圈入口，磚砌倒角窗框，雙坡屋頂帶尖形老虎窗，清水紅磚外墻，局部做簡化的古典裝飾和柱式。</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上第二條丁字交叉路——吉祥路<br></font></b></h3> <h1> 這條東西方向的小馬路起始山陰路，終于歐陽路，大約只有三百米左右，也就是南側(cè)的前門在恒豐里的一排石庫門建筑。而山陰路口的另外一側(cè)則是著名的虹口區(qū)第三中心小學。在我們小時候，大家都稱這條路為“吉祥路小菜場”，因為兩側(cè)都是菜攤，而令我難忘的是一些買零食的小店，有時候，我放學時與同學在一起，故意從這里繞一圈才回家，即使不買什么，就這樣看看也能夠心滿意足。</h1> <h3><b><font color="#010101">位于山陰路吉祥路口的虹口區(qū)第三中心小學<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虹口區(qū)第三中心小學，我們都稱它為“三中心”，創(chuàng)建于1920年，前身是上海第一高等女子學校和日僑商業(yè)學校，是一座歷史悠久、傳統(tǒng)優(yōu)秀的名校。</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一家專賣老上海品牌食品的小店</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三中心”小學旁邊有一幢小房子，上面的店招是兩排綠色的大字——“小辰光額米道，老底子額么事”，這十二個字在這幽靜的環(huán)境中則顯得特別扎眼，用上海話念起來卻格外親切。這是什么樣的商店呢？旁邊還有三行紅色小字：“專營：光明(益民一廠)，沙利文(益民四廠)，泰康，康元?！边@些熟悉而又蘊含誘惑力的名字，還有這條充滿歷史底蘊的馬路，似乎把我拉回了那久遠的年代。這是一個專售老上海品牌食品的小店。店面很小，貨架之間只留出狹窄的通道，我側(cè)著身子勉強走進小店。裝修簡樸，粉白的墻角懸掛著巨大的黑色電風扇，俯視著這局促的空間。種類不多，不超過十多種食品卻每一種都承載了我美美的回憶。貨源充沛，貨架上散裝的和袋裝的貨物放得密密麻麻，貨架頂層還有高高壘起的貨物箱。顧客盈門，慕名而來的或走過路過的，東張西望的或?qū)３虂碣I的，急匆匆買完就走或慢吞吞聊天搭訕的，來來往往的顧客都不一樣，買的東西卻都相同，那就是“小時候的回憶”。</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112弄<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山陰路大陸新村范圍包括山陰路132、144、156、168、180、192弄。由大陸銀行上海信托部建造，1932年竣工。磚木結(jié)構，六條里弄的房型相同，清水紅墻，窗間墻設壁柱，三層設挑陽臺，木門窗。每單元均有小院，矮圍墻，鑄鐵柵門。大陸新村列為上海市第三批優(yōu)秀歷史建筑。<br></font></h1> <h1><font color="#010101"> 大陸新村九號，是魯迅在上海的最后居所，在山陰路132弄靠街的墻上有郭沫若題的“魯迅故居”4個大字。1930年5月，魯迅因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聯(lián)盟”等社會活動，被國民黨當局秘密通緝，隨時可能被捕，經(jīng)日本友人內(nèi)山完造介紹，搬遷至臨街的拉摩斯公寓。 1932年淞滬戰(zhàn)爭爆發(fā)后，出于安全上的考慮，魯迅再次決定搬家。于是魯迅以內(nèi)山書店職員的名義，租賃了大陸新村9號，于1933年4月11日遷入新址。1950年上海市政府將大陸新村9號恢復原狀并向觀眾開放，1955年列為上海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br> 現(xiàn)在在故居的客廳里還放有一張設計特殊的西式書桌，是瞿秋白在上海養(yǎng)病時常用的。1934年，瞿秋白離開上海去江西瑞金革命根據(jù)地時，把這張心愛的書桌留存在魯迅家中。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長汀被國民黨當局殺害，魯迅便把書桌視為亡友的紀念物保存了下來。在三樓海嬰寢室的后面，有一間面積不大、僅能見到天空和曬臺的小客房。在這間隱蔽的小房里，魯迅冒著生命危險，掩護過好幾位共產(chǎn)黨人，瞿秋白第三次到魯迅家避難以及1936年黨中央派來上海工作的馮雪峰住的都是這間客房。<br> 在這里，魯迅還接待過許多共產(chǎn)黨人和進步人士，如曹靖華、胡風、黃源，青年作家蕭紅、蕭軍，多少個難忘的日夜，魯迅在這里同他們傾心交談?！叭松靡恢鹤阋?，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是魯迅書贈給瞿秋白的對聯(lián)，也正是魯迅與共產(chǎn)黨人同甘苦、共患難的真實寫照。</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大陸新村(山陰路132弄8號)謝旦如故居<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長期以來一直被有意或者無意忽視了的，就是魯迅家隔壁132弄8號，解放后至今一直住著的謝旦如一家及其后代。