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博”所見皆是文明璀璨

朋派

到了北京才知道，中國國家博物館（簡稱“國博”）?有多牛，在2025年百家號發(fā)布的《中國10大博物館排名》中，“國博”被列為首推博物館，與故宮并稱“國之重器”?！皣?lt;span style="font-size:18px;">總建筑面積近20萬平方米，是世界上單體建筑面積最大的博物館，擁有藏品數(shù)量143萬余件，分為48個展廳。時間有限，只能抓重點奔“鎮(zhèn)院之寶”，目光所及件件都是“國寶”，皆是中華文明璀璨。? “國博”的前身可追溯至民國元年（1912年）成立的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直到2003年2月，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兩館基礎(chǔ)上正式組建成為中國國家博物館；2012年，中國國家博物館改擴建完成并正式對外開放。 “國博”負有留存民族集體記憶、傳承國家文化基因、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使命，也是國家文化客廳。 “國博” 143萬余件藏品，涵蓋古代文物、近現(xiàn)當代文物、藝術(shù)品等多種門類，系統(tǒng)展示中華5000年文明。2012年11月1日，被國家文物局評為“國家一級博物館”；2020年10月30日，被確定為“第六批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2021年底，中國國家博物館排名全球第二。 前往參觀的游客絡(luò)繹不絕背景墻是距今200萬年前舊時器時代早期人類化石和邊界，從很早的古代起：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在此勞動、生息，繁植在這廣袤的大地之上。一眼千年，仿佛穿越。 “國博”的核心展覽“古代中國”基本陳列，以王朝更替為脈絡(luò)，分為遠古時期、夏商西周時期、春秋戰(zhàn)國時期、秦漢時物、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隋唐五代時期、遼宋夏金元時期和明清時期八個部分，展出文物逾兩干件，其中包括521件一級文物，完整呈現(xiàn)了從遠古時期到明清時代的文明演進。 該陳列以古代珍貴文物為主要見證，較為全面地展示了古代中國不同歷史時期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社會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發(fā)展狀況，突出展現(xiàn)了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發(fā)展特點和各族人民共同締造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展現(xiàn)了中華民族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和對人類文明所做出的偉大貢獻。 “國博”太大根本逛不完，展品眾多，根本看不夠。筆者將在“古代中國”展區(qū)所見的文物，按中國古代史順序一一呈現(xiàn)，每一件展品都是珍品，個個都稱得上“鎮(zhèn)館之寶”。 鎮(zhèn)館之寶—有“中華第一龍”美譽之稱的玉龍【紅山文化】（約公元前4700年-前2900年）1971年內(nèi)蒙古翁牛特旗賽沁塔拉出土龍形玉器高26厘米，重1000克，通體呈墨綠色。龍昂首彎背，卷曲若鉤，鬣鬃飄揚，簡潔而富有生氣，。其首部，長吻修目，鼻前突并上翹起棱，端面截平，有豬首的特征，但軀體彎曲如龍蛇。背部有對穿單孔，以繩系孔懸垂，龍首、尾恰好處于同一水平線上，應(yīng)為紅山先民事神的禮儀用具。2013年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覽文物目錄。 玉琮是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約公元前3300一前2200年）最重要的一種禮器，國博的這件墨玉的玉琮有19節(jié)，是國內(nèi)所見的最高的玉琮。?