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在中國古典文學的巍峨殿堂中，若論哪一部作品最受毛澤東同志的鐘情，《紅樓夢》無疑位居榜首。這部被魯迅先生嘆為“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tǒng)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的曠世奇書，在毛澤東心中占據(jù)著極為獨特的位置。毛澤東曾滿懷深情地感慨，中國對世界值得驕傲的東西不多，“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以及文學上有部《紅樓夢》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在他的視野里，《紅樓夢》是中國古典小說的珠穆朗瑪峰，是中國文學的驕傲，是“中國古代小說寫得好的是這一部，最好的一部”。他還將這部千古名著譽為中國的“第五大發(fā)明”。</p><p class="ql-block">毛澤東對《紅樓夢》的鐘愛，絕非文人雅士的風花雪月，亦非尋常讀者的消遣怡情，而是展現(xiàn)了一位政治領袖、偉大革命家、杰出文學理論家的深邃眼光與獨特氣魄。他一生與這部小說相伴，從中探尋歷史的深層律動，汲取政治的不竭智慧，體悟文學的博大精深。可以說，毛澤東讀《紅樓夢》，為后人留下了一筆彌足珍貴的文學評論遺產，開辟了一條以社會歷史視野解讀文學經(jīng)典的嶄新道路。今天，就讓我們跟隨毛澤東，一起閱讀《紅樓夢》，從文學方法論、評價體系、學術批判實踐等多個維度，系統(tǒng)梳理這位偉人對這部文學巨著的獨到評價，并從中探尋有益于，我們開展文學評論和文化建設的精神啟示。</p> <p class="ql-block">第一章 五遍論道——毛澤東閱讀《紅樓夢》的執(zhí)著與方法</p><p class="ql-block">毛澤東對《紅樓夢》的熱愛，貫穿了他波瀾壯闊的一生。早在長沙第一師范讀書時期，毛澤東便初次接觸了這部小說。后來走遍萬水千山，歷經(jīng)戎馬倥傯的戰(zhàn)爭歲月，無論身處多么艱難的環(huán)境，他都始終未曾放下這部心愛的典籍。井岡山時期，賀子珍曾回憶，毛澤東在艱苦卓絕的斗爭環(huán)境中，仍然與她談起林黛玉等《紅樓夢》中的人物。在長征的艱難途程中，他舍棄了許多書籍，卻始終保留著一部《紅樓夢》。這豈止是一種個人喜好，更是一種與經(jīng)典形影不離的精神依偎。</p><p class="ql-block">毛澤東讀《紅樓夢》的用功之深，令人感佩。1954年，他在杭州的一次閑談中，欣然告人說已經(jīng)讀了五遍《紅樓夢》。此后，根據(jù)工作人員的記載，他還十五次索要過《紅樓夢》。反復閱讀，每一次皆因“閱讀背景不同、需求不同、心境不同、年齡不同”，皆有新的理解和發(fā)現(xiàn)。毛澤東曾多次告誡身邊人：“要看五遍才有發(fā)言權”。1959年，當他聽到水靜說讀《紅樓夢》至少需要三遍時，他當即糾正：“讀三遍不夠，至少要讀五遍以上”。</p><p class="ql-block">這“五遍論”，豈止是一個簡單的閱讀次數(shù)要求？它揭示了一種對待經(jīng)典的虔誠態(tài)度。正如陳晉先生所概括的，毛澤東把讀書學習稱為“攻書”，必須“最大限度地悟透書中的要旨，最大限度地汲取和發(fā)揮經(jīng)典書籍蘊含的智慧和經(jīng)驗”?！都t樓夢》中人物繁多，關系錯綜復雜，矛盾交織隱現(xiàn)，主線并進，讀一兩遍的確難以通曉其中奧秘。只有反復精讀，深鉆細研，方能漸入佳境。這種“攻書”精神，至今仍是所有文學研究者應當恪守的圭臬。</p><p class="ql-block">毛澤東不僅是讀書的癡迷者，更是讀書方法論的大家。他的讀書方式，既有傳統(tǒng)的書齋功夫，又有獨具創(chuàng)新的個性色彩。陳晉先生分析毛澤東的讀書法時，特別強調了他將閱讀當作“調查研究”的理念。毛澤東讀《徐霞客游記》和酈道元的《水經(jīng)注》時，關注到兩位作者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方能寫出有價值的作品；讀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也認為蒲松齡“很注意調查研究”。這種把讀書視為調查前人經(jīng)驗和理論思考的理念，使得毛澤東的閱讀從來不是被動的接納，而是主動的探尋、批判性的汲取。</p><p class="ql-block">尤為可貴的是，毛澤東在傳統(tǒng)的“眼到”“口到”“手到”“心到”之外，還補充了一個“耳到”，即讀書討論時傾聽他人讀后的體會，自己邊聽邊思考。他的“口到”也不僅僅是自我誦讀，而是常常在各類場合為別人講書，直接宣達自己的閱讀收獲。這種在交流與辯論中深化認識的閱讀方式，為我們學習文學評論提供了一條極為重要的經(jīng)驗：文學批評絕非孤立的個人獨白，而應是在對話與辯難中生成的思想成果。</p><p class="ql-block">古人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泵珴蓶|的讀書方法論告訴我們，真正的經(jīng)典閱讀，應當是開放性的、對話性的。正因如此，他才會一次又一次向身邊的同志、將軍、子女、攝影記者推薦《紅樓夢》，讓更多人在交流討論中共品經(jīng)典。這種態(tài)度，值得每一位文學愛好者深思。