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strong>文/姜天劍</strong></h3></br><h3>1633年11月8日，才立冬后的第二天，北京卻已寒氣逼人。七十二歲的當朝次輔、禮部尚書徐光啟緾綿病榻近兩個月，已水米未進數(shù)日，他氣若游絲，燈枯油盡，心智迷離?；袗唛g看到微笑的天使在向他招手，神父們曾描述天使是穿著白色的輕薄絲綢、背上長有翅膀……，他心中歡喜：“難道真的要去天國么？”但轉(zhuǎn)眼天使又變成了母親，母親面容慈祥而凄苦，還是穿著年輕時那件藍色碎花布衫坐在織機上，扭頭欲言又止地望著他，他下意識地抬了抬手，他多想撲進母親溫暖的懷抱，像小時候那樣。忽然母親又隱沒不見了，換成了高坐于朝堂的崇禎皇帝，威嚴、冷漠而又無助，他囁嚅著想進言勸諫，但話到嘴邊卻又咽下，他知道國事糜爛至此，多說無益。他又恐怖地見到前一年冤死的最得意的學生孫元化把自己血淋淋的頭顱拎在手里。父親、利翁、老師焦弘、魏忠賢、逼近德勝門的敵虜、上海城南的白墻黛瓦……，人生的一幕幕如走馬燈一樣在他腦海中來回地閃現(xiàn)，閃著閃著便陷入了徹底的黑暗。一切都落幕了。徐光啟在接受完神父主持的傅油禮后，在親友的悲戚中離開了這個黑云壓城、風雨飄搖的世界。第二天崇禎皇帝為他輟朝一天。</h3></br><h3> <h3>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故而屈原、李杜、蘇軾、辛棄疾……才會婦孺皆知；中國也是一個儒的世界，故而孔孟、程朱、陸王的作品才會為士人傳習千年。但像徐光啟這樣的人，在傳統(tǒng)社會只能算是異數(shù)。他一生在世俗與理想中顛沛流離，人們知道卻并不理解，尊敬卻并不喜愛；因為他的作為與理想超出了當時人們的知識與眼界，世界給予他的是疏離與懷疑，他留在世界的是一個孤獨模糊的背影。人們覺得他與己身的生命無關，他的故事少人去講，他的書少人去讀。他骨子里仍然是個儒者，而關于儒者，我們發(fā)明了許多詞來形容：大儒、醇儒、宿儒、寒儒、腐儒、陋儒、偷儒……，這些都不足以來概括他，也許“通儒〞有點接近，但仍不準確，因為他畢生傾心著力的事業(yè)，多半已超出了一般儒生的德業(yè)范疇，他更像是一位先知，但并非宗教的先知，而是一位文化的先知。他為成熟、保守、內(nèi)向的中華文明迎來了第一縷近代的最初的光芒?；蛟S他才是海派文化的真正鼻祖，他才是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h3></br><h3>如果徐光啟能重返今日的華夏，能站在他兒時曾經(jīng)嬉戲的浦江之畔，站在外灘，看見那高聳的東方明珠塔、世紀金茂大廈、穿梭江面的遠洋巨輪，聽見孩子們的瑯瑯書聲和車水馬龍的市井繁華，我想他一定會感慨萬千，因為雖還有諸多不足，畢竟他畢生夢想的秩序、理性、豐足終于在400年后在他的國家、故土得以基本實現(xiàn)。</h3></br><h3> <h3>他有傳統(tǒng)之魂，更是時代之子。讓我們掠過先知生命的足跡，試著走進他的內(nèi)心與他的世界。1562年4月，徐光啟（字子先，號玄扈）出生在松江府的上?？h城南的一個普通人家。當時的松江府是個經(jīng)濟繁榮、文化昌明的江南市鎮(zhèn)，也是科舉功名的“秀地”，有明一代松江府共出了461名進士。他的父親徐思誠，也是個讀書人，博聞強記，但醉心于陰陽、醫(yī)術、農(nóng)圃、星相、佛老，而于科名卻沒有興趣。所以博得功名、振興家聲的重擔就落在了徐光啟的身上。他7歲進入龍華寺的私塾學習，天資聰慧，少時即傾慕圣賢，立志報國。20歲中秀才，36歲中舉人，43歲中進士并隨即進入翰林院。至此，他的人生道路與多數(shù)舉業(yè)成功者相近，只是43歲才中進士，顯得更為漫長些。面對這人生不得不邁過的坎，他晚年斥之為“爛路”。雖對八股時文有些不情愿甚至嫌棄厭煩，但他沒有象父親那樣不羈地放棄，這顯示出他思想性格中，堅韌與現(xiàn)實的一面，這是他的母親錢氏帶給他的心力與智慧。