關(guān)于其形制與象征意義，部分學者認為：內(nèi)圓結(jié)構(gòu)象征“天”，外方造型象征“地”，整體體現(xiàn)“天圓地方”的宇宙觀。此外，玉琮常用于溝通天地、祭祀神靈，是巫師或部落首領(lǐng)行使宗教權(quán)力的重要法器。器表多刻有神人獸面紋，反映當時宗教與巫術(shù)活動。 青銅面具【商】（約公元前16世紀一前11世紀）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士。這件碩大的青銅面具是三星堆文化最具標識特征的器物之一。面像呈方臉、寬頤、臣字形眼，臉型與同時出士的其他人面具或頭像相近，但雙耳巨大、瞳孔縱出，額上有一條縱起的額飾，顯然是古蜀人在人面具基礎(chǔ)上所做的藝術(shù)升華，是蜀人精神世界的寫照。據(jù)《華陽國志?蜀志》記載，蜀人的先王蠶叢“其目縱，始稱王”面具。由此推測，三星堆的這件縱目青銅面具，可能是古蜀人對先王傳說的朦朧記憶，是古蜀人用以祭拜或供奉的神像。 鎮(zhèn)館之寶—“后母戊”青銅方鼎【商】王武丁時期，今測鼎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國古代最重的青銅器。?后母戊鼎相傳于20世紀30年代出土于河南安陽武官村，早年流傳經(jīng)歷頗為波折，曾多次躲過日本侵略者的掠奪。新中國成立后，后母戊鼎入藏于前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前身之一）。后母戊鼎因其腹壁銘文得名。鼎的造型方正，形體巨大，顯得雄偉莊重。鼎身四壁沿周緣裝飾饕簽紋，足部也裝飾饕餮紋，鼎耳上部則裝飾魚紋，鼎耳外側(cè)裝飾虎食人紋。 以歷史價值，藝術(shù)價值和科技價值三個主要的文物解讀視角觀察，后母戊鼎在科技價值方面可謂商周青銅器的翹楚之作。因鼎的體量，重量均遠超過一般青銅器，因此在原料冶煉、塑模制范，澆鑄充型一系列鑄造過程中的技術(shù)要求極高，充分顯示出此時青銅器鑄造業(yè)龐大的生產(chǎn)規(guī)模和杰出的技術(shù)成就，是這一時期青銅文化發(fā)展高度的代表。 “子龍”青銅鼎【商后期】（約公元前14世紀一前11世紀）子龍鼎相傳于20世紀20年代出土于河南輝縣。后流入日本、又輾轉(zhuǎn)至香港。2016年4月、在中央財政設(shè)立的“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jīng)費”支持下，子龍鼎得以回歸并入中國國家博物館。子龍鼎因其壁近口緣處鑄有銘文“子龍”二字得名。子龍鼎圓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文耳，下提三接腳足。鼎的頭部和足部均裝飾饕餮紋。整器的造型雄偉穩(wěn)重，是商代青鼎中體積最大者。子龍鼎和后母戊鼎在展廳里相互輝映，一圓一方，堪稱青銅國寶的絕世雙璧。2013年8月被國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 多次入選“中國十大傳世國寶”或“頂級青銅國寶”榜單的四羊青銅方尊??，誰能想到它曾經(jīng)于1938年出土湖南寧鄉(xiāng)的荒郊野外，還曾經(jīng)被日軍炸成20多塊，命運多舛。四羊青銅方尊，在現(xiàn)存商代青銅方尊中體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與足部作為一體，被巧妙地設(shè)計成四只卷角羊，各據(jù)一隅，莊靜中突出動感，匠心獨運，被譽為“臻于極致的青銅典范”??。 瞧瞧，圍觀拍照的人有多少，想拍個“靜物“都難。方尊的邊角飾長扉樓，既用以掩蓋合范痕跡，又可改善器物邊角的單調(diào)，增強了造型氣勢，渾然一體。此器在器范制作中，并用線刻、浮雕、圓雕技法，將器用與裝飾有機結(jié)合，鑄造工藝精湛，是我國古代青銅文化中的珍品，2013年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名單， 鎮(zhèn)館之寶—“虢季子白”青銅盤【周宣王時期】清道光年間陜西寶雞出土該青銅盤的內(nèi)底鑄制長篇銘文，記述了虢季子白率軍對獫狁作戰(zhàn)，斬敵首500，俘虜50人，戰(zhàn)后獻馘，周宜王宴饗虢季子白，并賞賜馬、弓矢、?以資勉勵。 