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微信公眾號鏈接：</p><p class="ql-block"><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oLvg9kv_t-skhg-EIYSCew" target="_blank">河西走廊“三青鳥”氏族部落探源</a></p><p class="ql-block"><a href="https://mp.weixin.qq.com/mp/appmsgalbum?__biz=MzkyOTcxMzI1MA==&action=getalbum&album_id=4301334872494178305&from_itemidx=1&from_msgid=2247484938&subscene=294&scenenote=https%3A%2F%2Fmp.weixin.qq.com%2Fs%3F__biz%3DMzkyOTcxMzI1MA%3D%3D%26mid%3D2247484938%26idx%3D1%26sn%3D087c81cf196d95db3ed8e4838f9e6e7f%26token%3D1295020139%26clicktag%3Dbar_praise%26scene%3D294%26clickpos%3D7255%26from_safari%3D0%26ascene%3D0%26devicetype%3Dandroid-33%26version%3D28003e39%26nettype%3DWIFI%26abtest_cookie%3DAAACAA%253D%253D%26lang%3Dzh_CN%26countrycode%3DCN%26exportkey%3Dn_ChQIAhIQfJBOkTerIozo0tLiZCgaLhLiAQIE97dBBAEAAAAAAKtDD1yrnU8AAAAOpnltbLcz9gKNyK89dVj01STf08i%252FxmqD5OPnuenNCk9kb9uZEE959Wp1og7xQrqtbE1O%252FViQYOr0eCCvKQ2VD5CT0i1yj8xPTBmdQ5tHS5yzXFwGKG6B79wFTqgTt1Yb2uqiD895aVdBF0EQmoj6gEIWOxlBmOhdAhqgmkamHYmdDGHeiQgOOoYHoz8heNv9kAV%252B64s5S32Yc6qhONK78IeIDPDxsOPBOKSTkM%252BWeSPzpXtVnAlgJjzns26PatMkYckuFYCA4ss8WWc%253D%26pass_ticket%3D8n1%252FQbfA3PALokvpEo%252FRremgZw8%252FLlOMWLB%252FGvfhIrMxW%252BcESS5NLTeEbjZjkqko%26wx_header%3D3&nolastread=1#wechat_redirect" target="_blank">萬有文其他地方文化研究文章</a></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三青鳥氏部族早期生活在河西走廊敦煌三危山一帶。最早記述三青鳥的傳說和史料，是從燧人弇茲氏開始。玄鳥部落曾在黃帝時期幫助皇帝，打敗蚩尤。后，三青鳥氏成為西王母的使者。從山海經的記述來看，西王母也是一個頭戴瑁勝的形象，即像鳥一樣頭戴羽冠或頭插羽毛，說明西王母也與鳥部族有關。至三皇五帝時期，帝嚳的妃子簡狄是生活在弱水湖畔的一個部族。其“誤吞鳥卵而生商”，即為玄鳥被神化的一個體現(xiàn)。</p><p class="ql-block"> 現(xiàn)有研究與考古證明，這些河西走廊鳥文化現(xiàn)象，很可能受到或與東部地區(qū)的紅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為代表的鳥文化圈影響有關。東部鳥文化圈以鳥圖騰崇拜和薩滿教為核心特征，通過史前族群的遷徙與文化交流，將其文化基因遠播至河西走廊，并與當?shù)丨h(huán)境融合，形成了以“三青鳥”為代表的神話體系與信仰。</p><p class="ql-block"> 一、來自“東方鳥圖騰文化圈”的信仰體系</p><p class="ql-block"> “三青鳥”文化并非孤立產生，其精神內核很可能源自東北地區(qū)的紅山文化和東部地區(qū)的大汶口文化。。