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游學印度（節(jié)選）</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金克木</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1941—1946年游學印度）</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20世紀初期，印度有三位“漢學”博士,都不是到中國學習漢文得學位的,而且學習目的也不是研究中國而是研究印度本國,學漢文為的是利用漢譯的佛教資料。他們留學的國家正好分別是法國、德國、美國;博士論文題目全是有關佛教的。應當說，他們不是“漢學”博士而是印度學博士。</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到加爾各答不久,我就由友人介紹到師覺月教授家里去拜訪?！皫熡X月”是他自己取的中國名字,是意譯他的姓名三個字。這個姓并不表示他的“種姓”,而是祖上得過的一個稱號，正像“泰戈爾”這個姓一樣。婆羅門種姓支派的“姓”是不拿出來的,“內(nèi)部掌握”,不對外人說的。照英國人習慣用的“姓”也像英國人一樣是用些祖先稱號頂替的。氏族的“百家姓”講究得最厲害的,無過于中國,可上溯三代以至多少代。印度卻不是這樣,只有他們自己人才一望而知,心里明白;外人除非熟悉了他們的各地不同習慣,是不容易明白的。這是第一課,是師覺月教授給我上的。后來又見到各種各樣的印度人,才慢慢有</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點開竅,知道光憑書本不行。無論古、今,歐、印,書上總是講不</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清,各有自己一套“密碼”,局外人難以一下子解譯出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每當我在加爾各答，總是忘不了去一次師覺月教授的小書房。這位法國留學回來的博士有點傳染了法國人的習氣,一熟了就談天說地,他那里,不必事先約會也可以去。他留著小胡</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471-</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子,說話帶著學者氣,但不是不茍言笑。小小書房也是客廳,墻的一面是書架,從地板直到天花板,架前有個小梯子。不大的書桌靠窗擺著,前面墻上是一幅放大的法國人照片,那是他的導師,著名的東方學家烈維。在烈維的指導下他寫出了博士論文《中國的佛教藏經(jīng)》,核定并發(fā)展了日本人南條文雄在馬克斯·穆勒指導下寫的漢梵對照《大明三藏圣教目錄》。</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他能去法國留學,這是由于20世紀初期的風云變幻。1905年由英國政府要分割孟加拉而引起的一次民族運動浪潮,使加爾各答大學也有了變化。盡管孟加拉省的省督仍兼校長即監(jiān)督，握有否決權、批準權,但是實權已下落了一些到印度人副校長和大學評議會主席手里。后來人們?yōu)樗麡淞~像的阿蘇托什·穆克吉掌握了大學的行政,便提倡派人去法、德等國留學,實際是企圖打破英國高等教育的枷鎖。詩人泰戈爾興辦國際大學也在這個時期。師覺月博士便是在這個浪潮中去了法國,而且學中文,為的是利用中國資料研究印度歷史。19世紀中葉英國吞并印度時的文化教育控制從一部英文《英屬印度史》(詹姆士·米爾著)開始,印度民族主義的文化反抗也從印度歷史研究開始,這不是偶然的。</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到德國去學中文的戈克雷教授也是同一時期的同一時代浪潮中的學生。他是西南部的馬拉提人,卻到東部的孟加拉來</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472-</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上泰戈爾的國際大學。他不去英國而去德國留學,同時加入了當時西部一些民族主義者倡辦的一個教育團體。加入這個團體的條件是留學回國后必須在本團體辦的學院中工作二十五年，只拿僅夠一家生活的工資,但是子女的教育費,直到留學，都由那個團體負責。這是帶有互相合作性質(zhì)的一種辦法。他到德國海德堡大學學了漢文和藏文,研究佛教哲學,寫出論文譯解《大乘緣生論》,得到博士學位,回國便去教那個二十五年不能脫身的學院。</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另一位在這一時期學中文的巴帕特教授的情況完全相同，不過去留學的地方是美國哈佛大學,研究的也是佛教,論文是巴利語本《清凈道論》和漢譯本《解脫道論》的比較研究和考證。他回國后也是在同一個學院教二十五年書。</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我到浦那時,經(jīng)戈克雷教授介紹住在潘達迦東方研究所的“客舍”里。潘達迦是孟買大學第一個印度人梵文教授。他以他的藏書為基礎成立了這一個紀念他的研究所。當時所里的主要工作是?？《却笫吩姟赌υX婆羅多》。說起潘達迦當教</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授的事,也非同尋常。孟買大學的梵文教授位置,從19世紀中</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葉英國人建立孟買大學起，就是聘請歐洲人擔任,不是英國人，就是德國人。因為學院的教授多而大學正教授的位置只有這一個，必須一個退休,一個繼任;所以潘達迦教授有舊學又有新</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473-</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知,雖然在學術上的地位已經(jīng)得到本國和西方學者的承認,卻還到不了這個位置上。后來好容易那位英國教授退休回歐洲了,大家以為繼任的一定是他;不料傳出消息,英國的省督兼校長又聘請了一個德國人。這時印度人大嘩,群起反對。為什么本國古文要請外國人當教授呢?過去說,本國學者不能用英語教課,不懂西方近代一套所謂科學,現(xiàn)在國際馳名的印度學者潘達迦具備了一切條件為什么不能當這個教授呢?難道印度學者在印度本國都不能當印度文的教授嗎?在印度本國教印度古文都非請外國人不可嗎?這不是對全民族的極大侮辱嗎?這不是對印度文化的極度蔑視嗎?實在說不過去的不公平引起這一場激烈的抗議,迫使英國當局不得不承認潘達迦教授的地位。從此印度大學中的印度古文教授就一直由印度本國人充當了。這大約是19世紀末的事,是橋賞彌老居士對我談的。我至今還記得老人談這事時的激動口氣。他還說,他學了巴利語佛典回到孟買時,潘達迦教授聽說了,立刻要見他。他去時，那位老教授見面就用巴利語問他關于佛教的問題。