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村（其時叫大隊）里來了一群城里的小年青，約30來個，是一輛有車蓬的大卡車送到我們村小的。那天是周末，老爸早早在村小操場上迎接，因為老爸是大隊長。</p><p class="ql-block"> 我遵老爸吩咐，在自家門前的自留地里拔辣椒稈。村小離我家很近，約百十來米，10點光景，聽到了敲鑼打鼓的聲音，想必是已經到了。</p><p class="ql-block"> 又過約一小時，老爸背著一個箱子回來了，后面跟著一個小姑娘。其實我老早就聽說有一批知青要下鄉(xiāng)到我們村，并且聽老爸說，這批知青都要安排到農戶家吃住的，我家也要安置一個。因此前兩天，老爸已經把緊靠廚房的那間雜物間騰出來收拾干凈了，只是非常小，只夠搭一張床和放一張書桌。</p><p class="ql-block"> 那時家家戶戶都是草舍，人口多的四間，人口少的兩間半，我家人口不多不少，也只有兩間半。所以原本就已逼仄，再住一個人，必將更加逼仄了。但老爸是大隊干部，他說他必須帶頭接收。后來我看出來了，這些知青幾乎都安置在大隊干部、小隊干部及骨干村民的家里。</p><p class="ql-block"> 安置在我家的知青叫惠娟，長得有點高，雖然也才十七八歲，但在我這個十三四歲的少年眼里，儼然就是個大人。她把行李安放好后，不聽我老媽勸阻，竟來幫我拔辣椒稈了。我不禁想，這么懂事一定是之前她父母對她的囑咐起了作用吧！</p><p class="ql-block"> 然而拔了沒幾株，她的手上就起了幾個血泡?？吹剿荒樀捏@慌，我知道她之前一定沒有經驗，便叫她用針挑破血泡，把血水擠出來，她說她不敢，后來還是老媽幫她作了處理。</p><p class="ql-block"> 自此，知青們便跟著村民一起干農活了，不過干的都是最輕便的活，即便如此，干錯活幫倒忙的事也時有發(fā)生。村里規(guī)定，滿十三歲的孩子就有資格干農活掙工分了，當時我已滿十三歲，不上學的時候比如周末，也下地干活，一般把我及其它幾個小伙伴與知青安排在一起，也就是掃掃地、除除草之類的。記得有一回一個公社干部來地頭慰問知青，居然握著我的手把我錯當了知青，弄得大伙哈哈大笑，公社干部倒也不尷尬，邊笑邊說：“這孩子還真有點像知青呢！”</p><p class="ql-block"> 遇到下雨天，村民們一般都不出工了，但也有做不完的家務。而知青們就有些無聊了，干什么呢？男知青大多玩撲克，但據(jù)說是帶彩頭的，便有村民舉報，結果被抓了幾個。另外還有個男知青晚上到地頭去拔了幾根甘蔗，也被當作小偷抓了，聽說當時抓住時，一個年輕的村民上去就給了他幾巴掌。其實這些知青也還都是孩子，從城里來到鄉(xiāng)下，遠離了家人，想必也是很寂寞的，稍稍有點出格行為或有些嘴饞，也屬正常。然而那時的社會風氣就是這樣，動輒得咎。女知青呢，也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家成了她們的熱聊之所。</p><p class="ql-block"> 凡是不出工的日子，女知青都會跑來我家，擠進惠娟那又狹小又簡陋的臥室，實在擠不進去，則坐在門外的廚房間。俗話說，三個女人一臺戲，何況是七八個，她們一邊吃著零食，一邊嘰嘰喳喳說著杭州話。我知道她們?yōu)槭裁聪矚g來我家，因為我家是村里少有的公認的開放式家庭，父母雖沒什么文化，卻非常開明，由此養(yǎng)成了一種自由包容的家風，不光知青，村民們也一向喜歡來我家閑聊。</p><p class="ql-block"> 那時我剛上初中。在那樣的年代，在農村，讀書普遍不重視的。而我卻是認真的，老師布置的作業(yè)從不打折扣。但知青們在我家辦“沙龍”是很影響我寫作業(yè)的。