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 ? ? ?初到陜北</h3></br><h3>? ? ? ? ? ?李維漢</h3></br><h3><br></br>（一）陜北蘇區(qū)一紅軍長征的落腳點<h3>一九三五年十月，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到達陜北蘇區(qū)，勝利結束了兩萬五于里長征。以后，陜北就發(fā)展成為我黨的革命大本營，延安成為我黨領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和傳播馬列主義的中心。</h3></br></h3></br><h3><br></br>1，陜北蘇區(qū)的概況。陜北蘇區(qū)和紅軍是經過長期艱苦曲折的頭爭發(fā)展起來的。</h3></br><h3>一九三五年二月以前，在陜北存在著地域隔絕的兩個蘇區(qū)、兩個黨組織和兩支紅軍：</h3></br><h3>一是陜甘邊蘇區(qū)，設有陜甘邊特委，書記惠子俊，歸陜西省委領導，擁有一支紅軍隊伍，即紅二十六軍：</h3></br><h3>一是陜北蘇區(qū)，設有陜北特委，書記崔田夫，歸中央駐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領導，也擁有一支紅軍隊伍，即紅二十七軍。</h3></br><h3>??一九三五年二月初①，雙方經過協商，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惠子俊任書記）和西北軍事委員會（謝子長任主席②），實現了兩個蘇區(qū)黨組織和兩支紅軍的統(tǒng)一領導，謝子長負傷去世后，在劉志丹的統(tǒng)一指揮下，紅軍粉辟了國民黨軍隊對蘇區(qū)的第二次“圍剿”，解放了延長、延川、安塞、保安、靖邊、安定六座縣城。長期被分割的兩個蘇區(qū)聯成一片，面積達三萬平方公里，人口九十萬，建立了二十多個縣的蘇維埃政權，紅軍主力擴大到五千人，游擊隊發(fā)展到四千人，革命形勢是很好的。<br></br>一九三五年七月，朱理治以中央代表名義到達陜北，同郭洪濤、聶洪鈞③等一起，執(zhí)行了一條“左”傾錯誤路線，九月中旬，徐海東、程子華率紅二十五軍長征到達陜北，在延川永坪鎮(zhèn)與紅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隨后召開了永坪會議，撤銷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由朱理治等組成：“中央代表團” ④；成立了陜甘晉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濤任正、副書記；紅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軍統(tǒng)編為紅十五軍團，由徐海東任軍團長，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程子華任政委；改組了西北軍事委員會，由聶洪釣任主席。<br></br>當時，陜北蘇區(qū)面臨的任務是如何粉碎敵人從七月開</h3></br><h3><br></br>① 一說西北軍事委員會成立時間是在一九三四年底。<br></br>②一說西北軍事委員會主席為劉志丹、<br></br>③一九三四年一月郭洪濤由中央駐北方代表派往陜北。一九三五年五月聶洪鈞由上海臨時中央局派往陜北、<br></br>④代表團的名稱，現有兩種說法：一是“中央代表團”，一是“中央北方局代表團”。</h3></br><h3>始的第三次“圍剿”。十月一日，紅十五軍團在勞山殲敵東北軍一一〇師近兩個團和師直屬隊全部約三千七百人，擊斃師長何中立，參謀長裴煥采。十月二十五目，在榆林橋又殲敵東北軍一〇七師一個加強團，活捉團長高福元。但是，“圍剿”還未能粉碎。也就是在這段時間內，后方的瓦窯堡發(fā)生了錯誤的肅反事件，逮捕了劉志丹等同志，隨后又發(fā)展到前方，在紅二十六軍中也進行了“肅反”，并且錯殺了一些人，使陜北這個碩果僅存的蘇區(qū)陷入非常嚴重的危機。</h3></br><h3><br></br>2，黨中央到達后的緊急措施。黨中央到了吳起鎮(zhèn)以后，即派賈拓夫攜帶電臺，作為先遣隊去尋找陜北紅軍和劉志丹，我與他同行（賈拓夫于一九三四年代表陜西省委到中央蘇區(qū)參加六屆五中全會，會后，留中央白區(qū)工作部工作，隨中央紅軍長征北上，并任總政破壞部部長）。</h3></br><h3>我們在甘泉不寺灣遇到了郭洪濤，得知陜北蘇區(qū)正在對紅二十六軍和原陜甘邊黨組織進行肅反，劉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在吳起鎮(zhèn)時，曾有同志向黨中央反映陜北肅反和劉志丹被捕的事，現在得到了證實。我們當即電告黨中央毛澤東等同志。黨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來解決！<br></br>隨后，黨中央毛澤東等同志來到下寺灣，聽取了郭洪濤的匯報。黨中央在下寺灣召開會議，分析了陜北根據地內外的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決定分兩路行動：一路由洛甫、博古、劉少奇、鄧發(fā)、董必武和我率中央機關從下寺灣直接去瓦密堡（陜甘晉省委駐地，蘇區(qū)的中心），并指定王首道到瓦窯堡查處肅反問題，另一路由毛澤東，周恩米，彰德懷率紅一方面軍南下，迎戰(zhàn)第三次“圍剿”的敵人。</h3></br><h3><br></br>3，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的勝利，為在西北建立根據地舉行了奠基禮。