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琉田筆記》十八</p><p class="ql-block">＂螞蝗絆＂之探微</p><p class="ql-block"> 引言：一件殘器的盛名</p><p class="ql-block">在日本茶道史上，有一只南宋青瓷茶碗，因底部有一道裂紋，被用六枚鐵質(zhì)鋦釘修補(bǔ)，鋦釘形狀酷似水蛭（日文稱“螞蝗”），故名“螞蝗絆”。它被日本定為“重要文化財”，在茶道圈與陶瓷收藏圈中名動天下，被視為“唐物”中的經(jīng)典。</p><p class="ql-block">然而，盛名之下，真相如何？筆者曾與復(fù)旦大學(xué)鄭建明教授在杭州“天下龍泉”展中共同觀察此器實物，結(jié)合文獻(xiàn)與陶瓷史知識，嘗試重新審視這件名物。我的結(jié)論是：“螞蝗絆”的盛名，很大程度上來自于誤解。</p> <p class="ql-block">（器形有下墜感，精氣神欠佳。釉質(zhì)為玻璃釉質(zhì)，非龍泉高標(biāo)乳濁釉粉青梅子青）</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一重誤解：窯口的誤判</p><p class="ql-block">“螞蝗絆”最權(quán)威的原始文獻(xiàn)，是日本江戶時代漢學(xué)家伊藤東涯于1727年所撰的《馬蝗絆茶甌記》。全文如下：</p><p class="ql-block">＂昔安元初，平內(nèi)府重盛公，舍金杭州育王，現(xiàn)住佛照，酬以器物數(shù)品，中有青窯茶甌一事，翠光瑩徹，世所希見，唐陸龜蒙詩云，九秋風(fēng)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或云錢氏有國時，越州燒進(jìn)，不許臣庶用，故云秘色，豈其是乎，相傳謂之砧手，慈照院源相國義政公得之，最其所珍賞，底有璺一脈，相國因使聘之次送之大明，募代以他甌，明人遣匠以鐵釘六鈐束之，絆如馬蝗，還覺有趣，仍號馬蝗絆茶甌，相國賜之其侍臣宗臨，享保丁未之歲，予得觀之于宗臨九世孫玄懷之家，予固非博古者，然其華雅精致，宜其為前世將相所尚也，嗚呼傳之自其祖先，賜之自其祖之君，得之自平內(nèi)府，以到于今，則已五百六十余年，自慈照公到今亦已向三百年，可謂善傳矣。＂</p><p class="ql-block">可見，伊藤東涯猜測此碗為越窯而不知是龍泉窯。這是18世紀(jì)日本頂尖漢學(xué)家的判斷。然而，此碗實為南宋龍泉窯，而非越窯。</p><p class="ql-block">更關(guān)鍵的是，它的釉色并非龍泉窯巔峰時期（南宋中晚期）最具代表性的粉青或梅子青，而是玻璃厚釉。這種釉面特征指向南宋早中期，即龍泉窯從薄釉向厚釉過渡階段。這與文獻(xiàn)中“安元初”（1175-1177年）的記載高度吻合——此碗的生產(chǎn)年代，恰好卡在龍泉技術(shù)上升期的節(jié)點(diǎn)上，并非巔峰期的代表作品。</p><p class="ql-block">換言之，在日本被奉為“中國青瓷典范”的“螞蝗絆”，實際上是一件玻璃薄釉向厚釉過渡，玻璃釉向乳濁釉過渡期產(chǎn)品，而且被誤認(rèn)了窯口。</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二重誤解：修復(fù)的真實邏輯</p><p class="ql-block">“慈照院源相國義政公得之，最其所珍賞，底有璺一脈，相國因使聘之次送之大明，募代以他甌，明人遣匠以鐵釘六鈐束之，絆如馬蝗?！?lt;/p><p class="ql-block">請注意：足利義政的訴求是“募代以他甌”——請求更換一只完好的新碗。然而，明朝方面沒有更換，而是直接派工匠在原碗上打了六枚鋦釘，修復(fù)后送回。</p><p class="ql-block">為什么明代人沒有換一個新碗？原因并非“不愿”，而是不能。到了明代中前期，龍泉大窯已無法復(fù)制南宋時期的工藝水平。南宋龍泉那種薄胎厚釉、粉青梅子青的技術(shù)，在明代已經(jīng)消失。明代龍泉產(chǎn)品趨于粗糙，釉色偏黃綠，完全無法與原碗匹敵。</p><p class="ql-block">因此，“螞蝗絆”的修復(fù)，本質(zhì)是一個技術(shù)斷層的物證：它是一件無法被替代的南宋殘器，在明代以最低干預(yù)的方式被保留下來。而日本方面將其命名為“螞蝗絆”，并賦予其“侘寂”美學(xué)的解讀，則是將一次失敗的交換述求，轉(zhuǎn)化為一次審美上的主動接納。</p><p class="ql-block">第三重誤解：“唐物”神話的邊界</p><p class="ql-block">更深一層的問題是：為什么日本如此珍視這樣一件并非巔峰期的殘器？答案與南宋時期中日貿(mào)易的實際情況有關(guān)。