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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陸對談《晚明軼事》:陸蔚東VS陸幸生?

路上老僧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20px;">雙陸對談《晚明軼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20px;">陸蔚東VS陸幸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天翻地覆的風云激變，為何擋不住風花雪月的后庭晚唱？</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陸蔚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幸生兄大作《晚明軼事——國難中風花雪月》就像一把鑰匙，精準地捅開了晚明王朝這段痛史最沉重的內(nèi)核。我以為，中國宋明兩代 ，不僅是一種壯懷激烈的悲壯，更是一種滲透在歷史肌理深處的悲傷與悲哀。說它悲壯，是山河破碎時仍有文天祥吟誦“人生自古誰無死”，是崇禎皇帝煤山自縊前寫下“任賊分裂朕尸，勿傷百姓一人”。那種生命在絕境中爆發(fā)出最后的光芒和悲壯，絢爛而短促。</p><p class="ql-block">所謂悲傷，宋朝坐擁當時世界最高的文明成就，卻在鐵蹄下一退再退，終至崖山蹈海；明朝曾七下西洋揚威域外，卻在封閉與內(nèi)耗中走向黯淡。它們并非亡于蒙昧，而是敗于自身無法掙脫黨爭、腐敗、體制僵化的惡性循環(huán)?！叭弊钌畹氖潜?。</p><p class="ql-block">宋代市井的繁華笑語，明代書院的思想激辯，最終都沉寂在歷史的嘆息里。那不是突然的終結，而是一種清醒的沉淪。文明明明看見了深淵，卻依然一步步走了進去。所以宋明兩代，注定是一場早已知結局的悲劇。</p><p class="ql-block">那些奏折里的憂思、詩歌中的哀鳴、戰(zhàn)場上的熱血，都因此蒙上了一層宿命的色彩。這或許就是讀史最深的滋味：在輝煌處看見裂紋，在頂峰時聽見挽歌。</p><p class="ql-block">“天翻地覆的風云激變”，卻擋不住“風花雪月的后庭晚唱”——這種近乎荒誕的對比，正是晚明最令人扼腕的歷史圖景。它揭示了一個殘酷真相：王朝的傾覆從不始于城破之日，而是始于執(zhí)政土壤的板結與壞死。所謂“執(zhí)政土壤的死亡”，是比戰(zhàn)火更寂靜的潰敗。</p><p class="ql-block">當政治生態(tài)失去新陳代謝的能力，朝堂便淪為派系傾軋的名利場。崇禎帝在位十七年換了五十位內(nèi)閣首輔，不是用人不疑的果決，而是整個官僚體系已喪失共赴國難的基本共識。</p><p class="ql-block">東林黨爭、閹黨余孽、地域集團，他們?yōu)椤凹t丸案”“移宮案”等往事反復糾纏，消耗的恰是應對饑荒、邊患、財政崩潰的寶貴時機。這種內(nèi)耗型政治，本質(zhì)是制度免疫系統(tǒng)的全面崩潰——面對危機，體制最先激活的不是防御機能，而是自我吞噬的慣性。</p><p class="ql-block">更觸目驚心的是“官員和社會風氣的頹敗”。當士大夫以“清談”為風雅，以“奢靡”為身份標識，以“避事”為生存智慧時，整個社會的價值支柱已在內(nèi)部蛀空。書中描寫的江南士紳，一面在秦淮河畔吟詠風月，一面在賦稅、田產(chǎn)上精于算計；朝廷命官面對闖軍壓境，首先考慮的仍是保全身家、預留后路。這種“精致的利己主義”一旦成為主流，國家便不再是一個有機整體，而淪為無數(shù)各自逃生的碎片。</p><p class="ql-block">很多人將明朝滅亡歸因于李自成破京吳三桂叛明和清軍入關。其實，一個王朝的真正死因，是它早已喪失了值得為之赴死的理由。 當最精英的階層都在用“風雅”裝點茍且，用“詩酒”麻痹良知時，所謂氣節(jié)，便成了《桃花扇》里李香君血濺扇面的凄美，卻無力回天。</p><p class="ql-block">所以說土壤壞了，即便播下再好的種子也長不出好苗來。崇禎帝算不上昏君，他勤勉、節(jié)儉、力圖振作，從個人品質(zhì)而言，他是一顆“好種子”。