這是商周時期最大的水器了，有點像現(xiàn)代的浴缸，虢季子白盤是西周著名的青銅器之一。盤子四壁還各有一對獸首銜環(huán)。盤底的銘文記錄了周宣王十二年虢季子白率軍大破匈奴先祖獫狁的故事。文中“薄伐獫狁”、“折首”、“執(zhí)訊”及“是以先行”等句，可與《詩》之《采薇》、《出車》、《六月》、《采芑》等篇所記史實相互印證，文辭優(yōu)美，堪比詩經(jīng)，書法更是西周金文的天花板，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孟”青銅鼎【周康玉時期】大孟鼎相傳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陜西郿縣禮村，幾經(jīng)輾轉(zhuǎn)，后為潘祖萌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達于女士將其捐贈予上海博物館，1959年入藏前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前身之一）。大孟鼎宏偉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銅鼎的典型式樣。鼎內(nèi)壁鑄有長篇銘文，記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冊命一事。銘文中周康王向孟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國經(jīng)驗與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國的教訓，告誡孟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輔佐王室，并對孟進行賞賜。銘文追述殷商變革的內(nèi)容與《尚書 ?酒誥》等傳世文獻相吻合，具有珍貴的文獻價值。從書法角度來看，大孟鼎的銘文通篇布局規(guī)整，書風凝重。 “王子午”青銅鼎（附匕）【春秋·楚】該文物于1978年在河南省南陽市淅川縣下寺2號楚墓出土，是楚莊王之子、楚國令尹王子午墓中七件列鼎之一。該鼎通高76厘米，口徑66厘米，重100.2千克，附有一把長63厘米的青銅匕。特征為束腰、平底、獸首蹄足，口沿攀附六條龍形怪獸，飾有蟠螭紋、竊曲紋等，采用失蠟法鑄造，代表楚文化青銅工藝的巔峰水平。鼎內(nèi)壁有銘文84字，記載了王子午自鑄此鼎以祭先祖，并施德政于民的史實，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shù)與科學價值。 “王子午青銅鼎”跟之前的鼎不太一樣，它用的是失蠟法鑄造，有些部分甚至用了焊接技術(shù)，鼎身的紋飾非常的精細，鼎外沿的6個夔龍浮雕更是栩栩如生，最獨特的是鼎中部有種束腰的效果，據(jù)說正是印證了了楚王好細腰這個典故，因為王子午正是春秋五霸之一，就是那個問鼎中原的楚莊王的兒子。 陶俑【秦】（公元前221年-前206年）1974年陜西臨潼秦兵馬俑坑出土此陶俑頭戴單版長冠，上身穿長襦，外披鎧甲，足登方口齊頭履，右手半握，原手握有長柄兵器，是典型的秦代中下級軍吏俑的形象。 秦始皇陵兵馬俑系采用黃土和白石英砂為原料，經(jīng)過雕型、焙燒和彩繪等工序制作而成。陶俑的制作方法是由下而上逐步疊塑成型，先制作方形的腳踏板，在踏板上塑造出雙腳和腿，再用泥條盤筑法制造中空的軀干，在驅(qū)干兩側(cè)貼接雙臂。俑頭和雙手單獨制作后再與軀干、手臂套裝成一體，待陰干后放進陶窯內(nèi)進行焙燒，出窯后通體施以彩繪。 陶馬【秦】（公元前221年一前206年）1974年陜西臨潼秦兵馬俑坑出士。 七?；⒍嚆~貯貝器【西漢】（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晉寧石寨山出土。器身作筒形，中束腰，腰部有對稱虎形耳一對，器蓋上鑄七牛，其中六牛環(huán)繞于器蓋邊緣，一牛佇立于青銅鼓上，慫然獨出于眾牛之上。貯貝器是一種滇國特有的青銅器，主要用來盛裝貨幣--貝殼，同時還具有較高藝術(shù)審美價值。尤其是貯貝器的器蓋上，采用了分鑄再焊接的技法，裝飾了許多立體雕像。這些雕像既有人物，也有動物，雕琢細膩，形象生動，有如一部縮影的滇國人文歷史和自然歷史。 五銖錢紋青銅鼓【漢代】（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具體屬?