</h3></br><h3>“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與眾多一心只研讀程朱之學的士子不同，他雖一直研習八股，卻仍保持著對知識與世界的好奇心，“尤銳意當世，不專事經(jīng)生言”。他喜歡涉獵兵書，同時受老師黃體仁、焦弘的影響，接觸到了當時流行的陽明心學。最為關鍵的是他在34歲那年（1595年）在韶州教館時結(jié)識了意大利傳教士郭居靜，由此開啟了他與西學的淵源。這種廣泛的興趣與抽象的精神源自于他父親的影響。當然，這種自覺的反思與探索，也得益于晚明學術整體氛圍的相對自由與寬松。</h3></br><h3>晚明是一個相對模糊的概念，如果從隆慶開始，則是1567年至1644年，徐光啟的一生幾乎與此相伴始終。這個時期于中國和西歐都稱得上是改天換地的時期，于明朝是天崩地裂，于西歐則是開天辟地，兩者之間還有一定關聯(lián)，我們不妨把這個叫作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h3></br><h3>晚明的天崩地裂。至少體現(xiàn)于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商品經(jīng)濟的局部的繁榮與國家財政整體的崩潰同時并存。其次是，政治環(huán)境的相對寬松與朝堂惡性黨爭同時并存。再次是人文主義思潮的興盛與社會原有價值觀的崩塌同時并存。第四則是社會貧富分化急速加劇，少數(shù)巨商富戶和大范圍的赤貧同時并存。這些矛盾是原有的國家社會的治理結(jié)構(gòu)、正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無法適應正在萌芽發(fā)展的早期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方面的表現(xiàn)。這正是這些矛盾的激化，直接導致了明王朝的直接滅亡。身處其中、以天下為己任的徐光啟無疑強烈地感受到了這種沖突與矛盾，但他在研習大半生的儒家的思想文化的資源與經(jīng)驗里，已找不到解決方案，于是他轉(zhuǎn)向了當時剛剛傳來的西方文明。于他也許未必是一種完全的自覺，但是卻暗合了歷史大趨勢。</h3></br><h3>在地球的那一邊，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德國宗教改革運動，已經(jīng)使羅馬教廷逐步失去了往昔的神圣光環(huán)。人的理性正逐步在遮遮掩掩中取代神的權(quán)威。 1492年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1520年至1523年麥哲倫完成第一次環(huán)球航行；1557年葡萄牙人據(jù)有了澳門。16世紀西方在地理學、天文學、數(shù)學取得了新進步：地理大發(fā)現(xiàn)、哥白尼的日心說和第谷的天文觀測，韋達創(chuàng)立了代數(shù)學，系統(tǒng)闡述并改良了三次和四次方程的解法，明確了根與系數(shù)之間的關系。納皮爾發(fā)明了對數(shù)。這些都為人們開辟出了全新的知識與眼界。</h3></br><h3>葡萄牙、西班牙仰仗著新的科技與軍事力量，開始了對世界的瘋狂掠奪，16世紀中期他們在秘魯?shù)牟ǘ辔縻y礦每年掠奪白銀超過25萬公斤。這些白銀有近三分之一用來購買歐洲貴族狂熱追捧的中國瓷器、絲綢、茶葉等，使巨額白銀通過貿(mào)易流入中國，這樣明王朝又糊糊涂涂地成了第一波全球化的“受益者”。徐光啟所在的松江府及周邊的蘇州、杭州、湖州、嘉興是這種國際貿(mào)易的主要產(chǎn)品來源地。徐的祖父母就曾賴此中興家業(yè)。由于巨額白銀順差，在嘉靖八年（1529年）白銀取代銅錢成了主要流通貨幣。由于農(nóng)業(yè)和手工業(yè)的商品經(jīng)濟逐步在上述地區(qū)占據(jù)了主流地位，多數(shù)人種棉紡布、養(yǎng)蠶繅絲，直接從事糧食生產(chǎn)的人不過十之二三。