雖然惠娟不時提醒她們壓低聲音，但不知不覺中聲音便越來越大，偶或還忍不住大笑起來。如此，我只好將作業(yè)收起。</p><p class="ql-block"> 有一回她們又來時，其中一位知青主動借給我一本書，叫《悲慘世界》。老實說，生活在農村旮旯里的我，當時除了課本只看過連環(huán)畫，這樣大部頭的書摸都沒摸過。但第一次看名著，我的體驗是很沮喪的，雖然我硬著頭皮啃完了，但內容不甚了了。尤其是人物的譯名根本記不住，看著看著就不知道誰是誰了。由此，我心里倒開始暗暗佩服這些知青了，覺得他們的確是有文化的人，是無愧于“知識青年”這個稱號的。其實他們也不過是高中畢業(yè)，好像都是杭針廠子弟學校畢業(yè)的。但就教育水平而言，農村的學校與城里的學校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p><p class="ql-block"> 大約不到一年吧，村里的知青屋造好了，長長的一排，兩層樓。所有的知青便都搬了過去，樓上住女知青，樓下住男知青，還有一些多余的房間成了村里的辦公場所。他們住上知青屋后，也就不再到我家來了。我上學時要路過知青屋，有一次我看到她們在走廊上好像在用手指我，并議論著什么似的，心里很不舒服。后來路過知青屋時我就只管低著頭走，但好像有心理障礙似的，仍能感覺到她們對我的指指點點。</p><p class="ql-block"> 期間我去過一次知青屋，是惠娟生病了，我跟著老媽去的?；菥暾f，她在城里都沒見過像我這樣認真讀書的人，她說她們看到我背著書包獨行在上學路上時，的確議論過我，說我與農村里別的孩子不一樣。聽惠娟這么一說，我之前的心理障礙便一下杳無蹤影了。</p><p class="ql-block"> 1977年我剛上高中，高考制度恢復，這給了年輕人以無限希望。然而，像我們這樣的鄉(xiāng)村中學，教育質量自是無從談起，何況據(jù)說招生人數(shù)十分有限，而考生隊伍將異常龐大，毫無疑問，對于農村學子，上大學是比登天還難的。不過我是打算一試的，為此，老師們傾盡全力幫我們七八個預備參加高考的學生翻印復習資料。我們準備參加的是79年的高考。</p><p class="ql-block"> 有一天晩上，惠娟來到我家，向我借高考復習資料。她說他們多數(shù)人有參加78年高考的打算，因為77年的高考已來不及準備了。當時不要說復印機，村里連油印機都沒有，也就是說這些復習資料都得用手抄?；菥暾f她爭取兩天之內抄完，然后她抄好的再讓別人抄。</p><p class="ql-block"> 那些年的高考，競爭實在太慘烈了，參加高考的歷屆生人數(shù)遠遠超過應屆生，真可謂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78年的高考，惠娟他們后來究竟有幾個人去考我不知道，反正一個都沒考上，這是意料之中的，畢竟他們是被文革嚴重耽誤的一代。而79年的高考，我們幾個應屆生也都沒考上，我是最接近分數(shù)線的一個，后來去別的學校復讀了一年，終于考上了最末流的大學。</p><p class="ql-block"> 大約78年知青政策有所調整，到79年，村里的知青開始陸續(xù)返城了。我考上的是外地大學，那時交通非常不便，每次返校都要先在杭州住一晚，然后再坐長途汽車。記得可能是81年吧，我就去惠娟家住了一晚，是杭針廠的宿舍，也很逼仄，但有一個閣層，應該是自己搭建的，而我就被安排睡這個閣層。</p><p class="ql-block"> 這之后，我再也沒見過曾經來我們村插隊的任何一個知青。前幾年，聽說有幾個知青重訪插隊舊地，不知其中有惠娟不？而今，四十余年過去，他們都已年近古稀，定然子孫滿堂了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