西漢晚期?，1954年廣西岑溪出土。通高?57.2厘米?，鼓面直徑?90厘米?，底徑?87.5厘米?，重約?75.4千克???，鼓面中心飾?十二芒太陽紋?，鼓面邊緣環(huán)鑄?6只立體蹲蛙?，鼓面及周身滿飾?五銖錢紋?，間有?水波紋、云紋?，鼓身分?面、胸、腰、足?四部分，胸腰間有?鼓耳?，可用于懸吊??。 青銅鼓是中國古代南方和西南少數(shù)民族象征財富和權(quán)力的重器，可作典禮樂器、戰(zhàn)爭軍鼓，也可用貯存財物和放置尸骨。此青銅鼓鼓面及周身所飾五銖錢紋，系漢代中原地區(qū)青銅器上的常見紋飾，表達了人們祈求富貴的美好愿望。該文物是研究?漢代南方民族與中原經(jīng)濟文化交流、貨幣制度、青銅工藝及禮樂制度?的重要實物證據(jù)。其上“五銖錢紋”反映了漢代中原貨幣文化對西南邊疆的影響，也體現(xiàn)了?民族交融?的歷史進程??。 彩繪陶兵馬俑【西漢】（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65年陜西咸陽楊家灣兵馬俑坑出土。楊家灣漢墓位于漢高祖劉邦的長陵以東約4公里，是劉邦長陵陪葬墓之一，據(jù)推測其很可能是西漢初年丞相和名將周勃（或周亞夫）夫婦墓。 成方陣的騎兵俑不僅在總兵力中的比重有顯著增加，而且成為具有獨立戰(zhàn)斗力的兵種，是西漢文景時期國力增強的生動寫照。楊家灣漢墓的11個陪葬坑中，共出土了2500余件彩繪陶兵馬俑，為研究漢代軍陣、軍種、兵器等方面提供了珍費的實物資料。 “滇王之印” 金印【西漢】（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晉寧石寨山出土此印為金質(zhì)，蛇鈕，印銀與印身為分鑄后接而成，印面鑿刻篆書“滇王之印”4字。《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公元前109年，滇王降漢，漢武帝在滇國地區(qū)設(shè)置益州部，使其繼續(xù)統(tǒng)領(lǐng)滇民。金印的出土，證實了這一歷史事實。有學者認為，漢代諸候王印及文職官印之用文均分軍職官印因急于封拜而有鑿文的。此金印印文為鑿制，是由于西漢政府為封賜降漢的滇王而侖促制成的緣故。有學者認為，印文分為鑿和鑄制，在制度上并沒有任何抵觸，在技術(shù)上也不會有什么困難。此金印用鑿文，可能是原來鑄文的金印不能用來隨葬，滇王需要代代相傳，所以只能用仿制品。 吊人青銅矛【西漢】（公元202年-公元8年）1 955-1960年云南晉寧石寨山出士，與“滇王之印”同出于一個墓葬。此矛為圓銎，刃部呈柳葉形，前端收束成尖鋒，中間起脊。刃部近柄處各吊一裸體男子，頭梳棰髻，雙手背剪，似為受刑之人。此吊人青銅矛器形奇特，具有濃郁的滇民族風格，是滇人儀仗用青銅兵器中的珍品。該器物屬于滇文化青銅兵器特殊類型，兼具實用性與禮儀功能，反映對戰(zhàn)俘的處置方式及軍事威懾意圖。 彩繪石騎馬人【東漢】（公元25年 220年）1955年河北望都出士此石雕系用整塊石灰石雕成，騎馬的僮仆頭戴黑色平巾幘，身著紅地自色流云紋剪襟短衣、粉地紅色流云紋大口褲，左手提酒椑，右手提兩尾魚，作欣欣然買酒歸來狀。東漢時期，雕塑藝術(shù)風格較西漢有較大變化。西漢石雕一般雕出大體輪廓，力求簡練，而東漢石雕則出現(xiàn)了用線條來表現(xiàn)衣飾、羽毛等新風尚。此彩繪石騎馬人總體造型古拙雄渾，細部又刻畫生動傳神，尤其是笑彎的眉眼，使人可以感受到僮仆歡快的心情，為東漢石雕藝術(shù)的精品。 石天祿【東漢】（公元25年-220年）河南洛陽西郊出土此石天祿頸背陰刻“緱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表明是緱氏（今河南偃師）蒿聚村工匠成奴所作。天祿是東漢時期立于墓前的神獸，常與辟邪配對。 泥塑佛像（等比例數(shù)字化3D打印復制）【西秦】（公元385-431年）甘肅永靖炳靈寺第169窟。這是炳靈寺第169窟內(nèi)的5身泥塑佛像，正中間為釋迦牟尼苦修像， 該佛像生動刻畫出佛陀在尼連河畔“肉盡筋現(xiàn)如環(huán)屋椽，脊骨連露如筇竹節(jié)”的苦修狀態(tài)，是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苦修題材造像。 十大鎮(zhèn)館之寶之一金縷玉衣為漢代遺物，1973年出土于河北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屬于中山懷王劉修，是著名的河北滿城漢墓墓主劉勝的后代,死于公元前55年。