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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筆報國——從詩人到新聞人的白汝瑗

星光熠熠

<p class="ql-block">文/秦朔桐 王詠梅</p><p class="ql-block">圖/徐迎春</p><p class="ql-block">責任編輯:大眾新聞王珺羽</p><p class="ql-block">美篇編輯:星光熠熠</p> <p class="ql-block">  白汝瑗(1915.8—1987.10.22.),天津市人,筆名玲君,新聞工作者,遼東黨報事業(yè)先行者。歷任<span style="font-size:18px;">《大眾日報》編輯室主任、副總編輯,</span>《安東日報》《遼東日報》《東北日報》總編輯及副總編輯,《黑龍江日報》總編輯,黑龍江省委委員,黑龍江大學革命委員會主任等職。</p><p class="ql-block"> 白汝瑗青年時代在南開中學、輔仁大學、燕京大學讀書接受了進步思想影響,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爭,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在此期間,他以玲君為筆名發(fā)表許多進步詩篇。20世紀30年代出版詩集《綠》,聞一多先生對這本詩集給予很高評價。他在馬列主義的啟迪下,于1936年3月參加革命,1938年5月赴延安抗大、魯藝學院學習,轉(zhuǎn)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先后任晉東南新華日報華北版記者,山東《大眾日報》編輯部主任、副總編輯,膠東大眾日報總編輯等職務。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白汝瑗受黨派遣曾到東北、中南等地工作,歷任《安東日報》總編輯,《遼東日報》總編輯,《東北日報》副總編輯,《長江日報》副總編輯,中共中央宣傳部報刊處副處長,中共黑龍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黑龍江日報總編輯等領導職務。</p> <p class="ql-block">  從延安走向東北的詩人玲君</p> <p class="ql-block">  為持續(xù)推動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創(chuàng)新實踐,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重走山東新聞干部‘北上南下’”項目組為深入挖掘山東新聞干部“北上”拓荒的紅色基因,新聞傳播學院新聞學黨支部作為全省高?!半p帶頭人”教師黨支部書記“強國行”專項行動團隊,循著新聞干部北上播撒新聞火種的足跡,奔赴哈爾濱,追循烽火歲月里跨越地域的革命報人精神。</p><p class="ql-block"> 2025年8月6日至8月7日,團隊成員王詠梅教授、高級工程師徐迎春、碩士生秦朔桐和周旸圍繞山東解放區(qū)“北上”新聞干部參與接管東北報業(yè)、逐步建立黨報體系事業(yè)進行采訪調(diào)研活動,其間參觀了《黑龍江日報》報史文化長廊,并圍繞杰出新聞工作者、《大眾日報》編輯室原主任、副總編輯白汝瑗采訪其女白以眾和《黑龍江日報》新聞研究室原編輯王彥涵。</p><p class="ql-block"> 采訪短視頻</p> <p class="ql-block">  走進白以眾女士家的客廳,一個紫色的行李箱被小心翼翼地推了出來,里面整齊疊放著父親白汝瑗留下的詩集、手稿和報紙剪頁——這些塵封多年的手澤遺存,像一條隱秘的線索,把我們帶回到20世紀30年代。</p><p class="ql-block"> 1938 年初夏,《文種》同仁歡送白汝瑗、沈鈞、拱德明、沈大經(jīng)等同志赴延安。前排左起白汝瑗(玲君)、沈鈞(現(xiàn)名姚天斌)、拱德明(現(xiàn)名龔平,亦名拱平)、沈大經(jīng)(現(xiàn)名沈重),后排左起:王公維(筆名王潔之)、蔣蘭君(筆名白莎)。</p> <p class="ql-block">  彼時的白汝瑗,就讀于燕京大學新聞系,埃德加?斯諾曾是他的老師。他在課堂與校園中接觸到進步思潮,積極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學生運動,親歷了轟動全國的“一二·九”。