</p><p class="ql-block"> 紅山文化是遼河流域距今約前4700-前2900年，中國東北地區(qū)高度發(fā)達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其鳥圖騰與薩滿教特征極為鮮明。</p><p class="ql-block"> 出土了大量以玉鸮（貓頭鷹）為代表的玉器。鸮在遠古被視為通神的使者，與薩滿教中的“動物助手”觀念吻合。這些玉器很可能是用于祭祀的通神靈器，是圖騰崇拜的實物體現(xiàn)。在河西地區(qū)，當代河西人仍然認為貓頭鷹是不詳之物，可能與早期貓頭鷹是通靈之物的信仰傳統(tǒng)有關。</p><p class="ql-block"> 牛河梁遺址的女神廟與積石冢，表明其存在體系化的原始宗教信仰，被學術界普遍認為具有典型薩滿教特征。這與歷史上直至現(xiàn)代在河西地區(qū)民間存在的“靈婆”（薩滿）傳統(tǒng)，在功能上遙相呼應。</p><p class="ql-block"> 紅山文化的玉豬龍、綠松石鸮等器物，被視為中華龍、鳳（鳥）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p><p class="ql-block"> 大汶口-龍山文化則是集中在山東、蘇北等地，距今約前4100-前2000年，是東方沿海的另一支重要文化，鳥崇拜同樣突出。這一文化中有典型的鳥形器，是對鳥崇拜的物化表現(xiàn)。這一現(xiàn)象在距今4000年的河西地區(qū)民樂東灰山遺址中仍有出現(xiàn)，有鳥形出現(xiàn)。并且在大汶口-龍山文化陶器上出現(xiàn)的“日、月、山”與鳥結合的刻劃符號，可能具有圖騰族徽意義。而與之相對應流傳在河西地區(qū)的“有娀氏簡狄吞鳥卵生商”傳說的文化背景正相符。玄鳥（神化黑鳥，或謂太陽鳥、青鸞）崇拜，與河西走廊發(fā)現(xiàn)的黑山巖畫、馬鬃山巖畫、榆木山巖畫、東大山巖畫、龍首山巖畫中均發(fā)現(xiàn)太陽崇拜及鳳凰巖畫圖案。而河西走廊歷史上存在的“赤烏氏”部落作為玄鳥族群在河西走廊持續(xù)延續(xù)又一例證。</p> <p class="ql-block">圖片 圖為：河西走廊民樂灰山遺址中出土的鳥形器物（距今約4000年左右）</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紅山與大汶口文化共同構成了一個信奉薩滿教、以鳥為通天之神與祖先化身的強大“東方鳥圖騰文化圈”，為后世諸多鳥圖騰氏族奠定了共同的文化基因。</p><p class="ql-block"> <b style="font-size:20px;">二、從東方到河西走廊的路徑推測</b></p><p class="ql-block"> 東方鳥文化如何影響遙遠的河西走廊？盡管完整的考古證據(jù)鏈尚待充實，但通過文獻與考古跡象，可以勾勒出合理的傳播圖景。</p><p class="ql-block"> 《史記·五帝本紀》等古籍記載黃帝族群的廣泛活動與東西交流。西王母（其使者為三青鳥）這一西方神祇的形象與神話，很可能源自東方族群西遷后，將原有神話與西方地理結合的結果。而且我們發(fā)現(xiàn)，三青鳥氏在遷入河西以后，受西王母統(tǒng)治，這在四川出土的漢代壁畫磚中就有體現(xiàn)。這也說明三青鳥為外來</p><p class="ql-block"> 據(jù)傳，最早活動于河西的燧人弇茲氏即“立挺木觀星象”，且以玄鳥為圖騰，與伏羲氏及古羌人的圖騰一致。伏羲部族圖騰亦為玄鳥，女媧為“風”姓（風同鳳），均指向鳥崇拜傳統(tǒng)?？赡苓@一遷徙與文化影響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就已經開始了。與《中國神話》中記載的伏羲女媧到昆侖山（今祁連山）躲避洪水的傳說相互對應起來，這可能構成了河西“三青鳥”族的最初記憶。</p><p class="ql-block"> 此后便是《山海經》中記載的黃帝少子少昊入贅鳳鴻氏（鳥族）掌管西方鳥氏部落。而月氏、烏孫等早期游牧族群，正是這些鳥氏族群的延續(xù)，像月氏族信奉月亮、烏孫信奉太陽，這與早期的觀星和日、月部族相對應。有人也推測月氏族為采玉制玉部族，是上古時期觀星部族延續(xù)而來。</p><p class="ql-block"> 河西走廊自身也發(fā)展出以祁連山、弱水為中心的古代觀星、祭天傳統(tǒng)，包括祁連、昆侖等均為“天”的含義。