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村里稱已故的老人是"已經(jīng)上山的人"。</h3><h3>寫村里已經(jīng)上山的人，不能不寫朱祖山老人，盡管他已過世10幾年了，他的英容笑貌一直在我的記憶里，他高大的形象雕塑般屹立在我的心中。</h3><h3><br /></h3><h3>朱祖山老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生產(chǎn)隊第一任隊長，也是干得最長的一任隊長。</h3><h3><br /></h3><h3>朱姓是生產(chǎn)隊里唯一的一戶，而程姓占了生產(chǎn)隊一大半，朱祖山之所以能當(dāng)生產(chǎn)隊隊長近半個世紀(jì)，不是像一些生產(chǎn)隊長那樣靠的是大戶族親推舉或強勢掌權(quán)，他靠的是苦干實干和善良為人。</h3><h3><br /></h3><h3>朱祖山外號叫朱大嘴，是解放后隊里最早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的，他帶領(lǐng)生產(chǎn)隊干活時，大嘴一喊，一馬當(dāng)先，干在前面，他就是一根標(biāo)桿，一面旗幟。</h3><h3><br /></h3><h3>朱祖山是村里的貧農(nóng)，解放后翻身做了主人，他很感恩，很知足，因此，他總是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沒有貪心。正是他幾十年如一日的模范帶頭作用，村民就把他當(dāng)作身邊的共產(chǎn)黨，都服他。</h3><h3><br /></h3><h3>朱祖山家里窮，窮到娶不著老婆的程度，后來娶了一個在突出政治的年代別人不敢娶的地主家的女兒。盡管娶了地主的女兒，在六親不認(rèn)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朱祖山?jīng)]有受到村里人的揭發(fā)批判。即使在文革風(fēng)頭最盛期間他組織群眾為村里一個觸電身亡的少年"叫魂"，也沒有被造反派當(dāng)作迷信活動揪斗，可見他在生產(chǎn)隊的威望是很高的。</h3><h3><br /></h3><h3>出于對朱隊長的由衷敬重，在朱隊長患胃癌離世前的一年，我讓父親帶著他和村里另外幾個老人一起到上海玩玩，老人們到上海外灘時正是華燈初上，只聽見朱祖山大呼一聲："我的乖喲！這不是做夢吧？！"同行的一位外號叫劉傻子的老人接他的話茬說："你真能丑，你做過這樣的夢嗎？"，朱祖山咧開大嘴一邊哈哈大笑，一邊自嘲道："也就是的，哪做過這樣的夢！"</h3><h3><br /></h3><h3>朱祖山老人，是我的長輩，也是我認(rèn)識當(dāng)時社會的"啟蒙老師"，我15歲那年參軍入伍離開村里時，是他帶著全村人敲鑼打鼓送出村一里多路，臨別前他一再叮囑我"到部隊好好干！不要忘本！"。我剛滿18歲就在部隊入了黨，后來又提了干，再后來能為家鄉(xiāng)的教育和美好鄉(xiāng)村建設(shè)竭誠盡力，不能不說，朱祖山老人對我影響至深。</h3><h3><br /></h3> <h3>寫到朱祖山，自然想到他的老伴李慶玲（上圖與作者握手者）。李慶玲是鄰縣一個大地主家的千金小姐，高高的個子，白白凈凈。對于李慶玲來說，解放前后簡直就是兩重天。她怎么也不會想到自己會嫁給曾靠給地主打工為生的朱祖山，現(xiàn)實就是這樣無情，她不得不認(rèn)命。</h3><h3><br /></h3><h3>李慶玲嫁到朱家后，不得不面對現(xiàn)實：得為朱家生兒育女，得操持家務(wù)，得下地干活……</h3><h3><br /></h3><h3>生兒育女是自然的事兒，可操持家務(wù)與下地干活對于李慶玲來講是件很為難的事，從小到大都是別人伺侯她，嫁到朱家后身份換位了，這樣的反差對于李慶玲來講，反差太大。</h3><h3>在我的記憶里，李慶玲下田干活挽起褲腿時，她的腿是全村人最白的，但是干任何農(nóng)活她都是最慢的，不管是鋤地、挑擔(dān)，還是插秧、割稻，她的姿勢看上去總是那樣的別扭。因此她每天得到的工分總是婦女中最低的。"打盤"（干活間隙休息）時，別人在樹蔭下喝茶聊天，她卻獨在一處抽煙，而且抽的是紙煙，哪怕是自己卷的紙煙，也不會抽水煙袋。她抽煙時會翹起二郎腿，雖有幾分優(yōu)雅，但更多的是郁悶和孤獨……</h3><h3><br /></h3><h3>李慶玲的優(yōu)雅，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是富養(yǎng)出來的。而郁悶和孤獨則是嫁到山村來受窮造成的，一生揮之不去。她最終死在朱祖山之前，為一件不大的家庭瑣事爭吵后她喝下了農(nóng)藥，再也沒能搶救過來。