謝旦如，因其父是錢莊老板，在白色恐怖十分嚴重的情況下，利用有利身份出版“左聯(lián)”刊物，保存方志敏、瞿秋白文稿，為地下黨和進步文藝界人士做聯(lián)絡等，人們稱他為“紅色小開”。他與魯迅、瞿秋白等都非常熟悉，曾經(jīng)讓瞿秋白夫婦隱居在自己的住處，他曾送給瞿秋白一張?zhí)厥獾臅馈ｖ那锇纂x開上海時，將這張書桌送給了魯迅，這張書桌目前已成為魯迅故居珍貴的展品。1957年5月，謝旦如擔任魯迅紀念館副館長直到逝世。</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大陸新村(山陰路132弄6號)茅盾故居之一<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1933年4月，茅盾化名“沈明甫”遷至大陸新村3弄9號，（現(xiàn)為山陰路156弄29號）與魯迅是鄰居。1935年3月下旬，茅盾遷出大陸新村搬到滬西居住。1946年3月茅盾夫婦從香港返滬，住入大陸新村1弄6號（現(xiàn)為山陰路132弄6號）時，只可惜魯迅已經(jīng)與世長辭了。</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大陸新村(山陰路156弄29號)茅盾故居之一<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著名出版家趙家壁，文革期間也曾在大陸新村53號（192弄）居住。他在三十年代出版編輯了《良友文學叢書》《良友文庫》和《良友畫報》等，最著名的是他編輯出版的十大卷《中國新文學大系》。由他主持出版的書籍刊物，因編輯認真印刷精良，在當時享有很高聲譽，被魯迅譽為“良友式”。解放后的趙家壁曾任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副總編輯。</font></h1> <h1><font color="#010101"> 我們這代人都記得文革前有部《戰(zhàn)上海》的老電影，劇中那個開始頑固死守后來投誠起義的湯恩伯將軍的部下劉義，也是大陸新村的居民，但是無法搜索到具體的門牌號。我對劉義知之甚少，在百度上鍵入“戰(zhàn)上海劉義”，得到的解釋是：“劉義，電影中用的是化名，此人原名劉昌義。上海戰(zhàn)役結(jié)束后，劉昌義先到華東軍官訓練團學習，后被安排為上海市救濟委員會顧問。他的官兵大部分改編為解放軍，南下作戰(zhàn)。解放后，劉昌義歷任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協(xié)委員、全國政協(xié)委員、民革中央委員、民革上海市委常務委員、民革中央監(jiān)察委員、民革上海市委會顧問。1985年8月1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給劉昌義頒發(fā)了起義證書?！?lt;/font></h1><div><font color="#010101"><br></font></div><div><font color="#010101"><b>本文在網(wǎng)絡上流傳以后，有一位網(wǎng)友“龔小歡”指點：劉昌義住大陸新村168弄40號三樓。在此謝謝！</b></font></div> <h3><b><font color="#010101">東照里(山陰路133弄)<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山陰路133弄東照里，建于1920年，屬新式里弄。仿日式建造，當時為日僑居住點，取名“日照里”，抗戰(zhàn)勝利后，改成“東照里”。建筑形體簡潔，雙坡屋頂，水刷石外墻面，局部做簡化的古典裝飾。瞿秋白同志于1933年3月至1934年1月曾在本弄12號亭子間居住。</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東照里12號——瞿秋白故居<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1932年2月，瞿秋白避難來到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的魯迅家中。自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解除了他在黨內(nèi)的一切職務后，一介布衣的他，將大部分時間投入了學習和寫作中。<br> 1933年3月，魯迅通過日本友人內(nèi)山完造夫人租到了今東照里12號的亭子間，讓瞿秋白楊之華夫婦住了進去。亭子間在二樓，約20平方米。據(jù)說房東是位廣東籍中年寡婦，潑辣而好事。房客則多為日本商人或浪人。這些人經(jīng)常到瞿家來串門，問這問那。這既妨礙秋白工作，又影響安全。為了閉門謝客，瞿秋白只好躺在床上看書，楊之華則在房門口的煤球爐子上為丈夫熬藥。濃郁的中藥味在整所房子里彌漫，令人倒足胃口。如此一來，房東和房客們只得退避三舍不再騷擾。<br> 瞿秋白搬入新居后一個月，魯迅也從北四川路上的拉摹斯公寓遷居到大陸新村9號，兩家近在咫尺，彼此的往來更為密切。楊之華回憶說：“那時候，魯迅幾乎每天來看我們，和秋白談論政治、時事、文藝各方面的事情，樂而忘返。