</p> <p class="ql-block">第二章 當歷史讀——毛澤東評價《紅樓夢》的根本方法論</p><p class="ql-block">毛澤東讀《紅樓夢》最引人注目的特點，是他旗幟鮮明地提出“《紅樓夢》不僅要當作小說看，而且要當作歷史看”。他曾多次強調這一讀法，1961年12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qū)第一書記會議上，當劉少奇談到《紅樓夢》“講到很細致的封建社會情況”時，毛澤東再次鄭重指出：“《紅樓夢》不僅要當作小說看，而且要當作歷史看，它寫的是很細致的、很精細的社會歷史”。</p><p class="ql-block">這個“歷史讀法”，包含著深刻的學術自覺。毛澤東并非認為《紅樓夢》等同于正史，而是指出這部小說具有無可替代的社會史料價值，能讓人從中窺見一個時代的整體面貌。他明確將閱讀《紅樓夢》分為兩個層次：初淺的層次是“當故事讀”，較為深入的層次則是“當歷史讀”。這一區(qū)分，對于所有文學評論者而言，有著深刻的警醒意義，如果我們只停留于欣賞小說的情節(jié)和語言，那就永遠只能在經(jīng)典的淺灘涉足，無法深入到作品所承載的豐厚文化內涵中去。</p><p class="ql-block">毛澤東提出“當歷史讀”的第一層涵義，是要結合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來閱讀《紅樓夢》。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在談到17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發(fā)展史時，特意聯(lián)系到曹雪芹的創(chuàng)作背景。他指出：“17世紀是什么時代呢？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過一個世紀，到18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都t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制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jīng)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xiàn)大觀園里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p><p class="ql-block">這一論述，高屋建瓴，揭示了時代背景與作品主題的深刻聯(lián)系。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林黛玉、賈寶玉、晴雯等人之所以能夠成為“封建主義的叛逆者”，正是因為他們的思想與行為，已經(jīng)折射出封建社會內部生長的新因素的萌芽。同時，他也分析了曹雪芹的創(chuàng)作傾向，認為“曹雪芹在《紅樓夢》里還是想補天，想補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紅樓夢》里寫的卻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說是曹雪芹的世界觀和他的創(chuàng)作發(fā)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p><p class="ql-block">這種對作者世界觀與創(chuàng)作矛盾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文學批評方法。它告訴我們，評論一部作品，絕不能脫離產生這一作品的時代土壤，不能脫離作者的生活遭際和思想矛盾。一個偉大的作品，往往正是產生于作者主觀意圖與客觀表現(xiàn)的張力之中，而評論者的任務，就是要透過這層張力，發(fā)現(xiàn)作品更深層的價值。</p><p class="ql-block">毛澤東將《紅樓夢》視為“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這一評價道出了這部作品的認識論價值。《紅樓夢》所涵蓋的內容，絕非簡單的“愛情悲劇”所能窮盡。它全方位地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政治關系、經(jīng)濟關系、宗法關系以及階級關系，是一座取之不盡的文化寶庫。</p><p class="ql-block">毛澤東對《紅樓夢》的社會史料價值做過細致的開掘。例如，他在讀蘇聯(lián)《政治經(jīng)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專門從《紅樓夢》中引用了“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這段話，闡發(fā)了封建社會土地所有權不斷轉移的規(guī)律。他指出，宗法關系的松動乃至封建社會的衰落，最終反映在經(jīng)濟關系的變動上面。經(jīng)濟利益的調整和分化，是促使封建社會中各種關系發(fā)生變化的根本因素。透過這種分析，毛澤東從《紅樓夢》中讀出了“封建社會的宗法關系、經(jīng)濟關系、政治關系、階級關系”，進而洞見“封建社會的興衰規(guī)律”。