生產(chǎn)生活方式的轉(zhuǎn)變，帶來了經(jīng)濟的商品化和思想的多元化，也給明帝國造成了貨幣失控與經(jīng)濟失衡，物價猛漲，底層農(nóng)民負擔進一步加重。江浙地區(qū)快速發(fā)展的同時，北方的經(jīng)濟卻日漸疲軟衰弱，當時北京這個政治軍事中心和南京這個經(jīng)濟文化中心日益走向分化甚至對立。被動卷入全球化浪潮的晚明社會，由于沒有能迅速調(diào)整政府對社會組織與管理方式，出現(xiàn)了失范，工商經(jīng)濟力量的迅速壯大，反而加速了社會的分化與疏離。</h3></br><h3>長養(yǎng)徐光啟的南直隸松江府正是這個浪潮交會處。但徐光啟絕不是弄潮兒，毋寧說是“潮弄兒”，也就是被時代裹挾前行的人。徐光啟雖然后來信仰了天主教，但成長經(jīng)歷決定了他骨子里仍是一個以道自任的儒者，他心心念念的不是死后的天國，而是現(xiàn)實的國家社稷和天下蒼生。他看到了這種發(fā)生在身邊的變化，看到了國貧兵弱的窘境；看到了南北的巨大差距；看到商品經(jīng)濟大潮的不可阻遏；預感到了社會正在醞釀著的天崩地裂；他看透了朝堂之上閹黨與東林黨的黨爭，表面上爭的誰忠誰奸、誰是君子誰是小人，實際爭的是權(quán)力與利益；他也看透了時興的陽明心學和傳統(tǒng)程朱理學一樣空乏虛玄，無法有效彌合日益從內(nèi)部破裂的國家；他看透了權(quán)貴階層驕奢淫逸背后的精神的荒蕪與絕望。許多關于徐光啟的傳記、文章都介紹他是政治家、科學家、數(shù)學家，其實我覺得他首先是思想家，他是在晚明虛假繁榮的思想之河中率先感受嚴冬將至的那只奮力示警的鴨子。</h3></br><h3>于是他轉(zhuǎn)向了實學與西學。隨著知識與閱歷的增加，他更深刻領會到了“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道理。一方面外貿(mào)流入的巨額白銀為少數(shù)巨賈士紳據(jù)有，另一方面國家財政窘迫，軍隊紀律渙散，底層失地農(nóng)民衣食無著。他厭倦了朝堂、學社、禪堂里嘵嘵不休、空洞無物、故作玄虛、徒增意氣的爭辯。晚明社會的矛盾與失衡，不單是克己復禮的道德修養(yǎng)可以解決的，關鍵需要一種新的社會治理結(jié)構(gòu)和成本分攤機制，但被不同利益集團綁架的朝堂已經(jīng)不可能有什么作為，于是徐光啟力圖通過工具與技術的改進，來提高勞動生產(chǎn)率，增加產(chǎn)品的供給，解決社會矛盾，實現(xiàn)足食足兵。這在他初進翰林院所作的《擬上安邊御虜疏》中就有較為系統(tǒng)和明確的表述。</h3></br><h3>半生宦海沉浮，四退五進，徐光啟始終將正兵、鑄炮、興農(nóng)視為頭等要緊的事，《徐光啟集》中留下的數(shù)十篇相關奏疏，于這些事“了然于胸中，條分縷析，悉有考據(jù)，所持議皆裨廟謨”，給出了詳細而中肯的建議。他雖有“惻怛之至誠”“封疆之大計”，卻歷三代皇帝、近三十年里卻始終得不到貫徹落實，絕大部分淪為了紙上文章。他主持過的兩次練兵、參與的保衛(wèi)京師行動、鑄造的新式火炮、在上海和天津進行的推廣番薯和水稻北植的實驗，都因多方掣肘，無疾而終，不得見用于當世。尤為可惜的是，1630年朝廷難得聽從了他的建議，以孫元化的部隊為基礎建立精銳火器營，并拔擢了一些精通火器制造與射擊的中、葡專業(yè)人才，試圖建立一支具有當時世界一流的野戰(zhàn)部隊。但是由于孫的部屬孔有德發(fā)動兵變，帶領部隊降清，這支精銳竟一下成了努爾哈赤的勁旅。至此他的強軍夢想徹底破滅。而《農(nóng)政全書》也一直到1639年出版，沒有派上用場。就在他死后的半個月，陜北的農(nóng)民起義軍在澠池渡突圍，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轉(zhuǎn)戰(zhàn)中原、湖廣，烽煙四起，赤地千里，國家?guī)缀鯗S為一個巨大的屠場。