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近來總在夢里與父親重逢。</p><p class="ql-block"> 父親離開我，整整三十個春秋了。歲月從沒有沖淡心底的思念，反而是年歲越長，那份牽掛與懷念，便越是深沉綿長。我總想靜下心來，好好寫一寫他，寫他坎坷的一生，寫他沉默的堅守，寫他藏在歲月里，從未說出口的溫柔與風骨。</p><p class="ql-block"> 父親的一生，生在亂世，長在流離，履歷復雜，卻從不是命運的浮萍。他在舊社會的風雨里顛沛奔波，為生計輾轉謀生，做過教員，當過報社編輯，也曾在舊軍隊里擔任文書，半生漂泊，身不由己?？蔁o論境遇如何變遷，教書育人，始終是他刻在骨血里的理想與追求，是他窮其一生都想堅守的初心。</p> <p class="ql-block"> 綏遠9.19和平起義后父親一直在歸綏市（后呼和浩特市）從事學校教育和學校管理工作。記憶中父親是一個生活上克勤克儉，待人接物平易近人、謙遜可恭，工作上兢兢業(yè)業(yè)，做人上謹慎克制的人。在父親的言傳身教下，我不僅學會了為人處世的智慧，也習得了他那份兢兢業(yè)業(yè)、堅韌踏實的工作作風。受其熏陶，我保留了些許舊知識分子的溫良與自持，卻也因時代變遷而自然褪去了些許不合時宜的舊習。</p> <p class="ql-block"> 我的父親郭健如，字忠武，又名劍如、建如，1913年出生于山西左云縣一個小知識分子家庭。1928年，他從左云高等小學畢業(yè)，考入大同山西省立第三師范學校，1934年順利完成學業(yè)。自1934年至1940年，父親先后在左云吳家窯第二高小、左云縣第一高小擔任教員，期間還曾加入山西省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那是他最早與教育結緣的時光，三尺講臺，也從此成為他一生心之所向、情之所系的地方。</p> <p class="ql-block"> 1937年9月，雁北地區(qū)被日寇占領，家鄉(xiāng)左云縣淪于日偽統(tǒng)治。1941年，日本人推行“以華制華”的政策，在雁北淪陷區(qū)挑選了一批有文化、較年輕的知識分子，其中多為基層教師，父親也在其中，被送往日本人控制的偽滿洲國“師道訓練所”，接受為期一年的奴化教育，學習日語、教育學、日本史地等內容，還曾被帶往日本本土參觀學校。日本人意在培養(yǎng)順從的殖民工具，可父親心底始終守著家國底線，他不愿淪為漢奸走狗，從心底里反感為日偽做事，培訓結束回到左云從事教育管理工作不久，便毅然淡出教育界，僅靠抄抄寫寫的零活勉強度日。</p> <p class="ql-block"> 抗戰(zhàn)勝利后，八路軍進駐大同一帶，父親進入雁門公學成為第二期學員，主動接受革命理論教育，向新政權靠攏。解放戰(zhàn)爭期間，為生活所迫，他曾供職于國民黨閻錫山軍隊任上尉文書，輾轉于大同、歸綏一帶，居無定所，工作飄搖。</p> <p class="ql-block"><i>父親簡歷手稿</i></p> <p class="ql-block"> 父親從山西左云來到呼和浩特，離不開一位同學、摯友的知遇之恩——劉映元先生。劉映元先生是當年綏遠省、呼和浩特地區(qū)有名的學者與報人，在新聞界頗有聲望。正是得益于他的相知、推薦與邀請，父親才來到歸綏，踏入了這片他此后奉獻一生的土地。</p> <p class="ql-block"><i>父親自述手稿</i></p> <p class="ql-block"> 1946年，父親應劉映元先生之邀，在其創(chuàng)辦的《綏蒙新聞》擔任總編輯。任職期間，他創(chuàng)作了長篇小說《劉大人私訪歸化城》，從1947年1月到1948年6月，在報上逐日連載，深受市民追捧。據內蒙古著名作家、內蒙古日報社高級編輯郭鈺先生在他后來撰寫的《劉大人私訪歸化城》前言中描述：“上世紀40年代，在歸化城南席力圖召前的石頭巷南端路西，有一個小四合院。院里的南房住著一位窮困潦倒的先生叫郭健如，他是我家的鄰居。他每天寫一段《劉大人私訪歸化城》，刊登在劉映元先生創(chuàng)辦的《綏蒙新聞》的副刊上。當時鄰居們每天都會笑嘻嘻的追著問郭先生“劉大人走到哪里了？”郭先生也會笑嘻嘻地回答：“快到雁門關了……”。劉大人私訪歸化城的故事一時成為市民們茶余飯后娛樂的話題”。</p><p class="ql-block"> 可誰也不知道，筆下風生水起的父親，生活卻十分清貧拮據，在簡陋的小屋里一筆一畫，寫盡人間煙火，也寫盡半生艱辛。</p> <p class="ql-block"><i>郭鈺先生《劉大人私訪歸化城》一書前言</i></p> <p class="ql-block"> 解放戰(zhàn)爭后期，時局動蕩，報刊時辦時停，父親的工作也時斷時續(xù)，生活依舊艱難。