</p><p class="ql-block">毛澤東還深入分析了《紅樓夢》中的家庭結構。他認為，越大的家庭，矛盾越多，派系越多，對外越需掩蓋。賈母作為榮國府的最高家長，底下賈赦、賈政各有各的打算；王夫人把鳳姐籠絡過去，而鳳姐又設法積攢自己的私房。毛澤東精辟地指出：“賈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實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這種解剖家庭關系來洞察社會關系的分析方法，至今仍有著強烈的現(xiàn)實啟發(fā)意義。它告訴我們，文學評論不應止步于對人物性格的道德評價，而要深入作品所呈現(xiàn)的社會關系網(wǎng)絡中去發(fā)現(xiàn)時代的本質。</p> <p class="ql-block">第三章 第四回總綱論——毛澤東對《紅樓夢》主題的獨特把握</p><p class="ql-block">在毛澤東對《紅樓夢》的諸多評價中，最具原創(chuàng)性和震撼力的，莫過于他的“第四回總綱論”。1964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與幾位哲學工作者談話時明確指出：“什么人都不注意《紅樓夢》的第四回，那是個總綱，還有《冷子興演說榮國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蘆僧亂判葫蘆案》，講護官符，提到四大家族”。</p><p class="ql-block">這一論斷，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在紅學史上，對《紅樓夢》總綱的認識歷來眾說紛紜。脂硯齋將“樂極悲生，人非物換，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四句視為全書總綱，清代評論家王希廉則認為總綱在第五回。還有人從“秦可卿”三字上做文章，認為“秦，情也”是全書綱領。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審察《紅樓夢》，敏銳地捕捉到第四回才是理解整部作品的關鍵。他曾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影印本中，在描繪四大家族奢華面貌的文字旁用鉛筆畫了三個圈，并在“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俱有照應的”一段旁密密圈畫，表明了他對這一回的高度重視。</p><p class="ql-block">第四回究竟寫了什么？薛家呆霸王薛蟠打死馮淵，馮家踏破衙門，乞哀告憐，而應天知府賈雨村因薛家勢力浩大，乃不惜徇私枉法，使薛蟠逍遙法外。更為關鍵的是，第四回借賈雨村之門子之口，念出了一張“護官符”：</p><p class="ql-block">“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p><p class="ql-block">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p><p class="ql-block">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p><p class="ql-block">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lt;/p><p class="ql-block">這張“護官符”，以極其簡練的語言概括了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權勢熏天和豪奢無度。而在毛澤東看來，這四句詩的意義遠不止于此。他認為，通過這張“護官符”，我們看到了封建社會統(tǒng)治階級的面貌：“四大家族皆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俱有照應”，正是封建統(tǒng)治集團內部盤根錯節(jié)的政治關系和腐敗體系。</p><p class="ql-block">毛澤東將第四回視為“總綱”，絕不僅僅是文學結構上的判斷，更是基于對社會本質的深刻洞察。他這樣論證自己的觀點：</p><p class="ql-block">“《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斗爭激烈，幾十條人命。統(tǒng)治者二十幾人（有人算了說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隸，三百多個，鴛鴦、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講歷史不拿階級斗爭觀點講，就講不通?！?lt;/p><p class="ql-block">這段話擊中了問題的要害。毛澤東認為，賈雨村和門子之所以敢徇私枉法，就是因為只要討好了上司，別人無法約束他們，久而久之必然導致政權垮臺。而“護官符”所揭示的官官相護、權貴勾結的政治生態(tài)，正是封建社會走向腐朽崩壞的根本癥結。</p><p class="ql-block">毛澤東這種以階級分析方法透視文學作品的路徑，雖有特定歷史語境的制約，但其強調從社會經(jīng)濟結構中把握文學本質、從人物關系中洞察時代矛盾的方法論意義，對于我們理解復雜的文學作品是極具價值的。