明清之際大的歷史過程，幾乎全被徐光啟在這些奏疏中如未卜先知般全部言中。誰說明王朝沒有深謀遠慮之士？一個清醒、清廉的徐光啟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挽狂瀾既倒！1644年崇禎自縊于景山，旋即滿清入主中原。這是世界歷史上最后一個亡于蠻族的農(nóng)業(yè)文明大國。</h3></br><h3> <h3>其實當時注重并投身于實學的并不止徐光啟，許多東林黨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此外還有李時珍、徐霞客、宋應星等人都在經(jīng)世致用的實學方面做出了總結(jié)性的工作。不過徐光啟與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更加注重實驗、更注重數(shù)學知識在實學中的運用，當時的人們把這種格物致知的方法叫質(zhì)測之學，明清之際的方以智父子是這方面的代表。這與培根在《新工具》中所陳述的一些經(jīng)驗主義原則有近似之處，只不過沒有那么系統(tǒng)。清代的所謂樸學也可以看作是實學思想的余脈。</h3></br><h3>1600年他在南京第一次見到了改變他精神之路的利瑪竇，他見到了當時最先進的標明了南北美洲和經(jīng)緯度的世界地圖，見到了許多極為精妙的儀器，包括望遠鏡，經(jīng)過與之認真深入的交流，徐光啟從利瑪竇這里初步了解到了天主教的教義和許多聞所未聞的科技知識，認定利瑪竇是“海內(nèi)博物通達”的君子。從后來的發(fā)展來看，這次見面應該是他接受西學的關鍵時點。1603年，他又去南京拜訪利瑪竇，此時利已北上京城，傳教士羅如望接待了他，并送給了他《天主教要旨》《天主實義》等書籍，他通宵達旦、如饑似渴地閱讀了這些書籍，“為低徊久之”。很快他就決定受洗入教，教名為“保祿”（保羅）。這對當時的儒學精英而言需要莫大的決心與勇氣。從初識到入教前后經(jīng)歷七年時間，說明入教是徐光啟反復參詳、深思熟慮的結(jié)果。前面講徐光啟骨子里是個儒者，并不是說他的信仰的虛假，而是從其目的來說，他是希望“會通耶儒〞，“補儒易佛”，重建業(yè)已崩潰的社會價值體系。面對紛亂的末世，這既是個人的重大人生抉擇，同時也是他對當時失能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深刻反思的結(jié)果。徐的信仰是堅定虔誠的，他不但熱心地介紹親友入教。在1616年發(fā)生南京教案，朝廷派兵包圍教堂、逮捕神父及教眾，他不避嫌疑，挺身而出向皇帝進了《辯學章疏》為教友辯護。這些都足以證明徐光啟信仰的堅定。當然他不可能知道，為了禁絕哥白尼的日心說，在他入教前三年，羅馬教廷在羅馬鮮花廣場用火刑燒死了思想家布魯諾；就在他離世的那一年羅馬宗教裁判所判處了科學家伽利略終身監(jiān)禁。</h3></br><h3>徐光啟在西學研究之路上，最重要的貢獻在翻譯介紹方面，這也是他思想中最為光輝燦爛的東西。1605年他與利瑪竇開始合譯克拉威奧注釋的《幾何原本》（前6卷）。在此之前利瑪竇數(shù)次欲翻譯《幾何原本》，但均因筆力不逮而作罷。至1607年經(jīng)過反復修訂完善，終于在北京刊刻，書題：“泰西利瑪竇口譯；吳淞徐光啟筆受”。這是中國數(shù)學史、思想史、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能與之相提并論的或許只有鳩摩羅什對佛經(jīng)的翻譯。他的譯本還傳播到了日本、韓國、越南等國。 徐、利二人還翻譯了《測量法義》，這是對《幾何原本》中知識的運用延伸。他還與傳教士熊三拔共同翻譯了西方水利方面的著作《泰西水法》。與李之藻共同校正了《同文算指》。</h3></br><h3> <h3>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是數(shù)學公理演繹體系最早典范，是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體系在數(shù)學上的應用。