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b style="font-size:22px;">朱向前“挺”文懷沙</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pan style="font-size:15px;"> 巽之先生</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2009年的春天，中國文壇發(fā)生了一場不大不小的地震。</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2月18日，《人民日報》資深編輯、傳記作家李輝在《北京晚報》發(fā)表長文《揭露“國學大師”文懷沙的真實年齡、荒誕人生》，向素有“楚辭泰斗”“國學大師”之譽的文懷沙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文章提出“三宗罪”：其一，文懷沙自稱1910年出生、年近百歲，而據(jù)查證可能是1921年生人，虛報了近一輪的年齡；其二，文懷沙自稱“文革”期間因反江青的政治問題入獄，而據(jù)查證是因“詐騙、流氓罪”被判勞教；其三，文懷沙的“國學大師”名頭徒有虛名，其在楚辭領域的學術貢獻至多只能算“中學教員”水平。</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一石激起千層浪。</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網(wǎng)絡上，某門戶網(wǎng)站的投票顯示，超過九成網(wǎng)友相信文懷沙造假。學界內(nèi)外，“倒文”之聲此起彼伏，學者徐晉如撰文稱《文懷沙：賤人還是大師？》，作家“十年砍柴”以《老道成仙》的典故譏諷文懷沙的“包裝”之術。各路媒體以“炮轟”“打假”為關鍵詞，迅速將這場論爭推向了輿論的中心。</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面對鋪天蓋地的質(zhì)疑，文懷沙起初保持沉默，隨后于2月20日通過鳳凰網(wǎng)發(fā)表手書啟事，稱“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重申自己生于1910年1月15日。2月21日，他又以視頻形式回應質(zhì)疑者，稱愿意與李輝見面，“我有這個雅量”。而李輝則迅速再度發(fā)文，逐條反駁文懷沙的回應，稱其“仍未說明真實年齡”，并澄清自己從未采訪過文懷沙，所謂“放狗屁”之說屬于編造。</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到2月下旬，“倒文風潮”已呈排山倒海之勢。在輿論場上，支持文懷沙的聲音微乎其微，幾乎形成了一種“一邊倒”的話語霸權。那些曾經(jīng)與文懷沙交往的文化人紛紛噤聲，唯恐被卷入旋渦。</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就在這樣的氛圍中，一個意想不到的聲音出現(xiàn)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2009年3月16日，《海南日報》的《海南周刊》刊登了一篇訪談——《文老有錯，錯不當誅——關于文懷沙“三宗罪”答〈海南日報〉記者魏如松問》。受訪者，是剛剛從解放軍藝術學院副院長崗位上退休兩個月的朱向前。</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朱向前，1954年生，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得主，多屆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評委，中國作家協(xié)會全國委員，一位在文學批評領域深耕多年的軍旅評論家。他與文懷沙素昧平生，在此之前沒有任何交往，沒有任何私交，沒有任何利益關聯(liá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但他偏偏在這個時候站了出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訪談中，朱向前沒有回避文懷沙的問題。他承認文懷沙“有錯”，比如在年齡問題上確有水分，在學術成就上確有被“過度包裝”的成分。但他肯定文懷沙有才、有名、有齡是個基本事實，也指出文懷沙之“過”，他的核心觀點是——“錯不當誅”。</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什么意思？</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朱向前認為，李輝的質(zhì)疑雖然是基于事實的“求真”，但這種“求全責備”式的道德審判，忽略了一個更大的背景：文懷沙是一位在特殊歷史時期成長起來的文化人，他的“包裝”和“傳奇化”，有相當一部分是時代造就的，是媒體、出版界和文藝圈共同“捧”出來的結果。如今，當風向一轉，所有人都在“倒文”的時候，為什么只有文懷沙一個人成了眾矢之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這公平嗎？</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朱向前的第二層意思是：在評價一個文化人時，我們不能只盯著他的“錯”，而忽視了他的“功”。文懷沙晚年主持編纂的《四部文明》近一億四千萬字，是一項浩大的文化工程，是對《四庫全書》編纂中刪改古籍行為的一種反撥，其文化價值是客觀存在的。將一個人一棍子打死，否認他所有的文化貢獻，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三層意思，也是最重要的一層：這場“倒文風潮”體現(xiàn)了一種危險的“道德潔癖”——用放大鏡去審視一個老人的私人歷史，用今天的標準去審判幾十年前的舊賬，尤其是那些涉及私人生活、“文革”經(jīng)歷的舊賬。這種“誅心”之論，一旦形成風氣，就會讓整個文化界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今日可以“誅”文懷沙，明日誰來“誅”下一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朱向前的結論是：對文懷沙可以批評、可以質(zhì)疑、可以還其本來面目，但他畢竟是一個年逾九旬的老人（即便是按1921年出生計算，當時也已88歲）。我們應該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憫之心，而不是“痛打落水狗”式的狂歡。尤其是在倡導和諧社會的今天，此風不宜長。</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最后，朱向前倡導學朮研究需要“坐冷板凳的精神”，需要建立一種“國家化的評估機制”來評估“大師”。真正的大師應當經(jīng)得往時間淘洗，應當留予后人和歷史評說。</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這篇文章發(fā)表在“倒文風潮”最猛烈的時候，幾乎是當時中國主流媒體上唯一一篇“挺文”的公開文章。