金縷玉衣是漢代最高規(guī)格的喪葬殮服，所謂"金縷"是指黃金絲線，所謂"玉衣"是指埋葬時穿在死者身上的用玉片制成的衣服。 此墓曾在盜掘中被火燒過，這件玉衣是受過焚燒后的劫余之物。此玉柙呈黃色，包括頭罩、臉蓋、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褲筒和左右腳套等部分,共用玉片1203片,金絲約2567克,系分片連綴而成。全國出土金縷玉衣不足十套，而劉修金縷玉衣是?東漢以前較早且保存較完整的實例之一?；作為中國國家博物館“十大鎮(zhèn)館之寶”之一，代表中華玉文化與漢代文明的巔峰成就??。 陶武士俑、陶牛車十六田（公元304年一439年）1953年陜西西安草場坡出士。武士俑和牛車是該墓葬隨葬品的一部分。武士頭帶盔、身穿鎧甲，戰(zhàn)馬全身披具裝，合稱為甲騎具裝。 甲騎具裝俑是展現(xiàn)古代軍事儀仗制度的重要文物類型，其起源可追溯至東漢末年，北朝時期開始流行。其形制為人馬俱披鎧甲，騎手持矟或弓箭，作為隨葬儀仗俑體現(xiàn)墓主身份等級。該俑種在十六國至北朝晚期大量出現(xiàn)，唐代逐漸式微，2023年北周宇文覺墓的發(fā)掘進一步豐富了考古發(fā)現(xiàn)。 甲騎具裝是十六國至南北朝時期盛行的騎兵裝備，標志著中國古代騎兵發(fā)展到重裝騎兵階段。重裝騎兵軍隊具有極強的沖擊力，在建立北魏，統(tǒng)一北方、南北對時的過程中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 造像龕（等比例數(shù)字化3D打印復制）北魏（公元386-534年）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北壁這四座造像龕位于古陽洞北壁上層，距地有五米余高，是古陽洞中有計劃布局開鑿的最早龕像，亦是龍門石窟造像之始。 騎馬女陶俑【隋】隋代騎馬女陶俑是一件1956年出土的珍貴文物，具有鮮明的藝術(shù)特點，身材纖細修長而俊美，這時的女俑一色多質(zhì)樸，以黃白為主，且因為隋是承襲北周而立，風格上仍有漢民族與匈奴相融合的特點。女俑頭部生動自然，衣色質(zhì)樸，展現(xiàn)了隋代女性的美麗和融合了漢民族與胡人的特點。隋朝雖然存在時間短暫，但對唐王朝的文化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 四座造像龕分別是始平公造像龕、魏靈藏造像龕、楊大眼造像龕以及北第134龕，均是古陽洞造像的代表，以其獨特的形象、細膩的雕刻手法、繁復的裝飾藝術(shù)、高超的技藝水平，反映出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后，南北交流、東西融合的盛況。 始平公造像龕、魏靈藏造像龕、楊大眼造像龕則隨龕雕鑿有造像題記碑，是“龍門二十品”的北魏書法圣品。 彩塑供養(yǎng)菩薩唐（公元618—907年）甘肅敦煌出土此尊唐代菩薩彩塑造像由粘土模壓，四肢內(nèi)襯有木骨架；表面由石膏覆蓋，施以彩繪和燙金，惜多已脫落。半跪的供養(yǎng)菩薩神情虔恭文靜，造型嚴謹細致，氣質(zhì)端莊典雅，雙臂已殘，雙手動作原或為雙手合十狀，充分表現(xiàn)了菩薩聆聽佛法時，對佛發(fā)自內(nèi)心的崇拜和敬仰。較之前代，莫高窟的唐代塑像雕塑技藝有很大進步，身體比例適當，人物形象較有個性，面容豐滿、莊嚴，衣著也更流暢。 石雕菩薩坐像 胡人騎駱駝陶俑【唐】調(diào)露元年（公元679年）1954年山西長治王琛墓出士 鎏金銅觀音造像【吳越】（公元893年 978年）1958年浙江金華萬佛塔塔基出士唐代出現(xiàn)了與法相莊嚴觀音像風格迥異的普陀落迦觀音造像，觀音以自然舒適的姿態(tài)坐石上，表現(xiàn)了他居住在落迦山谷中的形象。生活在公元8世紀末的畫家周肪在普陀落迦觀音1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作了水月觀音、以水、月、圓光、竹及思維相的觀音為主要元素。水月觀音又可發(fā)兩種基本樣式，常見于石窟造像和壁畫的是一手撫膝、不持物的造型，另一種是手持柳枝、凈的形象，多見于絹畫。 左一為持注子侍女石刻【宋】“持注子”?指該侍女石刻刻畫的是手持“注子”的形象?！