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馬年說馬：龍馬一脈 駿影千年</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時序輪轉(zhuǎn)，丙午馬年踏風而來。</p><p class="ql-block">馬，是刻在中國人骨子里的文化符號——它踏過千年烽煙，載過英雄壯志，也融進尋常煙火；它是戰(zhàn)場上的雄風駿影，是生活里的忠實伙伴，更是文化中永不褪色的精神圖騰。馬年伊始，我們不妨慢下來，說說這與人類相伴千年、早已血脈相連的生靈，聊聊它背后的歲月榮光，探尋“龍馬一脈”的千年傳承。</p><p class="ql-block">馬的足跡，遠比人類文明更久遠。作為人類最早馴養(yǎng)的家畜之一，馬的演化史，是一部跨越千萬年的傳奇。五千七百萬年前，北美洲出現(xiàn)了最早的馬——始祖馬，體型小巧如狐；歷經(jīng)漫長演化，一千二百萬年前的晚中新世，恐馬登場，逐步褪去原始形態(tài)；直到四百萬年前的上新世，現(xiàn)代馬正式成型，褪去青澀、兼具速度與耐力，為日后與人類相伴埋下了堅實伏筆。</p><p class="ql-block">四千多年前，中亞游牧民族率先馴養(yǎng)馬，從此，這匹靈動的生靈正式走進人類的生產(chǎn)生活，成為不可或缺的伙伴。而馬的價值遠不止于生產(chǎn)勞作，它憑借得天獨厚的速度與耐力，迅速成為冷兵器時代極為重要的戰(zhàn)略資源，其重要性堪比20世紀的石油，以至于古代許多沖突與戰(zhàn)爭，皆因馬而起、為馬而戰(zhàn)，留下了一段段與馬相關(guān)的戰(zhàn)爭傳奇。15世紀后，隨著歐洲殖民者的足跡，馬跨越山海、遍及美洲與澳洲，而這份傳播的背后，也始終伴隨著因爭奪馬資源引發(fā)的殖民沖突。</p><p class="ql-block">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西漢時期，漢武帝為奪取西域大宛國的汗血寶馬，兩次派遣大軍遠征，史稱“汗血馬之戰(zhàn)”（又稱“大宛之戰(zhàn)”）。據(jù)《漢書·西域傳》記載，汗血寶馬速度極快、耐力出眾，日行千里、汗如血珠，是當時匈奴騎兵的核心坐騎，而中原王朝因缺乏優(yōu)質(zhì)軍馬，騎兵戰(zhàn)斗力始終難以與匈奴抗衡。漢武帝偶然得到一匹汗血寶馬后欣喜若狂，稱其為“天馬”，并派遣使者帶著純金鑄馬為禮，向大宛國換取種馬，卻遭到大宛國王拒絕，漢使歸國途中更是慘遭劫殺、金馬被奪。震怒之下，漢武帝于公元前104年命李廣利率軍遠征，雖初戰(zhàn)失利、損失慘重，卻始終不肯放棄；三年后（公元前101年），他再次興兵六萬、攜馬三萬匹遠征大宛，最終圍困大宛都城，迫使大宛國求和，允許漢軍自行挑選良馬數(shù)十匹及中等以下公母馬三千匹。這場戰(zhàn)爭的核心，便是對優(yōu)質(zhì)馬資源的激烈爭奪，而引進的汗血寶馬，也極大提升了西漢騎兵的戰(zhàn)斗力，為日后衛(wèi)青、霍去病北擊匈奴、揚大漢國威奠定了堅實基礎(chǔ)。</p><p class="ql-block">除此之外，古代草原部落之間的沖突，也多與爭奪養(yǎng)馬牧場、搶奪優(yōu)質(zhì)馬匹息息相關(guān)。歐亞草原上的斯基泰、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皆以馬為生存之本，優(yōu)質(zhì)牧場更是培育良馬的關(guān)鍵所在。為了爭奪水草豐美的養(yǎng)馬之地，部落之間常年征戰(zhàn)不休，馬的數(shù)量與質(zhì)量，直接決定了一個部落的強弱與興衰——如匈奴與月氏的戰(zhàn)爭，核心之一便是爭奪河西走廊的優(yōu)質(zhì)養(yǎng)馬牧場。