勞山，榆林橋兩個戰(zhàn)役擊敗了敵人，但未能粉碎“圍剿”，敵人又以五個師的兵力再次來犯。東邊一個師沿洛川、鄜縣大道北上，西邊四個師由甘肅的拿水：慶陽，沿葫蘆河向郵縣方向進犯。不粉碎敵人的進攻，就不能徹底擊破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十一月初，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在甘泉道佐鋪紅十五軍團部會見了徐海東、程子華、郭述申等，共同商量決定了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計劃。未我月下旬，紅一方面軍主力和紅十五軍團會同作戰(zhàn)，殲敵一〇九師，擊斃師長牛元峰，又在追擊中殲敵一〇六師一個團，取得了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的勝利，終于粉碎了敵人對陜北蘇區(qū)的第三次“圍剿”。十一月三十日，毛澤東在一方面軍營以上的于部會上作了《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的報告，指出?！爸醒腩I導我們在西北建立廣大的根據地一領導全國反日、反蔣、反一切賣國賊的革命戰(zhàn)爭的根據地，這次勝利算是舉行了奠基禮。”</h3></br><h3>（二）參加糾正錯誤肅反</h3></br><h3><br></br>上述發(fā)生在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間的陜北錯誤肅反事件，是王明“左”傾路線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惡性膨脹的產物。</h3></br><h3>由于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才及時地停止和糾正了這個嚴重錯誤。</h3></br><h3>但關于錯誤肅反的根源和責任問題，一直存在著爭論。最近，在黨中央領導下，經過中央指定的五人小組同原陜北、陜甘邊有代表性的老干部反復研究、商討：取得了一致意見，并同意結束這場爭論，這就為西北光榮歷史的編撰掃除了路障（詳見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委員會三十八號文件）。</h3></br><h3>下面簡述我參加處理這件公案的史實：<br></br>1，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西北中央局指定組成在博古指導下審查錯誤肅反的五人“黨務委員會”；其成員為：<br></br>董必武（主任），王首道（紅軍保衛(wèi)局長），張云逸（代表軍委），李維漢（中央組織部部長），郭洪濤（陜甘晉省委副書記）。</h3></br><h3><br></br>2，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開了一次平反會，洛甫、博古、劉少奇等出席，五人委員會也都參加了。記得這次會是由中央組織部召開的。會上，宣讀了《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員會宣布，劉志丹等同志是無罪的，黨中央決定立即釋放，并且分配工作。劉志丹講了話，他說：這次肅反是錯誤的，我們相信中央會弄清問題，正確處理的。我們也相信犯鍇誤的同志會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團結在中央周圍一道奮斗。會上，宣布了黨中央對戴季英，聶洪鈞的處分決定。他們以后也作了檢討。</h3></br><h3>3，由于“左”傾路線沒有清算。陜西甘邊蘇區(qū)的干部和軍隊干部仍然戴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所以對他們的工作分配，特別是對一些高級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當時，中央決定對釋放的干部的工作分配辦法是，地方于部由陜北省委負責，軍隊干部由軍委負責。<br></br>我對陜甘邊干部一個也不認識，但我出席了省委會議，所以對地方干部不太合理的分配，也負有一定的責任。</h3></br><h3><br></br>4，一九三七年去陜甘省委工作期間，在省委和關中特委，我先后聽到習仲勛、張邦英、張策、劉景范等同志的敘述，才認識到錯誤肅反的根源和一九三五年《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也有缺點錯誤?；匮影埠螅蚁蛎珴蓶|，洛甫作了反映。</h3></br><h3><br></br>5，我肯定過三點史實。一九八一年，我為了搜集在延安工作時期的資料，到了西安。一些從事黨史研究和黨史講授的同志對我說，高崗問題發(fā)生后，邊區(qū)黨史不好講了，要求我講講這個問題。我在座談會上講了話，肯定了三點史實，</h3></br><h3>第一，一九四二年西北局高干會的路線是正確的，</h3></br><h3>第二，高崗在邊區(qū)黨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執(zhí)行中央路線的，</h3></br><h3>第三，土地革命時期陜北有兩位人民領袖—劉志丹和謝子長。</h3></br><h3>講話記錄送原陜北、陜甘邊幾位負責同志看過，都表示同意。</h3></br><h3>（三）參加瓦窯堡會議</h3></br><h3><br></br>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在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取得勝利以后，于十二月初到瓦窯堡。