兒女把她的尸體連同她的郁悶和孤獨一起裝進(jìn)棺材埋葬在了自家的后山上。</h3><h3><br /></h3><h3>李慶玲留給我的印象難以被掩埋：她是個白白凈凈的高個子女人，在田間地頭抽紙煙時有幾分優(yōu)雅，但更多的是郁悶和孤獨……</h3><h3><br /></h3> <h3>這張照片是十幾年前一位攝影師抓拍的，我回母校參加新學(xué)校落成典禮，三步并作兩步把手伸向這位老人，是久別重逢的一個場景。這位老人名叫陳大英，她給我留下的記憶是滿滿的正能量。</h3><h3><br /></h3><h3>我小時叫陳大英表大娘。之所以在大娘前面加個"表"字，這是因為老家過去地處偏僻，交通閉塞，婚姻半徑一般不超過幾十公里，年代久了，也就形成了親連親、親套親，以致在村里被稱作"表叔"、"表嬸"、"表大爺"、表大娘"的人有很多。</h3><h3><br /></h3><h3>表大娘陳大英，外號叫陳傻子。村里稱"傻子"的人并非是精神不好，而是"樂觀達(dá)人"的代名詞。陳大英就是一個典型的樂觀達(dá)人。她一生在極其貧困的條件下生育五個子女，她改過嫁，患過病，她的二兒子16歲那年觸電身亡（我寫的《疤瘌》就是她的兒子），老人家一生經(jīng)歷了無數(shù)的苦難。然而，她留給全村人更深的印象是幽默和爽朗。</h3><h3><br /></h3><h3>我離開村子早，沒有陳大英更多的故事，我只記得生產(chǎn)隊干活時，只要她和朱隊長在場，歡聲笑語灑滿田間地頭，再苦再累的活不知不覺就干完了。老人家雖早已入土為安，每當(dāng)路過她家門口，總覺得她還活著。</h3><h3>陳大英愛熱鬧，如果她老人家活著，如今村子里游人如織，歡聲笑語，她一定是一個快樂而又出彩的導(dǎo)游。一定有很多游客爭相與她合影……</h3> <h3>以上寫的三位村里的老人，都已過世多年了，此刻要寫的是今年春上才被送上山的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程增芳，按輩份和我外公是同輩，因此我得尊稱他"小姥爺"。</h3><h3><br /></h3><h3>小姥爺程增芳，解放初期劃家庭成份時被劃為富農(nóng)。所謂富農(nóng)，當(dāng)時的界定標(biāo)準(zhǔn)是：相對較小的土地所有者，各地標(biāo)準(zhǔn)也不一樣（資料顯示，土改時富農(nóng)標(biāo)準(zhǔn)一般是擁有12畝左右的農(nóng)田，人均約3畝不到）。但一般而言，其擁有的土地數(shù)量，除了自己耕種以外，還大約富余三分之一的土地因自己忙不過來而雇工耕作者就被劃為富農(nóng)。</h3><h3><br /></h3><h3>根據(jù)中央人民政府《關(guān)于劃分農(nóng)村階級成分的決定》精神，1950年6月30日開始，我國開始了全國范圍的農(nóng)村階級成分的劃分。即根據(jù)當(dāng)時中國的土改現(xiàn)狀和需要，將農(nóng)村階級劃分成了"地主、富農(nóng)、中農(nóng)、貧農(nóng)、工人"。中農(nóng)又分"上中農(nóng)、中農(nóng)和下中農(nóng)"。</h3><h3><br /></h3><h3>程增芳和村里好幾戶程姓當(dāng)時都被劃定為富農(nóng)，成為無產(chǎn)階級監(jiān)督控制的對象。因此他和村里所有富農(nóng)們一樣，夾著尾巴過活了大半輩子。到了上世紀(jì)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后，淡化了階級成分，他的子女們逐漸從家庭成分的陰影里走了出來，出去打工掙錢，家里蓋起了樓房，過上了小康生活。</h3><h3><br /></h3><h3>在政府大力推進(jìn)脫貧致富的今天，程增芳家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富農(nóng)，正當(dāng)程增芳安享晚年的時候，他的耳朵聾了，每次看到我先是伸出大拇指表示贊許，緊接著反復(fù)說的一句話是："也熊了！"（當(dāng)?shù)赝猎挘罕硎咀约豪狭?，不行了，沒有用了。）</h3><h3><br /></h3><h3>"也熊了！"，這句話程增芳小姥爺對我說了好幾年，今年春上終于給他說著了，老人家突然感覺胸悶，一天后就告別了親人和他一輩子不曾離開過的村莊……</h3><h3><br /></h3><h3><br /></h3> <h3>送葬那天，我在抬棺的人群中，平生第一次為人抬棺。貧農(nóng)的兒子送走一個富農(nóng)……我堅信，今后送上山的老人都將是脫貧后的富農(nóng)！</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