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應該“從社會形式和交換形式中把握整體”，毛澤東正是將這一原理貫徹到了《紅樓夢》的評論之中。他引導人們看到，這部小說表面上寫的是兒女情長、豪門興衰，內里卻是一部關于制度如何走向瓦解、階級矛盾如何不可調和的深刻寓言。</p> <p class="ql-block">第四章 派系與斗爭——毛澤東對《紅樓夢》人物群體的劃分與剖析</p><p class="ql-block">毛澤東對《紅樓夢》人物陣營的劃分，也是其獨具特色的批評視角之一。早在井岡山時期，當賀子珍表示不喜歡讀《紅樓夢》時，毛澤東就反駁說：“《紅樓夢》里寫了兩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賈母、王熙鳳、賈政，這是一派，是不好的；賈寶玉、林黛玉、丫環(huán)，這是一派，是好的。《紅樓夢》寫了兩派的斗爭?！?lt;/p><p class="ql-block">此后，在延安時期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的多次談話中，毛澤東反復強調這一看法。他將林黛玉、賈寶玉、晴雯等人界定為“左派”，即“封建主義的叛逆者”；將賈政、王夫人、王熙鳳歸為“右派”，即“封建主義的維護者”。</p><p class="ql-block">這種以“兩派斗爭”為框架的人物分析路徑，雖然帶有特定的歷史敘事風格，但其指出的一個核心事實是毋庸忽視的：《紅樓夢》絕不是一部風花雪月、無涉世事的言情小說。大觀園中那些看似閑散的日子、吟詩作對的場景、談情說愛的對話，背后無一不與權力、地位、出身、階級的沖突糾纏在一起。 王熙鳳的工于心計，賈政的刻板腐儒，賈母的外寬內嚴，這些人構成了一股維護舊秩序的力量；而賈寶玉的蔑視功名、林黛玉的孤傲敏感、晴雯的剛烈不屈，則是這種秩序中的異數(shù)。全書的內在張力，正在于這兩股力量的角力與碰撞。</p><p class="ql-block">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并沒有因為賈寶玉和林黛玉屬于“叛逆者”一派就一味肯定他們，而是始終保持著一種辯證分析的眼光。1951年的一個夜晚，他在接見周世釗等湖南教育界人士時，表達了對這兩個人物的獨到見解：“《紅樓夢》中兩位主角：一位是賈寶玉，一位是林黛玉。依我看來，這兩位都不太高明。賈寶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連吃飯穿衣都要丫頭服侍，這種全不肯勞動的公子哥兒，無論如何是不會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好哭臉，她瘦弱多病，只好住在瀟湘館，吐血，鬧肺病，又怎么能革命呢？”這段話耐人尋味。</p><p class="ql-block">它說明，毛澤東的“兩派論”不是簡單化和標簽化的。他一方面肯定這兩個人物在思想上的叛逆性，贊揚賈寶玉“對女孩好，那是因他覺得女孩受壓迫嘛”；另一方面又清醒地認識到他們作為貴族出身的局限性，指出他們不可能真正走上推翻舊制度的道路。這種評價既不拔高，也不抹殺，而是實事求是地看到人物的進步性與缺陷之處，這正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在文學批評中的卓越運用。</p><p class="ql-block">同樣值得深思的是，毛澤東在評價林黛玉時，曾引用她的話“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來比喻國際形勢。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發(fā)言時，再次引用了這句話：“世界上現(xiàn)在有兩股風：東風，西風?！皇菛|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這表明毛澤東讀《紅樓夢》，不僅是進行學術鑒賞，更是將這部經(jīng)典活學活用于現(xiàn)實的政治思考之中。</p><p class="ql-block">對于賈母、王熙鳳、賈政等“右派”人物，毛澤東的態(tài)度是嚴厲批判的。他多次指出王熙鳳“工于心計”，玩弄權術，是“封建主義的維護者”。同時，他也注意到封建家長制內部的矛盾和分化，并非一概而論。</p><p class="ql-block">毛澤東對王熙鳳的評價，尤其體現(xiàn)了他對封建社會中女性角色的復雜理解。王熙鳳雖為女性，但她所扮演的角色，卻比許多男性更加“封建”，她精明強干，卻完全服務于既有權力秩序。毛澤東在《紅樓夢》中看到了不同人物在社會結構中的不同位置和不同行為邏輯，而不是簡單以“好人”“壞人”劃分了事。這種立體化、辯證化的人物分析眼光，是我們從事文學評論應當認真學習的。</p> <p class="ql-block">第五章 斗爭的延續(xù)——毛澤東對舊紅學派的批判與馬克思主義新紅學的建設</p><p class="ql-block">毛澤東對《紅樓夢》的重視，遠遠超越了個人閱讀和理論闡發(fā)的范疇。1954年，一場震動整個中國文化學術界的“《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驟然展開。