他當然也用巴利語引經(jīng)據(jù)典回答。這次“考試”使當時的青年橋賞彌得到不少益處。他說完加了幾句:“這都是因為我們失去了本國語言,失去了佛教,他才那么著急要見我啊!我們失去了本國，連在自己大學里教自己語言的資格也失去了。教本國語言也</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474-</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要用外國話，要請外國人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師覺月教授有次談話中也流露了一句:“我們現(xiàn)在還是奴隸啊!”</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戈克雷教授對我說過:“最可怕的是精神奴役。印度在政治上獨立不會再等很久了,可是精神上和文化上的奴役往往是不知不覺的,難擺脫啊!”</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當然他們的感慨不是無根據(jù)的。研究本國的宗教、哲學、歷史,甚至語言,都要去外國留學,才能得博士學位和當教授，這不是愉快的事啊。英國人把印度的哲學貶得那么低,簡直是原始人的文化思想;德國人又捧得那么高,簡直是和康德、黑格爾同一流派;這是怎么回事?戈克雷博士到德國去研究佛教哲學,師覺月博士到中國北京大學來講印度哲學(1948),都不是偶然的吧?他們并不認為印度哲學是虛無縹緲的。</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戈克雷教授校梵本《集論》,邀我去他住房門口的只能容一</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張床的半間屋里合作。由于原寫本殘卷的照片字太小又太不</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清楚,我們就從漢譯和藏譯先還原。他將面前擺著的藏譯一句句讀成梵文，我照樣將玄奘的漢譯也一句句讀成梵文,然后共同核對照片上的原文,看兩個譯本根據(jù)的本子和這個原本是不是一樣,也免得猜謎似的讀古文字先入為主，自以為是。結果使我們吃驚的不是漢譯和藏譯的逐字“死譯”的僵化,而是“死</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475-</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譯”中還是各有本身語言習慣的特點。三種語言一對照,這部詞典式的書的拗口句子竟然也明白如話了,不過需要熟悉它們當時各自的術語和說法的“密碼”罷了。找到了鑰匙,就越來越快,文字形式不是難關了。(校本后來在美國刊物上發(fā)表.)</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如果中國人和印度人合作,埋藏在西藏的大量印度古書寫本就得見天日，而且不用很久就可以多知道一些印度古代的文化面貌了?！备昕死捉淌谡f。</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巴帕特教授當時正忙他女兒的婚事。有一天他忽然找我，邀我去參加婚禮。原來印度的婚禮是由女方辦的,男方只管來迎親。于是我得到一次參加古典式印度宴會的機會,用中國古代傳統(tǒng)婚禮眼光看,這種席地而坐在芭蕉葉上用手抓吃實在不免原始,可是那個熱鬧排場和禮儀卻是同中國并無二致。新中國成立后他作為一個代表團的團長來中國訪問時，有次宴會我也參加了。他一高興講了幾句話,臨時拉我當翻譯,因為他要引佛經(jīng)。這次宴會使我想起他家里的那次宴會,他的“呵呵”的笑聲和拉住“中國朋友”的神態(tài)也是并無二致。</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同這三位學過漢文并研究佛教的教授的接觸使我增加了不少對印度的知識，也使我對講印度的現(xiàn)代書的疑問更多了。</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選自《游學生涯》,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476-</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負笈百年》是我最近讀的書，看到金克木先生的《游學印度》，感慨萬千。推薦給大家，可以讀一讀，對理解：</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要滅一國，先滅文化”的惡毒伎倆，有深刻的理解。</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西方侵略者的做法與日本一樣，現(xiàn)在的美帝，仍舊玩的是此“衣缽”。正如文章最后印度戈克雷教授講的“最可怕的是精神奴役，印度在政治上獨立不會再等很久了，在精神和文化上的奴役往往是不知不覺的，難擺脫??！”</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我們的“公知們”就是代表西方文化力量，繼續(xù)著其“奴役”的勾當。</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看到了印度的昨天，想到了中國的昨天，處在了中國的今天，</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因此，復興中國文化，才能使中國復興文明，自己文化的回歸是一個刻不容緩的大事！容不得一點馬虎！</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2025-10-1</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段修斌老師的話</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印度的國學本身就缺乏正確的立論基礎，西方對其精神殖民也不具備正確的立論基礎，通過我們中華氣一元論可以統(tǒng)一給它們做出正確的判別。</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搞理論研究需要掌握正確的方式方法，需要順著本質(zhì)性的核心問題一追到底，從其內(nèi)部再看待古今中外所有理論體系，可以直接看出其立論基礎正確與否，在其運動發(fā)展中是否走歪了，這是最簡潔最直接也最本質(zhì)性的方式方法。實話實說，目前我們國內(nèi)在理論研究中掌握正確方式方法者并不多見，希望老師不妨也運用一下試試看，既簡單又實用，可以一針見血，很好用。</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掌握了這套方法，許多書不用讀的，搭眼一看就基本能掌握其七七八八。</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