1949年8月，經朋友介紹，他進入新城私立民生小學任教，重新拾起了摯愛的教鞭。</p> <p class="ql-block"><i>“父親在十二完小”前排左3戴眼鏡者是父親</i></p> <p class="ql-block"> 1949年9月19日，綏遠和平起義，父親的人生終于迎來安穩(wěn)的曙光。他隨即參加歸綏市中小學教師學習會，接受新中國的教育思想，翌年春被分配到新城十二完?。ê髞淼年P帝廟小學）任教導主任，從此正式投身革命工作，生活也有了基本保障。同年8月，他被任命為歸綏市第九完小（1954年更名為巧兒齊召小學）校長。</p> <p class="ql-block"><i>1950年歸綏市長吳立人副市長高映明簽發(fā)的委任狀</i></p> <p class="ql-block"><i>七十四載，校舍換新，老樹高大了不少。<span class="ql-cursor">?</span>父親曾在此傳道，我重拍以此紀念。</i></p> <p class="ql-block"> 解放之后，父親衷心擁護黨的領導，全身心投入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呼和浩特各級領導干部大多來自工農與革命隊伍，文化基礎普遍不高，迫切需要一批有文化、懂管理、衷心擁護新政權的骨干力量。正是在這樣關鍵的歷史時刻，父親臨危受命，肩負重任，牽頭籌辦呼和浩特市干部業(yè)余學校。為了把學校真正辦起來、辦扎實，他從無到有、多方奔走，在教學設置、課程安排、師資組織、管理運行等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課程既覆蓋政治理論、政策學習，也兼顧文化基礎、經濟知識與行政管理，為剛剛走上崗位的干部們補上了最急需的文化課與能力課。</p> <p class="ql-block"><i>1951年由歸綏市長吳立人副市長高映明；1956年呼和浩特市市長阮慕韓簽發(fā)的任命父親為“職工業(yè)余學校、職工業(yè)余中學校長”的委任狀</i></p> <p class="ql-block"> 1951年3月，父親受命正式籌辦歸綏市職工業(yè)余學校、職工業(yè)余中學，（這是呼和浩特市職工大學的前身）并被任命為校長。在長達十六年的干部與職工教育崗位上，他為呼和浩特培養(yǎng)輸送了大批有知識、有文化、高素質的骨干力量，為呼市成立初期的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培育出眾多領導骨干，打下了堅實的政治和文化基礎。</p> <p class="ql-block"><i>上世紀五十年代在教室前，左三為父親、后排是母親（母親上世紀30年代畢業(yè)于綏遠省女子師范學校，后終身從事教育工作）</i></p> <p class="ql-block"> 父親在教育上提倡“教、學、做”結合、“德、智、體”兼修，以“鐵肩擔教育，笑臉迎學子”為一生座右銘。</p><p class="ql-block"> 職工業(yè)余學校的學生從掃盲班到高中班，文化程度參差不齊，他便帶領老師們量身定制教學方案。白天備課、批改、研討，夜晚去機關、工廠上課，我?guī)缀跻姴坏礁改傅拿?。母親也是職工業(yè)余學校的教師，總要等工人下班后才能去代課，等她深夜歸來，我們早已睡熟。即便如此辛勞，父親卻始終兢兢業(yè)業(yè)，從不懈怠。</p> <p class="ql-block"><i>上世紀六十年代職工業(yè)余學校教師們利用晚上課余時間集體備課的情景，右邊后排手拿備課本的是我母親</i></p> <p class="ql-block"> 憑借出色的能力與勤懇的態(tài)度，父親于1951年1月31日被歸綏市人民政府、市政治協(xié)商委員會聘為人民代表，參加歸綏市第三屆各界人民代表大會。從1955年呼市第一屆政協(xié)，到1984年第六屆政協(xié)，他一直擔任市政協(xié)委員，并在第三、四、五、六屆當選政協(xié)常委，1989年因年事已高離任。他與黨風雨同舟，參政議政，為家鄉(xiāng)建設盡心盡力。</p> <p class="ql-block"><i>工作中的父親</i></p> <p class="ql-block"><i>1955年呼和浩特市第一屆政協(xié)到1989年六屆政協(xié)委員的聘書</i></p> <p class="ql-block"><i>1963.6.