</h3></br><h3>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即瓦窯堡會議。<br></br>會議在洛甫住的窯洞里召開，由洛甫主持。出席和列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洛甫、博古、王稼祥、劉少奇、鄧發(fā)、凱豐、張浩、鄧穎超、吳亮平、郭洪濤和我（名單可能有缺漏）。<br></br>會議主要討論抗日問題。會議前夕，張浩（林育英）于十一月下旬從莫斯科回到陜北。他奉共產國際之命，裝扮成商人經外蒙古、內蒙古到達瓦窯堡，口頭傳達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消息和季米特洛夫在“七大”上關于建立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報告。這個報告的中心是論證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基本精神，瓦窯堡會議的召開作了思想準備。會上，毛澤東作了發(fā)言，并進行了充分的認真的討論。在會議開始時，博古仍有“左”傾關門主義的傾向，對于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統(tǒng)一戰(zhàn)線和大資產階級營壘分化的可能性表示懷疑，但很快取得了一致。<br></br>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策略方針。會議還通過了《關于軍事戰(zhàn)略問題的決議》，確定了把國內戰(zhàn)爭同民族戰(zhàn)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zhàn)的力量和擴大紅軍的方針。</h3></br><h3>瓦窯堡會議結束以后，十二月二十七日，黨中央在中央黨校召開了一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參加會議的同志比較多。會上毛澤東根據中央決定的精神，作了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的報告；著重闡明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強調了黨和紅軍在這個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的領導作用<br></br>瓦窯堡會議的決議和毛澤東在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是繼遵義會議糾正“左”傾機會主義軍事路線之后。<br></br>對“一切斗爭，否認聯合”的“左”傾政治路線的糾正；是毛澤東繼《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之后，進一步正確分析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的重要文獻。它糾正了黨內在很長—個時期把民族資產階級混同于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錯誤，批評了黨內那種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中間階級不可能和中國工農大眾聯合抗日的錯誤觀點。<br></br>瓦窯堡會議以后，黨中央便利用一場可能向國民黨上層，一切愛國人主和東北軍；西北軍的將領張學良，楊虎城進行工作并派劉少奇去領導華北的工作：稍后又派馮雪峰去上海接通黨的關系。從此，在全國范圍內，逐步開展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工作。在陜北，更是上上下下一起開展爭取東北軍、西北軍抗日的活動。吳亮平主編的《打回老家去》小報，與各地的口頭喊話相結合，在東北軍的下層中有很大影響，產生了很好的效果。</h3></br><h3><br></br>（四）中央機關和地區(qū)組織的變動</h3></br><h3><br></br>中央初到陜北時，中央機構作了相應的變動，在瑞金時，蘇區(qū)中央局是履行中央職務。領導全國工作的；到陜北后，改稱為西北中央局同樣領導全國主作。</h3></br><h3>西北中央局內部分設：宣傳部，部長洛甫兼，副部長吳亮平；白區(qū)工作部，部長張浩：組織部，部長是我。</h3></br><h3><br></br>軍委和政府機構也有變動：<br></br>遵義會議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朱德的中央軍委主席職務沒有變動。</h3></br><h3>會后政治局常委又進行了分工，由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當紅軍離開遵義繼續(xù)長征，黨中央又先后決定博古的職務由洛甫代替，負總的責任，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指揮軍事行動。到陜北以后，改設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彭德懷。</h3></br><h3>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辦事處主席博古，財政部長林伯渠，糧食部長鄧發(fā)，土地部長王觀瀾，國民經濟部長崔田民，教育部長徐特立，司法內務部長蔡樹藩，工農檢查局長羅梓銘，勞動部長鄧振詢。后文設立外交部，部長由博古兼任！<br></br>同時，陜北蘇區(qū)的行政區(qū)劃分及領導機構也作了變動。