秋白一見魯迅就立即改變了不愛說話的性格，兩人邊說邊笑，有時哈哈大笑，驅(qū)走了像牢籠似的小亭子間里不自由的悶人氣氛”。<br> 在東照里居住的時期，瞿秋白也曾以“魯迅”的筆名為《申報》寫了許多雜文。為了便于保存，魯迅把這些雜文編人了自己的集子里，并書寫了一副對聯(lián)贈給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魯迅的友情對自嘆“沒有一個朋友”的瞿秋白來說，不啻寒冬中一抹溫暖的陽光。</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花園里(145弄)<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山陰路145弄花園里,原名火車里。3層磚木結(jié)構花園里弄住宅28幢，該建筑始建于1927年左右。建筑特征是早期的新式里弄。外觀簡潔，墻面為粘卵石和水泥仿石面，入口采用弧形券，室內(nèi)層高較低。這種住宅環(huán)境幽靜，主房朝南，外形參照日式建筑，取消石庫門門樓，改為矮墻，小鐵門，天井改為小花園，小顆粒的鵝卵石外墻面，入口采用弧形拱券，南立面二層以上有外挑陽臺，屋面為小青瓦斜屋面。</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花園里(145弄)2號<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這里的2號曾居住過另一位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實。尾崎秀實1901年生于臺灣，其父的漢學功力頗深，因此尾崎的中文也很了得。尾崎大學畢業(yè)后成為東京《朝日新聞》社記者，1928年至1932年任該報駐上海特派員。他結(jié)識許多中國左翼文化人士，與魯迅時有晤面，這在魯迅1931年至1934年的日記中均有記錄。尾崎曾在1931年將日本左翼記者山上正義翻譯的日文版魯迅《阿Q正傳》贈予魯迅，1934年尾崎最后一次贈予魯迅的書籍是自己翻譯的史沫特萊的自傳體長篇小說《大地的女兒》。<br>尾崎秀實著有《現(xiàn)代中國論》《中國社會經(jīng)濟論》《暴風雨中的中國》等。他在獄中寫給妻女的書簡集《流星般的愛情》成為戰(zhàn)后暢銷書。尾崎秀實的生平后由其弟、小其27歲的同父異母兄弟尾崎秀樹整理成文發(fā)表。尾崎秀樹也出生于臺灣，是日本文藝評論家、前日本筆會會長，對魯迅極其推崇，于1999年逝世。</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花園里(145弄)6號<br></font></b></h3>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010101"> 花園里6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設計者曾聯(lián)松（1917－1999年）的故居。曾聯(lián)松1936年考入中央大學經(jīng)濟系，1938年入黨。1949年全國政協(xié)向全國公開征集國旗、國徽的圖案。曾聯(lián)松設計了“五星布成橢圓形，大星導引于前，小星環(huán)繞于后，恰似眾星拱北斗的五星紅旗”。曾聯(lián)松設計的五星紅旗國旗圖案，被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批準采用。1949年9月25日，五星紅旗被毛主席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10月1日，五星紅旗隨著新中國的誕生飄揚在天安門廣場的上空。1950年曾聯(lián)松應邀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任上海市政協(xié)委員,常委。1999年10月去世。</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興業(yè)坊(山陰路165弄)<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山陰路165弄興業(yè)坊建于1927 年，是浙江興業(yè)銀行建造的職工住處。在興業(yè)坊建成后兩年，興業(yè)銀行又在狄斯威路（今溧陽路）建造了浙興里。 被列為 上海市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不可移動文物。</font></h1> <h1><font color="#010101">興業(yè)坊曾居住過上海音樂學院教授盛中華。盛中華的哥哥即被世界音樂界權威人士譽為“中國梅紐因斯”的小提琴家盛中國。值得一提的是，盛中華的父母均為著名音樂人，他們培養(yǎng)了十個學習和從事音樂的兒女，其中九個是小提琴家。長子盛中國9歲便在電臺灌錄節(jié)目，后來到蘇聯(lián)留學，1962年在第二屆柴可夫斯基音樂比賽小提琴比賽中獲得榮譽獎，是最早為中國贏得國際獎項的音樂家之一。