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十四歲的春寒料峭：我一生的至暗時刻</p><p class="ql-block"> 人生或有苦難，佛說：劫數有定，歷可煉心；人生多有低谷，子曰：山路崎嶇，罕有坦途。</p><p class="ql-block"> 我是新中國的50后，青少年時代雖飽嘗物質匱乏，心中卻始終燃著一簇暖火，未曾覺出多少陰霾。唯獨14歲那年的變故，如寒川結冰，將一段滾燙的青春驟然凍結，成為我此生難以逾越的至暗時刻。</p><p class="ql-block"> 上世紀60年代初，全國掀起精簡城鎮(zhèn)人口、充實農業(yè)戰(zhàn)線的浪潮，以緩解糧食危機。我在西安古城只讀了40天一年級，便隨父母被這股時代洪流裹挾，回到河南沁陽趙寨村老家。在趙寨小學的一年級課堂上，我成了唯一的轉學生，帶著大城市的普通話和扎實的漢語拼音基礎，意外成了老師眼中的“香餑餑”。</p><p class="ql-block"> 命運的饋贈，起初格外慷慨。老師常讓我領讀拼音，不久便任命我為學習委員；二年級升副班長，四年級當班長；五年級因家庭困難休學半年，返校后仍考取年級第三；六年級時，我已榮任全校少先大隊大隊長。</p><p class="ql-block"> 1966年暑假，升學腳步被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打斷，中學停止招生，我們半大孩子只能“留校待命”。同年11月1日，趙寨學校成立“11·1”戰(zhàn)斗兵團，少先隊停止活動，紅小兵成為校園新符號，這正是中央“小學生可組織紅小兵”的政策落地，全國少先隊逐步被取代的縮影。我有幸被推舉為紅小兵團長，昔日的副大隊長李萬林、張小蘭擔任副團長，那段時光，可謂艷陽高照、一路飄紅。</p> <p class="ql-block">激情涌動的年代</p> <p class="ql-block"> “文革”風暴打亂學制，我們“順延半年，秋季始業(yè)改為春季始業(yè)”。幸運的是，村辦初中首次招生，我和多數同學順利升入這所學校唯一的中學班，繼續(xù)擔任班長。彼時運動雖轟轟烈烈，但中央有“小學生不準外出串聯”的規(guī)定，我們的“革命”不過是在老師帶領下游行喊口號、抄寫大字報。懵懂年紀里，我對何為革命、何為造反毫無概念，即便頂著“紅小兵團長”的耀眼頭銜，骨子里仍是那個埋頭書本的好學生。</p><p class="ql-block"> 1967年春節(jié)后，我剛過完14歲生日，人生的轉折毫無預兆地降臨。那天放學后，我路過離家不遠的12隊胡同口，見許多人圍聚圍觀，便也湊了上去。滿墻大字報中，一張直指我二姑父張紀田的檄文如驚雷炸響——這位解放戰(zhàn)爭中負傷、榮立二等功的復轉軍人，回鄉(xiāng)后歷任大隊民兵營長、支部副書記，性情耿直、口碑極好的共產黨員，竟被指控“利用職務之便，包庇反革命分子張善瑞”。張善瑞，正是我的父親！我們家世代老貧農，父親何來“反革命”之名？巨大的荒謬與憤怒沖昏頭腦，我忍不住嘟噥了一句：“凈他媽的胡扯！”誰知這話被不遠處一位“革命群眾”聽到，他不依不饒，說我“辱罵大字報，辱罵革命群眾”，非要拉我去見隊長。那隊長是造反派骨干，見了絕無好果子吃。多虧幾位好心街坊出面解勸，才算不了了之。</p><p class="ql-block"> 萬萬沒想到，當天深夜發(fā)生了一件詭異之事。炮轟姑父的大字報下有一盤石碓臼，有人用石頭在碓臼上壓了一張大字報，只寫了一句話：誰寫我姑父大字報，日他媽！第二天一早，圍觀者云集。大字報沒有署名，但所有人都認定：這肯定是張善瑞大兒子寫的！很快有人報給生產隊長，隊長拿著大字報直奔大隊革委會。</p><p class="ql-block"> 我自始至終沒見過這張大字報，所有情節(jié)都是聽說。唯有一點確鑿：大字報是真的，比我小三歲的二弟，還目睹了那熙熙攘攘的現場。</p><p class="ql-block"> 我必須鄭重申明：我根本沒有寫那張大字報！