撤銷了陜甘晉省委，把蘇區(qū)劃分溈陜北省，陜甘省（以下寺灣力界，下寺灣以北為陜北省，下寺灣以南為陝甘省。）</h3></br><h3>并設立了三個特區(qū)。這樣，黨的領導組織就有陜北省委、陜甘省委和三邊、神府、關中三個特委。</h3></br><h3><br></br>陜北省委書記郭洪濤，宣傳部長賈拓夫，組織部：部長王達成，婦女部長白茜（后為史秀云），工會主席高長久（兼工會黨團書記），軍事部長鐘赤兵，少共書記慕純農。省委機關在瓦窯堡。</h3></br><h3><br></br>陜甘省委書記朱理治，副書記李富春，宣傳部長李一氓，組織部長歐陽欽，白區(qū)工作部長張策，軍事部長肖勁光。省委機關在甘泉下寺灣。</h3></br><h3>陜甘省所屬的地區(qū)面臨東北軍、西北軍的駐地，在主力紅軍東征期間，許多地區(qū)如甘泉，鄜縣等被他們占領了，所以工作困難很大。省委的主要任務是恢復和發(fā)展蘇區(qū)，地方武裝和黨的組織，同時進行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工作。</h3></br><h3><br></br>三個特委為：<br></br>1，三邊特委，書記謝維俊。他在江西“反羅明路線”斗爭中受批判后，調中央組織部工作。后來參加長征，一路工作積極負責，到達吳起鎮(zhèn)以后，黨中央派他在吳起鎮(zhèn)一帶消滅土匪部隊。特委成立后，由他任書記，慕生忠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軍事部長劉景范。獨立營營長楊琪。一九三六年發(fā)生三邊事變，謝維俊被叛匪殺害，</h3></br><h3><br></br>2，神府特委，書記楊和亭，宣傳部長張江全，組織部長張秀山，少共書記張漢武。紅三團團長王兆相。</h3></br><h3>對于神府特區(qū)的工作，中央政治局還專門開會作了研究。毛澤東、東、洛甫、鄧發(fā)、張浩以及賈拓夫，王達成、楊和亭、張江全等參加了會議。我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強調說：“神府蘇區(qū)雖不大，但這個地方很重要，是個抗日前哨！”毛澤東在講話中還講到對地主，富農的政策。<br></br>他說：對地主，在沒收他們的土地和財產以后，要和農民分同等的土地；對富農，只沒收多余的士地，不分浮財。</h3></br><h3><br></br>3，關中特委，原為陜甘邊南區(qū)黨委，改為關中特委時，派賈拓夫為書記（后由習仲勛接任），張德生組織部長，黃春圃（江華）為司令員，秦善秀為蘇維埃主席，張邦英為副主席，陳國棟為游擊隊指揮。<br></br>以上是初到陜北的情況，以后有改變。</h3></br><h3>......</h3></br> ?<h3>......，討論過民眾抗日救亡運動的組織和方法，討論過神府特區(qū)的工作，特別討論了內蒙地區(qū)的工作，主要是伊克昭盟的工作，幫助組織了以高崗為首，賈拓夫。曹動之參加的內蒙工作委員會。內蒙是陜甘寧根據地的靠背，黨中央到陜北后，是始終重視內蒙工作的。</h3></br><h3>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內蒙工作委員會撤銷，成立中共少數民族委員會，將回族工作也包括進去。</h3></br><h3><br></br>4.做東北軍的工作。我們還討論和發(fā)動群眾利用《打回老家去》小報的內容進行喊話，做東北軍士兵的工作。為此設立了許多工作站，我們在工作站活動，東北軍士兵見了也不開槍，說明我們的爭取工作是有成效的。<br></br>這個時期，我和陜北省委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實現黨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個總政策。<br></br>黨中央遷到保安后，我隨中央到了保安，陜北省委遷至安定縣（今子長縣）譚家營，我和陜北省委的聯系就斷了。</h3></br><h3>? ? ?在定邊三個月</h3></br><h3><br></br>1，組織定邊工作委員會。</h3></br><h3>一九三六年九月，毛澤東同志叫我去他那里。我到達時，宋任窮已在座。毛澤東對我說：準備打寧夏，奪取銀川，因此要組織定邊工作委員會，進行一些必要的準備工作。要我任工委書記，宋任窮（駐防軍政治委員）、宋時輪（駐防軍司令）、高崗、賈拓夫為委員，與定邊、鹽池縣委密切合作。大約九月二十二日，我同宋任窮一道去定邊。</h3></br><h3>臨行前，洛甫對我說，組織部的工作由他照管。到定邊十多天后，接到他的來信說，中央決定中央組織部長改由陜北同志擔任為好，決定由郭洪濤接替我的職務。我立即去信表示擁護中央的決定。后來知道，是博古任部長，郭洪濤任副部長。我的免職是出于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康生等的要求。</h3></br><h3>定邊工作委員會做了下列工作：同定邊、鹽池兩個縣委商定了白區(qū)工作計劃；查明了吳忠渡河點和攻城有關的一些情況；組織了回民游擊隊、為團結哥老會開了香堂。</h3></br><h3>工委的第二項任務是加強內蒙的工作，做了一些伊克昭盟的工作，但不多。<br></br></h3></br><h3>定邊工作委員會存在的時間不到兩個月，因為情況變化，原計劃取消，工委宣告結束。</h3></br><h3><br></br>2，組織籌糧委員會。紅軍三方面軍在會寧和靜寧會師，經過山城堡對敵戰(zhàn)斗后，全部后撤休整。紅軍總指揮部（總指揮彭德懷）駐在定邊附近，黨中央又電示我和董必武（中央黨校校長，當時中央黨校也遷到了定邊。）