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熟悉歷史的朋友應該知道，天朝北宋神宗時代，王安石、司馬光和蘇軾之間恩怨情仇、是非糾葛的錯綜關系，真正的是“剪不斷、理還亂”；確實篡是北宋歷史上一段非常引人入勝的篇章。他們雖然在政治舞臺上針鋒相對，但在私人領域卻保持著難得的尊重和欣賞，展現(xiàn)了古代士大夫“君子和而不同”的風范。</p><p class="ql-block"> 根據(jù)標題的限定，先來說說這三人在政治上的建樹。說到這個問題，不能回避的就是“王安石變法”與“司馬光反對變法”這場著名的歷史公案。</p><p class="ql-block"> “變法”與“反變法”的歷史背景大致是這樣的，北宋中期，雖然文化昌盛，但國家面臨嚴重危機。首先是“積貧”，財政連年赤字，國庫空虛；其次是“積弱”，宋朝對遼和西夏輸納歲幣，軍事上屢遭敗績；再次是“三冗”，分別是冗官、冗兵、冗費。“三冗”問題極其嚴重，官僚系統(tǒng)臃腫低效，百萬軍隊戰(zhàn)斗力低下，北宋王朝的國家財政入不敷出、不堪重負。</p><p class="ql-block"> 宋神宗即位后，銳意改革，希望富國強兵。他啟用極具改革思想的王安石，拉開了變法的序幕。</p><p class="ql-block"> 王安石的核心理念是“理財為先”，通過國家干預經濟，刺激生產，在不增加平民賦稅的前提下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實現(xiàn)“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其主要措施包括“青苗法”（政府在青黃不接時向農民貸款，收獲后償還，旨在打擊高利貸，增加政府收入）、募役法（民戶可交納免役錢代替親自服徭役，由政府雇人服役，旨在減輕農民負擔，保證生產，同時增收）、農田水利法（鼓勵興修水利，開墾荒地）、“市場法”（政府直接參與市場交易，平抑物價，打擊商人壟斷）、保甲法（建立農村基層組織，民兵聯(lián)防，增強地方治安并節(jié)省軍費）。</p><p class="ql-block"> 王安石的變法遭到了以司馬遷為代表的既得利益貴族們的極力反對。司馬光是傳統(tǒng)儒家的代表，其思想核心是“守?！迸c“仁政”。他反對變法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諸如新法“與民爭利”，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只要蕭規(guī)曹隨就足夠了，另外王安石的在實踐中出許多弊端，司馬光倆“實踐弊端他猛烈抨擊新法在實際執(zhí)行中嚴重走樣。他認為“好的意圖”導致了“壞的結果”，他特別強調君主應該“重義輕利”，君主應靠節(jié)儉和德行來治理天下，而非追逐財利。</p><p class="ql-block"> 簡單分析一下，王安石與司馬光之爭，本質上是一場 “理想主義改革家”與 “現(xiàn)實主義保守派”的路線之爭，兩人各有其得失，很難用簡單的對錯來評判。</p><p class="ql-block">根本原因在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分歧，史書說他們是“所操之術異故也” 。</p><p class="ql-block"> 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政見分歧，根源在于他們治國理念的根本不同。</p><p class="ql-block"> 王安石是一位激進的“國家主義者。他力圖通過一系列大規(guī)模的國家干預政策（如青苗法、市易法）來達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目的，為北宋開辟財源，富國強兵。</p><p class="ql-block"> 司馬光則是一位“民本主義者”。他認為國家不應與民爭利，主張恪守傳統(tǒng)倫理和統(tǒng)治秩序，推崇“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反對王安石的激進變革。</p><p class="ql-block"> 而蘇軾，在政治上更像一個務實主義者”。他看到了社會的積弊，但也敏銳地察覺到新法在執(zhí)行過程中產生的諸多問題（如青苗法變成強制借貸），因此對變法提出批評。但在司馬光盡廢新法時，他又能依據(jù)實際情況，反對全盤否定新法，展現(xiàn)了他不盲從的獨立政見。</p> <p class="ql-block"> 下面講入這篇短文的第二部分，這幾位杰出人物的“私誼與風范”</p><p class="ql-block"> 盡管政治斗爭激烈，但并未使他們的私人關系徹底破裂，反而在歷史上留下了許多彰顯其人格魅力的佳話。</p><p class="ql-block"> 1.王安石與司馬光</p><p class="ql-block"> 兩人早年同朝為官，私交甚篤，與呂公著、韓維并稱“嘉祐四友”。即便后來因變法勢同水火，但在人格上仍互相信任。司馬光評價王安石“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zhí)拗耳”；王安石則稱司馬光為“君子人也”。他們還有許多共同的生活理念，如生活簡樸、不慕名利、不納小妾等。</p><p class="ql-block"> 2.王安石與蘇軾：</p><p class="ql-block"> 蘇軾因反對新法被貶，后又因“烏臺詩案”身陷囹圄，性命堪憂。此時，已罷相的王安石挺身而出，上書營救，直言“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 蘇軾途經江寧時，特地拜訪退休的王安石。兩人拋開政見，詩文唱和，暢談佛學，惺惺相惜。</p><p class="ql-block"> 3.“蘇軾與司馬光”：</p><p class="ql-block"> 司馬光曾是蘇軾兄弟的主考官，按照科舉慣例，蘇軾兄弟應該算是司馬光的“門生”，與蘇家有著“持續(xù)二十年的友誼”。司馬光去世后，蘇軾飽含感情地為其撰寫了《司馬溫公行狀》，并奉旨為司馬光撰寫了神道碑文（即后來的“杏花碑”），文中稱贊他“公亦無我，惟民是度”。</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君子之交“和而不同”的現(xiàn)代啟示</p><p class="ql-block"> 王安石、司馬光、蘇軾之間的交往，為我們提供了超越簡單二元對立的思考維度</p><p class="ql-block"> 1. 政見與人格可以分離。 </p><p class="ql-block"> 他們的這種特別的交往深刻詮釋了“君子和而不同”。在政治問題上，他們據(jù)理力爭，毫不退讓，但這并不妨礙他們看到對方道德文章和人格魅力上的閃光點。</p><p class="ql-block"> 2.爭論的焦點是“公義”而非“私利”。</p><p class="ql-block"> 他們的爭論核心是治國理念的路徑分歧，即何種方式才能真正有利于國家與百姓（盡管他們對“利”的定義不同），而非為了個人權勢或集團利益。這種基于理念的爭斗，與后世純粹的利益黨爭有本質區(qū)別。</p><p class="ql-block"> 3.寬容與理性的珍貴。</p><p class="ql-block"> 盡管他們的爭執(zhí)最終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黨爭，但他們在紛爭過程中所展現(xiàn)的相互尊重、不進行人身攻擊的底線（例如司馬光竭力反對給王安石扣上“奸邪”的帽子），在今天看來依然尤為珍貴。</p>