袁崇煥、孫傳庭、盧象升，哪一個不是一時人杰？哪一個不都是栽在了那片已經(jīng)板結寸草不生的政治土壤里。由此可見，土壤越壞，越需要好種子來彌補，但好種子在壞土壤中反而死得更快。崇禎越勤政，越事必躬親，就越陷入“越勤越亂、越亂越勤”的死循環(huán)；袁崇煥越有擔當，就越容易成為黨爭的靶子。壞土壤會主動排擠它無法消化的優(yōu)秀個體。 更可悲的是種子還會適應土壤。當一個體制長期獎勵鉆營、懲罰實干，久而久之，再正直的官員也會學會“自保優(yōu)先”。明末士大夫不是天生無恥，而是正直的成本太高、生存的概率太低。土壤的衰敗，最終會改造種子的基因。</p><p class="ql-block">眾所周知，一個土壤的形成需要數(shù)百年，它的敗壞同樣需要漫長積累。萬歷朝開始的怠政、天啟朝的閹禍，到崇禎時已積重難返。此時即便出現(xiàn)一個張居正，也即便出了于謙、王陽明、戚繼光、海瑞?等名臣賢臣能臣，但也已無力回天，因為土壤的改良需要時間，而歷史不會等待。</p><p class="ql-block">崇禎自縊煤山時寫“諸臣誤我”，他或許至死都沒明白——誤他的不是具體的臣子，而是那片讓好種子也無法存活的政治生態(tài)。這大概也是歷史留給后世最殘酷的教訓：評價一個時代，不要只看它播下了多少好種子，更要看它的土壤，還愿不愿意、能不能讓好種子活下來。讀史書最震顫的往往不是對歷史的憑吊，而是對當下的隱喻警覺。</p><p class="ql-block">任何時代的“風花雪月”，若以遺忘責任、逃避擔當為底色，都可能成為大廈將傾前的最后一場堂會。 歷史從未遠離，它只是在等待后人讀出其中不曾褪色的警示：一個社會最危險的時刻，并非外患最烈之時，而是當維持它生存的土壤已壞死、精英群體集體沉迷于精致生活，卻對各自的社會責任感的日益麻木和完全喪失的那一刻。讀陸幸生大作《晚明軼事——國難中的風花雪月》有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作者為原南京日報總編辦主任、高級記者</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陸幸生答陸蔚東:</span></p><p class="ql-block">深謝蔚東兄，如此認真閱讀拙作《晚明軼事》并寫下大段讀后感，真知灼見，很受教益。</p><p class="ql-block">其實晚明是中國社會的轉(zhuǎn)折大變局時期。一方面″儒表法里″的皇權專制體制走到極致后的衰敗，已喪失了糾錯功能，只能曲線下滑，一路衰敗著走向滅亡。</p><p class="ql-block">所謂"王朝興衰周期律″的再現(xiàn)，并非君王個人意志能夠主導歷史發(fā)展的大趨勢。即便李自成起義成功建立大順朝也只是王朝的重復，且可能更加野蠻，因入京數(shù)月即見端倪，代表儒家精英的李巖被排斥，牛金星、劉宗敏等輩巧取豪奪，無所節(jié)制，逼反吳三桂。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紀》總結教訓深刻，為毛澤東主席稱贊，并在中國共產(chǎn)黨建政初期，入京前引以為戒，而稱為"進京趕考"。</p><p class="ql-block">內(nèi)憂外患，外冦入侵，虎狼窺伺，只是所謂外因。關健還是專制極致后，以皇家莊園為基礎而至各地豪強土地兼并，兩極分化嚴重，而使民怨沸騰，激起民變?；蕶鄬Ｖ萍觿?，官僚集團貪婪橫行，驕奢淫逸，民不聊生。因此，從漢儒到宋儒至明儒的演變，骨子里仍是商韓法家思想大一統(tǒng)所謂“儒表法里″統(tǒng)治權術到明太祖、神宗一朝，已經(jīng)在體制機制上完備。儒家教化愚民，法家嚴刑馭民，雙輪驅(qū)動而使王朝車馬在君主獨裁暴政苛政中走向覆滅。</p><p class="ql-block">原漢儒董仲舒獨尊儒術，希望以原教旨孔孟儒學加老莊自然天道垂拱而治輕徭薄賦，以惠民生，以仁義治國而安天下，以天災示警，能夠?qū)蕶嘈纬芍萍s，對暴君失德警示。也即文官集團對專制皇權的平衡而使國家穩(wěn)定，民眾安居樂業(yè)。而專制權力本身是不受制約不能分享的。如″明末大禮儀、紅丸、國本″三案，官僚集團群體對皇權胡作非為進行抗爭，而對強大專橫的君主權力無能為力。