白⒆印笔翘扑螘r期常見的酒器或茶具，通常與溫碗配套使用，用于斟酒或斟茶，形制多為長流、曲柄、鼓腹。居中為托盤侍女石刻宋（公元960—1279年）侍女頭館雙螺醫(yī)，柳眉細眼，表情含蓄端莊，身穿小袖對襟旋襖及長裙，內(nèi)著抹胸。右手托盞盤，盤中置倒扣的盞。整體風格平淡簡遠，貼身的旋襖和款款長袖尤其凸顯了人物優(yōu)雅之態(tài)。 宋代女性美由唐代的雍容豐滿走向清雅內(nèi)斂。繪畫和雕塑中的女性體態(tài)開始向瘦削和輕盈過渡，其面形雖也比軟圓潤，但偏長圓，與唐代“曲眉豐頰”的形象已有明顯的區(qū)別、到了南宋，這種傾向更加明顯。這些石刻多出土于?唐宋至金元時期的墓葬或宗教遺址?，是研究古代女性服飾、日常生活、禮儀制度及石刻藝術(shù)的重要實物資料。侍女形象通常姿態(tài)端莊、衣紋流暢，體現(xiàn)較高的寫實與工藝水平。 這件陶俑背影像不像“警察”，巡視著各位，還有那幅名畫。 馬年看馬，屬馬的更愛—三彩黑種陶馬唐（公元618年—907年）1972年河南洛陽關(guān)林出土。唐馬雕塑一改秦漢時期那種平穩(wěn)古拙的風格，而以生動的高昂姿態(tài)著稱。唐墓中出士的各種三彩馬，盡管千姿百態(tài)，卻都具有頭小、臀圓、體態(tài)勻稱、原肥體壯的特點，是當時西域馬體型的寫照。 這件馬俑除面、梨、尾、蹄涂白釉外，全身披黑釉，在唐三彩中實屬罕見，而且造型雄健，釉色勻稱，姿態(tài)自然，是唐三彩馬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有講解員的地方必定“出彩。 昭陵六駿石刻（復制品）唐?貞觀十年（公元636年）原作1907年出土于陜西省咸陽市禮泉縣 在唐立國的統(tǒng)一戰(zhàn)爭中，太宗李世民馳騁疆場，沖鋒陷陣，戰(zhàn)功顯赫，與戰(zhàn)馬結(jié)下了深厚的感情。太宗為紀念自己的開國武功，也為紀念他屢立奇功的6匹戰(zhàn)馬——觀露紫、拳毛驟、白蹄烏、特勤驃、青騅、什伐赤，便將它們的形象刻石立于昭陵北司馬門內(nèi)。20世紀初，漢露紫、拳毛開被盜運出國，現(xiàn)藏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其余4塊現(xiàn)藏于陜西西安碑林博物館。 此6塊大型浮雕石刻傳為唐代著名將作大匠閻立德根據(jù)畫家閻立本所繪畫稿主持雕刻而成。 六駿采用高浮雕手法，以簡潔的線條，準確的造型，生動傳神地表現(xiàn)出戰(zhàn)馬的體態(tài)、性格和戰(zhàn)陣中身冒箭矢、馳騁疆場的情景。該雕刻線條流暢，刀法圓潤，刻工精細，栩栩如生，是極為珍貴的唐代石刻藝術(shù)珍品。 被國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覽文物目錄》之三彩釉陶駱駝載樂俑【唐】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陜西西安鮮于廉墓出士。唐代陶駱駝載樂舞三彩俑駱駝頭高58.4厘米、首尾長43.4厘米，舞俑高25.1厘米，在一峰鋪著花毯的駱駝背上，塑有5位漢、胡成年男子，左右兩側(cè)各坐著兩個，神情專注地演奏胡樂，表現(xiàn)的是流行于唐代開元（713年—741年）、天寶時期（742年—756年）的“胡部新聲”即胡漢文化融合后的新舞樂。 唐代陶駱駝載樂舞三彩俑駱駝和樂舞俑獨立塑成，然后組裝，復雜又嚴謹。唐代陶駱駝載樂舞三彩俑既是唐代文化藝術(shù)、制作工藝發(fā)達昌盛的重要物證，也見證了絲綢之路上的交流與融合。 孔雀藍釉陶三系瓶閩（公元909年一945年）1965年福建福州北郊劉華墓出士瓶狀如橄欖，肩頸部置3耳，上腹壁貼飾3組半圓弧條紋，下腹部有一圈粗繩紋貼塑。胎質(zhì)粗疏，呈橙紅色，通體施孔雀藍釉，瓶內(nèi)顏色青灰。同出的孔雀藍釉陶瓶還有2件，與之均放置在墓穴前室。這種陶瓶的造型、胎釉、裝飾工藝，帶有明顯異國風格，在中國罕見，但在西亞的伊朗和伊拉克等國出土較多，應(yīng)是公元9世紀前后古代波斯的制品。 針灸銅人【北宋天圣】（公元1023—1032年）年間，醫(yī)官王惟一鑄成帶有經(jīng)絡(luò)穴位的銅人，并寫成《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jīng)》一書。凡太醫(yī)院針灸科學生考試，就在銅人表面涂上黃蠟，體內(nèi)連水，進行實際操作實驗。這件針灸銅人應(yīng)為清光緒年間仿制的。 