這場運動的導火索，是兩位青年學子李希凡、藍翎針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評文章。</p><p class="ql-block">當年9月號的《文史哲》發(fā)表了李希凡和藍翎的《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這篇文章經(jīng)由江青之手送到了毛澤東面前。毛澤東讀后極為重視，感到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的《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親自發(fā)動和領導了這場批判運動。</p><p class="ql-block">毛澤東為何要發(fā)動這樣一場批判運動？從表面上看，是針對俞平伯的紅學觀點，但從更深層次看，這場運動的矛頭指向了胡適領導的“新紅學”考證派。毛澤東認為，胡適派“紅樓夢考證”占據(jù)了紅學研究的主流，致使舊社會的落后思想、唯心主義觀點在學界盛行，阻礙了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學術研究的建立。這場批判不僅要肅清胡適思想的影響，更要在紅學領域乃至整個思想文化戰(zhàn)線樹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p><p class="ql-block">然而值得格外重視的是，毛澤東在這場批判運動中并沒有將不同學術派別一概抹殺，而是始終保持著一定的客觀理性。1964年8月18日的一次私人談話中，毛澤東直言不諱地指出胡適考證派的看法比蔡元培的索隱派“對一點”。后來他又說：“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這番話表明，毛澤東雖然從思想政治高度批判胡適的立場，但在具體的學術價值上，他并不否認考證派方法的合理性。</p><p class="ql-block">更為可貴的是，在批判運動中出現(xiàn)了偏差和過火現(xiàn)象時，毛澤東也注意到了問題。他坦誠地說：“我們開始批判胡適的時候很好，但后來就有點片面性了，把胡適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寫一兩篇文章補救一下”。這種敢于自我糾偏、糾“左”的務實態(tài)度，展現(xiàn)了毛澤東作為思想家的寬廣胸襟和清醒理性。</p><p class="ql-block">毛澤東對《紅樓夢》研究的介入，其根本目的是要創(chuàng)建馬克思主義的“新紅學”，為正確對待中華傳統(tǒng)文化做出示范。當代中國的兩門顯學“紅學”與“魯（迅）學”，它們的形成固然有其多方面原因，但毛澤東的提倡“紅樓夢要讀五遍”“讀點魯迅”，無疑起了決定性作用。</p><p class="ql-block">在毛澤東的推動下，《紅樓夢》的普及工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從延安時期的干部學習，到新中國成立后對各級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的動員，毛澤東利用自己的巨大影響力，使《紅樓夢》真正走進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1973年，毛澤東敦促時任南京軍區(qū)司令員的許世友將軍讀《紅樓夢》，說：“中國古代小說寫得好的是這一部，最好的一部。創(chuàng)造了好多文學語言呢。你就只講打仗”，并囑咐許世友“要看五遍”。毛澤東還鼓勵許世友“搞點文學”，引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的古訓，告誡許世友要文才武略并重。</p><p class="ql-block">正像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在當代中國政治生活中，沒有一部文學作品能像《紅樓夢》這樣，引起作為政治領袖的毛澤東的長久研析、高度關注、深度解讀、極力宣傳。毛澤東的紅學觀點，不僅是學術研究，更是一場思想文化領域的建設工程。他為新時期文學研究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為日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科學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p> <p class="ql-block">第六章 文化瑰寶——毛澤東論《紅樓夢》的藝術與文學價值</p><p class="ql-block">毛澤東對《紅樓夢》的評價，其總基調是至高贊譽。他將這部作品定位為“中國古代小說寫得好的是這一部，最好的一部”。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坦言：“我國過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國主義，歷來受人欺負。工農業(yè)不發(fā)達，科學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以及在文學上有部《紅樓夢》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驕傲不起來?！?lt;/p><p class="ql-block">這番話說得多么慷慨沉痛！