而敦煌三危山、肅北馬鬃山發(fā)現(xiàn)的古玉礦（從距今4000年沿用至漢代），其玉料曾遠播至中國東部和南方；距今約4000-3400年間，河西走廊出現(xiàn)了多個掌握早期冶銅技術的部落，其產品主要用于祭祀。這些與通神媒介（玉、銅器）相關的專業(yè)化生產，與鳥圖騰文化中薩滿通靈的需求一脈相承。</p><p class="ql-block"> 《穆天子傳》中就記載了，“三苗者，重黎氏之先?！笔钦f現(xiàn)今重黎氏居住的敦煌三危山一帶是原來三苗居住的地方。而這些重黎氏部族的人正是這些三苗繁衍而來。這些三苗正是當年荊淮叛亂被舜帝發(fā)配到敦煌三危山一帶來的。這正是《史記》中所記載的舜“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的原因。</p><p class="ql-block"> 而從代理上，我們也發(fā)現(xiàn)在內蒙古中南部、河北北部、寧夏等東西之間的過渡地帶，考古發(fā)現(xiàn)顯示出玉器造型、祭祀方式存在由東向西傳播的跡象。這不得不讓我們聯(lián)想到早期族群之間的頻繁遷徙，或動向西，或西向東，就行交流互動，形成了這樣一個特殊的部落族群。在氣候變遷或社會變動背景下，部分源自“東方鳥圖騰文化圈”的族群，可能沿黃河流域或北方草原通道逐漸西遷，最終定居于河西走廊。他們將故地的鳥圖騰與薩滿信仰，與當?shù)氐淖匀画h(huán)境和觀測傳統(tǒng)相結合，孕育出了“三青鳥”這一獨特的神話意象。</p><p class="ql-block"> 三、河西走廊的“三青鳥”氏族及其身份探析</p><p class="ql-block">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三青鳥氏族”應為紅山文化在河西走廊的本地化產物。</p><p class="ql-block"> 他們完整繼承了薩滿教信仰，巫師通過佩戴羽毛、模仿鳥舞等方式溝通人神。這正是后世河西魏晉墓葬中“羽人”圖像最直接的行為與思想源頭。</p><p class="ql-block"> 他們的圖騰“三青鳥”，是東方“玄鳥”概念在西方昆侖神話體系中的演變。它既保留了鳥作為“通天媒介”的薩滿教核心功能，又扮演了西王母使者的新角色。有觀點認為，“三青鳥氏”很可能不是普通的部落，而是掌握著觀星象、制歷法、采玉、冶銅等高級知識與技術的集團，即所謂的“巫”或祭司階層。</p><p class="ql-block"> 從《穆天子傳》“三苗為重黎氏之先”及《山海經》對“羽民國”的描述（身生羽毛）來看，“三青鳥氏”在文化身份上可能與傳說中的“三苗”存在密切聯(lián)系。換言之，活躍于河西走廊的這一支鳥圖騰兼薩滿集團，或許正是上古“三苗”部落的一支或其文化繼承者。</p> <p class="ql-block">圖片（圖為：河西走廊高臺出土的魏晉壁畫磚羽人圖）</p><p class="ql-block"> 河西走廊的“三青鳥”氏族部落，其文化源頭很可能根植于我國東北的史前鳥圖騰文化圈（以紅山、大汶口文化為代表）。在史前大遷徙的背景下，承載著這一文化傳統(tǒng)的人群西遷后，在河西走廊生根發(fā)芽，形成了融合東西元素的獨特信仰。他們不僅創(chuàng)造了西王母與三青鳥的神話，而且將其薩滿儀式在這片大地上演變成“巫”文化，直至漢代及魏晉時期，有演變成墓葬中的“羽人”形象，并成為敦煌飛天藝術的一個源頭。</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作者簡介：</p><p class="ql-block">萬有文，甘肅省高臺縣人，現(xiàn)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甘肅省文藝創(chuàng)作傳播中心（省文學院）簽約作家，小說、散文、詩歌在《詩刊》《當代·詩歌》《星星》《解放軍文藝》《詩選刊》《詩歌月刊》《四川文學》《飛天》《延河》《星火》等40多家全國公開發(fā)行刊物發(fā)表500多篇（首）近百萬字，出版詩集《故地》《月照河西》《祁連山下》、散文集《在河之西》3部。曾獲全國魯藜詩歌獎、孫犁散文獎、張掖市第四、五、六屆“金張掖文藝獎”、張掖市第五、六次社科獎等獎項。</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