而中原王朝與北方游牧民族的長期對峙，根源之一也在于馬資源的不均衡——游牧民族掌控著優(yōu)質(zhì)養(yǎng)馬區(qū)（如蒙古草原、河西走廊），騎兵實力強悍，得以頻繁侵擾中原邊境；中原王朝缺乏優(yōu)質(zhì)牧場，難以培育足夠的良馬，只能通過“茶馬貿(mào)易”（以茶葉換取邊疆馬匹）換取邊疆馬匹，甚至推行“戶馬法”（宋代）等制度強制民戶養(yǎng)馬，若貿(mào)易受阻、馬匹短缺，便會引發(fā)更大規(guī)模的軍事沖突，馬資源的爭奪，始終貫穿于古代民族沖突與戰(zhàn)爭之中。</p><p class="ql-block">在所有家畜中，馬的特別之處，在于它既有獸的強悍力量，亦有人的細膩靈性。它智商極高，對人類的依戀性極強，聰明、忠誠的品性，再加上驚人的耐力與速度，讓它成為人類最為信賴的朋友，也贏得了中國古代“六畜之首”的尊崇。作為家畜，它可騎乘、可挽車、可載重，默默支撐著人類的生產(chǎn)勞作；但真正讓馬成為傳奇的，還是它在戰(zhàn)場上的颯爽英姿——它是冷兵器時代最核心的軍事力量，是游牧民族開疆擴土的雷霆之翼，更是人類拓寬生存空間、承載野心抱負的重要載體。</p><p class="ql-block">提起戰(zhàn)馬，便會想起“馬背上的民族”——蒙古族。他們策馬奔騰、逐水草而居，以馬為翼、以騎為戰(zhàn)，書寫了草原民族的豪邁與傳奇。馬克思曾指出：“騎兵在整個中世紀一直是各國軍隊中的主要兵種”，而騎兵的靈魂，正是馬。在蒸汽機出現(xiàn)之前，馬是最重要的軍事機動裝備，一聲令下，萬馬奔騰、踏破塵煙，不僅改寫著一場場戰(zhàn)爭的走向，更鐫刻下無數(shù)英雄兒女的傳奇故事。</p><p class="ql-block">在古代中國，馬的意義早已超越了“工具”本身，深深融入華夏文明的血脈，成為影響歷史進程的重要符號。冷兵器時代，馬是重中之重的戰(zhàn)略物資，北方游牧民族之所以能長期侵擾中原，核心便在于占據(jù)了“騎”與“射”的裝備優(yōu)勢——騎兵是最早的快速反應(yīng)部隊，兼具速度與高度的雙重優(yōu)勢；弓箭則實現(xiàn)了遠程打擊，徹底打破了步兵的作戰(zhàn)局限。當手持長矛劍戟的步兵，直面來勢洶洶的強弓快騎，往往毫無還手之力，只能被動防御。</p><p class="ql-block">正是這份被動局面，催生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全面改革——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據(jù)《史記·趙世家》記載，為了將傳統(tǒng)的步兵改造為騎兵，以有效對抗北方游牧族群（主要是中山國和匈奴）的侵擾，他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韙，打破中原民族寬袍大袖、不便騎射的傳統(tǒng)習俗，效仿游牧民族的短衣窄袖與騎射之術(shù)，甚至親自穿戴胡服、教練騎射。這場變革，不僅讓趙國的作戰(zhàn)方式與作戰(zhàn)能力實現(xiàn)了根本性提升，軍力大振、得以稱雄一時，最終擊敗中山國、抵御匈奴侵擾；更深遠的意義在于，變革思想被秦國繼承、被漢代發(fā)揚到極致，讓以農(nóng)耕為主的漢民族，終于擁有了能與游牧民族正面抗衡的騎兵軍種，更培養(yǎng)了華夏民族彪悍驍勇的尚武風氣。也正因如此，才有了漢武帝時農(nóng)耕民族以騎兵擊敗游牧民族的奇跡，大漢雄風彪炳史冊，而這一切的開端，都離不開馬的力量加持。</p><p class="ql-block">馬，不僅能改寫歷史，更能見證皇權(quán)，承載著封建時代的等級與秩序?！