帝國"擇劣汰優(yōu)"體制機制，東西廠特務統(tǒng)治下的挺杖詔獄支撐著皇權的普天之下王士王臣的家天下，早已失去孔夫子提出建立在仁義禮智信基礎下"公天下"理想烏托邦。明朝立國初期太祖爺就具有"君輕民重"民本意識的孟軻排除出孔廟。因此才導致權力集團內(nèi)部儒學原教旨大臣如海瑞和后來的東林黨人的悲劇。同時一批文武兼資的儒學將帥(統(tǒng)治者怕出現(xiàn)漢未唐末蕃鎮(zhèn)割據(jù)威脅皇權取文官領軍)其中薊遼總督(相當加國防部長銜沈陽軍區(qū)司令)專應對關外滿清貴族威脅全系頗居戰(zhàn)略眼光文官且有東林傾向如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盧象升等人。前二者被冤殺，熊被傳首九邊，袁被凌遲活剮，后兩者戰(zhàn)死疆場。均為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儒將典型。</p><p class="ql-block">腐敗的皇權專制己容不得具有獨立思想和才學兼優(yōu)的人才。剩下的只是歌功頌德表面道貌岸然的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兩面人，孔夫子斥為″鄉(xiāng)愿″的奸佞之徒。無可用之人，自然只能信任宦官太監(jiān)等奴才。二是明未隨生產(chǎn)力發(fā)展，具有獨立思想市民社會萌芽，已悄然成長發(fā)育，主要是商品經(jīng)濟發(fā)達江南地區(qū)。結社成風先是文學社團慢慢帶有政治目的問鼎朝政的雄心壯志。如張溥的復社幾乎是儒家知識分子精英盡在其中，不斷進入統(tǒng)治中樞，影響政局發(fā)展，而具政黨萌芽趨向。</p><p class="ql-block">其間王陽明心學由內(nèi)圣外王而漸次轉(zhuǎn)向人的主體內(nèi)心，自然孕育所謂異端李贄和公安二袁的″獨忬性靈″的獨立意識。這些均為市民社會由文學社團而至政黨雛形的逐步演變形成對皇權官僚體制批判制約，造就一批思想家如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人。</p><p class="ql-block">著名的文史學經(jīng)學大師馮夢龍，現(xiàn)連載的《霧隱神龍》有詳細介紹，他的″三言二拍"即明末資本萌芽市民社會生活真實寫照。一個王朝凡人才拔擢機制進入“擇劣汰優(yōu)”惡性循壞的馬太效應基本是無可救藥了。再加上失地農(nóng)民大量涌入類似江南這些大城市，憑借著自己勤奮、聰明、才智進入城市投親靠友自謀生路進入手工業(yè)經(jīng)營者的行列。類似馮夢龍筆下秦重這樣賣油郎，由小本經(jīng)營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再加上類似馮夢龍祖父輩這類書香世家在科舉無望之際轉(zhuǎn)入商人階層，形成早期資本經(jīng)營的基礎。</p><p class="ql-block">此外，明末在開放沿海海禁后，打破了過去嚴禁“交通外番″禁令，東南沿海首開風氣之先，私人工商貿(mào)易發(fā)達，奠定商品經(jīng)濟基礎，逐步向內(nèi)陸江南地區(qū)延伸，這些在馮夢龍的小說中均有所反映。不是因外寇入侵王朝傾覆，明末也將自然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不至因清帝國又延伸二百八十年到晚清才由張謇等人提出立憲民主到共和理論。而又因辛亥革命憲政民主政體中道崩殂，后又因軍閥混戰(zhàn)、抗日戰(zhàn)爭、國共內(nèi)戰(zhàn)直至新中國建政前，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諸公提出新民主主義論再次提出憲政民主思想，直至擘劃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同綱領》。當年黃炎培先生在延安問及偉大領袖如何避免朝代興亡之黃金定律時，毛澤東主席曾豪邁地說，我們找到的法寶就是"民主"，通俗地解讀也即人民當家之主之意思。習近平主席并對新時期建設中國特色全過程民主作出了深刻的闡述。</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