據(jù)推測，此書的阿拉伯文版本元代曾被天文學家扎馬魯丁帶到北京，但當時并未翻譯為中文。利、徐二人第一次將此書翻譯到中國?！稁缀卧尽方o中華文明帶來不僅有前所未知的知識，更重要的是一種全新的、用以結(jié)構(gòu)知識的思維方式，即嚴密的邏輯公理體系：用盡可能少的、不證自明的公理作為起始條件，推出全部的知識。這樣知識與知識之間就達至連聲同氣、一以貫之的嚴密體系，而不是一堆隨意的經(jīng)驗性獨斷箴言，變其一點勢必會全局動搖甚至重構(gòu)。徐光啟是中國第一個覺悟到西方數(shù)學與科學精髓的人，這是最為難能可貴的。他在《刻幾何原本序》說：</h3></br><h3>“漢以來，多任意揣摩，如盲人射的，虛發(fā)無效，或依擬形似，如持螢燭象，得首失尾，至于今而此道盡廢矣。幾何原來者度數(shù)之宗，所以窮方圓平直之情，盡規(guī)矩準繩之用也”</h3></br><h3>“獨謂此書未譯，則他書俱不可得論，遂共翻其要。約六卷，既卒業(yè)而復之，由顯入微，從疑得信，概不用為用，眾用所基，真可謂成象這形囿，百家之學海，雖實未竟，然以當他書既可得而論矣”</h3></br><h3>“是書也，以當百家之用，庶幾有義和、般墨其人乎？猶其小者；有大用于此將以習人之靈才，令細而確也”</h3></br><h3>他在《幾何原本雜議》中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研究心得：</h3></br><h3>“下學工夫，有理有事。此書為益，能令學理者祛其浮氣，練其精心，學事者資其定法，發(fā)其巧思，故舉世無一人不當學”</h3></br><h3>“能精此書者，無一事不可精；好學此書者，無一事不可學?！?lt;/h3></br><h3>“凡他事，能作者能言之，不能作者亦能言之；獨此書為用，能言者即能作者，若不能作，自是不能言。何故？言時一毫未了，向后不能措一語，何由得妄言之。是故精心此學，不無知言之助?！?lt;/h3></br><h3>“人具上資而意理疏莽，即上資無用；人具中材而心思縝密，即中材有用，能通幾何之學，縝密甚矣！故率天下之人而歸于實用者，是或其所由之道也。”</h3></br><h3>“此書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試，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脫之不可得，欲駁之不可得，欲減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實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實至簡，故能以其簡簡他物之繁；似至難實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難。易生于簡，簡生于明，綜其妙在明而已”</h3></br><h3>“幾何之學，深有益于致知。明此，知向所揣摩造作，而自詭為工巧者皆非也。一也。明此，知吾所已知不若吾所未知之多，而不可算計也。二也。明此，知向所想象之理，多虛浮不可挼也。三也。明此，知向所立言之可得而遷徙移易也?！?lt;/h3></br><h3>“昔人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吾輩言幾何之學，正與此異。因反其語曰：“金針度去從君用，未把鴛鴦繡與人”，若此書者，又非止金針度與而已，只是教人開草冶鐵，抽線造針，又是教人植桑飼蠶，湅絲染縷。有能此者，其繡出鴛鴦，直是等閑細事。然則何故不與繡出鴛鴦？曰：能造金針者能繡鴛鴦，方便得鴛鴦者誰肯造金針？又恐不解造金針者，菟絲棘刺，聊作鴛鴦也。其要欲使人人真能自繡鴛鴦而已。”</h3></br><h3>徐光啟的這些闡釋、辟喻，重點突出了《幾何原本》的“本”、“原”兩個字。