妒酚洝めB生陸賈列傳》中，記載著一段流傳千古的對話：陸生（陸賈）時常在漢高祖劉邦面前稱道《詩》《書》，勸說劉邦推行仁政，高帝怒斥：“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反問：“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shù)也?！边@便是“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典故，字字鏗鏘有力，道盡了馬在打天下過程中的核心作用，也點出了治國理政的深刻道理。</p><p class="ql-block">天下既定之后，馬便成為了皇權(quán)的象征，禮制的載體，其使用有著嚴苛的等級規(guī)定：“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逸禮·王度記》中的這段記載，清晰地將馬與身份地位緊密綁定。正因馬的重要性，中國封建時代從西周開始，便設(shè)有專門掌管馬的官職與制度——西周的“司馬”，掌管馬與士卒；秦漢的“太仆”，主管全國馬政，這一官職一直延續(xù)到元、明、清三朝；唐代設(shè)有“監(jiān)牧”專門負責養(yǎng)馬，宋代則推行“戶馬法”，讓民戶以自身物力養(yǎng)馬，以備官府征用。在冷兵器時代，一個國家擁有馬的數(shù)量，直接衡量著其國力的強弱，馬的數(shù)量，便是一個政權(quán)最堅實的底氣所在。</p><p class="ql-block">除了征戰(zhàn)與皇權(quán)，馬還是古代通信與物流的“硬核擔當”。古人的遠方，離不開馬的奔赴；王朝的運轉(zhuǎn)，離不開馬的支撐。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驛站實現(xiàn)通信、傳遞消息的國家，早在3000年前的周朝，就已建立起完備的郵驛系統(tǒng)；到了隋唐時期，郵驛網(wǎng)絡(luò)更是遍布國內(nèi)各個角落，甚至延伸到朝鮮、日本、中亞、印度和東南亞各國，形成了發(fā)達的國際郵路。</p><p class="ql-block">據(jù)《大唐六典》記載，盛唐時期，全國共有1639個驛站，專門從事驛務(wù)的人員達兩萬多人，其中驛兵就有一萬七千人。杜牧“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因為馬的速度和耐才換來貴妃的嫣然一笑；柳宗元在《館驛使壁記》中，曾生動描繪過當時郵驛的繁盛景象：“十里一走馬，五里一揚鞭”“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驛馬奔騰不息、晝夜不歇，既承載著朝廷公文與緊急消息，也承載著古人的牽掛與遠方的期許。我們常說的“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便是以驛馬每天奔跑的里程來劃分的，一句“加急”背后，是驛馬的全力以赴，更是古人通信的極限速度。</p><p class="ql-block">千百年間，馬早已走進文化的方方面面，成為文人墨客筆下最動人的題材，也深深融入了我們的日常語言。漢語中，與馬相關(guān)的成語數(shù)不勝數(shù)：“龍馬精神”寄寓著昂揚向上的斗志，“馬到成功”承載著順遂如意的期許，“一馬當先”彰顯著奮勇爭先的勇氣，“萬馬奔騰”描繪著氣勢磅礴的盛景，“玉堂金馬”寄托著功名富貴的向往，每一個成語，都是一段華夏文化的縮影，都藏著中國人對馬的喜愛與尊崇。</p><p class="ql-block">詩詞歌賦中，詠馬之作更是不絕于耳。唐代詩人李賀，更是對馬情有獨鐘，一口氣寫下23首《馬詩》，字字珠璣、膾炙人口?！按竽橙缪?，燕山月似鉤。