我再不懂事，也深知“堅持反動立場”的下場，當時絕沒有與革命群眾對著干的膽量。況且，即便想發(fā)泄憤怒，以我當時的語文水平，也會寫得委婉得多；更何況，我家當時根本找不出那么大一張白紙。</p><p class="ql-block"> 彼時河南，“文革”已進入全面內亂，“造反有理”的口號淹沒了一切理性。如此“公然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為，被視為不可饒恕。</p><p class="ql-block"> 當天下午，大隊革委會召開緊急會議，專題討論我的“大是大非”問題。有人說“小孩子家，不必太認真”，但更多聲音叫嚷“公開辱罵革命群眾必須嚴肅處理”。沒有調查詢問，沒有筆跡驗證，僅憑生產隊長一面之詞，便認定我是“膽大包天的小兔崽子”。念及我往日在校表現尚可，最終“酌情從寬”：父親張善瑞即日起參加四類分子義務勞動，摘掉我與二弟、三弟的紅小兵紅袖章，不準參加“11·1”戰(zhàn)斗兵團一切集體革命活動。</p><p class="ql-block"> 第二天早讀結束，校園廣播突然響起緊急集合通知，全體師生到后操場集合。我像往常一樣組織同學們站隊，一絲不茍站在隊伍左前側，絲毫未覺風暴將至。高高的土臺上沒有學校領導，只有貧宣隊隊長王國學和成員李炳基，本該與我并肩的副團長李萬林，正站在主席臺后側。王國學扯開嗓門宣布，由李萬林宣讀大隊革委會的重要決定。</p><p class="ql-block"> 謎底在李萬林照本宣科的聲音中揭開：“張正義辱罵革命群眾，抵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決定取消其和兩個兄弟的紅小兵資格，撤銷學校一切職務，不準參加‘11·1’戰(zhàn)斗兵團的一切革命活動。”那一刻，我的大腦一片空白，周遭口號聲、異樣目光全都模糊不清。我像根木頭似的呆立著，任由老師領著同學摘下我臂上的紅袖章，沒有反抗，沒有言語，甚至沒有一絲波瀾。直到散場后，班主任安排兩位最要好的同學攙扶我回教室，我才發(fā)現偌大操場早已空無一人，只剩寒風卷起塵土，迷了雙眼。</p> <p class="ql-block">口號是:砸碎舊世界</p> <p class="ql-block"> 那一上午的課，我全然不知講了些什么；同學們投來的目光，是同情、是疏離還是鄙夷，我也無從分辨。中午放學回家，看到二弟在母親跟前哭紅的雙眼，我才猛然驚醒——是我闖下塌天大禍，不僅連累了父親，還毀了弟弟們的紅小兵資格。我反復拷問自己為何會犯下這樣的“錯誤”，卻始終找不到答案。</p><p class="ql-block"> 從那天起，我的人生軌跡徹底偏離預設航道。成績依舊名列前茅，身邊朋友卻日漸稀少；兩年后考高中，班主任張子祥老師告訴我，我的成績名列全公社第三，卻在100名錄取名單中不見蹤影——就像那個年代許多“出身有問題”的學生一樣，若非老師據理力爭，我連“備取生”名額都無法獲得。高中兩年，我先后四次遞交入團申請，次次石沉大海；高中畢業(yè)兩次報名參軍，終因政審問題與軍人夢想失之交臂。“成分”與“歷史問題”成了懸在頭頂的利劍，讓每一次努力都顯得蒼白無力。</p><p class="ql-block"> 我曾是小學語文成績拔尖的孩子，愛朗讀、善演講，性格爽朗健談。但那場14歲的變故后，我變得沉默寡言，仿佛突然喪失了說話的能力。這種狀態(tài)，直到多年后成為民辦教師，才在與學生的相處中慢慢緩解。</p><p class="ql-block"> 人生漫漫，我后來也遭遇過幾次低谷，卻都能較快走出陰霾，坦然處之。唯有14歲那年的倒春寒，那場時代洪流中的無辜牽連，那枚被摘下的紅袖章，那份貫穿青春的政審枷鎖，成了我心中永遠無法愈合的傷疤。</p><p class="ql-block"> 那，是我一生的至暗時刻。</p><p class="ql-block"> 張正義記于2026年2月6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