毛澤東將一部文學作品提升到與國家命運并列的位置，足見他對這部經(jīng)典文化價值的無比珍視。在毛澤東看來，《紅樓夢》是中國的文化國寶，是民族自信的源泉。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剛剛建立、百廢待興的艱難時期，他念念不忘要守住這份精神財富，這份家國情懷和深遠的文化眼光，讓后人無不動容。</p><p class="ql-block">毛澤東還特別贊賞《紅樓夢》在文學語言上的創(chuàng)造性。他對許世友說：“創(chuàng)造了好多文學語言呢”。這并非空泛之論，《紅樓夢》的語言確實是一座取之不竭的寶庫，毛澤東也經(jīng)常從中采擷典故，豐富自己的表達。</p><p class="ql-block">最為著名的例子，莫過于他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上引用《紅樓夢》第八十二回林黛玉的話“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來形容國際形勢。此外，他還曾用小丫環(huán)小紅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來說明事物發(fā)展的必然規(guī)律。他甚至告誡青年：“不讀一點《紅樓夢》，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會”。他將第五回中的“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視為革命者的奮不顧身的精神寫照。</p><p class="ql-block">毛澤東對《紅樓夢》的文學語言能夠爛熟于心、信手拈來、活學活用，這與他“至少讀五遍”的勤奮功夫是分不開的。這種將古典文學的養(yǎng)分內化為個人表達和思想資源的能力，是所有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人應當追求的境界。</p><p class="ql-block">1938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發(fā)表了題為“怎樣做一個藝術家”的演講，對曹雪芹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進行了深刻的總結。他認為曹雪芹之所以能寫出《紅樓夢》這樣的不朽之作，是因為他具備了三個條件：遠大的理想、豐富的生活經(jīng)驗、良好的藝術技巧。毛澤東總結道：“中國近年來所以沒有產生偉大的作品，自然有其客觀的社會原因，但從作家方面說，也是因為能完全具備這三個條件的太少了”。</p><p class="ql-block">這“三條件論”，實際上是對文學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深刻揭示。毛澤東繼而要求文藝工作者“走馬看花不如駐馬看花，駐馬看花不如下馬看花”，必須下一番苦功夫深入群眾、深入實踐，貼近生活，豐富經(jīng)驗。這種創(chuàng)作理念既是對曹雪芹創(chuàng)作道路的提煉，也是對新文學發(fā)展的指引?！都t樓夢》之所以能夠經(jīng)歷兩個多世紀依然光彩奪目，根本原因就在于曹雪芹將自己的生命體驗、社會觀察和藝術才華熔于一爐。</p><p class="ql-block">曹雪芹誠如毛澤東所分析的那樣，他的家世遭遇使他深切體會到了從豪門到?jīng)]落的人生跌宕，因而能夠在小說中將“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表達得淋漓盡致。毛澤東指出曹雪芹“世界觀和他的創(chuàng)作發(fā)生矛盾”，正是揭示了一條普遍的文學規(guī)律：偉大作品往往是作者在主觀意圖無法實現(xiàn)的失落中，創(chuàng)造出了一種客觀反映了社會變遷的藝術真實。</p> <p class="ql-block">第七章 偉人的薪火——毛澤東紅學觀點對當代文學評論的深遠啟示</p><p class="ql-block">縱觀毛澤東對《紅樓夢》的全部評論，最能體現(xiàn)其方法論核心的，就是“實事求是”四個字。盡管毛澤東的評論深受其時代背景和政治立場的影響，但在學術評價的層面上，他從未因為政治需要而泯滅了基本的是非判斷。他對胡適考證派的態(tài)度，就是一個最有力的例證。</p><p class="ql-block">在批判胡適派唯心主義的同時，毛澤東并沒有掩飾胡適在紅學研究上的實際貢獻。1957年，他曾在頤年堂接見知識分子代表時坦率地說：“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煞，應該恢復名譽吧”。在毛澤東看來，對于學術問題應該具體分析，胡適當初那種從歷史角度考證《紅樓夢》的方法，“比較對一點”，比蔡元培的索隱派更接近真理。</p><p class="ql-block">這種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在紅學批判運動中更是發(fā)揮了糾偏作用。當他注意到批判運動已經(jīng)過火、出現(xiàn)了“把胡適的一切全部抹煞”的偏頗傾向后，他立即指出應該“寫一兩篇文章補救一下”。