正是在這段激情燃燒的歲月里,白汝瑗以“玲君”為筆名創(chuàng)作大量現(xiàn)代詩篇,于30年代出版?zhèn)€人詩集《綠》,成為當時國統(tǒng)區(qū)頗具影響的“象征派”詩人,獲得了聞一多先生的高度賞識。白汝瑗后來回憶道:《綠》的主題思想是“對當時黑暗環(huán)境的抗拒和對未來理想幸福的憧憬”,“詩集正好出版于一個舊時期的終結(jié)和新時期的開始,也是自己新生活的開始?!闭绨兹觇ジ把影才R行前所作《前行——給重慶的友人們》里寫的那樣:</p><p class="ql-block"> “縱然前面海浪卷來歲月的苦艱,</p><p class="ql-block">不能把我們鋼鐵一樣的意志沖散,</p><p class="ql-block">這一串鐵環(huán)堅固的聯(lián)系著直到永遠——</p><p class="ql-block">直到實現(xiàn)了那個新生的民族的春天!”……</p><p class="ql-block"> “父親的思想轉(zhuǎn)變是從‘救國、愛國’開始的,從文藝青年的浪漫追求到參加革命的堅定信仰,這是他一生最關(guān)鍵的轉(zhuǎn)折?!卑滓员娀貞浿赣H參加革命的選擇:“其實父親小時候家庭條件很好,生于天津的市民家庭,不愁吃不愁穿,他是家里唯一一個走出來參加革命、上前線抗日救國的?!边@份背離優(yōu)渥、奔赴硝煙的抉擇,使他的人生走向另一條道路。</p><p class="ql-block"> 白汝瑗女兒白以眾接受采訪 徐迎春攝</p> <p class="ql-block">  1936年3月,白汝瑗正式投身革命。兩年后的5月,他從武漢、重慶等大后方輾轉(zhuǎn)跋涉,奔赴延安,先后進入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shù)學院學習。不同于國統(tǒng)區(qū)的風潮,在“天翻地覆”的環(huán)境和思想氣氛的急劇變化下,他的心境與身份也發(fā)生著深刻的轉(zhuǎn)變:從熱情浪漫的青年詩人,成長為一名黨的新聞工作者。</p><p class="ql-block"> 1942年前后劉少奇來山東,羅榮桓對山東黨政軍實行一元化領導,檢討政治左傾和單純軍事觀點,抽調(diào)大批干部實行減租減息和反霸運動,事關(guān)群眾利益的減租反霸運動成為山東根據(jù)地的中心工作。很快,報紙就連續(xù)發(fā)表《如何打開減租減息大門》《向地主士紳們進一言》等17篇社論和大量雙減增資的報道,這也是報紙創(chuàng)刊以來第一次系統(tǒng)地、大規(guī)模地報道群眾運動。白汝瑗時任《大眾日報》編輯室主任,親自感受到了報紙的黨性、指導性、群眾性。</p><p class="ql-block"> 攝于1945年10月29日,左起:白汝瑗、羅定楓</p> <p class="ql-block">  山東抗日根據(jù)地時期照片</p> <p class="ql-block">  抗戰(zhàn)勝利后不久,在我黨“向北發(fā)展”戰(zhàn)略方針的指示下,山東解放區(qū)成為干部輸出的重要策源地,先后抽調(diào)三批新聞干部渡海北上。白汝瑗作為第二批干部中的一員,經(jīng)山東龍口乘船渡海,于1945年11月到達安東(今遼寧省丹東市),組織籌建《安東日報》。遼東解放區(qū)報業(yè)隨時局變動頻繁,白汝瑗在黨的委派下歷任《安東日報》《遼東日報》《東北日報》總編輯和副總編輯,為宣傳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jù)地、支援全國解放戰(zhàn)爭、開展土地改革運動、辦好教育事業(yè)等罄其心力。</p><p class="ql-block"> 1949年5月南下中南,任《長江日報》副總編輯。</p><p class="ql-block"> 白汝瑗(玲君)五十年代初《長江日報》工作時期與好友的合影留念,前排由左至右分別為白汝瑗、吉偉青、陳楚。</p> <p class="ql-block">  中共中央華中局同意長江日報社的組建并決定:廖井丹任華中局宣傳部副部長兼長江日報社社長,陳楚任副社長兼總編輯,白汝瑗、張鐵夫任副總編輯。不久,社長廖井丹、熊復先后調(diào)離《長江日報》,陳楚同志任社長兼總編輯。</p><p class="ql-block"> 1950年,《長江日報》部分編委在編輯部所在地興華大廈六樓合影,前后排自左至右:編委吉偉青(后調(diào)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是本美篇編輯星光熠熠—邢光父親邢西彬的入黨介紹人 ,邢西彬為1939年1月1日《大眾日報》創(chuàng)刊時65位老戰(zhàn)士之一)、王棟,副總編輯白汝瑗,社長兼總編輯陳楚(后任駐日本大使、中國駐聯(lián)合國代表),編委黎辛(后任中南行政大區(qū)文化局代局長),副總編輯張鐵夫、顧文華。