在400年后的今天，他關于《幾何原本》的這些見解絕大多數(shù)仍然成立。在他看來，幾何學是理性認識的本原，是進德修業(yè)的本原，是各項實用之學的基礎。他以慧眼洞見了理性之光，覺悟到西方的數(shù)學和科學的真諦。在他翻譯出《幾何原本》后的80年，即1687年牛頓正是借鑒《幾何原本》的公理體系寫成了《自然哲學之數(shù)學原理》，這標志著西方近代科學的肇始。這也是我國近世全面落后于西方的開始。</h3></br><h3>但徐光啟沒有能夠看到的是，如果將這種注重嚴密邏輯結(jié)構(gòu)的思想精神原則向政治、倫理、司法領域作進一步推廣，就必然會得出法制和契約乃是工商社會穩(wěn)步發(fā)展的基石的結(jié)論。缺乏這樣的基石，正是晚明資本主義萌芽被扼殺、明帝國崩潰的重要原因。</h3></br><h3>他關于《幾何原本》不可改移的觀點，原則上是對的。但羅巴切夫斯基、雅諾什.鮑耶、黎曼等人正是對歐氏幾何第五公設進行改易之后，發(fā)展出了非歐幾何，尤其是黎曼幾何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產(chǎn)生奠定了基礎。我國當代著名數(shù)學家、數(shù)學教育家張景中院士發(fā)現(xiàn)了共邊定理和共角定理，在此基礎上利用面積法實現(xiàn)了幾何的機器證明，獲得了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并且在新定義的基礎上，對歐氏幾何進行了改造，優(yōu)化了其的推導體系，降低了學生學習幾何的難度，他把這個稱為“教育數(shù)學”，并與李尚志教授編寫了《新思路數(shù)學》一書加以推廣。歐氏幾何作為整個數(shù)學大廈的基礎，中國數(shù)學家能夠?qū)χM行改造優(yōu)化，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偉大貢獻。</h3></br><h3> <h3>徐光啟預言百年之內(nèi)人人都要學習《幾何原本》的愿望落空了。先知的熱切呼喚消散在了黑暗的歷史曠野之中。雖在他之后有梅文鼎部分繼承了他的研究，甚至康熙皇帝本人還曾在傳教士的輔導下學習過幾何學，但是《幾何原本》并沒有普及開來，而是束之高閣了250年。1857年由上海人李善蘭譯出了該書的后9卷，中國人才得以看到《幾何原本》的全貌。直到1904年的癸卯學制將幾何列為算學的一部分，距徐光啟初譯此書已經(jīng)過去了近300年。但是“合理的終將實現(xiàn)”，自此而始，以幾何、代數(shù)為核心內(nèi)容的初等數(shù)學在中國得到逐步普及，近三十年來中國在世界中學生數(shù)學奧林匹克競賽中長期獨占鰲頭；中國的數(shù)學研究也在世界上逐步嶄露了頭角，培養(yǎng)了包括華羅庚、蘇步青、陳省身、丘成桐、張益唐等一批世界知名的數(shù)學家；2002年第24屆世界數(shù)學家大會在中國舉行，江澤民主席親自參加并頒獎。</h3></br><h3>由于徐光啟對于數(shù)學的研究，使他得以了解到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天文學成果，并將數(shù)學應用于天文觀測與歷法推算上。阮元在《疇人傳》說“利氏東來，得其天文數(shù)學者，光啟為最深?！毙旃鈫⒃谪懙澏晔苊鼒?zhí)掌歷局，督修歷法，他從編譯西方的天文歷法書籍入手，延請傳教士龍華民、羅雅谷、鄧玉函、湯若望等人參與，結(jié)合中國原有的歷法體系進行修訂。他深知在紛亂如麻的時局里，這是他能為國家做的為數(shù)不多的工作。他焚膏繼晷、夙興夜寐，積勞成疾。在他臨死前的一個月終于基本完成了這一浩大工程，是為《崇禎歷書》。不過還沒來得及頒布，明王朝便滅亡了。</h3></br><h3>最后，此歷書于順治二年（1645年）正式頒行，定名為《西洋新法歷書》，這就是我們一直沿用至今的農(nóng)歷。