</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朱向前當時的處境：他剛剛退休，從軍藝副院長的職位上退下來，本可以安安靜靜地過自己的退休生活，養(yǎng)養(yǎng)狗、寫寫文章、種種花。他沒有任何義務在這個風口浪尖上替一個素不相識的“爭議人物”說話。他主動發(fā)聲，反而可能招致非議——有人說“你跟文懷沙是一伙的吧？”有人說“你這是替騙子辯護！”有人說“退休了還不安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但他還是說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為什么？</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一，這是他一貫的性格。從2008年11月5日在李繼耐主任面前脫口說出“首長，我再過兩個月就到齡了”的那一刻，我們就已經(jīng)看清楚：朱向前這個人，是一個不愿意說假話的人。他在體制內(nèi)是這種性格，離開體制還是這種性格。他當副院長的時候，沒有什么“官架子”；他退休之后，更沒有什么“包袱”。他說話，不是看誰的聲音大就跟誰，而是看這件事的道理在哪里。</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二，這是他的專業(yè)判斷。作為一名資深的文學評論家，朱向前對“道德審判”有一種本能的警惕。他深知，中國文人歷來有一種“非黑即白”的傾向——要么把你捧上神壇，封為“大師”；要么把你踩入泥沼，打成“騙子”。這種二元對立的評價模式，往往忽略了一個人的復雜性、歷史性和多面性。文懷沙未必是“國學大師”，但他也未必是“徹頭徹尾的騙子”。真實的人生，往往在這兩者之間。</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三，這關乎公共理性。在“倒文風潮”中，理性的聲音被情緒的浪潮淹沒了。九成網(wǎng)友的支持率，不一定代表真理，反而可能代表一種“多數(shù)人的暴力”。朱向前的發(fā)聲，不是為了給文懷沙“翻案”，而是為了在一邊倒的輿論中打一個“補丁”——告訴大家：這個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對一個歷經(jīng)滄桑的老人，應該有人文關切，有人性溫度。</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這篇文章發(fā)表后，朱向前并沒有刻意張揚。他本意只是“為文懷老發(fā)一聲”，說完就算了。讓他沒有想到的是，這篇文章，幾個月后竟然有了回響。</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數(shù)月之后，文懷沙通過他的弟子——著名硬筆書法家龐中華，輾轉找到了朱向前。</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據(jù)說，文懷沙老人當時非常激動。在他被整個輿論界圍攻、幾乎所有文化界人士都“避之不及”的時候，居然有一個素不相識的朱向前，在千里之外的《海南日報》上為他說話。這種“雪中送炭”的情誼，讓這位閱盡滄桑的老人感慨良多。</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文懷沙托龐中華傳話：無論如何要見朱向前一面，要當面感謝。</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于是，就在2009年的某一天，在海淀區(qū)的一座王府酒莊里，文懷沙設宴款待朱向前。這位因為年齡問題被輿論鬧得滿城風雨的老人，精神矍鑠，談吐風雅，完全沒有“過街老鼠”的頹態(tài)。他拉著朱向前的手，再三致謝，稱其是“仗義執(zhí)言”的“真文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酒過三巡，兩人相談甚歡。具體談了什么，外人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見，兩位年齡相差近半個世紀的文人——文懷沙生于1910年（或1921年），朱向前生于1954年——在那個午后，一定聊了很多關于文學、關于人生、關于世態(tài)炎涼的話題。</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這一頓飯，吃得值。</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不是為了利益，不是為了關系，只是為了那份“知音”般的理解——在所有人都在說你“錯”的時候，有一個人站出來說“錯不當誅”。這句話，對于當時四面楚歌的文懷沙來說，分量有多重，不難想象。</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回過頭來看，朱向前的“挺文”，在整個“倒文風潮”中就像一葉孤舟。他一個人，逆流而上，在鋪天蓋地的批判聲中，守住了一條底線：對一個人的評判，要有分寸、有尺度、有溫度。</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他不是為文懷沙的“錯”辯護——他承認文懷沙有錯。他只是認為，不能用“誅”的方式去對待一個有錯的人，尤其是一個老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這讓我想起了那句古話：“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敝煜蚯翱赡懿⒉煌耆J同文懷沙為人的某些方面，但他看到了文懷沙在文化上的某些貢獻，更看到了“輿論審判”可能帶來的危險。他站出來發(fā)聲，不是為了“挺”某一個人，而是為了“挺”一個道理：即使在道義的高地上，也要保持清醒和克制。</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2009年的“倒文風潮”最終沒有真正將文懷沙“打倒在地”。文懷沙繼續(xù)生活，繼續(xù)編他的《四部文明》，直到2018年去世，享年——按他自己堅持的說法——108歲。</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而朱向前，在退休之后，繼續(xù)讀書、寫文章、養(yǎng)狗，過著閑云野鶴般的生活。當有人問起他當年“挺文”的事時，他總是淡淡地說：我只是說了該說的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該說的話”——這三個字，分量極重。</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一個人人都在說“正確的話”的時代，還能說“該說的話”，這本身就是一種風骨。朱向前能說這句話，是因為他已經(jīng)不需要再看任何人的臉色行事；朱向前敢說這句話，是因為他的內(nèi)心有一桿自己的秤。</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這桿秤，不偏不倚，稱出的，是一個文人的良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