呼和浩特市干部業(yè)余學校全體教工游人民公園合影 二排左一是父親</i></p> <p class="ql-block"> 1959年，父親作為呼和浩特教育界代表，赴北京參加建國十周年國慶觀禮，參觀了人民大會堂等十大建筑，親眼目睹新中國的建設成就，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偉大。</p> <p class="ql-block"><i>左起郭攬青、郭健如、賴錦年1959年北京國慶觀禮期間景山公園合影</i></p> <p class="ql-block"><i>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父親每年都會被邀請在主席臺參加五一、國慶大型活動觀禮，這是部分邀請函</i></p> <p class="ql-block"> 1966年“文革”初期，父親曾被錯誤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9年呼和浩特市干部業(yè)余學校撤銷。1969年至1971年被送往呼和浩特市干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即五七干校）接受教育改造，歷經磨難卻始終堅韌。1971年至1988年，落實政策，他被呼市教育局安排在呼和浩特市第八中學工作，從圖書管理員到副校長，1978年撥亂反正后得到平反，1988年光榮退休。1980年和1985年，他先后榮獲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內蒙古自治區(qū)教育廳頒發(fā)的“從教三十年光榮教育工作者”稱號，這是對他一生從教最珍貴的肯定。</p> <p class="ql-block"><i>歷年間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暨慶祝內蒙古自治區(qū)成立紀念大會邀請函</i></p> <p class="ql-block"><i>1980年和1985年分獲得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內蒙古自治區(qū)教育廳頒發(fā)的從教三十年光榮教育工作者稱號</i></p> <p class="ql-block"> 父親一生光明磊落、無欲無求、為人謙和、兩袖清風。他不善言辭，卻用言傳身教教會我為人處世；他歷經坎坷，卻始終守住底線、堅守理想。他沒有給我留下多少物質財富，卻把一身風骨、一份赤誠、一份對教育的摯愛，永遠留在了我的生命里。</p> <p class="ql-block"><i>1979年呼和浩特市第五屆政協(xié)委員合影（前排左一是父親）</i></p> <p class="ql-block"><i>五十年代末期父親（左）與同事沈恭甫在辦公室</i></p> <p class="ql-block"> 1996年，父親因病走完了他的一生，永遠離開了我們。他的老部下、老弟子沈恭甫先生代表同事們送來挽辭，給予他至高評價：哲人、學者、教育家。這短短三詞，正是父親一生最真實、最貼切的寫照。</p><p class="ql-block">父親離開已經三十年了，我卻越來越想念他。他生于亂世，歸于安寧，一生坎坷，一生堅守，一生清貧，一生榮光。</p> <p class="ql-block"><i>上世紀五十年代我的父親、母親</i></p><p class="ql-block">（關于母親的經歷與回憶我將擇機另述）</p> <p class="ql-block"><i>前排左我弟弟和他兒子、父親、我和兒子，后排弟媳、我愛人</i></p> <p class="ql-block"> 文章寫完后，我很不滿意，首先我的寫作能力實在有限；再者，父親的經歷受當時生活所迫他無法選擇，我也不好評論；還有，我對那段歷史背景的了解局限了我的視野與發(fā)揮。</p><p class="ql-block"> 把稿子發(fā)給我兒子看，叫他給把把關，評論下，提點意見。兒子說：這個像悼詞。我再返回頭看，就是像悼詞，是父親一輩子的一篇流水賬。唉……</p> <p class="ql-block"> 本文所述父親生平事跡，均根據父親郭健如先生生前親筆填寫的個人簡歷、自傳及相關檔案材料摘錄整理，史實有據，真實可信，以此銘記父親一生，告慰先人，留示后人。</p> <p class="ql-block">原創(chuàng)于2022年1月25日</p><p class="ql-block">修改于2026年3月4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