</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興業(yè)坊10號<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1924年5月“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出版機構“汗血書店”在興業(yè)坊10號宣告成立。</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興業(yè)坊17號<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165弄17號二樓大道劇社舊址<br>1931年成立于上海。大道劇社是左翼戲劇家聯(lián)盟直接領導的基干劇團，參加人員有田漢、辛漢文、周伯勛、鄭君里、安娥等。演出田漢編寫的反映抗日戰(zhàn)爭的《亂鐘》、《解放》等劇。骨干成員有劉保羅、趙銘彝等，社員遍及上海各學校，先后演出了《洪水》、《梁上君子》、《街頭人》等，還與其他大學劇社聯(lián)合演出《馬特洛》等，反響很大。九一八期間以活報劇等形式，廣泛開展抗日救亡宣傳。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期間，劇社還參加對前線戰(zhàn)士、醫(yī)院傷兵的慰問演出。1938年停止活動。</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文華別墅(山陰路208弄)<br></font></b></h3> <h3><b><font color="#010101">文華別墅18號——黃炎培之子故居<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文華別墅被列為上海市第三批優(yōu)秀歷史建筑。<br> 這里的18號曾是黃炎培次子黃競武烈士的故居。1947年民盟被宣布為非法團體，黃炎培受到監(jiān)視不能公開活動，重要事務遂由黃競武代為聯(lián)系。1949年他在中共地下黨的指導下，秘密進行兩項工作：一是秘密發(fā)動中央銀行員工，阻止國民黨運送黃金白銀去臺灣；二是通過關系，對駐在上海的國民黨武裝策反。5月12日上午他有要事去中央銀行，被潛伏在那里的國防部保密局特務逮捕，5月18日凌晨被害，年僅43歲。5月26日，上海解放。</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209弄<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山陰路209弄與山陰路四達路口229弄以及溧陽路的房子一樣，都是青磚墻體、四面坡紅瓦屋頂?shù)挠⑹窖蠓浚績纱边B在一起，房屋和花園的格局很大。灰色的立面鑲嵌著磚紅腰線，圓形的門窗中央都有既美觀又在力學上起到堅實穩(wěn)定作用的拱心石。過去是中央儲備銀行的職員，209弄就是銀行為高級職員提供的住處。它們都是上海市第五批優(yōu)秀歷史建筑。<br> 臺灣著名導演楊德昌的父親曾經(jīng)是中央儲備銀行的高級職員，楊導演就出生在209弄4號。1992年，離開大陸四十多年的他，攜帶著妻子，即享譽兩岸歌壇的著名歌手蔡琴，一起回到山陰路尋根。由于解放后路牌的變動，也是幾經(jīng)周折，才尋到此地。</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216弄<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陶晶孫(1897.12.18-1952.2.12)，作家，中國木偶戲創(chuàng)始人之一，江蘇無錫市人。 1906年隨父親去日本，在日本讀完小學、中學和大學，1919年在九州帝國大學學醫(yī)學。1921年7月參與發(fā)起成立創(chuàng)造社，1927年從日本回中國，一度主編《大眾文藝》和《學藝》雜志。1929年1月陶晶孫應上海東南醫(yī)學院之聘，夫婦倆從日本回國（陶娶了郭沫若妻子佐藤富子的妹妹佐藤操為妻后改名陶彌麗）。一到上海他們就落腳在虹口，三十年代中期定居山陰路216弄2號。在此期間，他一面進行醫(yī)學研究，一面從事文學活動，積極投身于新興文學革命的洪流。1929年加入革命劇團藝術劇社，1930年3月2日加入“左聯(lián)”。30年代起主要從事醫(yī)療衛(wèi)生、醫(yī)學教學和醫(yī)學研究工作，成就卓著。1946年去臺灣，1950年離臺去日本，1952年2月12日在日本死于癌癥。</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216弄2號——陶晶孫故居</font></b></h3> <h3><b><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226弄<br></font></b></h3> <h3><b><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229弄<br></font></b></h3> <h3><b><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242號<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242號是上海市第五批優(yōu)秀歷史建筑。