《瀟湘圖》（印本）五代董源繪原作藏故宮博物院。圖中表現(xiàn)的是南方山水，圖繪一片湖光山色，山勢平緩連綿，山巒多用披麻皴，并以墨點渲染山巒之上的植被，平遠的構(gòu)圖方式和近景中大片水域的結(jié)合，讓畫面有很強的空間感，更呈現(xiàn)出江南山水的迷蒙。山水之中又有人物漁舟其間，賦色鮮明，趣味橫生，為寂靜幽深的山林增添了無限生機。 國家一級文物且被列入禁止出境展覽名錄—綠釉鴟吻【西夏】（公元1038年-1227年）1974年寧夏銀川西夏陵出土。這是殿堂正脊兩端的裝飾物，呈龍首魚身狀。黨項族是我國古代西北民族，屬羌族的一支。公元1038年，黨項族現(xiàn)位于賀蘭山東麓的西夏陵就是西夏皇帝和陪葬大臣們的墓地，內(nèi)有陵邑1處。 西夏陵出土鴟吻有琉璃、灰陶兩種，造型與此同。漢以前宮殿的展翅，名“鴟尾”；唐代鴟尾造型逐漸突出吻部，張開大口吞咬屋脊魚身、張口吞脊的鴟吻形象被固定下來。西夏陵出士鴟吻與同一時期吻、小兩大同華嚴寺大雄寶殿金代北鴟吻均屬同一類型。 雙鳳麒麟紋石雕元（公元1206年 1368年）該石雕畫面主體使用了四連弧的開光裝飾形式，中以纏枝紋襯托雙鳳戲珠圖案。雙鳳頭如錦雞、嘴如鸚鵡、身如鴛鴦、翅如大鵬等體征都一致，但有兩處不同：一處是下方的鳳頭上有像靈芝一樣的冠和縷束狀的頸羽，而另一只沒有，第二處是下方的鳳有五系浪草紋尾羽，而上方的鳳是卷草紋尾羽，這應(yīng)該是雄性和雌性的區(qū)別。開光之下是兩只追逐嬉鬧的麒麟，背景是海濤紋。石雕兩側(cè)以纏枝紋為裝飾。這件石雕布局美觀大氣、手法嫻熟自然，是元代石刻藝術(shù)中的精品，應(yīng)該是元大都皇宮或者皇家園林的丹陛石。 《秋稔圖》（復制品）明佚名繪此畫描繪了明代民間秋社豐慶的景象?？v170.0厘米橫100.0厘米安徽博物院藏 《秋稔圖》繪寫山中農(nóng)家村落秋忙之景。全幅氣勢恢宏，細部精于刻畫，山水結(jié)構(gòu)近宋元之格。此作高妙處在于常態(tài)的山峰間，巧妙布置了屋宇村落、小橋田壟，將理想的山水與自然的生活場景相結(jié)合，使人觀之而生可游可居之感。全圖峰巒奇險，秋葉霜紅，畫家用精妙的筆觸繪出“青山綠水”“良田美池”，并寄寓了天下黎民“秋稔冬祥”的美好愿景。 皇史宬“金匱”【明清時期】（1368—1911）。歷代王朝都有將國家重要典籍藏之于“石室金匱”的傳統(tǒng)，即“以金為室”。金匱指用金屬包封的柜子，用石頭修筑的房子。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皇史宬，初名神御閣、表章庫，正是體現(xiàn)“石室金匱”理念的建筑，也是我國現(xiàn)存最完整的皇家檔案庫。 金匱是明清兩朝極具特色的皇家檔案特制裝具，專門用于盛放皇帝實錄、圣訓。其中實錄記載著帝王在位期間的主要事跡，圣訓（明代稱之寶訓）是皇帝逾旨的分類匯編。 金匱存放于皇史宬正殿內(nèi)，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體現(xiàn)出高超的皇家工藝水平。金匱內(nèi)為楠木材質(zhì)并飾以萬壽藤花黃綾，外裹鎏金銅皮并鏨刻云龍紋圖案。清朝工部在制作金匱時，確實要使用一定數(shù)量的黃金，上要用八成色金作為制造金匱的原料。稱為“金匱”是名副其實的。 鄭和鑄銅鐘【明宣徳六年］（公元1431年）此鐘是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前為祈求出海航行平安而鑄。鄭和每次下西洋前，他率領(lǐng)的龐大船隊一般都要在福建長樂五虎門一帶集結(jié)，做好各種準備工作，等候東北季風來臨再揚帆出海。在等候季風期間，鄭和在副手福建人王景弘的陪同下到福建各地的寺廟行香布施。永樂十年（1412年）第四次下西洋之前，曾奏準在長樂南山建天妃宮，并修葺天妃宮旁的南山塔寺。宣德六年（1431年）最后一次下西洋前，鄭和重修了天妃宮和南山塔寺，并在天妃宮立《天妃靈應(yīng)之記》碑。據(jù)碑文可知，鄭和在建三清寶殿時，曾鑄鐘設(shè)鼓供于殿內(nèi)，以保佑航行的平安。 要排長隊才得一見的鎮(zhèn)館之寶之“孝端皇后鳳冠”，明萬歷（公元1573年一1620年）此件雙冠1957年出士于“明十三陵”定陵地宮。九龍九鳳冠是皇后在冊封、謁廟、朝會等重大典禮時所戴的禮冠，體現(xiàn)了萬歷時期的皇后冠服制度，其規(guī)制與《明史·輿服志》記載的早期定制存在差異，反映了制度的變化。?? 