</p><p class="ql-block">在整個南宋時期，龍泉窯真正的高光時刻——粉青、梅子青、薄胎厚釉的頂級精品——幾乎沒有進(jìn)入日本的記載。 南宋中晚期龍泉精品的主要流向，主要是南宋宮廷與上層士大夫。而此時的日本處于鐮倉幕府時期，與南宋的官方聯(lián)系并不緊密，輸入日本的“唐物”多依賴禪僧?dāng)y帶與少量民間貿(mào)易。</p><p class="ql-block">因此，日本所珍藏的“唐物”，實際上是基于其自身文化選擇和有限貿(mào)易渠道所獲得的歷史切片，而非中國陶瓷史的全貌。將“螞蝗絆”視為中國青瓷的最高代表，本身就是一種誤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第四重：一個被忽略的正面信息，龍泉窯地位的佐證</p><p class="ql-block">在梳理“誤解”的同時，我們也不應(yīng)忽略一個重要的正面信息。</p><p class="ql-block">據(jù)伊藤東涯記載，此碗是南宋育王山住持佛照禪師，因平重盛捐贈錢財而回贈的“器物數(shù)品”之一。這意味著：在南宋早中期，龍泉窯生產(chǎn)的白胎青瓷產(chǎn)品，已經(jīng)作為貴重物品，被寺廟用于對外饋贈。 能夠被選為贈與外國重臣的禮物，足見其檔次之高、聲譽(yù)之隆。</p><p class="ql-block">這一點(diǎn)至關(guān)重要。它說明，即使在技術(shù)尚處于“從薄釉向厚釉過渡”的階段，龍泉窯的地位已然極高。龍泉青瓷不是靠后世“追認(rèn)”才成為名品，而是在當(dāng)時就已具備“國禮”級別的文化分量。我們批判“誤讀”，是為了還原真相；而還原真相的同時，也應(yīng)看到：龍泉窯在南宋早期的卓越地位，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p><p class="ql-block">綜合以上誤解，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jié)論：“螞蝗絆”名動天下，印證了一句古話——盛名來自于誤解。</p><p class="ql-block">誤解并非說它沒有價值。它的價值是真實的，只是價值的來源不同。它的價值不在于代表龍泉窯的最高工藝水平，而在于：</p><p class="ql-block">它是一件見證技術(shù)斷層的物證（明代無法復(fù)制南宋）；</p><p class="ql-block">它是一件承載跨文化誤讀的標(biāo)本（日本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消化“唐物”）；</p><p class="ql-block">它是一件因殘缺而獲得新生命的敘事載體（侘寂美學(xué)的實物化）。</p> <p class="ql-block"> 結(jié)語：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清醒</p><p class="ql-block">“螞蝗絆”給當(dāng)代國人的啟示是深刻的：</p><p class="ql-block">第一，不要因為一件器物在海外被奉為“國寶”，就自動將其視為不可超越的巔峰。 海外的評價體系，有其自身的審美偏好、歷史機(jī)緣和文化需求。</p><p class="ql-block">第二，真正的文化自信，是有能力將每一件器物放回它自身的技術(shù)史、審美史、社會史中去定位。 既不因“國寶”之名而盲目膜拜，也不因“殘器”之實而輕慢否定。</p><p class="ql-block">第三，傳承的前提是清醒。 能夠穿透盛名、抵達(dá)實相的那一瞥——正如在展柜前看出“玻璃厚釉”而非“粉青梅子青”——才是真正有價值的文化判斷。</p><p class="ql-block">第四，器物最寶貴的價值，在于它留住了一段時間。在我看來，與其說時間是萬物的容器，不如說萬物是時間的見證——時間因器物而得以顯現(xiàn)。螞蝗絆的珍貴之處正在于此：正是因為它，那與之相關(guān)的八百年歲月才未被全然湮沒，才有了被凝視、被觸摸、被感知的可能。</p><p class="ql-block">然而可嘆的是，時間的流逝不像是流水中的落葉，目睹它流逝。它更像是午后打了個盹——醒來時，已是中年或是暮年。</p><p class="ql-block">人類太過渺小，一生總在錯失。比如當(dāng)年的相國義政也以為只是一只碗而已，所以想換一只新的，而時間卻再也不給第二次機(jī)會。</p><p class="ql-block">回到螞蝗絆上來，它依然是一件偉大的作品，但它的偉大，需要我們在祛魅之后重新理解。而這，正是文化傳承與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意義所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