負責組織籌糧委員會，高崗，賈拓夫均為委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的一天，我去總指揮部，彭問我籌糧情況，我說，只能保證三個月：他說，可打安邊，我說，也籌不了多少，他說；中央在考慮來個“小長征”打到漢中去，從彭處回定邊不過兩三天又接到他的電報，說發(fā)生了西安事變，捉了蔣介石，紅軍主力即日南下，不用再籌糧了?；I糧委員會也就結束了。</h3></br><h3>文摘來源：中共黨史資料14?</h3></br><h3>注：</h3></br><h3>李維漢（1896年6月2日—1984年8月11日），漢族，原名厚儒，字和笙，又名羅邁，湖南長沙縣人。曾先后擔任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顧問、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務。</h3></br><h3>李維漢同志1896年6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長沙縣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h3></br><h3>1919年，李維漢同志赴法國勤工儉學。留法期間，他接受并信仰馬克思主義。</h3></br><h3>1922年，他同趙世炎、周恩來等同志一道組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并負責組織工作。同年，受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委托，回國申請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底，由毛澤東、蔡和森同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h3></br><h3>1931年赴莫斯科學習。1933年赴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央組織部干事、副部長、部長，中央組織局主任，中央黨校校長等職。長征中，任軍委二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他擁護遵義會議決議，擁護毛澤東同志在中央的領導，克服千難萬險，勝利到達陜北。</h3></br><h3>長征到達陜北后，李維漢同志參加黨中央指定的以董必武同志為首的五人“黨務委員會”，及時糾正陜甘革命根據地的錯誤“肅反”，釋放劉志丹等蒙冤同志，使陜甘根據地轉危為安。</h3></br><h3>1936年12月起，李維漢同志歷任中共陜甘省委書記、中央群眾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等職。期間，他組織研究陜甘寧邊區(qū)及周圍區(qū)域的統(tǒng)戰(zhàn)和民族問題，先后起草《關于回回民族問題的提綱》《關于抗戰(zhàn)中蒙古民族問題提綱》，成為黨開展回族、蒙古族工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文件。</h3></br><h3>1937年5月起，李維漢同志擔任中央黨校校長、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長、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負責編輯出版中央主辦的黨內刊物《共產黨人》，致力于黨的理論宣傳和干部教育工作。</h3></br><h3>1942年9月，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陜甘寧邊區(qū)政府秘書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協助林伯渠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h3></br><h3>1946年底，李維漢同志先后任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長、部長。1948年9月，中央城工部改名為中央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部，李維漢同志任部長，主管統(tǒng)戰(zhàn)和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h3></br><h3>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選舉產生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李維漢同志被推選為秘書長兼第一小組組長，負責商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代表名額和名單。</h3></br><h3>新中國成立后，李維漢同志先后擔任全國政協秘書長，政務院秘書長，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第八辦公室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副主任等職。</h3></br><h3>文摘來源：百度百科</h3></br> <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sctbBpJ3ulfzg0-ArCzSng" >查看原文</a> 原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著作權歸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