全書共126卷，“法原”部分占全書三分之一，介紹了當時歐洲的天文學知識，尤為詳細介紹了托勒密和第谷的宇宙體系，對哥白尼的日心學說也有提及。在“法算”部分介紹了天文歷法推算中使用的數(shù)學方法，書中專門敘述球面三角、平面三角、西洋籌算、比例規(guī)等西方數(shù)學知識約二十卷。這為歷法的精確推算提供了可靠的保證，也為我國數(shù)學的應用和發(fā)展奠定了基礎。</h3></br><h3>滿清入關后，收拾了一下老東家的殘磚破瓦，趁著西方還沒有實現(xiàn)工業(yè)革命，帶著顢頇的儒生們又躲在自己的信息繭房里睡了200多年回籠覺。而徐光啟點亮的微弱的近代理性之光也消逝于沉沉的暗夜。直到晚清，專橫的統(tǒng)治者被西方列強胖揍幾頓后，才意識到先知的遠見卓識，被迫繼續(xù)先知的未竟之業(yè)。不過他們“中體西用”的主張卻仍然沒有達至徐光啟“會通以求超勝”的思想高度。許多人由于“中體西用”的思想作祟，不太愿意承認徐光啟的偉大歷史貢獻，主要是因為他受洗成了天主教徒。其實整個西方的科學主要根源于三個希臘哲學傳統(tǒng)：一是畢達哥拉斯的“萬物皆數(shù)”的傳統(tǒng)；二是留基波、德謨克利特的“萬物皆原子”的傳統(tǒng)；三是源自于新柏拉圖主義的基督教傳統(tǒng)，基督教傳統(tǒng)潛在地暗示了對前兩個傳統(tǒng)的統(tǒng)合，即心與物的統(tǒng)合。 正是對大全、“一”的不懈追求，構(gòu)成了人類一流的數(shù)學家、科學家研究的原動力。至于村夫愚婦迷信的那人格意志神不過是個掩人耳目的障眼法，何足道哉！天行有常，體用不二，只知執(zhí)著于中西、體用、人我之別的“衛(wèi)道士”不過斗筲而已。</h3></br><h3>中華文明輝煌燦爛，與世界任何文明相較都不遜色。在小農(nóng)經(jīng)濟時代，我們受高山、大海、沙漠的阻隔，很長一段歷史中孤獨地成長于東方，與其他成熟的文明交流很少，這形成了我們內(nèi)斂自守的民族性格，除了印度佛教的傳入外，我們的文明少有機會與其他同樣偉大的文明進行對話或?qū)W習。我們形成了強大的傳統(tǒng)，擁有了獨特的話語體系和思維方式。徐光啟的真正歷史意義，或許不止于造了幾尊炮，翻譯了幾本書，介紹了點新知識，而在于率先在知識精英階層打破封閉的傳統(tǒng)農(nóng)耕社會的思維范式。他模糊地意識到了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和思維模式的固有缺陷；敏銳地洞察到定量化的數(shù)學和實證科學及邏輯學在未來的重要作用。他的思想成為了古老中國在晦暗中摸索并勇敢迎接全球化的第一縷光芒。雖是倏爾即逝，卻標記了歷史的方向。19世紀英法等歐洲列強在實現(xiàn)工業(yè)化后掀起了全球化的第二次浪潮。目前歐美主導的數(shù)字化、智能化正在掀起全球化的第三次浪潮。今天的中國正以前所未有的自信擁抱世界：世界向我們走來，我們也向世界走去。當年的那縷微弱的光芒已壯大為令世界炫目的燈海。</h3></br><h3> <h3>2024年的某個冬日，我借出差上海的機會抽空去拜謁了位于徐匯區(qū)南丹路的徐光啟墓地。其墓坐北朝南、林環(huán)翠擁，安葬了徐光啟夫婦和他幾位孫輩，大致呈橢圓形，幾個墓連綿起伏，似峰巒溝壑。墳塋遍植綠草，銀杏、水杉的黃葉枯落于塋草之上，平添出一份蕭瑟與寂寥。墓前有1903年上海天主教會立的漢白玉十字架和數(shù)學家蘇步青為其撰寫的墓碑，還有一束金黃色菊花。</h3></br><h3>主要參考文獻：</h3></br><h3>《徐光啟集》【明】徐光啟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h3></br><h3>《徐光啟評傳》陳衛(wèi)平 李春勇著 南京大學出版社</h3></b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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