沿街有棵高大的玉蘭樹，那革質(zhì)的樹葉墨綠墨綠，簡直象一片濃得化不開的綠云，樹冠足可遮蔽二十多平米。我們可以想象到初夏時節(jié)，象牙色的玉蘭花開滿枝頭，陣陣清芬隨風飄溢的美景。242號過去的主人是一位林姓的上海鐵路局局長，其女兒叫林曉薇。1969年7月5日安徽省太平地區(qū)連降暴雨，引發(fā)特大山洪，黃山茶林場11位青年在抗洪搶險中為搶救國家財產(chǎn)而英勇犧牲。8月21日，市革委會追認陸華、林衛(wèi)陽、陶華、吳菊妹、金志強、李笑牛、林曉薇、王慶偉、張云芳、許洪蘭、劉度南等11人為革命烈士?？吹竭@則消息的時候，我還是頭頂烈日面朝泥土在“修理地球”，今天在網(wǎng)上查到資料后來到這幢斑駁的老洋房前，不由得感嘆萬分！<br><br></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的第三條丁字交叉路四達路<br>轉(zhuǎn)角的這棟花園洋房，大門是四達里286號。<br><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山陰路口四達路上的這棟獨立英式洋房里，曾住過海軍政治部秘書長柳夷。他也是海軍政治部文化部長、海軍報社社長。</font></h1> <h3><b>經(jīng)網(wǎng)友小魚鍋貼指正，在此并致謝。</b></h3><h3><b>糾錯：柳夷住的不是這幢，柳夷住在四達路里面，從山陰路數(shù)進去是第三幢，第二幢曾經(jīng)是虹口聾啞學校，第四幢是艦隊陳司令。</b></h3> <h3><b><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274弄，不可移動文物，如今成了人車混雜的直通魯迅公園的小路。<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山陰路的274弄與其他弄堂不同，它一頭連著山陰路，另一頭則通向魯迅公園圍墻邊的甜愛路，因此成了一條行人如織的交通要道。其中1～7號屬于上海市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不可移動文物。</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直通甜愛路<br></font></b></h3> <h3><b><font color="#010101">弄堂的小攤成了路邊攤<br></font></b></h3> <h3><b><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290號，一棟新建的別墅，在山陰路上特別扎眼。<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據(jù)說原南京部隊空軍政治委員江騰蛟被捕前也住在山陰路。不過空四軍的軍官都住在山陰路左邊弄堂底靠甜愛路的獨立洋房中。聽說李作鵬以前也曾住過。不過具體的位置在網(wǎng)上也無法搜索到。</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292號——原東海艦隊司令員劉浩天舊居<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劉浩天（1912.11.5-1984.1.9），江西寧都人。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1931年轉(zhuǎn)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33年參加中國工農(nóng)紅軍，參加了長征。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曾任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1969年2月至1975年8月任海軍東海艦隊司令員、艦隊黨委第二書記。中共第九屆中央候補委員。1984年1月9日在上海逝世。山陰路292號是棟獨立的花園洋房，其花園之大堪居山陰路之首，臨街兩扇灰色的大鐵門永遠緊閉著。</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303弄<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山陰路303弄，據(jù)說上海淪陷時期是日本軍人的宿舍和馬廄。在大躍進的時候建造了兩幢簡易的二層樓房。</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積善里(山陰路340弄)<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 山陰路積善里有兩排青磚砌成的三層石庫門建筑，堅固的雕花石框緊箍著兩扇黑漆大門，門中央懸著兩個錚亮的黃銅環(huán)，是上海典型的石庫門建筑，這里過去叫積善里，現(xiàn)在是山陰路340弄。上海市第五批優(yōu)秀歷史建筑。</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343弄青莊，原基督教青年會的宿舍。