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br>聽說《武漢傳》蠻早，舉行過宣傳活動。4月23日在武漢市檔案館蘭臺大講堂聽課之后，找曉丹兄借得一本。第二天上午即全書通讀完畢。<div><br>就像上次讀《深圳傳》，這是我快餐式讀完的一本書。</div><div><br>不出所料，這兩本書是“絲路百城傳”叢書的部分，版式、封面設計，硬殼彩印精裝，都是統(tǒng)一的，連價格也都是89.00元。只是出版社不同。</div><div><br>從后勒口所見，“絲路百城傳”是個浩大工程，已出版25部，含五六部外國城傳，僅完成了規(guī)劃的四分之一。</div><div><br>我在深圳時購得彼德·阿克羅伊德著《倫敦傳》，它十年前譯介到中國之后，神州大地掀起一場立傳熱，跟馬拉松熱一樣。據說近幾年出版的城市傳記已近百種，有的城市如蘇杭還不止一種版本。絕大多數(shù)是出版社約稿定制。“相較于寫作者自主產生靈感與構思的自然寫作，這無疑是一種有意識的出版行為。其中既有相對分散的零星定制，即出版社為傳主城市選定合適的立傳人，發(fā)出邀請，單獨推出?！保ㄌK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臧晴語）</div> 這就產生幾個問題了。<div><br>首先，它是由對此項工程有話語權的人掌控的。</div><div><br>《深圳傳》傳主說：2018年歲末的一天，我接到了一個北京的電話，電話那頭是藝術史學者劉傳銘教授，劉教授是我敬仰的人文學者，學問橫跨文史藝術，雖從未謀面，但因同屬皖籍，所以對這位鄉(xiāng)賢前輩一直頗有關注。文人以字結緣，認識不論早晚。劉教授在電話中約我寫一本《深圳傳》，讓我大感意外。我知道他主編了一套龐大的“絲路百城傳”，創(chuàng)造性地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市立傳，這套書的作者陣容強大，大都是本地的代表作家，每出一本都成為出版界和讀書界的盛事。所以當劉教授把為深圳作傳的任務交給我時，我確實有點誠惶誠恐，生怕辜負了他，更怕辜負了一座城市。</div><div><br><br></div> 其次，它往往是由傳主城市的“外鄉(xiāng)人”來實施的。<div><br>《武漢傳》傳主說：2021年春天，湖北省作協(xié)主席李修文給我打電話，他認為以他對我寫作風格的了解，可以承擔《武漢傳》的寫作。對這個項目，我開始并沒有信心，但還是著手擬定了創(chuàng)作計劃。我最早擬定的計劃是2021年6月到7月完成提綱，7月到8月完成資料收集和采訪，9月到11月寫作，12月完成修改。但計劃隨著疫情的變化而不斷調整，直到2022年5月19日才交稿。這個時間離出版社期望的時間晚了差不多5個月。……我對這種新的類型寫作并不熟悉，也無嘗試。</div><div><br><br></div> <p class="ql-block">再次，叢書式寫作是難免出偏差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這兩位傳主我都認識。跟前者見過一次在飯局上，有鄧一光兄在場。后者曾到武鋼實習，后來成為作協(xié)領導。兩人共同特點是短小精干，且相對于深圳、武漢而言都是“外鄉(xiāng)人”，或曰“資深外地人”，一個蕪湖，一個枝江。比較葉兆言寫南京，范小青寫蘇州，似乎有點先天不足。</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上述兩部書都給我閱讀的愉悅，不然怎么會一口氣讀完？他們各自展現(xiàn)文化人的大氣和寫作者的揮灑自如，充滿新穎時尚之風。</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竊以為他們應命作文的底氣部分來自政府出資，有人包攬全部出版事宜。這跟我2012年承接花城出版社“名城往事記憶之旅叢書”時的心境一樣，“皇帝的姑娘不愁嫁”。《武漢往事》可能也算我最早寫的《武漢傳》了，現(xiàn)在讀來有點汗顏，倉促成篇，難免浮淺。特別不爽的是編輯的排版設計，非常糟糕。</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深圳傳》讀后有些遺憾，可以原諒，這座年輕的城市文化積淀不厚，難以敷衍一本像樣的傳記，且與“絲路”不搭，有湊數(shù)的感覺。《武漢傳》顯然是被編輯認可的，確有它過人之處。盡管有些硬傷，已被曉丹作了朱筆批注，不影響它是一本力作?？上r間不夠，有點像急就章，作者未能把這本書經營得更好。泱泱大武漢，篇幅竟比深圳還少了大幾十頁，且扯了不少野棉花，無論怎么都說不過去。</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蘿卜快了帶出泥，這應該是叢書式產品的通病。</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終其原因，如臧晴所言：現(xiàn)在很多傳記傾向于邀請知名作家，他們固然有文筆和影響力，但如果對城市缺乏長期的生活體驗或歷史研究，寫出來的內容難免“隔一層”。理想的狀態(tài)是選擇那些真正扎根于這座城市、兼具文史素養(yǎng)的寫作者——既懂史料，又能用文學感知呈現(xiàn)城市呼吸的人。</p> <p class="ql-block">“要我寫”與“我要寫”還是有本質差別的。政府工程的寫作，作品質量因人而異，難出精品。</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上世紀90年代初，我參與過武漢市文聯(lián)等組織的《雕塑大武漢》集體寫作。本世紀以來，《雕塑大武漢》大型報告文學叢書工程啟動三次，分別由三任宣傳部長擔綱。我雖獲聘書，還蒙副部長親候寒舍，但終沒有接活，為此有點后果不妙。當時看到寫作隊伍就頓生疑竇，他們能寫出些什么？叢書倒是很快幾十本批量出來了。老實說，耐讀者并不多見。除了見諸領導的政績總結，恐怕無甚閱讀或收藏價值。</p> 近段時間在翻《武漢史話叢書》和《武昌歷史文化叢書》，也感覺良莠不齊，不敢恭維，有的實在粗糙，像吃預制菜一樣乏味。關鍵的原因還是，叢書式寫作只愁做，不愁賣（出版），有賣方市場而不需買方市場。正如我寫“武漢歷史文化風貌叢書”之《古城漢陽》一樣，無論是以萬勇為主任的編委會還是出版社編輯，都沒有（也不可能）跟我提出任何審查意見，其實這本書也是造次得很。<br><br>作協(xié)、文聯(lián)等機構主動推動這項工作——城市傳記被納入文化工程的范疇進行系統(tǒng)培育，這是“立傳熱”出現(xiàn)的重要推手。<br><br>但從根本上說，寫作是個體的個性化的勞動。<br> <p class="ql-block">本文還是回到城市傳記上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下認為，如果“絲路百城傳”還要繼續(xù)來個百本團圓的話，倒是建議叢書編委會和編輯部改變思路，不能急功近利，力避少數(shù)人壟斷，不妨公開社會征稿，讓優(yōu)者勝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近日悅讀寫漢口張公堤的“臥龍騰飛”，我深有感觸，如果由他來寫另一本《武漢傳》會不會更為出彩？當然，把武漢三鎮(zhèn)一鍋煮，作為一座城市來寫根本就行不通。需要強調的是，讓更具情商的“武昌通”們來寫《武昌傳》，才可能不辜負了這座偉大的城市。</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不知叢書式寫作是不是唯中國獨有，從目前形勢看來，政府的這類文化工程似處沉寂期，一旦經濟好轉還可能復蘇。</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以上芻議，僅供當局者參考，勿謂言之不預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