這種自我監(jiān)督、自我糾正的學術良知，是所有文學評論者必須繼承的精神遺產。</p><p class="ql-block">毛澤東評論《紅樓夢》的一個最顯著特征，就是始終將作品放在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去把握。從“雍正手里衰落的”曹家，到乾隆時代的社會經(jīng)濟結構，再到“資本主義萌芽”的初現(xiàn)，毛澤東將《紅樓夢》看作封建社會走向衰敗的一個縮影。這種“社會歷史批評法”雖然不是毛澤東的原創(chuàng)，但卻是他在中國文學評論中運用得最為徹底和自覺的方法之一。</p><p class="ql-block">《曹雪芹創(chuàng)作〈紅樓夢〉心態(tài)解析》一書的作者指出，毛澤東對《紅樓夢》的評論“主要特征是從小說中觀察、捕捉到深刻的政治、社會現(xiàn)象及其意義”。正是這種抓住社會本質特征的洞察力，使他的許多紅學觀點在今天讀來仍然入木三分。當他在1964年斷言“講歷史不拿階級斗爭觀點講，就講不通”時，雖有特定的理論背景，但他強調從制度性的矛盾沖突中理解文學作品的思路，仍然具有啟發(fā)意義。從事文學評論的人應當清醒地認識到：一部深刻的作品，總是一個時代的回聲；而評者的任務，就是要聽懂這深遠的歷史回音。</p><p class="ql-block">毛澤東對《紅樓夢》最為激賞的一點，是這部偉大作品所彰顯的民族文化自信。當他說中國“在文學上有部《紅樓夢》”值得我們驕傲時，這并不是簡單的情感宣泄，而是一種對民族文化瑰寶的歷史肯定。</p><p class="ql-block">劉再復和梁歸智等當代學者指出：“《紅樓夢》是一個能體現(xiàn)中華民族文化的精神本旨，寄托中華文化之精魂的文本”。毛澤東閱讀和評價《紅樓夢》的實踐，正是對這種精神本旨的深度挖掘和高度弘揚。一部小說，之所以能成為民族的精神寄托，不僅在于其藝術成就的高超，更在于它觸及了一個民族最深層的文化心理、價值判斷和審美取向。</p><p class="ql-block">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今天學習毛澤東對《紅樓夢》的評論，最重要的精神內核，就是要樹立文化自信，從民族經(jīng)典中汲取前進的力量。《紅樓夢》中豐富的人物群像、綿密的世態(tài)風情、充沛的道德關懷、深邃的人生思考，是中華民族送給世界的豐厚文化禮物。 了解《紅樓夢》，不僅僅是閱讀一部文學名著，更是了解中國人的心靈史，了解我們這個民族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所經(jīng)歷的思想矛盾和藝術創(chuàng)造。</p> <p class="ql-block">第八章 返本開新——如何繼承毛澤東評論《紅樓夢》的精神與方法</p><p class="ql-block">學習毛澤東評論《紅樓夢》的精神與方法，首先要學習他的閱讀態(tài)度。毛澤東將讀書稱為“攻書”，即像攻克堡壘一樣攻克一部著作。他一生從不止步于淺嘗輒止，而是要求反復讀、深入讀、直至“最大限度地悟透書中的要旨”。</p><p class="ql-block">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信息泛濫、閱讀碎片化的時代，很多人對于《紅樓夢》這樣的厚重經(jīng)典，要么敬而遠之，要么蜻蜓點水。而毛澤東以“讀五遍”自警、以“讀五遍”勸人的閱讀實踐，為我們指出了一條通往經(jīng)典的必經(jīng)之路。經(jīng)典之所以為經(jīng)典，就是因為它的思想內涵、藝術結構、文化意蘊是無限的，每一次重讀都會帶來新的發(fā)現(xiàn)。反觀當下，一些文學評論者滿足于稍讀即評、略知即論，發(fā)表的文章浮光掠影、人云亦云，鮮有真知灼見。這種浮躁風氣，正需要毛澤東那種“攻書”的精神來祛除。</p><p class="ql-block">毛澤東評論《紅樓夢》的最重要方法論資源，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他將文學批評建立在社會經(jīng)濟分析的基礎之上，從生產方式、階級結構、社會矛盾中尋找作品思想的根源。</p><p class="ql-block">就文學評論而言，毛澤東的方法論至少有兩點重要啟示：第一，要有宏觀的歷史視野。一部文學作品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精神產物。評論者如果不了解那個時代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背景，就無法準確地定位作品的價值和局限。第二，要學會辯證地看問題。毛澤東對賈寶玉、林黛玉等人物的分析，既肯定其進步性，又指出其階級局限性；對胡適的考證方法，既批判其哲學立場，又肯定其學術貢獻。這種既不一味拔高也不一概抹殺、堅持一分為二的辯證法，是文學評論中難得的高境界。</p><p class="ql-block">當代社會復雜多變，文學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格局。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評論者更需要掌握唯物辯證法的武器，從紛繁復雜的文學現(xiàn)象中找出本質的聯(lián)系，在充分肯定優(yōu)秀文學作品藝術成就的同時，不忘對作品所反映的社會思想進行深入的剖析。