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鄧小平留給當今社會重要的思想財富是鄧小平理論。紀念鄧小平活動已過去幾天了，往事卻揮之不去。</p><p class="ql-block"> 2004年，我應省政協(xié)文史委邀請在《江淮文史》紀念鄧小平專輯上發(fā)表研究鄧小平反右防“左”思想的文章。2006年，中指辦籌劃制訂《志書質量標準體系》，收到邀請后撰寫《方志質量管理標準體系設想》（發(fā)表在2006年《中國地方志》第11期）前往桂林與會，《會議紀要》大篇幅引用拙文觀點。</p><p class="ql-block"> 2007年，中指辦在廣東召集方志學者正式擬訂條文。按會議要求，我與會前擬了個《方志質量管理標準》（草案），載入會議材料匯編供集體討論。我擬的草案分“總則、質量標準、管理標準、附則”四章（草案收錄在拙著《方志論》書后）。會議還有梁濱久、蘇炎灶、王廣才等或撰文或發(fā)言主張這樣“質量+管理”的結構，奇怪的是這部分人發(fā)言溫文爾雅；反對質量管理標準的人發(fā)言河東獅吼氣斗如牛。中指辦理論研究室同志說看了一場劍拔弩張的好戲。因反對者氣勢洶洶，導致會議決定只制定志書質量標準，放棄質量管理標準。梁濱久十分惋惜地說志書質量標準已經有六條了，光制定這個，會議就沒有什么意思！我研究前咨詢過質量技術標準部門，知道標準的結構，就建議中指辦會后咨詢國家質量標準部門。不出所料，國家質量標準部門說沒有質量管理控制就不是標準，暫且改名《地方志書質量規(guī)定》。顯然，這一次規(guī)范文件制定走了很大學術彎路，使二輪志書編纂沒有質量管理標準可循，嚴重影響了志書質量。直至去年，中指辦在北京門頭溝召開會議制定一系列文件，大會發(fā)言時我提起十幾年前的傷痕，現(xiàn)在研究制定七個文件中關于志書質量管理規(guī)定是彌補上次《志書質量標準》制定中的缺憾，事實證明沒有質量管理，質量規(guī)定就是一紙空文。現(xiàn)在補充制定，亡羊補牢猶未遲也！</p> <p class="ql-block">參加《志書質量規(guī)定》的全體人員在肇慶合影</p> <p class="ql-block"> 當年制定標準會議第二階段從廣州移師肇慶，分幾個小組擬稿，然后大會逐條討論。我當時負責“行文規(guī)范”組，條文最多，匯報討論時間最長。白天大會討論，晚上協(xié)助理論研究室整理匯編。“觀點”部分只有三條，由三位年長者負責擬稿。大會討論時我提出指導思想“使用鄧小平理論的概念，刪去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鄧小平理論包括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誰知該組一位老同志瞪大眼睛兇神惡煞般呵斥道“鄧小平理論怎么能包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方針政策？”當時感到莫大恥辱，這是集體研究規(guī)范文件，不是討論你個人著述，干嘛動那么大肝火聲嘶力竭吶喊呢？哪一級學閥能剝奪別人發(fā)言權？會議前一段吹胡子瞪眼那是為標準結構，這不僅僅是我的主張，還有好幾位支持者，這個回合是為了鄧小平理論概念直接沖著我而來，沒有人能體會到我心頭傷痕加了一把鹽。</p><p class="ql-block"> 為了真理不懼蠻橫辯解“制定標準要與時俱進，我在黨校學習，老師就是這樣解釋鄧小平理論的，這些都寫進了《黨章》”。誰知另一位負責人說“我當過支部書記，《黨章》我能背出來”。或許他背的是老《黨章》。當時沒有人支持我，只是會議結束時，中指組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田嘉總結時說“這次會議邱老（研究室邱新立）、王老很辛苦（二位不算老，調侃氣氛而已）……近段時間的確沒有怎么聽到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方針政策的提法，王老回去再查查依據(jù)給我們反饋一下”。</p><p class="ql-block"> 回來后我立即將《黨章》關于鄧小平理論的界定和其他意見寫信反饋，此信收錄在拙著《方志論》之后。《質量規(guī)定》吸收了我的意見，刪去了過時的指導思想。這次難忘的經歷挫傷了我理論研究的積極性，之后幾年都不想?yún)⒓訉W術活動。文學傷痕反映的是社會曲折，學術傷痕則記錄了學術研究的曲折。盡管這些曲折的歷史已經改寫，然而這么多年來，一提起鄧小平理論，心頭傷痕就隱隱作痛……</p> <p class="ql-block">寫給田嘉及理論研究室的反饋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