<br></font></b></h3> <h3><b><font color="#010101"> 山陰路青莊(343弄)1、3號<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青莊1號原來住的是廣東人吳耀宗，1918年即受洗入基督教，后到美國攻讀神學和哲學，獲碩士學位后于1927年回國，任職于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xié)會出版部。吳耀宗抗戰(zhàn)期間就常與周恩來有來往。1949年9月，吳耀宗代表宗教界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1950年9月參與起草、發(fā)表題為《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的宣言。要求教會實現(xiàn)“自治、自養(yǎng)、自傳”，斷絕與海外教會的一切聯(lián)系，建設“新中國下的基督教”。1951年，在基督教內(nèi)開展控訴運動，批判親美人士。1954年，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正式成立，吳耀宗出任主席。<br> 青莊的3號住著另一位宗教領袖劉良模。民國29年夏，劉良模被基督教青年會派赴美國求學。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美國對日宣戰(zhàn)，美國人民支援中國抗戰(zhàn)的團體組成了一個聯(lián)合援華機構，他被邀擔任該機構的正式“講員”，介紹中國人民的抗日戰(zhàn)爭。從此，他到過美國許多大中小城鎮(zhèn)，宣傳中國人民英勇抗日的事跡。1949年應邀回國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xié)會事工部主任、全國青聯(lián)副主席、上海市僑聯(lián)副主席、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和第三至六屆上海市政協(xié)委員、常委。在全國第一屆政協(xié)會上,劉良模和徐悲鴻、梁思成等幾位委員向大會聯(lián)合提出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的建議獲得通過。</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山陰路的最后一家“355號”，這個修車鋪所在的地盤已經(jīng)是祥德路了，兩條馬路就這樣無縫相接。<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昔日藏龍臥虎的山陰路，如今仿佛成了一位固守著一份榮耀卻又無力回天的垂暮老人。這恐怕也是歷史的必然吧。</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這里是祥德路2弄，也是解放前的山陰路祥德村。<br></font></b></h3> <h1> 又：山陰路與祥德路是一條直路，因為解放前后門牌號碼的變動，所以我把一部分解放前屬于山陰路的房屋也記載在本文內(nèi)。而且在我小時候，今天的祥德路兩側(cè)還有不少農(nóng)田，我也一直以為舊時的山陰路是穿過歐陽路直達頭道橋下的沙涇河的，祥德路只是解放后分出來的一條路。這次查資料才知道，山陰路是越界筑路，屬于租界，而祥德路屬于華界。</h1><h1><br></h1> <h3><b><font color="#010101">祥德路26弄2號，原來的山陰路“七友小筑”。<br></font></b></h3> <h1><font color="#010101">1940年10月13日的《申報》有條醒目的標題：“虹口昨晨血案，傅筱庵被刺身死；禍生肘腋老仆持刀暗殺，日方大事搜查并無所獲?！眻笊纤f的傅筱庵時為汪偽上海市市長，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舊時的傅宅今為祥德路26弄2號，當年是日本人為他物色的住處。</font></h1> <h3><b><font color="#010101">祥德路48弄，原來的山陰路“綠苑莊”。<br></font></b></h3> <h1> 再沿著祥德路往下走，在我小的時候，那就是郊外，那一帶到處是農(nóng)田和池塘。我阿姨的中學同學就住在那里，所以我一直跟在阿姨后面稱她為“鄉(xiāng)下阿姨”，從來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因為路有盡頭，因此山陰路上很少有車輛交通，連自行車都不多，到了晚上，行人很少，只聽見夜空中飄蕩著的小販的叫賣聲：“橄欖要伐橄欖，檀香橄欖賣橄欖。”那時我們弄堂里的兩個大孩子經(jīng)常帶著我，到山陰路底去玩。我們一起在水田里撈蝌蚪，帶回家養(yǎng)在家里的魚缸里。那魚缸不是玻璃缸，而是過年做過酒釀平時腌過咸菜的缸，這缸平時放在廚房間的角落里。父母不準我放在房間里，我只能放在門口的無花果樹下。水缸里不但有蝌蚪和金魚，還漂著從郊外水塘里撈來的碧綠的水草。即使是現(xiàn)在，只要我一閉上眼睛，仿佛還能看見那水缸，看見山陰路底那輝映著夕陽的金色池塘。</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