</p><p class="ql-block">毛澤東讀《紅樓夢》，從來不曾耽于書齋式的悠閑賞玩，他的每一個評論、每一次援引，都與現(xiàn)實生活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無論是用“東風壓倒西風”闡述國際形勢，還是用“沒有不散的筵席”闡明發(fā)展規(guī)律，毛澤東都將《紅樓夢》視為一種活的智慧資源。</p><p class="ql-block">這種“古為今用”的批評精神，值得后人銘刻于心。文藝批評不應該成為脫離現(xiàn)實生活的自我封閉系統(tǒng)，而應該成為推動社會進步、啟迪民智思想的重要力量。通過重新解讀經(jīng)典，我們從中汲取思想和情感的養(yǎng)分，讓古典智慧滋養(yǎng)當下中國人的精神世界。</p><p class="ql-block">在今天這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文藝批評尤其需要緊扣時代脈搏，以批評的鋒芒分析問題、啟發(fā)思考。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毛澤東通過《紅樓夢》看中國封建社會“很細致的、很精細的社會歷史”的經(jīng)驗，對于我們今天怎樣認識社會、分析問題，有著強烈的示范作用。</p><p class="ql-block">毛澤東雖然對胡適的許多政治立場持批判態(tài)度，但對于胡適所倡導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學術方法和考證傳統(tǒng)并沒有全盤否定。他在1964年提到俞平伯、王昆侖、何其芳、吳世昌等專家時，表示“這是新紅學”，說明他關注和尊重學術研究的多角度展開。</p><p class="ql-block">這種學術包容性告訴我們，從事文學評論應當具備開闊的全球視野和兼容并包的胸懷。在充分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同時，也要積極吸收東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切有益成果，推陳出新、綜合創(chuàng)造。毛澤東還常對同一主題采取將不同甚至觀點相反的著述對照起來讀的方法，比如讀拿破侖傳記，一下子就要英國人、法國人、俄國人分別寫的三種版本同時閱讀。這種比較研究的批評方式，對于我們今天開展文學批評具有直接的啟示意義。</p><p class="ql-block">面對世界范圍內文學批評話語的多元化趨勢，我們絕不能閉關自守，而要在自立自強的基礎上開放包容，以更加成熟的姿態(tài)推動文學評論的繁榮發(fā)展。</p> <p class="ql-block">結語：讀不盡的《紅樓夢》</p><p class="ql-block">《紅樓夢》問世已有兩百余年，毛澤東的許多精辟論述也已過去數(shù)十個春秋。然而，毛澤東評價《紅樓夢》的思想資源、批評方法和精神品質，對于今天的文學評論者而言，仍然是一座取之不盡的精神寶庫。</p><p class="ql-block">毛澤東以強烈的歷史意識、敏銳的社會洞察、開闊的批評視野，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文學評論的標桿。他告訴我們：一篇有力量的文學評論，應該是扎根時代土壤的，應該是深入作品肌理的，應該是辯證分析的，更應該是古為今用、開啟未來的。他那種“攻書”到底、反復鉆研的學術態(tài)度，那種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的嚴謹學風，那種發(fā)現(xiàn)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想習慣，將永遠值得后人繼承和發(fā)揚。</p><p class="ql-block">千載文學史，不盡輝煌篇。《紅樓夢》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顆璀璨明珠，照耀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毛澤東的評論與推動，將這部偉大的作品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普及高度，也使《紅樓夢》中所蘊含的豐富精神遺產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吸收。今天，我們作為新時代的建設者、文化傳承的接棒人，懷著對先賢偉人的無比敬意，以嚴謹?shù)膶W術態(tài)度讀懂《紅樓夢》、讀深《紅樓夢》、讀透《紅樓夢》，將從中汲取的智慧、勇氣和力量，融入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生動實踐。</p><p class="ql-block">一部《紅樓》，一個民族的興衰隱喻；一篇評論，一代偉人的智慧結晶。 毛澤東評點《紅樓夢》的歷史與實踐，讓我們看到了文學評論的時代力量。讓我們以偉人為榜樣，以經(jīng)典為良師，在綿延賡續(xù)的文化傳承中，譜寫出無愧于偉大時代的文學批評新篇章。</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