何當金絡(luò)腦，快走踏清秋”，寫盡了馬的豪情壯志與無限抱負；“此馬非凡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猶自帶銅聲”，道盡了馬的傲骨凜然與堅韌不屈。除了李賀，詩仙李白的“寶馬雕車香滿路”、杜甫的“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岑參的“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無數(shù)文人墨客都曾以馬為喻，書寫心中壯志、抒發(fā)家國情懷，讓馬的形象在筆墨丹青間愈發(fā)鮮活立體。</p><p class="ql-block">馬的美，是與生俱來的——或迎風疾馳、鬃毛飛揚，盡顯豪邁灑脫；或信步由韁、從容不迫，自帶典雅氣度。它是力與美的完美融合，是忠誠與正義的生動化身。中國人自古便將馬視為“行走在地上的龍”，常以“龍馬”并稱，賦予其祥瑞與神圣的寓意，這便是“龍馬一脈”的文化根源；阿拉伯人則將馬視為真主的恩賜，倍加珍視、奉為珍寶。</p><p class="ql-block">馬，更是藝術(shù)家們鐘愛的創(chuàng)作題材，千百年來，名家輩出，留下了無數(shù)傳世佳作。從唐代開始，便有曹霸、韓干、韋偃、陳閎等畫家專事畫馬：曹霸被譽為“畫馬圣手”，曾為唐玄宗修補《凌煙閣功臣圖》，其畫馬神采飛揚、氣度不凡；韓干師從曹霸，尤擅畫鞍馬，《照夜白圖》為其傳世名作，所畫之馬形神兼?zhèn)?、栩栩如生；韋偃的《牧放圖》，描繪千余匹馬，氣勢磅礴。宋代的李公麟（李龍眠）、元代的趙孟頫、清代的郎世寧，再到20世紀的徐悲鴻，他們或工筆細描、或?qū)懸鈸]灑，創(chuàng)作形式各異，卻都精準抓住了馬的精髓——那份力與美的碰撞，那份積極向上、堅韌不拔的生命力量。其中，徐悲鴻筆下的馬，更是掙脫了筆墨的束縛，昂首奔騰、氣勢磅礴，既承載著民族的氣節(jié)與希望，也成為了家喻戶曉的藝術(shù)經(jīng)典。</p><p class="ql-block">作為象形字，“馬”字本身，便是一幅生動的畫卷?！墩f文解字》中記載：“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奔坠俏闹械摹榜R”，形似簡筆畫，寥寥數(shù)筆，便清晰勾勒出馬頭、馬尾、四足的模樣；鐘鼎文中的“馬”，寫法各異，卻都透著迎風奮蹄的靈動與力量；篆、隸、行、草、楷，無論哪種書體，“馬”字都基本保留了其原始形態(tài)，即便不認識漢字的人，也能一眼猜出它的模樣。一個“馬”字，跨越千年歲月，默默見證著馬與人類文明的共生與共長。</p><p class="ql-block">馬年已至，回望千年，馬早已不是單純的生靈。從演化傳奇到戰(zhàn)場雄風，從皇權(quán)象征到文化圖騰，它用千年駿影，續(xù)寫著“龍馬一脈”的華夏傳奇，成為深入骨髓的精神寄托——它代表著昂揚向上的“龍馬精神”，代表著奮勇爭先的拼搏勇氣，代表著忠誠執(zhí)著的美好品質(zhì)。</p><p class="ql-block">甲午馬年，我曾以十二個“馬”字的寫法為題，書寫、制作了一本馬年掛歷，將對馬的喜愛、對歲月的期許，一一融進筆墨之間。不成想，時光如駿馬疾馳，一轉(zhuǎn)眼間，十二個春秋便匆匆而過。對于一匹馬而言，十二年的光陰，便相當于人類的六十歲，已是步入暮年、從容歸緩的年紀。而于我而言，這十二年的歲月沉淀，也讓我年過花甲，成為了一匹歷經(jīng)滄桑的“老馬”。然而，前路漫漫、未有窮期，豈能伏櫪止步；星辰在前、素心未改，自當奮蹄前行。</p><p class="ql-block">今借甲午之墨韻，以抒龍馬之壯志；愿乘丙午之春風，馳騁胸中之意氣。</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