鳳冠通高48.5厘米，冠高27厘米，口徑23.7厘米，重2320克。冠胎以漆竹絲編成，外覆絲帛。冠體裝飾九龍九鳳，其中前部飾有九條金龍，均口銜珠滴；鳳的分布為前部八只、后部一只，共九只點翠金鳳。??冠后附有三博鬢，其上亦飾有金龍與珠花瓔珞。??全冠共鑲嵌未經(jīng)加工的天然紅寶石115塊，珍珠4414顆。??鳳冠采用了花絲、點翠、鑲嵌、穿系等高超工藝制作，點翠面積大且形狀復雜，翠鳳羽毛色彩艷麗，富靈動感。鳳冠的制作技藝代表了明代宮廷手工業(yè)的巔峰。該冠于2002年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 鳳冠的主人孝端皇后王氏（1565年—1620年），是萬歷皇帝的皇后。她生前無子，其地位與萬歷皇帝欲立寵妃鄭氏之子引發(fā)的“國本之爭”密切相關(guān)，這場持續(xù)多年的立儲爭議深刻影響了明末政局。 鎮(zhèn)館之寶—-霽青釉金彩海晏清河尊【清乾隆1736 －1795年）?瓷尊施霽青色釉，肩頸間貼一對白色展翅剪尾燕子為耳。霽青色象征“河清”，燕子與“晏”諸音，蘊含著“海晏河清，四海承平”之意。乾隆時期粉彩瓷器的生產(chǎn)工藝達到了高峰，此件瓷尊即為明證。 據(jù)研究，海晏河清尊是由景德鎮(zhèn)御窯為圓明園海晏堂專門燒制的陳設(shè)品。海晏堂是圓明園西洋樓最大的宮殿。唐人鄭錫在《日中有王字賦》中有“河清海晏，時和歲豐”之說，意指黃河水流澄清，大海風平浪靜，后用以頌揚天下太平之意。“海晏堂”之名應(yīng)取意于此。公元1860年，英法聯(lián)軍劫掠焚毀圓明園，海晏堂亦論為廢墟。但幸運地是，海晏堂內(nèi)陳設(shè)的兩件瓷尊被保存了下來，此為其中一件。 瞧瞧來來往往的參觀者，截至2024年11月底，當年已有超過630萬人次走進國博看展，其中35歲以下年輕觀眾占比超過62%，顯示出“文博熱”下公眾，特別是青年一代，對深入了解中華文明與歷史文化知識的爆發(fā)式需求。 由此可見無論從館藏數(shù)量、人氣流量，還是國際知名度等諸多方面來評，“國博”在大眾心中都是穩(wěn)穩(wěn)的第一。 人們在這座國家收藏、研究、展示、闡釋中華文化代表性物證的最高歷史文化藝術(shù)殿堂，感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人們從 “國博”這部匯聚中華五千年文明、見證民族復興的宏大立體史書，感受每一件文物的歷史刻度。 紅山玉龍玉龍蜷成優(yōu)雅的“C”形，玉質(zhì)的柔光里藏著先民對天地的敬畏；后母戊鼎沉默佇立，青銅紋路刻著商代的雄渾與莊嚴。東漢擊鼓說唱俑的笑容，把千年前的市井煙火拉到眼前——原來歷史不只是冰冷的文物，更是鮮活的生活。 唐三彩駱駝載著西域商人的夢想，孝端皇后的鳳冠上，珍珠寶石折射出明清宮廷的奢華，每一件文物都是時代的注腳。這些巧奪天工的歷史寶藏，不僅是古人智慧與技藝的結(jié)晶，更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魅力的生動體現(xiàn)。 走進“國博”，這座世界上單體建筑面積最宏大、文物收藏最豐富的博物館，濃縮著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演進之路，寄托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與夢想。 　　走進國博，所見皆是文明璀璨，每一件文物都承載著厚重的歷史，展現(xiàn)著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切身感受到屹立東方的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從來沒有停下前進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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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博”所見皆是文明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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