</p> <p class="ql-block">  1957年,白汝瑗調(diào)任《黑龍江日報》總編輯。1960年3月,白汝瑗結(jié)合報社的工作實踐,組織全編輯部人員開展辦報的思想討論,提出“新、全、高、快、短、活”辦報“六字要訣”,在《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期間的黑龍江日報》中,白汝瑗評價道:“我們黨在延安時期,就對黨報工作提出要加強黨性、群眾性、戰(zhàn)斗性、組織性”,這一要訣的產(chǎn)生,是“黨報工作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在新形勢下的具體化”,是對《黑龍江日報》“1957年以來宣傳報道正反兩方面經(jīng)驗的總結(jié)”。“白汝瑗先生提出的‘新、全、高、快、短、活’辦報‘六字要訣’,實際上成為報社努力辦好報紙的指導思想,也讓當時的《黑龍江日報》煥然一新。”《黑龍江日報》新聞研究室原編輯王彥涵介紹道:“老一代報人從延安走到北安辦報,從延安、晉察冀、山東等老區(qū)來的黨的新聞干部投身到《黑龍江日報》的發(fā)展歷程中,他們經(jīng)受過艱苦的抗日戰(zhàn)爭的鍛煉,帶來了老區(qū)辦報的好傳統(tǒng)。”</p><p class="ql-block"> 《黑龍江日報》新聞研究室原編輯王彥涵接受采訪 周旸攝</p> <p class="ql-block">  “天殷地動飛琴韻,國難驅(qū)才棄詩文”,正如侄子白以龍所寫,踏上革命之路后,白汝瑗不再寫詩,甚至在長達四十多年的時間里不再提及自己詩人的身份?!毒G》也隨著戰(zhàn)火蔓延,在硝煙與遷徙中散落遺失。直到1982年,白以龍赴英國牛津大學作訪問學者,無意間發(fā)現(xiàn)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聯(lián)合出版的《現(xiàn)代中國詩選》(上下冊)中收錄了7首署名“玲君”的詩作,將其視為珍貴的禮物帶回送給白汝瑗,這才喚醒了他“已經(jīng)塵封了將近半個世紀的詩的夢想”。他終于尋回了遺失于烽火動蕩中的詩集,并在女兒的幫助下再版了。</p><p class="ql-block"> 2006年,《玲君詩集 ——&lt;綠&gt; 及其研究》出版</p> <p class="ql-block">  父親的詩歌,白以眾讀起來感到十分優(yōu)美。“我至今難忘的是我父親的笑容,我父親的一生,不管遇到多大的苦難,從來不抱怨,跟人說話和風細雨,這種誠懇善良的品質(zhì)對我影響特別大,這種溫暖的底色在我人生中是抹不掉的?!痹诒慌?、被審查的艱難歲月里,家中時?;厥幹赣H的小提琴聲——《我的祖國》,而面對各方面的揪斗,他不說一句不理智的話、違心的話、傷害他人的話。談到此處,白以眾有些哽咽:父親的一生實現(xiàn)了燕京大學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p><p class="ql-block"> 1987年白汝瑗病重期間在哈爾濱醫(y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yī)院病房每日堅持拉琴。</p> <p class="ql-block">  1986年,白汝瑗為《綠》寫下后記:“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正確路線的指引下,我們的祖國滿園春色,前途似錦。我的心情恰如戴望舒在一首詩中所寫的那樣:‘你的夢開出嬌妍的花來了,在你已經(jīng)衰老了的時候。’”此時的他,年過古稀,身患重病,但在他心中,“那個新生的民族的春天”已經(jīng)來臨!</p><p class="ql-block"> 如今再回看那些泛黃的手稿,正如革命歲月深處的一朵花,它開在詩人的柔情與報人的堅定中,也開在我們這些追隨“北上”山東新聞干部的學子們的心里!</p> <p class="ql-block"> 本美篇編輯星光熠熠—邢光父親邢西彬(右)與《大眾日報》第一任總編輯、第二、三任社長匡亞明(左)1983年攝于武漢東湖;邢西彬為1939年1月1日《大眾日報》創(chuàng)刊時65位老戰(zhàn)士之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