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有關(guān)國民性這一問題，從近代以來，就在文學(xué)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對于國民性這一問題就有了各種批判。從嚴復(fù)、梁啟超開始，中國知識分子就開始逐步認可了西方國家對中國國民性的各種批評，到胡適、陳獨秀、魯迅等，對于這一問題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和更激烈的批判，隨后又有李大釗、錢玄同、林語堂等人競相發(fā)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的批評中國人的弱點。那么國民性這一問題的內(nèi)涵到底是什么呢？提出這一問題的時代背景和動機又是什么呢？</h3><div> 所謂國民性，是指國民共有與反復(fù)出現(xiàn)的精神特質(zhì)、性格特點、情感內(nèi)蘊、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等的總和，是一種較為穩(wěn)定的心理—行為結(jié)構(gòu)。國民性是一國大多數(shù)人的文化心理特征，即在價值體系基礎(chǔ)上形成的穩(wěn)定的性格特征，梁啟超在1923年《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說：“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件件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是不可能的，件件要求全人格的覺醒?！彼麄冋J識到，革命需要民眾，需要具有德、智、學(xué)的廣大國民的支持。故而陳旭麓先生說：“歷史的惰性寄生于多數(shù)人之中，所以，只有多數(shù)人觀念的改變才能戰(zhàn)勝歷史的惰性?！敝挥写蠖鄶?shù)人的思想覺醒了，中國才能真正改變。</div><div> 第二：時局的緊迫。二十世紀的中國在列強的瓜分下已面目全非，而清政府卻一直屈辱求和，慈禧的一句“量中華之物力，結(jié)與國之歡心，”更是表達了清政府奴顏和諛態(tài)，而這卻不是一種個人現(xiàn)象。隨著義和團被鎮(zhèn)壓，不論是革命派還是改良派，熱忱愛國者，無不為之痛心疾首，促進了新的民族覺醒。秋瑾在《寶刀歌》里說：“北上聯(lián)軍八國眾，把我江山又贈送，白鬼西來做警鐘，漢人驚破奴才夢?！憋@然，亡國滅種的壓迫感使他們批判的奴性與旁觀，促使他們?nèi)拘研旅裥聡辍?lt;/div><div> 第三:西方文化的影響與刺激。從鴉片戰(zhàn)爭到八國聯(lián)軍侵華，中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擊，沉重的恥辱一步步摧毀著他們的心理防線和自尊心，從此中國再也抵擋不住西方的入侵，西風東漸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啟蒙主義思潮在中國開始風行。改良和革命兩派的文章，幾乎全發(fā)表于日本或由留日歸來者所撰：有關(guān)改造國民性的文章，與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啟蒙思想有很大的相似之處。我想這也許是因為日本與中國的歷史非常相近，歷史情感讓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心靈上有了共鳴。</div><div> 二十世紀改造國民性這一思潮的根本原因在于歷史的影響，八國聯(lián)軍的入侵，半殖民地的深化，使得中國有志之士不得不另尋救亡圖存的道路，他們強烈感受到民族的孱弱和劣根性對社會變革的阻礙，迫使他們不得不從思想文化、藝術(shù)等諸多方面進行啟蒙，這種峻急的心態(tài)使他們有種“化大眾”的意識。</div><div> 魯迅在與好友許壽裳探討時就提出了三個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而在《吶喊·自序》中又說：“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壯，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彪S后，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說：“說到‘‘為什么‘‘做起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tài)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lt;/div><div> 此外林語堂也說過：“為國與為人一樣，當就往壞處想，勿專談己長，才能振作，有人要談民族文學(xué)也可以，但是夸張輕狂，不自檢省，終必滅亡，最要緊的是研究我們的弱點何在，以及弱點之來源。”所以要想改造國民性，必先梳理中國人身上的種種劣根性。</div><div> 那么中國國民性中都有哪些弱點呢？1894年，亨·史密斯在《中國人的氣質(zhì)》一書中列舉了中國人愛面子、勤儉、保守、孝順、慈善等26種性格特點，雖然有些不免偏頗，卻也點中了要害。</div><div> 在中國，梁啟超是最早從事這一工作的，他在《中國積弱溯源論》道出了的“奴性”“愚昧”“為我”“好偽”“怯懦”等。隨后又在《新民說》中進一步對其進行了闡釋，抨擊了“奴性與旁觀”，所謂奴性，即奴隸性格，包括無權(quán)利和自由思想、無國家意識、盲從古人、迷信天命，是國家積弱之源。至于旁觀，也是中國人的性格，是“國雖大而必亡”的原因。</div><div> 而作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家的魯迅，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更是對病態(tài)的中國社會的人的種種缺陷、弱點進行了入目三分的刻畫。他細數(shù)了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在《燈下漫筆》中批判了中國人的“奴性”，他說：“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xiàn)在還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卻是數(shù)見不鮮……”中國的歷史其實是在“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坐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二者中更替，對于老百姓來說，只希望能在“暫時坐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生活。而在《再論雷鋒塔的倒掉》批判了“自私自利、無公德心”等缺點，他說：“豈但鄉(xiāng)下人之與雷鋒塔，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現(xiàn)在正不知有多少！”而“奴才式破壞者”的眼中只有自己，所以他的所作所為只能利自己，而不能利人民。而在《論睜了眼看》提出了“怯弱”“懶惰”“巧滑”“自欺”，而方法就是“瞞和欺”。在《阿Q正傳》中指出了另一民族劣根性：“精神勝利法”，批判了中國人自我安慰、自欺欺人的缺點。在《吶喊·自序》和《示眾》等一系列作品中批判了“看客心態(tài)”等等。隨后，葉圣陶在《潘先生在難中》刻畫了一個是事事忌前怕后的知識分子形象；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批判了典妻制度；老舍的《二馬》、《貓城記》《離婚》等作品中也刻畫了一群保守愚昧、得過且過的老派市民形象。在《駱駝祥子》中揭示了祥子在骯臟齷齪的城市環(huán)境中逐步墮落的過程，批判了他不敢正視現(xiàn)實、自欺欺人等劣根性。改革開放后，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中塑造了陳奐生在自認吃虧后慢慢覺得比別人強，因而得意起來，以此得到精神上的滿足。 王小波在雜文集《沉默的大多數(shù)》中，審視了國民性，更加理性的揭示出了中國人身上所存在的種種了劣根性。在《救世情結(jié)與白日夢》中，作者回敬了那些懷有“救世情結(jié)”的“國學(xué)家”的蠱惑宣傳，他拿老百姓常說的“罐子里養(yǎng)王八，養(yǎng)也養(yǎng)不大”作比喻，尖銳地指出:“儒學(xué)的罐子里”同樣“長不出現(xiàn)代國家”;又說“四書五經(jīng)再好，也不能幾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換著人地嚼。這項事業(yè)需要走的路還很遠很遠。</div><div><br></div><div><br></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